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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來,张子达的心起伏了三次。
“上市”毫无意外成了今年互联网企业的年度关键词。小米、美团、拼多多、优信、映客、虎牙等数家公司扎堆上市。围观这股上市潮,张子达难以淡定,因为他曾在其中三家公司工作过,但最终都跳槽,与财富失之交臂。
“每次待过的公司上市,心就一紧。粗略估算,错过了一千万。”如今他居住在顺义,每天的通勤距离是70公里,依然是个“打工的”。但他身边的一些老同事,拥有的期权价值都超过千万,打算在这次上市潮中套现后立即辞职,环游世界。
这个夏天,互联网公司上市的密集程度,让港交所都始料未及。7月12日当天,映客、指尖跃动等8家公司同时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以至于港交所大厅的四面锣都不够用了,每两家公司代表只能共用一面来集体敲钟。
小米的老员工周铁全程看了雷军的敲钟直播后,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就在两年前,雷军还说过“2025年之前不上市”。然而9点30分,钟响后,周铁手里的小米期权就被明码标价,个人资产一下多出200万元。
对位于金字塔顶尖的创业初期成员来说,200万的收益不过是他们财富的一个零头。雷军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小米曾在2010年在公司内部认购股票,个人投资上限是30万元,而当年参加这次认购的员工,上市后的收益已经翻了数百倍。
今后,这样的暴富故事很可能越来越少了。今年3月,科技部联合第三方分析公司发现,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公司,成立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换言之,独角兽们圈地厮杀之后,留下的创业空间已经越来越窄,而通过期权套现实现财富激增、阶层跃升的窗口,也越来越少。
这令张子达感到焦虑,“再不上车的话,可能就无车可上了。”
自由的,恐惧的
在突降而至的财富面前,有的人显得毫无准备。32岁的小米初创成员之一张文浩,说自己“有些懵”。
关于花钱的想象力,他目前所想到的也只是“结婚以后,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把父母接到北京,多陪陪老婆,让父母轻松潇洒一点”。
造就新富阶层的一批上市公司中,小米是特别的一个。它的估值变动之大,让员工周铁都感到紧张,“年初说值1000亿美元,后来有传言说谈到了2000亿,再后来降到了800亿,最后连雷总都站出来说,‘随便开价,总不至于不值550亿吧’”。
到7月9日上市的那一天,雷军敲响了港交所定制的宽3米、重200斤的加大型铜锣,小米市值终于确定下来:465亿美元。
此前传言,小米上市后,工号前1000的员工均将成为千万身价的财富新贵,但又随即被内部辟谣,对外称“哪里有那么多”。毋庸置疑的是,即便是以465亿美元市值上市,小米为部分员工带来的财富,足以改变他们的人生。
43岁的周泽明也靠期权套现成为众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早期的创业团队成员之一。2017年,他所在的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半年多后,他用手里的期权套现了数千万,还留下多少股票不得而知。作为“新暴富阶层”中的一员,他也得遵循这个圈子中的游戏规则:沉默、低调,对公司和个人财富等相关话题甚为敏感。
“钱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多就只是数字上的增长了。”他意识到这点时,已经买下了北京顺义的一处别墅。当时一共有好几套房源可供选择,一套是带有西城区顶尖学区的房子,一套是大兴的别墅,还有一套就是顺义的别墅,价格都在2500万左右,但最终他选择了现在的这一套,“因为这一套物业费比较贵。”
他考虑更多的是下一代的居住环境。他说:“买贵的那个不是因为炫富,而是住在物业费高的小区,孩子认识的人素质也更高一些。”
只不过如今看来,他的选择导致新的问题——在这个外国人较多的别墅区里,中国小孩很难交到朋友。
他对此很乐观,按照设想,孩子会上国际学校,迟早会跟外国同学融成一片。他没有北京户口,之前还一直焦虑孩子上学和高考问题。如今,钱已经帮他解决这个难题——上国际学校跟北京户口无关,只需要一年交20多万的学费。
但有的问题,靠钱是解决不了的。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当你有钱后,会发现周围圈子里的人都很有钱,你的想法会不断改变,欲望的形式也会不断转变”。
这样类似的心态,在新富阶层中颇为普遍。在北京多家互联网公司待过的张子达说,他一个旧同事,公司上市套现后离职,半年里旅游遍了中国,也吃遍了中国,把跳伞、潜水、登顶全尝试了个遍,“回来后,整个人很空虚,觉得看再壮观的风景,吃再好吃的东西也就那样了”。
或许,只有那些少部分幸运儿才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一个道理:“钱能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
“我问他现在还有什么愿望,”那朋友的回答让张子达目瞪口呆,“他说他想上班”。
拥有大量财富和时间的人,生活像失去了准心,射出的子弹不知该飞向何处。与此同时,另一种焦虑开始生长出来:资产可能会随着通胀逐渐缩水,“体会过有钱的生活后,特别恐惧回到没钱的时候”。
周泽明一年多没坐过地铁了。直到一周前,堵车时段里,他需要从东直门赶到建国门,才坐上一次地铁。在人堆里,他像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怀念,“过去天天挤地铁”。但他也下定决心,不再体验这种怀念方式。
如今,财富自由对他来说是个伪命题。“有钱了之后,你会更加想获得尊重,想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他开始想投资,想再创业,想改变一个行业,或者是更宏伟的“改变社会”,“这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花钱,钱是不够花的,我也不想看着它变少”。
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
处于互联网公司金字塔最顶层的毕竟是极少数,是供人仰望和幻想的传说。更多中低层员工,在上市的狂欢中,虽有所获益,但不足以实现所谓的“财务自由”。更何况,今年一些企业扎堆上市后,员工的期权尚处在锁定期中,时间从半年到数年不等。
