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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先锋作家中，吕新是较为特殊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吕新富有诗意的语言、准确而细致的描写能力以及其结构故事情节的方式，使得他与众不同；而且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先锋文学已经“桃花流水窅然去”的时候，吕新依然在不紧不慢以自己对文学、生命、世界的理解创造着新的先锋传奇。正如李锐所言：“吕新的小说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他那样运用语言——他那种独特的和语言相处的方式，纯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和许多‘先锋’小说不同，吕新的语言没有那种试验室操作般的机械和生硬，也没有那种被理论的鞭子驱赶的被动和怯懦，当然，更没有那种为了争当‘先锋’而‘先锋’的粗鄙的庸俗。吕新就是吕新。吕新静静地躺在自己不曾被污染的纯净当中，一任语言的溪流淙淙远去。”李锐：《纯净的眼睛，纯粹的语言》，《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是的，吕新就是吕新，从未刻意为先锋而先锋、为艺术而艺术，而是让沉实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在内心中一遍遍咀嚼，一次次过滤，一层层沉淀，继之酝酿出散发着时间味道、生命光泽、思想质地的文学精品。获得鲁奖的《白杨木的春天》如此，长篇小说新作《下弦月》亦如此。
一
作为一名较早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的作家，吕新早期作品中那种通过叙事策略来与读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不可避免。先锋文学的另一位参与者刘恪曾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在一本介绍先锋文学理论的著作《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对先锋文学所显示出的种种姿态作出了概括式的总结。他将先锋文学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意识流、荒诞、元叙述、碎片与拼贴、戏仿与反讽、变形与魔幻、迷宫与含混、互文与陌生化等。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第1-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按照这种划分，作为先锋作家的吕新走的应该是“迷宫与含混”这条路线。而事实上，吕新也正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的。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那是个幽幽的湖》中，这种姿态就已经展露得很明显。在小说中，吕新将山西雁北地区置于一个充满悬念的叙事语境之中，使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虚幻与幽远成为其小说中的主色调，这种神秘感也成为了吕新前期小说的那种诗化语言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吕新一直在打造一座语言的迷宫。在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掩面》中，吕新驾轻就熟地构建出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迷宫。他通过故事中的六个讲述者不同的叙述，建构出了一个曲折复杂而又立体的历史图景，使读者无法一眼看穿小说中女儿寻找父亲这一故事线条背后的始末。随后，他又在文中刻意设置了许多空白点，而填补这些空白的却只是一个个含混不清却又相互纠缠的符号，甚至连故事的主人公也不具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和形象。他更多地只是一个通过不同人的叙事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个个抽象的片段。这样一来，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和历史事件的严肃性就被这些符号所消解，进而失去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力量。虽然《掩面》看上去像是一部故事情节相对完整的小说，但它本质上却是由叙事驱动的，吕新从1980年代以来的一而贯之的那种叙事要求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但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吕新已经渐渐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弊端。这种距离的保持会使得自己的作品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甚至远离小说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这样一来，小说文本本身就蜕变为一个能指的集合，而失去了其所指，继而成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它在阐释空间被无限展开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來自历史事实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同时，这种完全符号化的运作也使得小说对现实的指涉性以及机能性在作者叙事的迷宫中被耗尽，从而无法与历史、与当下、甚至与未来形成有效的对话。而正如评论家对吕新的评价一样，他不但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品格的作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厚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的作家”。吴义勤：《“民间”的诗性建构——论吕新长篇新作〈草青〉的叙事艺术》，《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7期。他无法对自己小说中所文学化了的现实世界采取一种完全漠视的态度，否则，他也不会成为那个“第一个让世界知道晋北山区的作家”。樊星：《苍凉之诗——吕新小说论（1989—1991）》，《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正是这种对于现实的观照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使吕新的文学观发生了转变，他毅然放弃了曾经驾轻就熟的叙事迷宫，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走去。《白杨木的春天》则是他向着现实和历史深处的一次审美探寻。
