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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随着“大视导”活动的持续开展，让人最为忧心的是活动能不能达到推动工作的效果。视导的团队里聚集诸多优秀的教师、校长、教研员和教育专家，设计如此多样的视导形式和内容，如果对一个县区的教育和教育人没有触动和促进，这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
我们深知，一个地方教育的改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县区开展一次活动，即使组织工作做得再好，对县区教育的促进也是有限的，也许当时参与的校长、教师和管理者有所触动，但是回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视导活动对他们的观念、思想和行动是否会真正留下印记，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我们对“大视导”不断地做着总结、反思、改进、提升，但是这种顾虑还是时时萦绕。
视导活动的效果还取决于视导者与被视导者的态度与认识。我一直理解，“大视导”活动是专家与基层教育人共同面对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问题进行的对话、交流与引导，是解决困惑、寻求出路的思想碰撞和观念洗礼，通过碰撞与洗礼，让教育理性回归，让教育常识清晰，让教育思想增值。
但是，行政工作多年的形式主义积习，却让真正的平等对话显得困难。基层教育工作者经常接受上级检查、评估、督导，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为活动而活动，精心地把各种准备工作做到完美，粉饰不足，遮掩问题，凸显亮点，迎合要求，在思想上并没有把这一活动作为学习先进、解决困惑的活动，当然这也是我们整个行政工作的一种流弊。大视导作为行政推进的业务活动，有时也难免遭遇这样的不协调。
变迁
面对一个正在大规模扩张的邻居西安，泾阳这类周边县区的教育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大量的优秀教师流失、学生流动都给县域教育带来巨大冲击。近年来，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的成立和大西安的建设，把包括县城在内的条件最好的5个镇划归西咸新区，包括了四分之一的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是优质资源的“白菜心”，这对泾阳教育又是历史性的影响。这种行政决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好事还是坏事也不得而知，谈论到这一情形，当地的干部们也显得无所适从。
七八年前，泾阳县探索出“四德教育”的德育模式，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尊重他人、争做好事”，用平实的德育途径落实德育目标，在全国产生反响。三年前，泾阳县掀起了一场课改浪潮，在全县推广“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还受邀来听过一场专家报告。这个浪潮现在也不好评说，但是这场课堂教学改革到今天依然余波未平。一周前，泾阳县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的达标验收，这也是教育的一件大事。
视导活动的第一天上午，在三渠镇中心小学、云阳镇中学和兴隆镇小学3所乡村学校，我们看到学校的墙面上都有了“四新四大”的标语，了解到，柞水现场会后咸阳市教育局已经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四新四大”逐步被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所认可并变为行动。
碰撞
每次“大视导”都特别关注座谈会。会上往往会激发出一线教育人思想的火花，经验、成绩、问题、困惑都会在座谈中全盘呈现。这次座谈会三个半小时，为历次时间最长。座谈过程中激发出几个尖锐的问题：
1.课改为什么而焦虑
最先发言的是四位行政领导，县教育局局长卢玮、教研室主任胡小战、督导室主任闫学军、人事股股长郭金峰，都谈到泾阳在课改推进过程中的做法。
2008年泾阳县就开始学习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推行“四环教学法”，人人过关，天天清、月月清。当发现这一教学法过于关注知识学习，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又进行改进，推行“导学究测”教学法。“导学究测”是高效课堂模式化的一种，弊端很多。
从追求教学模式变革的种种行政冲动看，反映了一种教育政绩的焦虑。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校，在课程改革的潮流中，都希望尽快找到通往课改理念和学业成绩的终南捷径，所以通过对全国知名的所谓课改模式进行学习、引进、应用，以期快速见效，但是往往南橘北枳，弊病丛生。
另有一个焦虑，是国情所致。基层教育领导者、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在执行国家课程改革要求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通过行动来领会、践行、落实课程改革的意图，而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与基层教师的执行力、底层社会的教育观、地方教育管理者的政绩观相去甚远，课改实践往往削足适履，亦步亦趋，徒有形式，忽视本质。看似热热闹闹的课程改革，却与课改理念南辕北辙。
课改关键是领会理念，把理念变成教学行为。但是，在一线经常会看到重行为模仿，轻理念反思。最为关键的是，基层课改遇到的种种困惑并不能及时得到权威的指点迷津，甚至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例如至今颇受争议的杜郎口模式，大家有争议，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来自最高层的声音以正视听。
