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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东野圭吾这个作家
大约12年前，我大学二年级的学期联考。在我这个平时不怎么用功的学生恶补课程的休憩时，发现了表弟放在桌旁的某一本《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未曾想，这本叫做《飞机关驿杀人事件》的漫画就如同蛛网般牢牢吸附住我的目光。
这一次不经意地触及金田一一，给我带来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我在那次考试的复习之时疯狂K书，只不过K的是当时可以看到的整个系列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以致于那次考试被杀得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第二个后果是从那时开始，我成了一个不太够格的推理小说书迷。
其实，就好像此后受到日剧《绅士刑警》与日系漫画《名侦探柯南》影响而加入到推理迷行列中来的读者一样，这样的经历并不稀奇。所以说，有的时候，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对读者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对我而言，《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是这样的作品，东野圭吾是这样的作家。
回到开始广泛阅读推理小说的前几年，欧美黄金期、冷硬私探、犯罪、悬疑、惊悚、冒险、间谍、反推理；日本本格、新本格、社会派；以及科幻推理、历史推理，甚至科普推理，阅读的种类渐渐丰富、各类型作家的创作手法渐渐谙熟于胸的时候，当初那些吸引自己进入推理小说圣殿的惊人诡计(庞大繁复与巧妙精致的)与缜密的逻辑推敲慢慢的不再显得那么新鲜有趣，有的时候看一部作品的开始就大概知道情节会怎么发展。
更可怕的是，作者的书写模式本身开始让人觉得有些厌倦，每年有那么多的推理小说出炉，大体上却一成不变，或者有那么一小点的变化就立即为很多人抄袭并速速“发扬光大”，即刻失去了新鲜。
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推理小说的每一种模式，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始终符合新生、壮大、成熟、颠峰、式微、衰败然后寻求新的变革的客观规律，没有这种循环，新的推理小说类型就不可能出现，推理小说的继续生存也不存在土壤。当下，让我看到了使推理小说能够在新的世纪中留存并且继续发展的作者不出三五人(但也许是我目光短浅只看到了三五人)，在这三五人中，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作品质量最有保障且新作源源不断的说是东野圭吾，恐怕不作第二人想。
翻开东野圭吾的创作史，最难能可贵的是，从1985年夺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的《放学后》开始，东野圭吾的作品就鲜有重复性的，像不久前夺得第134届直木奖的《嫌疑犯X的献身》这样的作品，你可能很难再一次读到类似的。
其实，如果说看待东野圭吾的成就，仅仅只用《放学后》与《嫌疑犯X的献身》这样的大奖作来衡量的话，实在是太肤浅可笑了。因为，在东野20余年几十部作品的创作生涯中，你很难去选择他的作品哪部更出色一点。这倒并非说他的作品都长得一般无二，原因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作品类型各异，只要你想得到的推理小说可以涉足的模板以及推理小说本身不可能涉足的领域，都让他游荡了一番，还做得像模像样，煞有介事。
这样说吧，在现在能看到的中文译本中(台陆两地)：本格解谜与写实结合的《放学后》、《卒业——雪月花杀人事件》、《嫌疑犯X的献身》；颠覆性暴风雪山庄模式且带有些叙述性诡计分格的《雪地杀机》；本格解谜类结局极具意外感的写实类悬疑小说《宿命》、《恶意》；结局极具颠覆性的犯罪小说《绑架游戏》、《湖边凶杀案》；黑色嘲讽类的《名侦探的规条》、《超·杀人事件》(前者嘲讽本格推理，后者嘲讽推理小说创作圈)；科学解谜类的《侦探伽利略》、《预知梦》；爱情亲情类的《秘密》；探讨性向问题的《单恋》；描述犯罪共同体的《白夜行》；探讨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三步曲《杀人之门》(人性纠葛)《信》(人格歧视)《彷徨之刃》(刑罚尺度)；这些作品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符合或者稍高于当时热点问题的，东野圭吾文笔朴素，但是作品结尾处总是留下余韵，那种困顿处境中的无奈与挣扎，常令人唏嘘不已。