在2010年发表的《白杨木的春天》中，吕新放弃了对于叙事的执著，开始向一种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书写模式回归。叙事不再成为唯一能够决定小说及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因素，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找回了它们对于小说整体的决定性意义。有研究者甚至将这部小说看作是吕新文学创作“转型”的标志。吕新、王春林：《“我的内心里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3期。与稍后的《掩面》相比，在这部小说中，吕新没有将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单纯地看作是一个符号。《掩面》中那个看似真实存在却又面容模糊的“父亲”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则是一个具象化的，在“文革”期间下放基层工宣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也尽力使之有血有肉：他没有像《掩面》中的“父亲”一样，是任何他者口中的“孙渡”“黄晟”“白莽”“刘高张”，而是有了一个能够统摄自己一切行动的名字——“曾怀林”。在“曾怀林”这个名字的统摄下，无论是在晚上偷偷地炼猪油，还是从农场磅秤员手中购买低价青菜，小说主人公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部小说里，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而是被还原成了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灾难岁月里“真实”的知识分子。他卸下了以往伤痕、反思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光环，在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灾难中他的全部愿望就是悄无声息地活下去。一点猪油、一篮青菜、一个焦黑的土豆就是他眼前生活中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小说更多地谈及的是人在灾难岁月里切实的生存问题。曾怀林和普通民众一样，关心的是如何最低限度地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保障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也让自己活下去。作者很少强调曾怀林“知识分子”的那一面。是啊，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忍受别人对自己毫无尊严的裸体检查？怎么会像个哑巴一样的消极避事？恰恰是作者对曾怀林“知识分子”光环的卸除，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历史情境中的人和事，一切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他行动的神秘性就被消解了，在去除知识分子精神气息的同时带来的是浓烈呛人的生命悲剧性意味。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曾怀林这个名字的能指和所指高度合一，并不断地在故事情节中与周遭环境发生着互动，这也成为了这部小说中那种深厚的现实感、沉重的悲剧性和浓郁的诗意共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二
无论是早期热衷于营造叙事迷宫，还是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走去，吕新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观看世界、批判历史、反思人性。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下弦月》中，吕新延续了他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对历史的批判，并且将思索的触角伸向人性更加隐秘的角落，对“文革”中人物的心理及造成悲剧的各种非理性和偶然因素做出了解剖，让我们对这场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挟裹其中的历史灾难发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下弦月》中，吕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雁北小城，那个满目都是苍凉的景色、“不长水果的苦寒之地”。时间是寒冬，这就使得那些铅色的风景和黑黄的人显得更加萧瑟。小说题为《下弦月》，冬夜里有月光，但却只是月亮东边的半圆，月光也不是那么皎洁，而是像“淘米水一样的月光”，不经意间为本就不太鲜明的世界笼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小说共有九章，分别为“冬日黄昏”“两个女人”“上深涧，胡汉营”“在淡黄的街景里排队等候”“去柳八湾，兼送老舅回家”“亮在丘陵与山冈之间的煤油灯”“童年的武器”“除夕夜在医院遇到朱槿”“仿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其中五章都涉及到“黄昏”或“黑夜”。在这忽明忽暗的晋北山区里，有多少人等候在他们各自悲喜交加的家庭里，思索着如何毫不起眼地卑微地活下去。在孤独和绝望中，那轮在冬夜里静静散发着并不温暖的光的下弦月，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下弦月》的故事主线并不容易看清，因为其中混杂了老舅、石觉、小山、小玲、小石头等人的故事。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关系链、各种回忆穿插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加入也让故事链不再完整。事件发生的背景环境也在吕新独特的非逻辑性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中被虚化，读者必须经过一番推理才能发现故事的起因是林烈年轻时提了意见而埋下了日后运动中被整的祸根。此后的十几年里林烈再也没有过安稳的日子，直到最近因一次威胁性命的危机而踏上了逃往之旅。一次次的变故让林烈和他周围的人陷入灾难。他一次次地“被改造”，妻子怀玉和孩子小山、小玲等也被监视。林烈不曾想到年轻时一次无心的龃龉会像霉菌一样在人性阴暗的角落里寄生、滋长，直到“铺天盖地的风暴来了，运动来了，机会也就来了”。小说中住在怀玉一家隔壁的石觉对这一点体会得更深。他在被整后的多少个日夜里反复回想自己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错误，最终他锁定了那件再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他曾经当着一些女人的面指出了单位一把手在报告中的一些简单的错误，让一个体面的男人在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尤其是在很多女人面前，而他本人完全没意识到。直到多年后运动来了，那些怨恨的种子借机拱破地面，平时你再不以为意的人都能够成为拨动你命运琴弦的人。“文革”中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什么路线问题，立场问题，完全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得罪了别人，别人就会借势整你，不是他本人划着一叶扁舟在和你单打独斗，在明显地报复你，在江心深处劫杀你，而是把你送到一艘时代的大船上去，让你误以为你和整个形势有关，和那个巨大的时代风暴有关”。吕新：《下弦月》，第2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办法，个人恩怨完全隐藏在时代的大麾之下，他们借助宏大的政治话语宣泄多年来隐藏在个人内心的愤怒。
