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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迅: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台湾的出版市场进入盘整状态。一方面书店的人潮减少了,销售状况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喜好也产生位移。如此环境已经很辛苦了,想不到最近又发生凌域事件,引起其它经销商和出版社联手反对金石堂连锁书店的结账方式。
如果这是一次“商业性宣战”的话,就其对峙的规模,也让人大开眼界,因为这是过去2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型抵制。这一定是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我常常听您说出版经营必须从“结构面”寻找有利的经营模式,藉此想请您从结构面谈谈台湾出版环境出了什么问题?
苏拾平:凌域事件只能说是擦枪走火,但却作为导火线引爆了出版产业这几年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描述,但最简单的理解是从产业链的模型来设想。在出版产业链中,上游是出版社,中间是经销商,下游则是书店或其它通路。这个链条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且必须顺畅连接,才能发挥功能。过去,这个链条在某种较好的环境下,累积出一种相互连结的方式,也就是一套彼此接受并习惯的游戏规则。但这几年,环境变化很大,连结的方式不得不跟随调整,所以大家很不适应。这件事的复杂性在于,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对调整的感受不同,认知互异,而适应的过程也各有各的痛苦和情绪,所以一时还不易找到公认的新规则。
王思迅:您觉得环境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苏拾平:我想原因在于阅读。过去这几年,读者的阅读形态、阅读需要、阅读行为,甚至购买习惯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读者分配给图书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个变化对书店来说首当其冲。
过去书店进新书, 2月内的销售率一般可达四五成。因此,书店愿意每月按时结算货款,也不急着让2个月以上的书种退货,所以旧书也能继续销售。
但是,当环境坏到销售率只达两成以下,书店就必须调整每月结款方式,或者要求付款票期延长,或者有一定比例的货款先不结等等,以降低书店库存风险。因而,新书常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退回,中断了旧书再销售的机会。
下游的调整,波及到了经销商与出版社。每个环节因为位置不同,感受和理解也不同,因此大家必须多花一点时间彼此理解,未来才能协调出解决的方案。
王思迅:我前两天去看詹宏志,听他谈起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版的种种状况,都是美好且深具启发的故事。现在听您说了结构面变化之后,真让我既感危机当头,又忍不住怀念旧日。
苏拾平:别灰心,最坏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最黑暗的时刻也可能是光明的前奏。但从趋势来看,台湾出版最辉煌、最繁荣的阶段很可能已经过去了,这是要认真面对的现实。
王思迅:好,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常觉得出版的结账制度关系重大,几乎影响业内所有人的行为。例如书店的大进大退,经销商的以发行代替销售,以及出版社以书养书的作法等。这个结账制度可说是出版结构最具体的表现了,这也是目前业界所争议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吗?
苏拾平:1985~2005年辉煌的出版年代中,形成了一套细密的产业系统和制度。照理说,这应该是一套完备而合理的制度,不过,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市场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逐步转而成为供过于求,这就让原有的制度失去支撑的基础。
台湾每年的新书从过去的1万多种增长到2000年的4万种左右,然后一直持续至今。早期的供不应求来自书种不足,一般只要不是太难或太坏的书,书店在第一个月都能卖出三四成,于是书店就会有长期的销售信心,并不急着退货。这是传统的“月结制”的形成背景。
在月结制出现之前,书店是用买断的方式进货,所有风险都由书店承担,但这不利于图书的流通和规模的扩大。于是在长期交往的信任下,发展出了一种换货的制度,也就是说,买断后若还有卖不出去的书,虽不能退货,但可以用原价换新书再进货。当然,换货的比率不能太高,不超过两成。
王思迅:听起来,所有结账制度的演变都与销售率有关。当前几个月销售率达八九成时,便采取买断方式,达六七成时便可以换货,到四五成时就采用月结的办法。是这样的吗?
苏拾平:当时书店的票期习惯上是两个月,所以很多考虑便以两个月作为衡量的基础。而且因为市场供不应求,书店希望持续进货,便欢迎一种可以保证长期往来的制度。再加上那一段时间,新出版社不断增加,新书种类每年都以10%~20%的速度增长,月结制成为书店和出版社互蒙其利的作法,也促进了出版业的兴盛。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大型出版社和大型经销商、连锁书店都是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
不过,所谓的月结制并非一种正式的会计制度,因为这让退货成为常态,并且在后来出现退货大于进货的情形,使得会计报表出现负数,这与正式的计账原则不符了。但因为出版业有其长期形成这套制度的背景,且出版业很少跟银行打交道,所以自成一格倒也无妨。(未完待续)
──摘自苏拾平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技术》
如果这是一次“商业性宣战”的话,就其对峙的规模,也让人大开眼界,因为这是过去2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型抵制。这一定是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我常常听您说出版经营必须从“结构面”寻找有利的经营模式,藉此想请您从结构面谈谈台湾出版环境出了什么问题?