如果说推理小说的核心是解谜，那么东野圭吾的作品在解谜之后又往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悬疑(比方人性的善恶之谜、性别认同之谜、亲情伦理之谜、不同立场下的宽恕惩罚抉择之谜等等)，这些谜题，在小说中无法解决，在现实中也更是难题。
于是，东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很长一段时间后依然会有念兹在兹，莫或能忘的感觉。所以，在一个需要变革的推理小说的不安定期，永远在创新变革的东野圭吾的作品反而成了安定感最强，最让人不厌倦的。就像张学友的歌，有多少支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但却都是“每一首都不同，却每一首都很好听”的。
湖边凶杀的理由与《湖边凶杀案》的理由
《湖边凶杀案》是一个朴素到家的书名，但读完之后给人的感觉却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花上一两个小时，一气呵成地看完，首先的感觉是：如同东野圭吾这样会写故事的，当下真的找不到几个。这虽然是一本犯罪题材的惊悚悬疑小说，真正映现的却是源于亲子之爱的相互牺牲。
不过，不要被那么严肃的命题吓倒，以为这是十分难以卒读的作品。实际上，《湖边凶杀案》实在是没有一丝半毫絮言的作品，紧凑的快节奏，出乎意料的几度转折，别具一格的书写模式。就戏剧张力而言，就故事构架来说，在东野圭吾的作品表中，本书的价值有一点被忽视，但对我来说，《湖边凶杀案》给我的感觉始终是独一无二的。
作品的前半部分，由于继子的私立初中考试将临，父母陪同孩子一起参加在郊外别墅中的考前辅导，並木俊介驱车前去参与聚会。聚会中途，赶来与俊介私会的情人竟被杀害了。显然，东野并不是要设置一个如很多推理小说那样的猜凶手——WHO DONE IT?——的模式，而是，立即让凶手显露原形!那么后续会如何发展?
就像一切成功犯罪小说，无论最终罪行是否败露，情节发展过程中就是要让读者将自己带入到书中犯罪主体的情境中去，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跳，享受别样的紧张刺激之感。《湖边凶杀案》的前半部分正是这样成功的快节奏犯罪小说，弃尸计划、不在场证明、像模像样的欲盖弥彰，在东野笔下虽然朴实却充满速度与张力。
然而，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复习迎考，而甘心沦为同犯的三个家庭的意志与决心，不但让原本为了不使丑闻曝光而参与毁灭证据的俊介感到疑惑，读者一定也深深地陷入到困惑不安中。计划越是周详，越是让人不安起来，难道不想影响到孩子的考试就是唯一的理由?是不是这前半部分的描写又是东野圭吾为了制造那不可思议的结局所用的铺垫呢?于是我们知道，我们期待，我们必不会失望的是一定有一个理由，一定有一个像《恶意》、像《嫌疑犯X的献身》、像《杀人之门》，甚至像没有谋杀发生的《信》中那样临近结尾醍醐灌顶似的振颤等着我们。
我想，在新世纪的社会派小说中，一定还是要有一个理由，也许我们未必在日常的琐碎中留心到那些身处阴暗角落的灵魂，但只要不是随机杀人、“快乐犯罪”，总是需要某些理由的不是吗?要不然，我们也就只能是一个个孤立无助的角色，要不然对于犯罪的抑制我们还有什么信心?要不然社会派也只能让位于犯罪小说不是吗?要不然连最后一丝从黑暗中呼唤起良知的可能也不存在了不是吗?
台湾商周出版社在封面文案上说本作是“总是从知道犯人之后故事才真正开始的东野魔术，又一代表作”，我想在这里说，这是一个华丽的魔术。这个魔术的结尾，俊介通过现场的一处证据，完全逆转了原先的案情解读。
就像《雪山飞狐》中胡斐犹豫不知该不该砍下去的一刀，作者根本不需要带来一个明确的凶手身份，不用亲口宣扬灌输，我们已经了然他要说什么，推理小说到了这样的打破往昔格式的地步，读者所感受到的依然是甘醇的回味。
本来想给本书定性为犯罪／悬疑／社会，可是终究觉得，东野的作品依然是解谜的，很好看的解谜。除了本格之外，动机之谜，行为之谜，甚至人生之谜，只要去解，不都是解谜吗?
推理推理，为什么不可以是推出些道理?