吕新在对日常现实的叙述中發现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个人的恩怨和人性的阴暗面往往会借机发酵，这是在以往反思“文革”的作品中所没有突出表现的。吕新看到的历史与很多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很多人都描述过他们各自眼里或者观念中的历史。但是，我眼里或者记忆中的历史却并不像很多人观念中所以为的，或者他们在别的书里所看到的那样，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叙述一段相对真实的岁月。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④郑周明：《我记忆中的历史与世人不同》，《文学报》2016年12月19日。吕新眼中的历史更多的是由那些“用手捂着脸，坐在黑暗中”平静却又绝望的人们组成的。那些残酷的历史和悲剧的命运不过是“太阳下的风景”，是灾难岁月里人类生存的“常态”。人是最坚韧的存在，在历史齿轮的碾压和磨合中，只要还有一点月光证明他尚在人间，就能够在这齿轮的缝隙中继续存在，这就是吕新小说中“平静的绝望”和“绝望中的希望”。吕新说，“将近十年前，也可能早一些，或者稍晚一些，一种堪称巨大的东西来到我的心里，那是一种无比沉重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我想要表现和书写的东西，很多年它们汹涌澎湃，却又暗无天日，凄苦而又不无激情地奔流在各种东西和各种人事的上面。而现在，原本黑黢黢的原野和山川一瞬间被照亮，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寂静的时刻，人声鼎沸的时刻，漫长的黑夜，晴朗的艳阳天，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出昭示”。吕新、王春林：《“我的内心里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3期。我想这就是吕新对“文革”中普通人命运的思考。在残酷的风暴和现实的生活中，在“文革”的窒息和压迫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根本就无从谈起。曾怀林们和怀玉们可以不为自己活着，但他们还有别的牵挂，如何供得起孩子们的衣食温饱，如何从油脂被刮的干干净净的猪皮上炼出一点猪油来，如何从边缘溃烂的菜里挑选出“一小捆新鲜碧绿的菜”来为孩子们增加营养就是他们整日奔忙着的目标。物质生存的严峻已使他们疲于奔命，遑论精神上的“漂泊”。《下弦月》和《白杨木的春天》一起成为一种对现实富于诗意猜测的否定，对造成人性之恶泛滥的时代及其精神病因的深刻批判。
三
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吕新一直在以后现代的语言经验处理乡村世界，他也是首先致力于为乡土叙事注入现代、先锋意味的作家之一”。④陈晓明认为：“吕新是最早解决乡村叙事和现代、后现代主义关系的作家，在对现代、后现代语言的借鉴和使用的基础上书写着乡村经验，他的作品中既有传统的、民间的韵味，又有现代的、先锋的意味。”《〈下弦月〉〈安慰书〉北京首发式暨研讨会》，引自http：//cul.sohu.com/20161123/n473959356.shtml。这正是吕新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差异之处，即在传统的乡村叙事和异质的先锋叙事之间寻觅到了一条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叙事新路，从而获得了来自传统的叙述经验、深厚的生命世界和凌厉无比的思想剖析之刀。 先锋小说的语言由于所指的单一与固定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语言弹性减弱的问题，而吕新却“通过增加所指的数量和密度打破其固定性引起的单一、直接、僵化的反应，恢复语言的弹力和丰富蕴含”。张新颖：《理解吕新》，《上海文学》1991年第8期。试想，在雁北山区的大风天中如何表现远处城中几个人影的行动？如何用语言表现出风沙扑面的那种感觉？重点是如何凸显出在风沙中移动的艰难？吕新这样写道：“下午四点多，不过说不定也有可能已经五点多了，风小了一些，不再迷眼，北门外那一带忽然出现了几个小黑点……风很大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风里的土竖起来，变成一块又一块的黄布，风刮到哪里，那些层叠错乱的黄布就在哪里展开”，“那几个小黑点就是在风小了的时候出现的，在北门外灰蒙蒙的街上，很显眼的露了出来，猛一看，一动不动。就像是被人用锤子钉在了那里。仔细再看，才看出它们其实始终是活动着的。一拱一拱的，一直都在朝前走着”。④⑤⑥⑦⑧吕新：《下弦月》，第2-3、8、15、15、13、1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这就是《下弦月》的开头。吕新不仅用“黄布”“像锤子钉在那里”写出了风的速度、密度和力度，还用像虫子一样蠕动的姿态“一拱一拱”写出了行人的艰难移动的样子。这些词语的组合和运用不仅体现了吕新对语言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出吕新想象力的发达。在吕新非凡的艺术想象中，黑暗可以变成有形的叹息：“一个更小的黑影在黑暗中漂移着，从灶台与窗台之间的那个角落里摸到火柴，嗤的一声划着。灯一点亮了，他明显地感到先前的黑暗顿时矮了下去，分成若干种叹息，朝四周退去。”④吕新还原了语言的质感和肌理，让语言具备了丰富表现力和延展性，使读者感受到了汉语本身的美感，真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在怀玉和她的好友萧桂英结伴出去寻出逃的丈夫找林烈时，吕新还用素描般的笔触为这两个在寒冷的冬日里奔走异乡的女子画了一幅肖像画：“她们两个人的头发都是乱蓬蓬的，萧桂英的头发上甚至还沾着两根黄色的草叶”，⑤“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已经……不讨人……喜欢了”。又冷又饿的萧桂英此时正在寒风中吞咽着她和怀玉刚从供销社里买来的几个饼，“萧桂英艰难地说完这句话以后，嘴里的东西已经把她噎住了，她的头往前伸了一下，接着又腾出一只手去捶打自己的腰。怀玉看见她的喉咙那里坚硬而又缓慢地往下滑动了一下，再看她的眼眶下面，已有几滴泪憋了出来”。⑥受到冷遇的她们原本是该委屈的时候，但身体上的寒冷和饥饿让她们无暇顾及自己的体面，谁能想到这两个多少有些狼狈的女人是有文化的人民教师呢？从吕新这些形象化的语言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怀玉和萧桂英内心的焦灼与深沉的哀伤。