苏拾平:凌域事件只能说是擦枪走火,但却作为导火线引爆了出版产业这几年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描述,但最简单的理解是从产业链的模型来设想。在出版产业链中,上游是出版社,中间是经销商,下游则是书店或其它通路。这个链条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且必须顺畅连接,才能发挥功能。过去,这个链条在某种较好的环境下,累积出一种相互连结的方式,也就是一套彼此接受并习惯的游戏规则。但这几年,环境变化很大,连结的方式不得不跟随调整,所以大家很不适应。这件事的复杂性在于,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对调整的感受不同,认知互异,而适应的过程也各有各的痛苦和情绪,所以一时还不易找到公认的新规则。
王思迅:您觉得环境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苏拾平:我想原因在于阅读。过去这几年,读者的阅读形态、阅读需要、阅读行为,甚至购买习惯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读者分配给图书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个变化对书店来说首当其冲。
过去书店进新书, 2月内的销售率一般可达四五成。因此,书店愿意每月按时结算货款,也不急着让2个月以上的书种退货,所以旧书也能继续销售。
但是,当环境坏到销售率只达两成以下,书店就必须调整每月结款方式,或者要求付款票期延长,或者有一定比例的货款先不结等等,以降低书店库存风险。因而,新书常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退回,中断了旧书再销售的机会。
下游的调整,波及到了经销商与出版社。每个环节因为位置不同,感受和理解也不同,因此大家必须多花一点时间彼此理解,未来才能协调出解决的方案。
王思迅:我前两天去看詹宏志,听他谈起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版的种种状况,都是美好且深具启发的故事。现在听您说了结构面变化之后,真让我既感危机当头,又忍不住怀念旧日。
苏拾平:别灰心,最坏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最黑暗的时刻也可能是光明的前奏。但从趋势来看,台湾出版最辉煌、最繁荣的阶段很可能已经过去了,这是要认真面对的现实。
王思迅:好,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常觉得出版的结账制度关系重大,几乎影响业内所有人的行为。例如书店的大进大退,经销商的以发行代替销售,以及出版社以书养书的作法等。这个结账制度可说是出版结构最具体的表现了,这也是目前业界所争议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吗?
苏拾平:1985~2005年辉煌的出版年代中,形成了一套细密的产业系统和制度。照理说,这应该是一套完备而合理的制度,不过,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市场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逐步转而成为供过于求,这就让原有的制度失去支撑的基础。
台湾每年的新书从过去的1万多种增长到2000年的4万种左右,然后一直持续至今。早期的供不应求来自书种不足,一般只要不是太难或太坏的书,书店在第一个月都能卖出三四成,于是书店就会有长期的销售信心,并不急着退货。这是传统的“月结制”的形成背景。
在月结制出现之前,书店是用买断的方式进货,所有风险都由书店承担,但这不利于图书的流通和规模的扩大。于是在长期交往的信任下,发展出了一种换货的制度,也就是说,买断后若还有卖不出去的书,虽不能退货,但可以用原价换新书再进货。当然,换货的比率不能太高,不超过两成。
王思迅:听起来,所有结账制度的演变都与销售率有关。当前几个月销售率达八九成时,便采取买断方式,达六七成时便可以换货,到四五成时就采用月结的办法。是这样的吗?
苏拾平:当时书店的票期习惯上是两个月,所以很多考虑便以两个月作为衡量的基础。而且因为市场供不应求,书店希望持续进货,便欢迎一种可以保证长期往来的制度。再加上那一段时间,新出版社不断增加,新书种类每年都以10%~20%的速度增长,月结制成为书店和出版社互蒙其利的作法,也促进了出版业的兴盛。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大型出版社和大型经销商、连锁书店都是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
不过,所谓的月结制并非一种正式的会计制度,因为这让退货成为常态,并且在后来出现退货大于进货的情形,使得会计报表出现负数,这与正式的计账原则不符了。但因为出版业有其长期形成这套制度的背景,且出版业很少跟银行打交道,所以自成一格倒也无妨。(未完待续)
──摘自苏拾平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