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來，张子达的心起伏了三次。
　　“上市”毫无意外成了今年互联网企业的年度关键词。小米、美团、拼多多、优信、映客、虎牙等数家公司扎堆上市。围观这股上市潮，张子达难以淡定，因为他曾在其中三家公司工作过，但最终都跳槽，与财富失之交臂。
　　“每次待过的公司上市，心就一紧。粗略估算，错过了一千万。”如今他居住在顺义，每天的通勤距离是70公里，依然是个“打工的”。但他身边的一些老同事，拥有的期权价值都超过千万，打算在这次上市潮中套现后立即辞职，环游世界。
　　这个夏天，互联网公司上市的密集程度，让港交所都始料未及。7月12日当天，映客、指尖跃动等8家公司同时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以至于港交所大厅的四面锣都不够用了，每两家公司代表只能共用一面来集体敲钟。
　　小米的老员工周铁全程看了雷军的敲钟直播后，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就在两年前，雷军还说过“2025年之前不上市”。然而9点30分，钟响后，周铁手里的小米期权就被明码标价，个人资产一下多出200万元。
　　对位于金字塔顶尖的创业初期成员来说，200万的收益不过是他们财富的一个零头。雷军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小米曾在2010年在公司内部认购股票，个人投资上限是30万元，而当年参加这次认购的员工，上市后的收益已经翻了数百倍。
　　今后，这样的暴富故事很可能越来越少了。今年3月，科技部联合第三方分析公司发现，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公司，成立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换言之，独角兽们圈地厮杀之后，留下的创业空间已经越来越窄，而通过期权套现实现财富激增、阶层跃升的窗口，也越来越少。
　　这令张子达感到焦虑，“再不上车的话，可能就无车可上了。”

自由的，恐惧的 

　　在突降而至的财富面前，有的人显得毫无准备。32岁的小米初创成员之一张文浩，说自己“有些懵”。
　　关于花钱的想象力，他目前所想到的也只是“结婚以后，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把父母接到北京，多陪陪老婆，让父母轻松潇洒一点”。
　　造就新富阶层的一批上市公司中，小米是特别的一个。它的估值变动之大，让员工周铁都感到紧张，“年初说值1000亿美元，后来有传言说谈到了2000亿，再后来降到了800亿，最后连雷总都站出来说，‘随便开价，总不至于不值550亿吧’”。
　　到7月9日上市的那一天，雷军敲响了港交所定制的宽3米、重200斤的加大型铜锣，小米市值终于确定下来：465亿美元。
　　此前传言，小米上市后，工号前1000的员工均将成为千万身价的财富新贵，但又随即被内部辟谣，对外称“哪里有那么多”。毋庸置疑的是，即便是以465亿美元市值上市，小米为部分员工带来的财富，足以改变他们的人生。
　　43岁的周泽明也靠期权套现成为众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早期的创业团队成员之一。2017年，他所在的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半年多后，他用手里的期权套现了数千万，还留下多少股票不得而知。作为“新暴富阶层”中的一员，他也得遵循这个圈子中的游戏规则：沉默、低调，对公司和个人财富等相关话题甚为敏感。
　　“钱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多就只是数字上的增长了。”他意识到这点时，已经买下了北京顺义的一处别墅。当时一共有好几套房源可供选择，一套是带有西城区顶尖学区的房子，一套是大兴的别墅，还有一套就是顺义的别墅，价格都在2500万左右，但最终他选择了现在的这一套，“因为这一套物业费比较贵。”
　　他考虑更多的是下一代的居住环境。他说：“买贵的那个不是因为炫富，而是住在物业费高的小区，孩子认识的人素质也更高一些。”
　　只不过如今看来，他的选择导致新的问题——在这个外国人较多的别墅区里，中国小孩很难交到朋友。
　　他对此很乐观，按照设想，孩子会上国际学校，迟早会跟外国同学融成一片。他没有北京户口，之前还一直焦虑孩子上学和高考问题。如今，钱已经帮他解决这个难题——上国际学校跟北京户口无关，只需要一年交20多万的学费。
　　但有的问题，靠钱是解决不了的。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当你有钱后，会发现周围圈子里的人都很有钱，你的想法会不断改变，欲望的形式也会不断转变”。
　　这样类似的心态，在新富阶层中颇为普遍。在北京多家互联网公司待过的张子达说，他一个旧同事，公司上市套现后离职，半年里旅游遍了中国，也吃遍了中国，把跳伞、潜水、登顶全尝试了个遍，“回来后，整个人很空虚，觉得看再壮观的风景，吃再好吃的东西也就那样了”。
　　或许，只有那些少部分幸运儿才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一个道理：“钱能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
　　“我问他现在还有什么愿望，”那朋友的回答让张子达目瞪口呆，“他说他想上班”。
　　拥有大量财富和时间的人，生活像失去了准心，射出的子弹不知该飞向何处。与此同时，另一种焦虑开始生长出来：资产可能会随着通胀逐渐缩水，“体会过有钱的生活后，特别恐惧回到没钱的时候”。
　　周泽明一年多没坐过地铁了。直到一周前，堵车时段里，他需要从东直门赶到建国门，才坐上一次地铁。在人堆里，他像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怀念，“过去天天挤地铁”。但他也下定决心，不再体验这种怀念方式。
　　如今，财富自由对他来说是个伪命题。“有钱了之后，你会更加想获得尊重，想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他开始想投资，想再创业，想改变一个行业，或者是更宏伟的“改变社会”，“这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花钱，钱是不够花的，我也不想看着它变少”。