大约12年前，我大学二年级的学期联考。在我这个平时不怎么用功的学生恶补课程的休憩时，发现了表弟放在桌旁的某一本《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未曾想，这本叫做《飞机关驿杀人事件》的漫画就如同蛛网般牢牢吸附住我的目光。
这一次不经意地触及金田一一，给我带来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我在那次考试的复习之时疯狂K书，只不过K的是当时可以看到的整个系列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以致于那次考试被杀得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第二个后果是从那时开始，我成了一个不太够格的推理小说书迷。
其实，就好像此后受到日剧《绅士刑警》与日系漫画《名侦探柯南》影响而加入到推理迷行列中来的读者一样，这样的经历并不稀奇。所以说，有的时候，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对读者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对我而言，《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是这样的作品，东野圭吾是这样的作家。
回到开始广泛阅读推理小说的前几年，欧美黄金期、冷硬私探、犯罪、悬疑、惊悚、冒险、间谍、反推理；日本本格、新本格、社会派；以及科幻推理、历史推理，甚至科普推理，阅读的种类渐渐丰富、各类型作家的创作手法渐渐谙熟于胸的时候，当初那些吸引自己进入推理小说圣殿的惊人诡计(庞大繁复与巧妙精致的)与缜密的逻辑推敲慢慢的不再显得那么新鲜有趣，有的时候看一部作品的开始就大概知道情节会怎么发展。
更可怕的是，作者的书写模式本身开始让人觉得有些厌倦，每年有那么多的推理小说出炉，大体上却一成不变，或者有那么一小点的变化就立即为很多人抄袭并速速“发扬光大”，即刻失去了新鲜。
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推理小说的每一种模式，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始终符合新生、壮大、成熟、颠峰、式微、衰败然后寻求新的变革的客观规律，没有这种循环，新的推理小说类型就不可能出现，推理小说的继续生存也不存在土壤。当下，让我看到了使推理小说能够在新的世纪中留存并且继续发展的作者不出三五人(但也许是我目光短浅只看到了三五人)，在这三五人中，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作品质量最有保障且新作源源不断的说是东野圭吾，恐怕不作第二人想。
翻开东野圭吾的创作史，最难能可贵的是，从1985年夺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的《放学后》开始，东野圭吾的作品就鲜有重复性的，像不久前夺得第134届直木奖的《嫌疑犯X的献身》这样的作品，你可能很难再一次读到类似的。
其实，如果说看待东野圭吾的成就，仅仅只用《放学后》与《嫌疑犯X的献身》这样的大奖作来衡量的话，实在是太肤浅可笑了。因为，在东野20余年几十部作品的创作生涯中，你很难去选择他的作品哪部更出色一点。这倒并非说他的作品都长得一般无二，原因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作品类型各异，只要你想得到的推理小说可以涉足的模板以及推理小说本身不可能涉足的领域，都让他游荡了一番，还做得像模像样，煞有介事。
这样说吧，在现在能看到的中文译本中(台陆两地)：本格解谜与写实结合的《放学后》、《卒业——雪月花杀人事件》、《嫌疑犯X的献身》；颠覆性暴风雪山庄模式且带有些叙述性诡计分格的《雪地杀机》；本格解谜类结局极具意外感的写实类悬疑小说《宿命》、《恶意》；结局极具颠覆性的犯罪小说《绑架游戏》、《湖边凶杀案》；黑色嘲讽类的《名侦探的规条》、《超·杀人事件》(前者嘲讽本格推理，后者嘲讽推理小说创作圈)；科学解谜类的《侦探伽利略》、《预知梦》；爱情亲情类的《秘密》；探讨性向问题的《单恋》；描述犯罪共同体的《白夜行》；探讨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三步曲《杀人之门》(人性纠葛)《信》(人格歧视)《彷徨之刃》(刑罚尺度)；这些作品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符合或者稍高于当时热点问题的，东野圭吾文笔朴素，但是作品结尾处总是留下余韵，那种困顿处境中的无奈与挣扎，常令人唏嘘不已。