正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失去了判断能力，有时变成了执迷不悟，才会有一些课改“大师”“教父”之类的所谓“专家”四处招摇撞骗，如鱼得水。
2.教学模式及导学案的误导
每次座谈都会遇到关于教学模式的争论，这次也不例外。教学模式像一种时髦的拥有，别人有自己没有会不会落伍呢？
即使不是从事教育工作也会知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因材施教”“以学定教”“模式导致僵化”等理念，但是我们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还在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惑不已，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我也曾反复思考过教学模式的优劣问题，很多地方复制“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虽说把课堂变成以学生的学习为主，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用设计的环节给教师的教学套上一个枷锁未免僵化。
我也曾认为，教学模式只要学校能够驾驭，不作生搬硬套，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过模式的施行要进行文化和制度的整体建构，为模式提供一种支撑和保障，但这种整体性的变革对一线教师和校长来说会力不从心。
我还以为模式只不过是一种成熟教学的捷径，按照专家所言，从“临模”“入模”到“出模”，从教学的必然王国走向教学的自由王国，最终才会带来课堂教学的提升。 而现在我认为，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教师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最优化的教学习惯，用某种固定环节确定教学目标，经过一定的理论包装而形成的教学形式。
但是，关键是来自教师自发形成，还是外在强加。如果是外在强加，便是忽视了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也忽视了教师主导性地位和课堂的生成性价值，教师在组织教学中会按照固化的环节进行，一些生成性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而且外在强加的模式所预设的各种环节长期会形成学习的假象，学生假思考、假讨论、假参与、假学会。模式不是自发、自觉、自为地形成，就会变成清规戒律，很难长久有效。
高效课堂绕不过导学案。导学案的出现，理论依据似乎是把课堂从以教师的“教”为主，变成以学生的“学”为主，传统的教案变成现在的学案，把课堂的生成性学习变成解决学案的预设性问题。导学案的设计者是老师，老师代替学生设计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解决问题，不但忽略了基于教材的深度学习，而且忽略了知识目标之外的其他教学目标。
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也被提及，老厅长吕明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学案的弊端所在，偏离了课改的目标。
现在看来导学案的确有些误人子弟。教学本应以教科书为主，有了导学案，课本被丢到一边。教学本应教给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和过程，让学生形成理解知识的思维方式，有了导学案，只解决了学案上那些孤零零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情感体验全部被知识问题的解决所取代。
3.走偏了的作业
今天的学生家长，没有谁能逃避孩子作业带来的困扰，多亦恼人，少亦恼人。
多年前看过一本美国人艾尔菲·科恩的《家庭作业的迷思》，还写过一篇《可不可以没有作业》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教育文化里不可能去掉作业。但是，作业也不能成为戕害儿童的魔咒。
座谈会上对作业问题引发探讨。王桥镇中心小学校长说，学生作业的问题未被关注，一是作业量大，二是作业试卷化，三是教师布置作业很随意。这真是一个问题。老厅长吕明凯说，出现这些问题是教师普遍不相信教材、不重视教材，教材上本身就有作业，老师却热衷于让学生购买辅导材料，从辅导材料里布置作业，反映了教师的教学观念出了问题，过于强调“知识第一”，最后变成“知识唯一”，忽视了对教材的钻研，对教学的钻研，将作业完成当成学习任务完成。渭南实验小学副校长何焕利，介绍他们的做法是各科教師集体约定作业量，对教师布置作业要进行培训。
看来，作业里面学问大着呢！
4.分层教学利与弊
王桥镇中学校长武进忠介绍，学校针对初三学生的不同学习程度，在数学、英语两个学科实行分层教学，不同层次，不同的辅导内容，学生进步很大。这一做法在座谈会上引发不小争议。宝鸡高新一中的吴文博赞同这一做法，认为这样让学生根据不同程度选择学习的难度，体现因材施教，特别是对整体提高学习成绩的作用很大。
吕厅长否定了这种做法，认为分层教学消极意义明显，弊大于利。特别是失去了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助，相互影响，也没有体现新课程倡导的合作学习，反映出分数至上的观念，会给成绩差的学生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基层教育者和专家的主张分歧，反映了教育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基层做法是现实的，更多的要考虑迎合家长和社会，而专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教育本身应该追求价值性的理想，应该告别功利性。今天的教育已经失去了精神性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消费，一种供求关系，教育者用功利的视角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已成普遍。但是，即使是基层的教育者，也不能失去教育理想主义，当然理想主义不是理想化，理想化的教育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保持教育的理想主义实质是对教育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抗争与超越，让教育不被现实所裹挟，不被世俗所蒙蔽。
