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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中国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以及本田罢工事件已经为中国现有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了调整期,这也标示着收入分配不公已达到低收入者忍耐之极限。从这些事件中,中国政府应该看到,收入的两极分化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关键词】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6月1日,富士康的十多跳迫使该公司为大陆的80多万员工加薪30%,一线工人工资提高到每月1200元。6月4日,南海广本工人在经过两个多礼拜的大罢工后,厂方同意将工人工资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提高35%,每月约增加500元。随后,富士康提出要在前面为工人加薪30%的基础上再加66%,把工人的基本工资从原来的每月900元,提高到每月2000元。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他们通过罢工或跳楼的形式争取工资,对中国今后的劳资关系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我们更应该疾呼:政府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来注意目前存在的各种不公平。
一、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2007年期间增长大约7%,去年才增加了16%。其实普通工薪族的收入增幅已多年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严重制约其成为消费主体,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又严重打击着公众对社会的信心。在几大利益集团中,有钱的企业主,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垄断企业的工人,有工作和高福利保障的机关,学校和医院的中高层人员,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程度的得利者,这些人加起来占人口比例是少数。广大的蓝领和农民工都是改革过程的弱势群体,占人口的大多数。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持续增大的贫富差距已完全失去邓小平改革初期提倡打破平均主义的先决条件,甚至已经背离新中国建国建党人民当家作主的初衷。现行的收入分配模式,已造成中国基尼系数从1978的0.18上升到2009年的0.48。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从1985年的1.8上升到2009年的3.5。城市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比例由1978年的2.2倍上升到2009年的9倍。這些还是官方能统计出来的数据。非官方的估计认为,中国最高收入10%的人群,他们的不可曝光的收入是公开收入的四倍。由于这些不可曝光的收入严重的掩盖了中国社会目前真正存在的收入差别。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国内行业工资严重不均。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收入不均带来的危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2010年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可能致社会动乱。表明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使极少数“精英”团体高度掌控国民资源。利益集团从政府官员至商贾逐渐融合形成规模,他们共同刮分市场,制造稀缺,哄高房子价格,他们炒大蒜,炒绿豆,从中牟取暴利。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收入不均带来的危害:(1)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只能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2)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甚至畸形发展。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而产生了一些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影响着社会稳定。(3)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引发群体性事件。超过了一些低收入的人心理承受力,就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近年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多源于民怨太深。
三、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措施
第一,要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农村是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因此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维护失地农民利益。要关注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失地农民以合理补偿,对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要做出妥善安排。大力发展农村建设,使广大农村劳动力能就地非农化,缩小并最终消灭城乡差别。
第二,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资源。例如,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增加扶贫支出,提高扶贫标准;在劳动力价格上,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资及时发放;在信贷政策上,要给低收入者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由政府给银行贴息;在税收政策上,要对贫困人口和下岗失业职工从事的商业活动减免营业税和其他税费等等。大力提高或帮助提高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基本条件,如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第三,要实行教育平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给予贫困家庭青少年求学机会。要举办各种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班,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要鼓励和帮助家庭贫困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建议国家参照建国后长期实行的助学金制度,对农村贫困学生和城市低保家庭的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度。
第四,完善二次分配机制,尽快完善国家福利制度,据经济学家测算,每在社会保障投入一分钱,将带来十倍的消费预期。必须加大医疗救助力度。这既是帮助群众解除伤病痛苦的需要,也是保护社会劳动力的需要。
第五,通过完善法治,积极引导,为更多先富人群和慈善组织回馈社会创造前提。鼓励发展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在税收上给予捐款者以优惠,发挥慈善公益组织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
第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尽量裁撤冗员,并将其隐形福利待遇消弭,实现收入真正公开化。
