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迅：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台湾的出版市场进入盘整状态。一方面书店的人潮减少了，销售状况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喜好也产生位移。如此环境已经很辛苦了，想不到最近又发生凌域事件，引起其它经销商和出版社联手反对金石堂连锁书店的结账方式。
　　如果这是一次“商业性宣战”的话，就其对峙的规模，也让人大开眼界，因为这是过去2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型抵制。这一定是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我常常听您说出版经营必须从“结构面”寻找有利的经营模式，藉此想请您从结构面谈谈台湾出版环境出了什么问题？
　　苏拾平：凌域事件只能说是擦枪走火，但却作为导火线引爆了出版产业这几年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描述，但最简单的理解是从产业链的模型来设想。在出版产业链中，上游是出版社，中间是经销商，下游则是书店或其它通路。这个链条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且必须顺畅连接，才能发挥功能。过去，这个链条在某种较好的环境下，累积出一种相互连结的方式，也就是一套彼此接受并习惯的游戏规则。但这几年，环境变化很大，连结的方式不得不跟随调整，所以大家很不适应。这件事的复杂性在于，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对调整的感受不同，认知互异，而适应的过程也各有各的痛苦和情绪，所以一时还不易找到公认的新规则。
　　王思迅：您觉得环境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苏拾平：我想原因在于阅读。过去这几年，读者的阅读形态、阅读需要、阅读行为，甚至购买习惯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读者分配给图书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个变化对书店来说首当其冲。
　　过去书店进新书， 2月内的销售率一般可达四五成。因此，书店愿意每月按时结算货款，也不急着让2个月以上的书种退货，所以旧书也能继续销售。
　　但是，当环境坏到销售率只达两成以下，书店就必须调整每月结款方式，或者要求付款票期延长，或者有一定比例的货款先不结等等，以降低书店库存风险。因而，新书常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退回，中断了旧书再销售的机会。
　　下游的调整，波及到了经销商与出版社。每个环节因为位置不同，感受和理解也不同，因此大家必须多花一点时间彼此理解，未来才能协调出解决的方案。
　　王思迅：我前两天去看詹宏志，听他谈起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版的种种状况，都是美好且深具启发的故事。现在听您说了结构面变化之后，真让我既感危机当头，又忍不住怀念旧日。
　　苏拾平：别灰心，最坏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最黑暗的时刻也可能是光明的前奏。但从趋势来看，台湾出版最辉煌、最繁荣的阶段很可能已经过去了，这是要认真面对的现实。
　　王思迅：好，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常觉得出版的结账制度关系重大，几乎影响业内所有人的行为。例如书店的大进大退，经销商的以发行代替销售，以及出版社以书养书的作法等。这个结账制度可说是出版结构最具体的表现了，这也是目前业界所争议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吗？
　　苏拾平：1985～2005年辉煌的出版年代中，形成了一套细密的产业系统和制度。照理说，这应该是一套完备而合理的制度，不过，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市场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逐步转而成为供过于求，这就让原有的制度失去支撑的基础。
　　台湾每年的新书从过去的1万多种增长到2000年的4万种左右，然后一直持续至今。早期的供不应求来自书种不足，一般只要不是太难或太坏的书，书店在第一个月都能卖出三四成，于是书店就会有长期的销售信心，并不急着退货。这是传统的“月结制”的形成背景。
　　在月结制出现之前，书店是用买断的方式进货，所有风险都由书店承担，但这不利于图书的流通和规模的扩大。于是在长期交往的信任下，发展出了一种换货的制度，也就是说，买断后若还有卖不出去的书，虽不能退货，但可以用原价换新书再进货。当然，换货的比率不能太高，不超过两成。
　　王思迅：听起来，所有结账制度的演变都与销售率有关。当前几个月销售率达八九成时，便采取买断方式，达六七成时便可以换货，到四五成时就采用月结的办法。是这样的吗？
　　苏拾平：当时书店的票期习惯上是两个月，所以很多考虑便以两个月作为衡量的基础。而且因为市场供不应求，书店希望持续进货，便欢迎一种可以保证长期往来的制度。再加上那一段时间，新出版社不断增加，新书种类每年都以10%～20%的速度增长，月结制成为书店和出版社互蒙其利的作法，也促进了出版业的兴盛。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大型出版社和大型经销商、连锁书店都是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
　　不过，所谓的月结制并非一种正式的会计制度，因为这让退货成为常态，并且在后来出现退货大于进货的情形，使得会计报表出现负数，这与正式的计账原则不符了。但因为出版业有其长期形成这套制度的背景，且出版业很少跟银行打交道，所以自成一格倒也无妨。（未完待续）
　　──摘自苏拾平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