我们看到，很多基层老师很敬业，很努力，但是由于自己对教育教学问题缺乏基本的判断和识别，即使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不能自主发现，让学生接受低效的训练，实在让人痛惜。
教育没有理想主义的引领，没有对现实的超越，敬业和努力只会让错误越走越远。
期许
泾阳“大视导”活动最大的变化是邀请到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席建中在管理论坛作报告，以往由市县教育局长报告具有一定的实操性，省教育厅的领导报告高度更高，视野更开阔。报告从党的十九大精神出发，对教育的形势、要求进行辅导。反馈会上，视导组各种意见非常具体全面，成绩和特点，问题和建议，都让人深思。
我感受到的泾阳教育，特点不少：一是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探索，根据学校容量和教师数量，把小学五六年级纳入初中学校教学，有效整合利用了教育资源，还减少了小升初的压力。二是对课程改革能够及时反思改进，完善评价，行政从未缺位。三是探索综合育人的方式，邀请家长课堂授课，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组织学生校外学习，初步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育人的格局。四是落实立德树人“四新四大”全面系统。
每次大视导都会产生一些新想法、新希望，泾阳也不例外。站在新时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同样面临新的发展主题。基础教育的体系已经基本健全，过去追求规模扩大、数量增长和覆盖加大等外在的目标基本完成，现在要向公平质量、内涵品质、精细精致等内在的要求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主要为外在的目标而存在，为救亡图存，为政治纯洁，为经济建设，现在要转向为人的内在需要发展，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今天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树立教育自信，为世界贡献教育发展的中国样板成为内在需求，这些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各级各类教育者共同努力，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尽力而为，教育自信才有力量。
随着“大视导”活动的持续开展，让人最为忧心的是活动能不能达到推动工作的效果。视导的团队里聚集诸多优秀的教师、校长、教研员和教育专家，设计如此多样的视导形式和内容，如果对一个县区的教育和教育人没有触动和促进，这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
我们深知，一个地方教育的改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县区开展一次活动，即使组织工作做得再好，对县区教育的促进也是有限的，也许当时参与的校长、教师和管理者有所触动，但是回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视导活动对他们的观念、思想和行动是否会真正留下印记，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我们对“大视导”不断地做着总结、反思、改进、提升，但是这种顾虑还是时时萦绕。
视导活动的效果还取决于视导者与被视导者的态度与认识。我一直理解，“大视导”活动是专家与基层教育人共同面对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问题进行的对话、交流与引导，是解决困惑、寻求出路的思想碰撞和观念洗礼，通过碰撞与洗礼，让教育理性回归，让教育常识清晰，让教育思想增值。
但是，行政工作多年的形式主义积习，却让真正的平等对话显得困难。基层教育工作者经常接受上级检查、评估、督导，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为活动而活动，精心地把各种准备工作做到完美，粉饰不足，遮掩问题，凸显亮点，迎合要求，在思想上并没有把这一活动作为学习先进、解决困惑的活动，当然这也是我们整个行政工作的一种流弊。大视导作为行政推进的业务活动，有时也难免遭遇这样的不协调。
变迁
面对一个正在大规模扩张的邻居西安，泾阳这类周边县区的教育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大量的优秀教师流失、学生流动都给县域教育带来巨大冲击。近年来，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的成立和大西安的建设，把包括县城在内的条件最好的5个镇划归西咸新区，包括了四分之一的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是优质资源的“白菜心”，这对泾阳教育又是历史性的影响。这种行政决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好事还是坏事也不得而知，谈论到这一情形，当地的干部们也显得无所适从。