第七,深化体制改革,为市场真正的主体——中小企业运营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推动各项维护劳工权益法规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破除垄断,给民营企业赋予国民待遇,减低其税负,创造更好的运营环境并积极鼓励其创新升级,进而完善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带动外资企业将更先进更有利润增长空间的产业引入中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第八,以节约资源和能源,就业最大化,技术进步最大化为原则,大力改善和调整工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中国应当加大产业改革的步伐,逐步淘汰三高产业,通过税收等手段平衡居民收入分配。发展第三产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更多就业岗位。政府能做的,就是要在如何提高市场竞争力上下功夫,营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以保证国家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6月1日,富士康的十多跳迫使该公司为大陆的80多万员工加薪30%,一线工人工资提高到每月1200元。6月4日,南海广本工人在经过两个多礼拜的大罢工后,厂方同意将工人工资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提高35%,每月约增加500元。随后,富士康提出要在前面为工人加薪30%的基础上再加66%,把工人的基本工资从原来的每月900元,提高到每月2000元。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他们通过罢工或跳楼的形式争取工资,对中国今后的劳资关系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我们更应该疾呼:政府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来注意目前存在的各种不公平。
一、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2007年期间增长大约7%,去年才增加了16%。其实普通工薪族的收入增幅已多年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严重制约其成为消费主体,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又严重打击着公众对社会的信心。在几大利益集团中,有钱的企业主,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垄断企业的工人,有工作和高福利保障的机关,学校和医院的中高层人员,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程度的得利者,这些人加起来占人口比例是少数。广大的蓝领和农民工都是改革过程的弱势群体,占人口的大多数。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持续增大的贫富差距已完全失去邓小平改革初期提倡打破平均主义的先决条件,甚至已经背离新中国建国建党人民当家作主的初衷。现行的收入分配模式,已造成中国基尼系数从1978的0.18上升到2009年的0.48。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从1985年的1.8上升到2009年的3.5。城市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比例由1978年的2.2倍上升到2009年的9倍。這些还是官方能统计出来的数据。非官方的估计认为,中国最高收入10%的人群,他们的不可曝光的收入是公开收入的四倍。由于这些不可曝光的收入严重的掩盖了中国社会目前真正存在的收入差别。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国内行业工资严重不均。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收入不均带来的危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2010年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可能致社会动乱。表明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使极少数“精英”团体高度掌控国民资源。利益集团从政府官员至商贾逐渐融合形成规模,他们共同刮分市场,制造稀缺,哄高房子价格,他们炒大蒜,炒绿豆,从中牟取暴利。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收入不均带来的危害:(1)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只能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2)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甚至畸形发展。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而产生了一些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影响着社会稳定。(3)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引发群体性事件。超过了一些低收入的人心理承受力,就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近年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多源于民怨太深。
三、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措施
第一,要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农村是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因此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维护失地农民利益。要关注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失地农民以合理补偿,对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要做出妥善安排。大力发展农村建设,使广大农村劳动力能就地非农化,缩小并最终消灭城乡差别。
第二,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资源。例如,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增加扶贫支出,提高扶贫标准;在劳动力价格上,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资及时发放;在信贷政策上,要给低收入者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由政府给银行贴息;在税收政策上,要对贫困人口和下岗失业职工从事的商业活动减免营业税和其他税费等等。大力提高或帮助提高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基本条件,如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第三,要实行教育平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给予贫困家庭青少年求学机会。要举办各种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班,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要鼓励和帮助家庭贫困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建议国家参照建国后长期实行的助学金制度,对农村贫困学生和城市低保家庭的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度。
第四,完善二次分配机制,尽快完善国家福利制度,据经济学家测算,每在社会保障投入一分钱,将带来十倍的消费预期。必须加大医疗救助力度。这既是帮助群众解除伤病痛苦的需要,也是保护社会劳动力的需要。
第五,通过完善法治,积极引导,为更多先富人群和慈善组织回馈社会创造前提。鼓励发展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在税收上给予捐款者以优惠,发挥慈善公益组织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
第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尽量裁撤冗员,并将其隐形福利待遇消弭,实现收入真正公开化。
第七,深化体制改革,为市场真正的主体——中小企业运营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推动各项维护劳工权益法规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破除垄断,给民营企业赋予国民待遇,减低其税负,创造更好的运营环境并积极鼓励其创新升级,进而完善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带动外资企业将更先进更有利润增长空间的产业引入中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第八,以节约资源和能源,就业最大化,技术进步最大化为原则,大力改善和调整工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中国应当加大产业改革的步伐,逐步淘汰三高产业,通过税收等手段平衡居民收入分配。发展第三产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更多就业岗位。政府能做的,就是要在如何提高市场竞争力上下功夫,营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以保证国家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