吕新笔下的风景多带有“铅色”。“树影在外面簌簌地乱动、摇晃，让白麻纸的窗户变得斑驳、眼生，很像是窗户上开满了黑色的花枝，多少有些超出了人间的家庭所应有的景象。天又阴了，站在门前，看见整个世界都是铅灰色的”。⑦“乌麻乱道的天色越压越低，锅盖一样盖下来，旷野上一个人也没有，冷风呼喇呼喇地从脸上刮过”。⑧“隔着一片人们平时行走的空地，正对着供销社方向的南边有几间低矮的黄泥的房子，房顶上全是一兩尺高的枯草，外面的山墙也剥落的很厉害，露出里面的一片一片的石头或原始的土坯，像是春天时狗腿毛的那种样子”。②吕新：《下弦月》，第16、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吕新认真地勾画出晋北地区萧瑟苦难的风景。在这片铅色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也是“黑黄”的，“耿三？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张焦黄的脸，几个门牙又宽又长，像马牙，拄着双拐，披着土黄色的军大衣”。②在这片苦难之地生活已经不易，然而时代的风暴并不因此就不会席卷这块土地。曾经穿着高跟鞋、连衣裙，有着修长的手指、波浪般的卷发和美艳容颜的朱瑾在运动中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瘦削，憔悴，高高的个子”，“脸色苍白，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棉大衣”，笑起来却“露出一排缺了两个门牙的牙齿”。曾经像女王般骄傲的朱槿变成了一个可以倚着污迹重重的、沾了“鼻涕、眼泪、风干了的血迹”的墙面的倒卖蜂蜜的女人。这怎能不让人感到凄惨与悲哀。吕新本人也表示《下弦月》“是自己怀着悲凉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作品”。
吕新小说中奇特的句子和富有神秘意味的意象既是作家的语言天赋和艺术感受力的产物，也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不管其他人曾经怎么看，现在怎么想，光辉灿烂的西方文学，拉美文学，当年我喜欢，接受过它的滋养，至今依然如此”。吕新、王春林：《“我的内心里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3期。吕新始终像福克纳一样，对所表现的事物和感觉细致认真地作着比喻，力图传达出最恰当的描述它的感觉。罗兰·巴特认为：“风格是一种必然性，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语言结合了起来”。吕新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还是其先锋精神内化的结果。“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所带入创作的那些新技巧新叙述方式，并不是艺术形式的一种主动和自发的演进，而是‘观念’的产物”。李洁非：《实验和先锋小说（1985-1988）》，《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正如吕新从《那是个幽幽的湖》到《下弦月》这一过程中所显示的变化一样，先锋精神的内化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回归使得吕新不再纠缠于如何叙述这个故事，从叙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了对小说中怀玉、林烈、黄奇月、小山等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之中；而曾经参与建构语言迷宫的经验又使得作者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来对文本中的背景、人物以及其行动进行审视，从而达到一种洞若观火的效果。正是这种洞察，使得吕新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灵和精神的挖掘比其他一些作家更加深刻，其在作品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对于人性的观照也来的更加温暖感人。小说中吕新不仅对主要人物林烈、怀玉、小山等人予以关照，让林烈在走投无路时遇到黄奇月，找到了一块得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对小石头、朱瑾等次要人物形象，吕新也给他们送去了一点温暖。女主人公怀玉在粮食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还是在除夕夜努力做出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不善生活的石觉父子；更在遇到曾经的“情敌”朱瑾时，买了她的蜂蜜。
以先锋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吕新在《下弦月》中收起了那种随着形式感而产生的尖锐和隔膜，而是以一种谦逊而诚实的姿态来书写一种生活的本真。尽管《下弦月》的故事链依然不那么清晰，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么？“在你睡觉的同时，有人正在理发，有人正在写信，打水，洗衣服，心里在想一件事情的同时，还可以想着另外几件事情。生活就是这样”。林舟：《“靠小说来呈现”——对吕新的书面访谈》，《花城》2001年第12期。在《下弦月》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正如有人评论吕新时所说的那样，“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并把光焰放大”。马明高：《诚实而谦卑的写作——读〈白杨木的春天〉》，《光明日报》2014年02月24日。这是个充满喧嚣的时代，读者们对于文学中的夸大、扭曲、媚俗已经习以为常。在这个时候，吕新能够站出来，并且写出《白杨木的春天》和《下弦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先锋的态度。
在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吕新展现给我们的现实不是血淋淋的、群魔乱舞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历史暴风眼中的“平静”“宁静”，乃至日常温情诗意的那一面。在时代大潮和政治风暴碾压下，人们往往是毫无办法地掩面坐在黑暗中。吕新展示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平静的绝望以及这种平静带给人的窒息感，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巨大的、无形的力量让人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和恐慌中。看似悄无声息的日常现实带给人们更深刻的绝望。这种审美叙述策略远远超出了以往血淋淋历史暴力叙述的思想控诉、精神张力与审美局限，而是深入到历史风暴眼中，去凝视看似风平浪静之下的精神旋涡和灵魂碾压的精神痛楚。
在那个荒诞的时代里，人的尊严和体面已被损毁殆尽，在酷烈的风暴中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了自己的亲人悄无声息地吞下所有苦难而坚韧活下去，曾怀林如此，林烈、怀玉亦如此。政治的高压和物资的匮乏似乎在一点点榨干与碾碎人的理想、道德和尊严，但那些“黑黄”的身体里萌动的爱和善却成为驱散所有黑暗的火苗。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爱成为抵御黑暗的精神光芒。虽然这种爱的火苗，是微小的、渺茫的、个体的，但是却能够抗拒所有的黑暗与荒诞，经久不息。“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们看来是不应该的事，每天不也都照样发生着，合理的存在着吗？我们只能目瞪口呆，最终还得慢慢习惯”。①吕新展示了极端环境下来自民间大地的生存哲学，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劫难却始终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吕新是一个能够呈现民族精神心理深度的、具有独特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精神品格的作家。继《白杨木的春天》之后，吕新《下弦月》的出版让我们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语言的溪流淙淙远去”的独特审美叙述风格与精神心理深度。
