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31日，作为“北京现代音乐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于北京音乐厅演出了一台以“岭南变奏”为标题的大型民族音乐会，受到了首都听众的热烈欢迎。近年来，在首都舞台上真正受到欢迎的民族音乐会并不多，缘何广东的“岭南变奏”受到欢迎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广东”印象
　　
　　广东是举世闻名的广东音乐发祥地，20世纪30年代风靡全国，家喻户晓，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如吕文成、何大傻等。广东是侨乡，通过华侨又将广东音乐的影响扩展到世界各地，几乎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听到广东音乐。广东作为民乐大省，应说当之无愧，何况还有潮州音乐、粤剧、客家音乐等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广东从来就没有一支有规模、有影响、有质量、能打出品牌的民族乐团。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全国音乐周广东代表团的演出。以刘天一先生担任主奏的一曲《鱼游春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反响格外强烈。当时还有黄锦培、方汉等名家参与，至今我还记得演出时的情景和细节。另一次是1978年，中国艺术团“文革”后首访美国，临行前在天桥剧场汇报演出。其中有一档节目是以新生代高胡演奏家余其伟为主奏的“五架头”，非常醒目、突出，广东音乐有这么多优秀的传人，真是大有希望。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多年来看不到较完整的“广东民族乐团”。不是团长更迭频繁就是编制不齐，再加上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比内地发达，建立民族乐团的重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正因有这些历史上的印象，看了这台“岭南变奏”才感到震撼、兴奋、喜出望外。这是一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变奏”，是一台喜人的“变奏”、成功的“变奏”。
　　
　　二、演出印象
　　
　　 从整体上观察，不难看出，广东民族乐团的立团之本是为了在新时期打造“广东音乐”新品牌。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广东音乐（不局限单一乐种）需要有一支完整过硬的专业队伍；重新整合这个团是为了以新的理念、新的风貌弘扬以广东音乐为主体的民族管弦乐艺术。从“岭南变奏”的演出中，可以领悟到这些新的理念。
　　1. 有着坚实齐整的乐队阵容。60人左右很得体。关键是合奏的整体水准，没必要同类乐器为了“族群化”作更多的重复，非要扩至七八十人。
　　2. 从乐队各声部的技术实力和整体的契合能力以及演绎作品的实效上看，这个乐团的综合水平堪称一流。
　　3. 虽然满台年轻人，但颇具职业演奏家的气质和风范。近年来一些职业团队在演出舞台上的严肃性已经弱化了，相比之下广东民族乐团的艺术作风值得钦佩和赞赏。如果在此基础上，谋求持续性发展，加强队伍和曲目建设，不断充实与完善，这个团队的前景十分看好。
　　客席指挥、音乐总监刘顺先生对这台节目的艺术质量把握得很到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的指挥技法娴熟、准确，动作效果显著，为这场音乐会增辉添彩是毋庸置疑的。试想，如果广东民族乐团有这样一位“非客席”该是什么局面？所以，任何一个乐团都应有一位有水平或高水平的常任指挥。指挥应对团队进行长期的训练和音响整合，这对民族管弦乐队尤为重要。
　　
　　三、作品印象
　　
　　 叶小纲教授亲率自己的高徒博士生、硕士生为这台“变奏”“量身打造”，这一行动本身就令人刮目相看。整台作品是用现代作曲技法托起广东音乐这一脍炙人口的传统乐种。新的音响组合、新的创作思维，但又不乏民族音乐元素。这种大胆的尝试是有价值的，它摆正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不是单纯炫耀技法，为技法而技法，而是将现代技法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所用。改革开放这20多年以来，各种式样的作品目不睱接，优劣参半，忧喜参半。有的作品除乐器是中国的却听不出来作品是哪个国家的;有的作品是为了猎奇 “怪招”迭出;实在无招就以哗众取宠的拙劣表演来弥补。音乐创作归根结底是艺术行为，是供人们欣赏的，有良知的作曲家是不能用“作品”愚弄听众的。叶小纲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借用“岭南变奏”这一契机上了一堂十分生动的“实验课”，其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的民族管弦乐艺术绝不能死守传统，必须创新。时代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不进则退，不面对现实、不紧跟时代就要落伍，落远了，后果难以预料。值得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教授不断加盟民乐创作。而今叶小纲教授不仅亲自动笔而且还带上这么多博士、硕士加盟民乐的创作实践，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至于哪首作品更好一些，创作中还存在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无须赘述。深信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定会认真总结，在长期大量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精品。
　　朴东生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