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秋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批文件资料共20箱2万多件,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和会议记录;有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有中央各项决议、决定、纲领、宣言及通电、通告;有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有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有中央出版的党内报刊;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手稿等。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革命活动和历史面貌,弥足珍贵。
　　
　　受命于危难时刻
　　
　　1929年8月,陈为人从满洲省委调到上海,在中央军委举办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1931年春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犯逮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1932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行将奔赴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突然来到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看望陈为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就是请你担负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神情凝重,接着说:“我知道你出狱不久,身体有病,但情况危急啊!你的任务就是建立秘密文库。”“如何开展工作?”陈为人问。“我党的重要文献只剩下这一套了,为了保证文库的绝对安全,你由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领导,负责文库的具体工作,你夫人为交通员,单线与张唯一同志联系。”周恩来站立起来,一手紧握陈为人的手,一手轻拍为人瘦削的肩膀,“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
　　原来,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现“三套制”(一式三份),一套存秘书处的文件保管处,也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一套由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保存,后来委托共产国际代管;另一套是中央委托顾顺章代存,后来顾被捕叛变,为不连累家人,并未透露文件之事,偷偷派人将文件秘密销毁了。
　　中央档案库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的这套文件是我党极为重要的机密,是党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结晶,是革命进程的见证。时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周恩来得知陈为人担任书记时的中共满洲材料保存较多,联系到陈为人办《上海报》时编印的周年纪念册,一个沉稳踏实、机智勇敢的战士形象凸现出来,于是就径直找陈为人来了。
　　
　　誓与文库共存亡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接受任务后,很快选定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库址。妻子韩慧英则被安排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教员,协助为人的工作。他把文库装扮成了一个富商家庭的模样,对外则以一个湘绣店作掩护。
　　陈为人严守工作纪律,他驻守文库,不与任何人有关系,韩慧英则由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即张唯一)的人单线联系,负责文件的运进和调出。为了安全,他们还得时常搬家,哪怕是遇到了一个没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也要马上转移。为便于文件的搬运和安全,陈为人想尽了办法,他把厚纸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密写在小说、报刊杂志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把文件的空白纸剪掉……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剪抄、归类、装订成册,终于把原有的20箱文件压缩成6箱,最后又把6箱压缩成了4箱。
　　1935年2月,敌人在一个晚上就破坏了中共的9个活动据点,位于上海法租界雷米路汀家弄文安坊6号的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警探和特务的突然袭击,书记黄文杰等30多位同志被捕。秘书处负责人“张老太爷”(张唯一)来不及将二楼窗口扬起一角(表示安全)的窗帘放下就被敌人抓捕。
　　“张老太爷”机关出事一天后,韩慧英不见张按时来家送取文件,而一份上级调阅的文件和经费支出预决算表必须送出。因此,她决定次日按时前往张处看看情况。这天,韩慧英小心翼翼地来到张的住处,她习惯地举目一望,只见二楼窗户那暗红色的窗帘仍然悬挂着并扬起一角。韩慧英上前一步,按约定暗号两重两轻地敲门3次。敲了一遍又一遍……一种不祥的兆头涌上心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醒她,此时万万不可转身离去,于是她继续敲门。门终于开了,闪出两个特务,前后挟持着将她拽进屋里。此时,屋内上下三层已空无一人,纸屑杂物狼藉一地,室内家具东倒西歪,柜子全被打开,置放在墙角的几个皮箱不见了。韩慧英被押到了法租界巡捕房。两个特务将她带到审讯室,法国警官对这位“乡巴佬女人”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审问,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将她引渡到了中国警察局,关进龙华监狱。
　　天色很晚了,陈为人仍不见妻子回来,他断定妻子出事了。他无暇考虑营救之事,闪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搬家,转移中央文库。按上级规定,文库必须是单栋房子,而当时在上海租用单栋房子必修有铺保。次日,他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才用每月30元的高价租下小沙渡路康脑脱路口(今西康路康定路口)合兴坊15号一栋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的所有文件。由于妻子被捕,陈为人除了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身边3个幼小的孩子。为人不能从组织中得到指示和经费,生活十分困难,一天只能吃两餐红薯充饥,一家人常常是在半饱半饿中度日。但为了不暴露身份,瞒过楼下房东,仍然要装成十分富有的样子。陈为人每次在楼下煮好红薯后,就把一片干鱼盖在上面,再往楼上端,快到楼上进门时,又把那片干鱼收藏起来,怕不懂事的孩子看见抢着吃。就这样,那片干鱼片用了一个月之久。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了问题,为人急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鲁迅帮忙,找何香凝及冼星海的岳父借钱。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为了维持最低生活,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但一楼的豪华家具却完整地存放着,仍像富商人家。白天,陈为人偶尔外出,还得衣冠楚楚显示阔绰。为了掩护机关,组织完整“家庭”,他找到了从前在狱中结识的李沫英,让她住进来充当家庭主妇。这样勉强支撑几个月后,迫不得已,他给当时在河北保定一所小学教书的妻妹韩慧如写信,告以姐姐“病重”,要她前来“看望”。
　　1935年夏,韩慧如来到了上海陈为人住处,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将自己仅有的300块银元给陈为人交了房租,并留下来帮陈为人照顾孩子。
　　由于韩慧英被捕时随口改名王英,并趁敌不备,机智地将文件丢在地下的书籍纸堆里混杂了,因此敌人从她身上和口中得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于1935年底将其释放。韩慧英出狱后经李沫英介绍,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她一边教书维持生活,一边暗中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终于通过罗叔章和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联系上了。此时的徐强,受党的委托也在四处寻访陈为人。
　　1936年初秋的一天,陈为人与徐强见面了。徐强看到陈为人肺病非常严重,身体瘦弱,心里十分难过,断然决定将中央文库移交特科保管,并立即将文件秘密转移。
　　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按照中央安排将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交给另一同志。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生活艰辛,长期缺乏营养,肺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陈为人的病严重恶化,经常大口大口吐血。
　　党组织得知陈为人病情严重,立即送他到广慈医院治疗。但没住几天,他就提着住院的什物回家了。慧英知道他是不想让组织为他治病多花钱,而影响其他同志的生活。
　　为了抢救他的生命,组织上把慧英找去,对她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不久,陈为人的肺病再次复发,1937年3月12日晚9时,陈为人艰难地走完了战斗的人生历程,时年38岁。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