【作者简介】张丽军，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君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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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较早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的作家，吕新早期作品中那种通过叙事策略来与读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不可避免。先锋文学的另一位参与者刘恪曾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在一本介绍先锋文学理论的著作《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对先锋文学所显示出的种种姿态作出了概括式的总结。他将先锋文学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意识流、荒诞、元叙述、碎片与拼贴、戏仿与反讽、变形与魔幻、迷宫与含混、互文与陌生化等。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第1-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按照这种划分，作为先锋作家的吕新走的应该是“迷宫与含混”这条路线。而事实上，吕新也正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的。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那是个幽幽的湖》中，这种姿态就已经展露得很明显。在小说中，吕新将山西雁北地区置于一个充满悬念的叙事语境之中，使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虚幻与幽远成为其小说中的主色调，这种神秘感也成为了吕新前期小说的那种诗化语言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吕新一直在打造一座语言的迷宫。在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掩面》中，吕新驾轻就熟地构建出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迷宫。他通过故事中的六个讲述者不同的叙述，建构出了一个曲折复杂而又立体的历史图景，使读者无法一眼看穿小说中女儿寻找父亲这一故事线条背后的始末。随后，他又在文中刻意设置了许多空白点，而填补这些空白的却只是一个个含混不清却又相互纠缠的符号，甚至连故事的主人公也不具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和形象。他更多地只是一个通过不同人的叙事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个个抽象的片段。这样一来，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和历史事件的严肃性就被这些符号所消解，进而失去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力量。虽然《掩面》看上去像是一部故事情节相对完整的小说，但它本质上却是由叙事驱动的，吕新从1980年代以来的一而贯之的那种叙事要求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但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吕新已经渐渐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弊端。这种距离的保持会使得自己的作品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甚至远离小说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这样一来，小说文本本身就蜕变为一个能指的集合，而失去了其所指，继而成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它在阐释空间被无限展开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來自历史事实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同时，这种完全符号化的运作也使得小说对现实的指涉性以及机能性在作者叙事的迷宫中被耗尽，从而无法与历史、与当下、甚至与未来形成有效的对话。而正如评论家对吕新的评价一样，他不但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品格的作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厚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的作家”。吴义勤：《“民间”的诗性建构——论吕新长篇新作〈草青〉的叙事艺术》，《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7期。他无法对自己小说中所文学化了的现实世界采取一种完全漠视的态度，否则，他也不会成为那个“第一个让世界知道晋北山区的作家”。樊星：《苍凉之诗——吕新小说论（1989—1991）》，《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正是这种对于现实的观照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使吕新的文学观发生了转变，他毅然放弃了曾经驾轻就熟的叙事迷宫，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走去。《白杨木的春天》则是他向着现实和历史深处的一次审美探寻。