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 

　　处于互联网公司金字塔最顶层的毕竟是极少数，是供人仰望和幻想的传说。更多中低层员工，在上市的狂欢中，虽有所获益，但不足以实现所谓的“财务自由”。更何况，今年一些企业扎堆上市后，员工的期权尚处在锁定期中，时间从半年到数年不等。
　　周霜如今变得有些多疑，按照她任职的那家金融互联网公司的股价，期权价值600多万元。当她向父母透露了这个“喜讯”后，父母又无意间告诉了亲戚。一传十，十传百，几个远房亲戚甚至专门到北京拜访她，带着山鸡等土特产，说她的一个四大爷病了，需要钱来医治。

　　“关键是我活了30多年，第一次听说过我还有个四大爷。”周霜说。
　　她于是变得守口如瓶，特地嘱咐，不要写出她所在的公司名。“这也不是多少钱，而且还要半年才能拿到，就有这么多人惦记着。”按规定，期权价值600多万元，需要缴纳近一半的税，这让她有些郁闷，仿佛自己弄丢了300万块钱。
　　在这场财富狂欢中，拼多多算是最为沉静的一个。拼多多的董事长兼CEO黄铮发布了一篇致全员信，决定全体员工期权锁定3年。再加上每年解锁25%期权的规定，套现全部的期权需要7年时间。
　　30岁的郑爽正在犹豫要不要从拼多多跳槽，“说实话有点寒心，本来期权就没多少，再除以7，每年的收益就更少了”。不过，他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能比拼多多给出更多年薪的公司，“上市后，拼多多给出的薪水已经处于行业前列了，之前年薪40万的岗位，现在能给到60万”。
　　拼多多上市对他来说，改变更多的是心理感受，“以前觉得自己只值年薪40万，现在一想，不对啊，我算少了，我应该价值80万才对”。就连衡量价值的尺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上市的iphoneX卖1万多块钱，“要以前肯定觉得贵，现在觉得也就那样”。
　　还有一些人持有“佛系”心态，其中不乏一些身价千万的员工。在京东做程序员的刘昊然刚入职，工位旁边是一个2009年就入职的工号在300以内的老员工。
　　同事们告诉他，这个老员工拥有10万股京东的股票，按照现在的股价，缴税后资产千万左右，但在刘昊然看来，“程序员都差不多，每天一样加班做程序，刚进公司实习的时候他还开玩笑喊我‘哥’呢。”
　　刘昊然原先一直以为，他和京东老员工的差别，只是老员工过去能经常见到东哥，而他们现在很少见到东哥。“没想到真正的差距在财富上。”他从一个小县城考学到武汉，硕士毕业后就来到京东，很难想象拥有1000万是什么感觉。
　　真正拥有1000万的人，又是另一番心态。公司上市后，卢智杰的期权变现了900多万，“唯一的改变就是换了个大点的房子”。
　　原来住的一居室卖了200万，成为手上的流动资金，他一开始还想挥霍一下，买台跑车，但这个念头只在脑海中持续了10秒。买房后，他照样每天要“996”，朝9晚9，每周上班6天。