七八年前，泾阳县探索出“四德教育”的德育模式，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尊重他人、争做好事”，用平实的德育途径落实德育目标，在全国产生反响。三年前，泾阳县掀起了一场课改浪潮，在全县推广“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我还受邀来听过一场专家报告。这个浪潮现在也不好评说，但是这场课堂教学改革到今天依然余波未平。一周前，泾阳县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的达标验收，这也是教育的一件大事。
视导活动的第一天上午，在三渠镇中心小学、云阳镇中学和兴隆镇小学3所乡村学校，我们看到学校的墙面上都有了“四新四大”的标语，了解到，柞水现场会后咸阳市教育局已经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四新四大”逐步被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所认可并变为行动。
碰撞
每次“大视导”都特别关注座谈会。会上往往会激发出一线教育人思想的火花，经验、成绩、问题、困惑都会在座谈中全盘呈现。这次座谈会三个半小时，为历次时间最长。座谈过程中激发出几个尖锐的问题：
1.课改为什么而焦虑
最先发言的是四位行政领导，县教育局局长卢玮、教研室主任胡小战、督导室主任闫学军、人事股股长郭金峰，都谈到泾阳在课改推进过程中的做法。
2008年泾阳县就开始学习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推行“四环教学法”，人人过关，天天清、月月清。当发现这一教学法过于关注知识学习，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又进行改进，推行“导学究测”教学法。“导学究测”是高效课堂模式化的一种，弊端很多。
从追求教学模式变革的种种行政冲动看，反映了一种教育政绩的焦虑。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校，在课程改革的潮流中，都希望尽快找到通往课改理念和学业成绩的终南捷径，所以通过对全国知名的所谓课改模式进行学习、引进、应用，以期快速见效，但是往往南橘北枳，弊病丛生。
另有一个焦虑，是国情所致。基层教育领导者、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在执行国家课程改革要求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通过行动来领会、践行、落实课程改革的意图，而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与基层教师的执行力、底层社会的教育观、地方教育管理者的政绩观相去甚远，课改实践往往削足适履，亦步亦趋，徒有形式，忽视本质。看似热热闹闹的课程改革，却与课改理念南辕北辙。
课改关键是领会理念，把理念变成教学行为。但是，在一线经常会看到重行为模仿，轻理念反思。最为关键的是，基层课改遇到的种种困惑并不能及时得到权威的指点迷津，甚至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例如至今颇受争议的杜郎口模式，大家有争议，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来自最高层的声音以正视听。
正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失去了判断能力，有时变成了执迷不悟，才会有一些课改“大师”“教父”之类的所谓“专家”四处招摇撞骗，如鱼得水。
2.教学模式及导学案的误导
每次座谈都会遇到关于教学模式的争论，这次也不例外。教学模式像一种时髦的拥有，别人有自己没有会不会落伍呢？
即使不是从事教育工作也会知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因材施教”“以学定教”“模式导致僵化”等理念，但是我们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还在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惑不已，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我也曾反复思考过教学模式的优劣问题，很多地方复制“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虽说把课堂变成以学生的学习为主，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用设计的环节给教师的教学套上一个枷锁未免僵化。
我也曾认为，教学模式只要学校能够驾驭，不作生搬硬套，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过模式的施行要进行文化和制度的整体建构，为模式提供一种支撑和保障，但这种整体性的变革对一线教师和校长来说会力不从心。
我还以为模式只不过是一种成熟教学的捷径，按照专家所言，从“临模”“入模”到“出模”，从教学的必然王国走向教学的自由王国，最终才会带来课堂教学的提升。 而现在我认为，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教师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最优化的教学习惯，用某种固定环节确定教学目标，经过一定的理论包装而形成的教学形式。
但是，关键是来自教师自发形成，还是外在强加。如果是外在强加，便是忽视了教师的个性化教学，也忽视了教师主导性地位和课堂的生成性价值，教师在组织教学中会按照固化的环节进行，一些生成性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而且外在强加的模式所预设的各种环节长期会形成学习的假象，学生假思考、假讨论、假参与、假学会。模式不是自发、自觉、自为地形成，就会变成清规戒律，很难长久有效。
高效课堂绕不过导学案。导学案的出现，理论依据似乎是把课堂从以教师的“教”为主，变成以学生的“学”为主，传统的教案变成现在的学案，把课堂的生成性学习变成解决学案的预设性问题。导学案的设计者是老师，老师代替学生设计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解决问题，不但忽略了基于教材的深度学习，而且忽略了知识目标之外的其他教学目标。