在2010年发表的《白杨木的春天》中，吕新放弃了对于叙事的执著，开始向一种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书写模式回归。叙事不再成为唯一能够决定小说及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因素，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找回了它们对于小说整体的决定性意义。有研究者甚至将这部小说看作是吕新文学创作“转型”的标志。吕新、王春林：《“我的内心里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3期。与稍后的《掩面》相比，在这部小说中，吕新没有将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单纯地看作是一个符号。《掩面》中那个看似真实存在却又面容模糊的“父亲”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则是一个具象化的，在“文革”期间下放基层工宣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也尽力使之有血有肉：他没有像《掩面》中的“父亲”一样，是任何他者口中的“孙渡”“黄晟”“白莽”“刘高张”，而是有了一个能够统摄自己一切行动的名字——“曾怀林”。在“曾怀林”这个名字的统摄下，无论是在晚上偷偷地炼猪油，还是从农场磅秤员手中购买低价青菜，小说主人公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部小说里，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而是被还原成了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灾难岁月里“真实”的知识分子。他卸下了以往伤痕、反思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光环，在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灾难中他的全部愿望就是悄无声息地活下去。一点猪油、一篮青菜、一个焦黑的土豆就是他眼前生活中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小说更多地谈及的是人在灾难岁月里切实的生存问题。曾怀林和普通民众一样，关心的是如何最低限度地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保障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也让自己活下去。作者很少强调曾怀林“知识分子”的那一面。是啊，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忍受别人对自己毫无尊严的裸体检查？怎么会像个哑巴一样的消极避事？恰恰是作者对曾怀林“知识分子”光环的卸除，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历史情境中的人和事，一切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他行动的神秘性就被消解了，在去除知识分子精神气息的同时带来的是浓烈呛人的生命悲剧性意味。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曾怀林这个名字的能指和所指高度合一，并不断地在故事情节中与周遭环境发生着互动，这也成为了这部小说中那种深厚的现实感、沉重的悲剧性和浓郁的诗意共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二
无论是早期热衷于营造叙事迷宫，还是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走去，吕新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观看世界、批判历史、反思人性。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下弦月》中，吕新延续了他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对历史的批判，并且将思索的触角伸向人性更加隐秘的角落，对“文革”中人物的心理及造成悲剧的各种非理性和偶然因素做出了解剖，让我们对这场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挟裹其中的历史灾难发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下弦月》中，吕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雁北小城，那个满目都是苍凉的景色、“不长水果的苦寒之地”。时间是寒冬，这就使得那些铅色的风景和黑黄的人显得更加萧瑟。小说题为《下弦月》，冬夜里有月光，但却只是月亮东边的半圆，月光也不是那么皎洁，而是像“淘米水一样的月光”，不经意间为本就不太鲜明的世界笼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小说共有九章，分别为“冬日黄昏”“两个女人”“上深涧，胡汉营”“在淡黄的街景里排队等候”“去柳八湾，兼送老舅回家”“亮在丘陵与山冈之间的煤油灯”“童年的武器”“除夕夜在医院遇到朱槿”“仿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其中五章都涉及到“黄昏”或“黑夜”。在这忽明忽暗的晋北山区里，有多少人等候在他们各自悲喜交加的家庭里，思索着如何毫不起眼地卑微地活下去。在孤独和绝望中，那轮在冬夜里静静散发着并不温暖的光的下弦月，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下弦月》的故事主线并不容易看清，因为其中混杂了老舅、石觉、小山、小玲、小石头等人的故事。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关系链、各种回忆穿插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加入也让故事链不再完整。事件发生的背景环境也在吕新独特的非逻辑性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中被虚化，读者必须经过一番推理才能发现故事的起因是林烈年轻时提了意见而埋下了日后运动中被整的祸根。此后的十几年里林烈再也没有过安稳的日子，直到最近因一次威胁性命的危机而踏上了逃往之旅。一次次的变故让林烈和他周围的人陷入灾难。他一次次地“被改造”，妻子怀玉和孩子小山、小玲等也被监视。林烈不曾想到年轻时一次无心的龃龉会像霉菌一样在人性阴暗的角落里寄生、滋长，直到“铺天盖地的风暴来了，运动来了，机会也就来了”。小说中住在怀玉一家隔壁的石觉对这一点体会得更深。他在被整后的多少个日夜里反复回想自己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错误，最终他锁定了那件再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他曾经当着一些女人的面指出了单位一把手在报告中的一些简单的错误，让一个体面的男人在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尤其是在很多女人面前，而他本人完全没意识到。直到多年后运动来了，那些怨恨的种子借机拱破地面，平时你再不以为意的人都能够成为拨动你命运琴弦的人。“文革”中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什么路线问题，立场问题，完全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得罪了别人，别人就会借势整你，不是他本人划着一叶扁舟在和你单打独斗，在明显地报复你，在江心深处劫杀你，而是把你送到一艘时代的大船上去，让你误以为你和整个形势有关，和那个巨大的时代风暴有关”。吕新：《下弦月》，第2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办法，个人恩怨完全隐藏在时代的大麾之下，他们借助宏大的政治话语宣泄多年来隐藏在个人内心的愤怒。
