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回国。此时，1911年从浙江高等学府毕业的江浙才子即应聘为上海《天铎报》记者的陈布雷亦担任《商报》主编，发表了若干有远见卓识的社论和杂文；笔力锋利如箭，观点十分明确，提倡民主革命，反对封建统治，—时博得社会好评，产生极大反响。
　　郭沫若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二人虽未谋面，但相互敬慕之精却非同一般。
　　北伐战争开始后，郭沫若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叶挺将军并肩作战，一武一文配合默契。陈布雷写了不少歌颂北伐的佳文，为之摇旗呐喊。两位才子遥相呼应，彼此敬慕。终于在1927年初春，陈布雷应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邀请，专程从上海赶到南昌，在北伐军总部见到了郭沫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举世皆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郭沫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先后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檄文。
　　8月1日，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通缉郭沫若，并派特务对他暗中追杀。此时已成为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为郭沫若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为防不测，1928年2月郭沫若经党组织同意，旅居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日。陈布雷心想，中国已与日本成为敌国，郭沫若留在日本处境一定危险，过去的深情实在难忘，加上时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郁达夫多次找到他，要他给蒋介石做工作。陈布雷下决心要想办法说服蒋介石放过郭沫若。
　　一天，陈布雷故意在蒋介石面前说抗战在即，既需枪杆子也需笔杆子的事，遂将话题引到郭沫若头上。
　　蒋介石板起面孔说：“郭沫若这个人哪，写我那么多文章，太刻毒了。”
　　陈布雷为淡化往事，故作吃惊地说：“蒋先生，您的记性真好，都10年了，还记得那些小文章。”
　　蒋马上说：“那不是小文章，而是在全国乃至在世界有影响的大文章啊！”
　　老蒋接下来反问：“近10年郭沫若在日本干些什么？”
　　陈回答：“据我所知，他在日本仍不忘为中华民族争光，致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蒋说：“他是研究乌龟和骨头？”
　　陈点点头说：“听说，他想回祖国参加抗日，所以请示您，是不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沉思好一会才说：“可他把我骂苦了。”
　　陈见蒋有些缓和，便进一步说：“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是一国之君，他是小小臣民，计较他没意思，何况他是个人才，人才难得呀！”
　　蒋说：“如果你是我，我想也不会放过的。”
　　陈鼓起胆子说：“我看这件事毕竟是历史，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各为其主。现在你把他搜罗起来，一可为国出力，二可说明领袖的英明大度，用人唯才。”
　　蒋脸上颜色有些改变：“依你之见，我要忘掉旧账？”
　　陈故意讨好说：“其实您早就宽容他了，要不在日本您照样可以把他缉拿归案啊！”
　　蒋为难地说：“那我的通缉令怎么办？”
　　陈进一步说：“郭沫若是日本通，我们抗战借重他是上策，而且日本人正派人监视他，他的处境很危险。”
　　蒋介石脸上呈现出笑容：“那我写一张手令，撤销通缉令。”
　　陈布雷心中一喜，暗定主意，对蒋说：“蒋先生海量，捐弃前嫌，器重人才，为海内外所敬仰。但这个撤销令不能马上公布，否则反而会给他带来危险。您将手令交给我，让我去办。”
　　于是蒋介石将撤销通缉郭沫若的手令交给了陈布雷。
　　当夜，陈布雷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郁达夫和中共李克农。郁达夫兴奋至极，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郭沫若接信后，即与南京驻日本大使馆联系，于7月25日化装乘“日本皇后”号回到上海。
　　9月19日，蒋介石由陈布雷陪同召见郭沫若。
　　1938年4月，郭沫若在周恩来的敦促和建议下，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因国共联合抗日，陈布雷与他联系和接触时间较多。
　　蒋介石赦免了郭沫若，原以为郭会记住他的恩情，为他个人服务。可是郭沫若却态度鲜明，私下对陈布雷说：“我的笔是人民大众的，不是他私人的，为他老蒋拿笔杆子，可不是一件好差事啊！”
　　陈布雷虽未表态，但内心还是赞同郭沫若的人格和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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