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也被提及，老厅长吕明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学案的弊端所在，偏离了课改的目标。
现在看来导学案的确有些误人子弟。教学本应以教科书为主，有了导学案，课本被丢到一边。教学本应教给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和过程，让学生形成理解知识的思维方式，有了导学案，只解决了学案上那些孤零零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情感体验全部被知识问题的解决所取代。
3.走偏了的作业
今天的学生家长，没有谁能逃避孩子作业带来的困扰，多亦恼人，少亦恼人。
多年前看过一本美国人艾尔菲·科恩的《家庭作业的迷思》，还写过一篇《可不可以没有作业》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教育文化里不可能去掉作业。但是，作业也不能成为戕害儿童的魔咒。
座谈会上对作业问题引发探讨。王桥镇中心小学校长说，学生作业的问题未被关注，一是作业量大，二是作业试卷化，三是教师布置作业很随意。这真是一个问题。老厅长吕明凯说，出现这些问题是教师普遍不相信教材、不重视教材，教材上本身就有作业，老师却热衷于让学生购买辅导材料，从辅导材料里布置作业，反映了教师的教学观念出了问题，过于强调“知识第一”，最后变成“知识唯一”，忽视了对教材的钻研，对教学的钻研，将作业完成当成学习任务完成。渭南实验小学副校长何焕利，介绍他们的做法是各科教師集体约定作业量，对教师布置作业要进行培训。
看来，作业里面学问大着呢！
4.分层教学利与弊
王桥镇中学校长武进忠介绍，学校针对初三学生的不同学习程度，在数学、英语两个学科实行分层教学，不同层次，不同的辅导内容，学生进步很大。这一做法在座谈会上引发不小争议。宝鸡高新一中的吴文博赞同这一做法，认为这样让学生根据不同程度选择学习的难度，体现因材施教，特别是对整体提高学习成绩的作用很大。
吕厅长否定了这种做法，认为分层教学消极意义明显，弊大于利。特别是失去了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助，相互影响，也没有体现新课程倡导的合作学习，反映出分数至上的观念，会给成绩差的学生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基层教育者和专家的主张分歧，反映了教育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基层做法是现实的，更多的要考虑迎合家长和社会，而专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教育本身应该追求价值性的理想，应该告别功利性。今天的教育已经失去了精神性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消费，一种供求关系，教育者用功利的视角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已成普遍。但是，即使是基层的教育者，也不能失去教育理想主义，当然理想主义不是理想化，理想化的教育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保持教育的理想主义实质是对教育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抗争与超越，让教育不被现实所裹挟，不被世俗所蒙蔽。
我们看到，很多基层老师很敬业，很努力，但是由于自己对教育教学问题缺乏基本的判断和识别，即使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不能自主发现，让学生接受低效的训练，实在让人痛惜。
教育没有理想主义的引领，没有对现实的超越，敬业和努力只会让错误越走越远。
期许
泾阳“大视导”活动最大的变化是邀请到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席建中在管理论坛作报告，以往由市县教育局长报告具有一定的实操性，省教育厅的领导报告高度更高，视野更开阔。报告从党的十九大精神出发，对教育的形势、要求进行辅导。反馈会上，视导组各种意见非常具体全面，成绩和特点，问题和建议，都让人深思。
我感受到的泾阳教育，特点不少：一是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探索，根据学校容量和教师数量，把小学五六年级纳入初中学校教学，有效整合利用了教育资源，还减少了小升初的压力。二是对课程改革能够及时反思改进，完善评价，行政从未缺位。三是探索综合育人的方式，邀请家长课堂授课，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组织学生校外学习，初步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育人的格局。四是落实立德树人“四新四大”全面系统。
每次大视导都会产生一些新想法、新希望，泾阳也不例外。站在新时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同样面临新的发展主题。基础教育的体系已经基本健全，过去追求规模扩大、数量增长和覆盖加大等外在的目标基本完成，现在要向公平质量、内涵品质、精细精致等内在的要求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主要为外在的目标而存在，为救亡图存，为政治纯洁，为经济建设，现在要转向为人的内在需要发展，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今天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树立教育自信，为世界贡献教育发展的中国样板成为内在需求，这些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各级各类教育者共同努力，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尽力而为，教育自信才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