吕新在对日常现实的叙述中發现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个人的恩怨和人性的阴暗面往往会借机发酵，这是在以往反思“文革”的作品中所没有突出表现的。吕新看到的历史与很多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很多人都描述过他们各自眼里或者观念中的历史。但是，我眼里或者记忆中的历史却并不像很多人观念中所以为的，或者他们在别的书里所看到的那样，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叙述一段相对真实的岁月。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④郑周明：《我记忆中的历史与世人不同》，《文学报》2016年12月19日。吕新眼中的历史更多的是由那些“用手捂着脸，坐在黑暗中”平静却又绝望的人们组成的。那些残酷的历史和悲剧的命运不过是“太阳下的风景”，是灾难岁月里人类生存的“常态”。人是最坚韧的存在，在历史齿轮的碾压和磨合中，只要还有一点月光证明他尚在人间，就能够在这齿轮的缝隙中继续存在，这就是吕新小说中“平静的绝望”和“绝望中的希望”。吕新说，“将近十年前，也可能早一些，或者稍晚一些，一种堪称巨大的东西来到我的心里，那是一种无比沉重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我想要表现和书写的东西，很多年它们汹涌澎湃，却又暗无天日，凄苦而又不无激情地奔流在各种东西和各种人事的上面。而现在，原本黑黢黢的原野和山川一瞬间被照亮，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寂静的时刻，人声鼎沸的时刻，漫长的黑夜，晴朗的艳阳天，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出昭示”。吕新、王春林：《“我的内心里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3期。我想这就是吕新对“文革”中普通人命运的思考。在残酷的风暴和现实的生活中，在“文革”的窒息和压迫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根本就无从谈起。曾怀林们和怀玉们可以不为自己活着，但他们还有别的牵挂，如何供得起孩子们的衣食温饱，如何从油脂被刮的干干净净的猪皮上炼出一点猪油来，如何从边缘溃烂的菜里挑选出“一小捆新鲜碧绿的菜”来为孩子们增加营养就是他们整日奔忙着的目标。物质生存的严峻已使他们疲于奔命，遑论精神上的“漂泊”。《下弦月》和《白杨木的春天》一起成为一种对现实富于诗意猜测的否定，对造成人性之恶泛滥的时代及其精神病因的深刻批判。
三
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吕新一直在以后现代的语言经验处理乡村世界，他也是首先致力于为乡土叙事注入现代、先锋意味的作家之一”。④陈晓明认为：“吕新是最早解决乡村叙事和现代、后现代主义关系的作家，在对现代、后现代语言的借鉴和使用的基础上书写着乡村经验，他的作品中既有传统的、民间的韵味，又有现代的、先锋的意味。”《〈下弦月〉〈安慰书〉北京首发式暨研讨会》，引自http：//cul.sohu.com/20161123/n473959356.shtml。这正是吕新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差异之处，即在传统的乡村叙事和异质的先锋叙事之间寻觅到了一条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叙事新路，从而获得了来自传统的叙述经验、深厚的生命世界和凌厉无比的思想剖析之刀。 先锋小说的语言由于所指的单一与固定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语言弹性减弱的问题，而吕新却“通过增加所指的数量和密度打破其固定性引起的单一、直接、僵化的反应，恢复语言的弹力和丰富蕴含”。张新颖：《理解吕新》，《上海文学》1991年第8期。试想，在雁北山区的大风天中如何表现远处城中几个人影的行动？如何用语言表现出风沙扑面的那种感觉？重点是如何凸显出在风沙中移动的艰难？吕新这样写道：“下午四点多，不过说不定也有可能已经五点多了，风小了一些，不再迷眼，北门外那一带忽然出现了几个小黑点……风很大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风里的土竖起来，变成一块又一块的黄布，风刮到哪里，那些层叠错乱的黄布就在哪里展开”，“那几个小黑点就是在风小了的时候出现的，在北门外灰蒙蒙的街上，很显眼的露了出来，猛一看，一动不动。就像是被人用锤子钉在了那里。仔细再看，才看出它们其实始终是活动着的。一拱一拱的，一直都在朝前走着”。④⑤⑥⑦⑧吕新：《下弦月》，第2-3、8、15、15、13、1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这就是《下弦月》的开头。吕新不仅用“黄布”“像锤子钉在那里”写出了风的速度、密度和力度，还用像虫子一样蠕动的姿态“一拱一拱”写出了行人的艰难移动的样子。这些词语的组合和运用不仅体现了吕新对语言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出吕新想象力的发达。在吕新非凡的艺术想象中，黑暗可以变成有形的叹息：“一个更小的黑影在黑暗中漂移着，从灶台与窗台之间的那个角落里摸到火柴，嗤的一声划着。灯一点亮了，他明显地感到先前的黑暗顿时矮了下去，分成若干种叹息，朝四周退去。”④吕新还原了语言的质感和肌理，让语言具备了丰富表现力和延展性，使读者感受到了汉语本身的美感，真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在怀玉和她的好友萧桂英结伴出去寻出逃的丈夫找林烈时，吕新还用素描般的笔触为这两个在寒冷的冬日里奔走异乡的女子画了一幅肖像画：“她们两个人的头发都是乱蓬蓬的，萧桂英的头发上甚至还沾着两根黄色的草叶”，⑤“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已经……不讨人……喜欢了”。又冷又饿的萧桂英此时正在寒风中吞咽着她和怀玉刚从供销社里买来的几个饼，“萧桂英艰难地说完这句话以后，嘴里的东西已经把她噎住了，她的头往前伸了一下，接着又腾出一只手去捶打自己的腰。怀玉看见她的喉咙那里坚硬而又缓慢地往下滑动了一下，再看她的眼眶下面，已有几滴泪憋了出来”。⑥受到冷遇的她们原本是该委屈的时候，但身体上的寒冷和饥饿让她们无暇顾及自己的体面，谁能想到这两个多少有些狼狈的女人是有文化的人民教师呢？从吕新这些形象化的语言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怀玉和萧桂英内心的焦灼与深沉的哀伤。
吕新笔下的风景多带有“铅色”。“树影在外面簌簌地乱动、摇晃，让白麻纸的窗户变得斑驳、眼生，很像是窗户上开满了黑色的花枝，多少有些超出了人间的家庭所应有的景象。天又阴了，站在门前，看见整个世界都是铅灰色的”。⑦“乌麻乱道的天色越压越低，锅盖一样盖下来，旷野上一个人也没有，冷风呼喇呼喇地从脸上刮过”。⑧“隔着一片人们平时行走的空地，正对着供销社方向的南边有几间低矮的黄泥的房子，房顶上全是一兩尺高的枯草，外面的山墙也剥落的很厉害，露出里面的一片一片的石头或原始的土坯，像是春天时狗腿毛的那种样子”。②吕新：《下弦月》，第16、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吕新认真地勾画出晋北地区萧瑟苦难的风景。在这片铅色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也是“黑黄”的，“耿三？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张焦黄的脸，几个门牙又宽又长，像马牙，拄着双拐，披着土黄色的军大衣”。②在这片苦难之地生活已经不易，然而时代的风暴并不因此就不会席卷这块土地。曾经穿着高跟鞋、连衣裙，有着修长的手指、波浪般的卷发和美艳容颜的朱瑾在运动中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瘦削，憔悴，高高的个子”，“脸色苍白，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棉大衣”，笑起来却“露出一排缺了两个门牙的牙齿”。曾经像女王般骄傲的朱槿变成了一个可以倚着污迹重重的、沾了“鼻涕、眼泪、风干了的血迹”的墙面的倒卖蜂蜜的女人。这怎能不让人感到凄惨与悲哀。吕新本人也表示《下弦月》“是自己怀着悲凉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作品”。