周霜如今变得有些多疑,按照她任职的那家金融互联网公司的股价,期权价值600多万元。当她向父母透露了这个“喜讯”后,父母又无意间告诉了亲戚。一传十,十传百,几个远房亲戚甚至专门到北京拜访她,带着山鸡等土特产,说她的一个四大爷病了,需要钱来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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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我活了30多年,第一次听说过我还有个四大爷。”周霜说。
她于是变得守口如瓶,特地嘱咐,不要写出她所在的公司名。“这也不是多少钱,而且还要半年才能拿到,就有这么多人惦记着。”按规定,期权价值600多万元,需要缴纳近一半的税,这让她有些郁闷,仿佛自己弄丢了300万块钱。
在这场财富狂欢中,拼多多算是最为沉静的一个。拼多多的董事长兼CEO黄铮发布了一篇致全员信,决定全体员工期权锁定3年。再加上每年解锁25%期权的规定,套现全部的期权需要7年时间。
30岁的郑爽正在犹豫要不要从拼多多跳槽,“说实话有点寒心,本来期权就没多少,再除以7,每年的收益就更少了”。不过,他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能比拼多多给出更多年薪的公司,“上市后,拼多多给出的薪水已经处于行业前列了,之前年薪40万的岗位,现在能给到60万”。
拼多多上市对他来说,改变更多的是心理感受,“以前觉得自己只值年薪40万,现在一想,不对啊,我算少了,我应该价值80万才对”。就连衡量价值的尺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上市的iphoneX卖1万多块钱,“要以前肯定觉得贵,现在觉得也就那样”。
还有一些人持有“佛系”心态,其中不乏一些身价千万的员工。在京东做程序员的刘昊然刚入职,工位旁边是一个2009年就入职的工号在300以内的老员工。
同事们告诉他,这个老员工拥有10万股京东的股票,按照现在的股价,缴税后资产千万左右,但在刘昊然看来,“程序员都差不多,每天一样加班做程序,刚进公司实习的时候他还开玩笑喊我‘哥’呢。”
刘昊然原先一直以为,他和京东老员工的差别,只是老员工过去能经常见到东哥,而他们现在很少见到东哥。“没想到真正的差距在财富上。”他从一个小县城考学到武汉,硕士毕业后就来到京东,很难想象拥有1000万是什么感觉。
真正拥有1000万的人,又是另一番心态。公司上市后,卢智杰的期权变现了900多万,“唯一的改变就是换了个大点的房子”。
原来住的一居室卖了200万,成为手上的流动资金,他一开始还想挥霍一下,买台跑车,但这个念头只在脑海中持续了10秒。买房后,他照样每天要“996”,朝9晚9,每周上班6天。
错过的,失之交臂的
有幸运的人生,也有遗憾的人生。
登陆港交所的美团点评,曾在早期多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从而造就了一批千万身价的财富新贵。而从2010年至今的8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供职过美团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与财富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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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刘继汉带着自己创立的地方团购网站加入美团网,历任青岛等地城市经理、总部商服总监职位,彼时千团大战初期,窝窝团、拉手网等与美团在全国各地激战。美团是否能够活下去都是一个问号,上市更是遥遥无期。
很多人看到如今互联网公司上市狂欢的风光,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年“打天下”时的残酷和艰难。刘继汉说,他刚入美团时,工资底薪只有4500,提成也只有4500,有时候谈下一个商户需要反复攻克五六十次,“商户拿出一摞名片,全是我们美团业务员的”。
惨烈的厮杀过程中,美团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刘继汉的《股票期权授予书》中显示,2011年8月,美团授予刘继汉35000股期权,行权价为0.4美元。
“但在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多少钱,也没想过上市之后值多少。”只是,在经历了多次调岗之后,2013年8月,当时的美团期权咨询人告诉刘继汉,他的期权因为岗位变动,在2012年4月份就无效了,双方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均未能达成一致。
如今看来,这35000股期权,在美团上市之后,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经历过多轮增发和稀释之后,当时的35000股相当于现在的280000股,按照每股68港币的股价,扣税之前约相当于1680万元人民币。
“这钱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不少。”刘继汉假设过,自己当初若一直留在美团公司当青岛城市经理,到今天拿到这笔钱会顺利得多,“不过,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预见未来,7年前跟我一样做美团城市经理的那些人,坚持到今天的基本没有。”
刘继汉在2013年离职,为了争取期权和美团打起了漫长的官司,至今仍未有结果。
失之交臂的故事也发生在部分小米员工身上,在2010年那次唯一一次可以用30万认购公司股份的机遇中,也有人觉得太贵而放弃了。
关于寻找机遇和错失机遇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发生。FESCO研究院发布的《IT及互联网行业人才报告》显示,2017年,互联网企业离职率达到25%。越年轻的员工离职率越高,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打算在半年内跳槽,25岁以下的员工中,打算在半年内跳槽的人接近一半。
在IT圈里,跳槽甚至成了一件明码标价的事情,口口相传的价格是,收入最少上浮30%。张子达就是在对收入的追逐中跳槽的,但事后證明他的选择都令人遗憾——比如,他去年10月离职并放弃期权的那家企业,在前不久已经上市。
不过,也有人认准一个早期的创业公司不走,最后公司黄了,期权成了废纸。
判断一个公司能否支撑到敲钟是一件很难的事。对张子达们来说,这更像一种赌博,“只有在越早期的创业公司,才有可能分得更多的期权,但这些创业公司有99%都死在了创业的路上”。
张子达常常以吕布自嘲,三易其主,最终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他听到过太多“我同事”、“我朋友”、“我同学”的暴富故事,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行?(文中除张文浩、刘继汉以外,其他均为化名)
(吴伟荐自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