错过的，失之交臂的 

　　有幸运的人生，也有遗憾的人生。
　　登陆港交所的美团点评，曾在早期多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从而造就了一批千万身价的财富新贵。而从2010年至今的8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供职过美团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与财富擦肩而过。

　　2011年初，刘继汉带着自己创立的地方团购网站加入美团网，历任青岛等地城市经理、总部商服总监职位，彼时千团大战初期，窝窝团、拉手网等与美团在全国各地激战。美团是否能够活下去都是一个问号，上市更是遥遥无期。
　　很多人看到如今互联网公司上市狂欢的风光，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年“打天下”时的残酷和艰难。刘继汉说，他刚入美团时，工资底薪只有4500，提成也只有4500，有时候谈下一个商户需要反复攻克五六十次，“商户拿出一摞名片，全是我们美团业务员的”。
　　惨烈的厮杀过程中，美团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刘继汉的《股票期权授予书》中显示，2011年8月，美团授予刘继汉35000股期权，行权价为0.4美元。
　　“但在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多少钱，也没想过上市之后值多少。”只是，在经历了多次调岗之后，2013年8月，当时的美团期权咨询人告诉刘继汉，他的期权因为岗位变动，在2012年4月份就无效了，双方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均未能达成一致。
　　如今看来，这35000股期权，在美团上市之后，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经历过多轮增发和稀释之后，当时的35000股相当于现在的280000股，按照每股68港币的股价，扣税之前约相当于1680万元人民币。
　　“这钱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不少。”刘继汉假设过，自己当初若一直留在美团公司当青岛城市经理，到今天拿到这笔钱会顺利得多，“不过，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预见未来，7年前跟我一样做美团城市经理的那些人，坚持到今天的基本没有。”
　　刘继汉在2013年离职，为了争取期权和美团打起了漫长的官司，至今仍未有结果。
　　失之交臂的故事也发生在部分小米员工身上，在2010年那次唯一一次可以用30万认购公司股份的机遇中，也有人觉得太贵而放弃了。
　　关于寻找机遇和错失机遇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发生。FESCO研究院发布的《IT及互联网行业人才报告》显示，2017年，互联网企业离职率达到25%。越年轻的员工离职率越高，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打算在半年内跳槽，25岁以下的员工中，打算在半年内跳槽的人接近一半。
　　在IT圈里，跳槽甚至成了一件明码标价的事情，口口相传的价格是，收入最少上浮30%。张子达就是在对收入的追逐中跳槽的，但事后證明他的选择都令人遗憾——比如，他去年10月离职并放弃期权的那家企业，在前不久已经上市。
　　不过，也有人认准一个早期的创业公司不走，最后公司黄了，期权成了废纸。
　　判断一个公司能否支撑到敲钟是一件很难的事。对张子达们来说，这更像一种赌博，“只有在越早期的创业公司，才有可能分得更多的期权，但这些创业公司有99%都死在了创业的路上”。
　　张子达常常以吕布自嘲，三易其主，最终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他听到过太多“我同事”、“我朋友”、“我同学”的暴富故事，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行？（文中除张文浩、刘继汉以外，其他均为化名）
　　（吴伟荐自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