吕新小说中奇特的句子和富有神秘意味的意象既是作家的语言天赋和艺术感受力的产物，也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不管其他人曾经怎么看，现在怎么想，光辉灿烂的西方文学，拉美文学，当年我喜欢，接受过它的滋养，至今依然如此”。吕新、王春林：《“我的内心里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3期。吕新始终像福克纳一样，对所表现的事物和感觉细致认真地作着比喻，力图传达出最恰当的描述它的感觉。罗兰·巴特认为：“风格是一种必然性，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语言结合了起来”。吕新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还是其先锋精神内化的结果。“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所带入创作的那些新技巧新叙述方式，并不是艺术形式的一种主动和自发的演进，而是‘观念’的产物”。李洁非：《实验和先锋小说（1985-1988）》，《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正如吕新从《那是个幽幽的湖》到《下弦月》这一过程中所显示的变化一样，先锋精神的内化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回归使得吕新不再纠缠于如何叙述这个故事，从叙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了对小说中怀玉、林烈、黄奇月、小山等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之中；而曾经参与建构语言迷宫的经验又使得作者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来对文本中的背景、人物以及其行动进行审视，从而达到一种洞若观火的效果。正是这种洞察，使得吕新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灵和精神的挖掘比其他一些作家更加深刻，其在作品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对于人性的观照也来的更加温暖感人。小说中吕新不仅对主要人物林烈、怀玉、小山等人予以关照，让林烈在走投无路时遇到黄奇月，找到了一块得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对小石头、朱瑾等次要人物形象，吕新也给他们送去了一点温暖。女主人公怀玉在粮食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还是在除夕夜努力做出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不善生活的石觉父子；更在遇到曾经的“情敌”朱瑾时，买了她的蜂蜜。
以先锋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吕新在《下弦月》中收起了那种随着形式感而产生的尖锐和隔膜，而是以一种谦逊而诚实的姿态来书写一种生活的本真。尽管《下弦月》的故事链依然不那么清晰，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么？“在你睡觉的同时，有人正在理发，有人正在写信，打水，洗衣服，心里在想一件事情的同时，还可以想着另外几件事情。生活就是这样”。林舟：《“靠小说来呈现”——对吕新的书面访谈》，《花城》2001年第12期。在《下弦月》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正如有人评论吕新时所说的那样，“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并把光焰放大”。马明高：《诚实而谦卑的写作——读〈白杨木的春天〉》，《光明日报》2014年02月24日。这是个充满喧嚣的时代，读者们对于文学中的夸大、扭曲、媚俗已经习以为常。在这个时候，吕新能够站出来，并且写出《白杨木的春天》和《下弦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先锋的态度。
在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吕新展现给我们的现实不是血淋淋的、群魔乱舞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历史暴风眼中的“平静”“宁静”，乃至日常温情诗意的那一面。在时代大潮和政治风暴碾压下，人们往往是毫无办法地掩面坐在黑暗中。吕新展示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平静的绝望以及这种平静带给人的窒息感，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巨大的、无形的力量让人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和恐慌中。看似悄无声息的日常现实带给人们更深刻的绝望。这种审美叙述策略远远超出了以往血淋淋历史暴力叙述的思想控诉、精神张力与审美局限，而是深入到历史风暴眼中，去凝视看似风平浪静之下的精神旋涡和灵魂碾压的精神痛楚。
在那个荒诞的时代里，人的尊严和体面已被损毁殆尽，在酷烈的风暴中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了自己的亲人悄无声息地吞下所有苦难而坚韧活下去，曾怀林如此，林烈、怀玉亦如此。政治的高压和物资的匮乏似乎在一点点榨干与碾碎人的理想、道德和尊严，但那些“黑黄”的身体里萌动的爱和善却成为驱散所有黑暗的火苗。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爱成为抵御黑暗的精神光芒。虽然这种爱的火苗，是微小的、渺茫的、个体的，但是却能够抗拒所有的黑暗与荒诞，经久不息。“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们看来是不应该的事，每天不也都照样发生着，合理的存在着吗？我们只能目瞪口呆，最终还得慢慢习惯”。①吕新展示了极端环境下来自民间大地的生存哲学，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劫难却始终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吕新是一个能够呈现民族精神心理深度的、具有独特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精神品格的作家。继《白杨木的春天》之后，吕新《下弦月》的出版让我们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语言的溪流淙淙远去”的独特审美叙述风格与精神心理深度。
【作者简介】张丽军，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君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