如果说推理小说的核心是解谜，那么东野圭吾的作品在解谜之后又往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悬疑(比方人性的善恶之谜、性别认同之谜、亲情伦理之谜、不同立场下的宽恕惩罚抉择之谜等等)，这些谜题，在小说中无法解决，在现实中也更是难题。
于是，东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很长一段时间后依然会有念兹在兹，莫或能忘的感觉。所以，在一个需要变革的推理小说的不安定期，永远在创新变革的东野圭吾的作品反而成了安定感最强，最让人不厌倦的。就像张学友的歌，有多少支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但却都是“每一首都不同，却每一首都很好听”的。
湖边凶杀的理由与《湖边凶杀案》的理由
《湖边凶杀案》是一个朴素到家的书名，但读完之后给人的感觉却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花上一两个小时，一气呵成地看完，首先的感觉是：如同东野圭吾这样会写故事的，当下真的找不到几个。这虽然是一本犯罪题材的惊悚悬疑小说，真正映现的却是源于亲子之爱的相互牺牲。
不过，不要被那么严肃的命题吓倒，以为这是十分难以卒读的作品。实际上，《湖边凶杀案》实在是没有一丝半毫絮言的作品，紧凑的快节奏，出乎意料的几度转折，别具一格的书写模式。就戏剧张力而言，就故事构架来说，在东野圭吾的作品表中，本书的价值有一点被忽视，但对我来说，《湖边凶杀案》给我的感觉始终是独一无二的。
作品的前半部分，由于继子的私立初中考试将临，父母陪同孩子一起参加在郊外别墅中的考前辅导，並木俊介驱车前去参与聚会。聚会中途，赶来与俊介私会的情人竟被杀害了。显然，东野并不是要设置一个如很多推理小说那样的猜凶手——WHO DONE IT?——的模式，而是，立即让凶手显露原形!那么后续会如何发展?
就像一切成功犯罪小说，无论最终罪行是否败露，情节发展过程中就是要让读者将自己带入到书中犯罪主体的情境中去，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跳，享受别样的紧张刺激之感。《湖边凶杀案》的前半部分正是这样成功的快节奏犯罪小说，弃尸计划、不在场证明、像模像样的欲盖弥彰，在东野笔下虽然朴实却充满速度与张力。
然而，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复习迎考，而甘心沦为同犯的三个家庭的意志与决心，不但让原本为了不使丑闻曝光而参与毁灭证据的俊介感到疑惑，读者一定也深深地陷入到困惑不安中。计划越是周详，越是让人不安起来，难道不想影响到孩子的考试就是唯一的理由?是不是这前半部分的描写又是东野圭吾为了制造那不可思议的结局所用的铺垫呢?于是我们知道，我们期待，我们必不会失望的是一定有一个理由，一定有一个像《恶意》、像《嫌疑犯X的献身》、像《杀人之门》，甚至像没有谋杀发生的《信》中那样临近结尾醍醐灌顶似的振颤等着我们。
我想，在新世纪的社会派小说中，一定还是要有一个理由，也许我们未必在日常的琐碎中留心到那些身处阴暗角落的灵魂，但只要不是随机杀人、“快乐犯罪”，总是需要某些理由的不是吗?要不然，我们也就只能是一个个孤立无助的角色，要不然对于犯罪的抑制我们还有什么信心?要不然社会派也只能让位于犯罪小说不是吗?要不然连最后一丝从黑暗中呼唤起良知的可能也不存在了不是吗?
台湾商周出版社在封面文案上说本作是“总是从知道犯人之后故事才真正开始的东野魔术，又一代表作”，我想在这里说，这是一个华丽的魔术。这个魔术的结尾，俊介通过现场的一处证据，完全逆转了原先的案情解读。
就像《雪山飞狐》中胡斐犹豫不知该不该砍下去的一刀，作者根本不需要带来一个明确的凶手身份，不用亲口宣扬灌输，我们已经了然他要说什么，推理小说到了这样的打破往昔格式的地步，读者所感受到的依然是甘醇的回味。
本来想给本书定性为犯罪／悬疑／社会，可是终究觉得，东野的作品依然是解谜的，很好看的解谜。除了本格之外，动机之谜，行为之谜，甚至人生之谜，只要去解，不都是解谜吗?
推理推理，为什么不可以是推出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