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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韦勒克在谈到批评家的工作时，指出批评家应当用理论来支持、印证和发挥自己的文学见解、品第和判断，“同时又要通过审视艺术作品才能推演和维护并且例示这些理论，使之变得具体明了，言之成理”。〔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第三卷，第12页，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由此可见，批评家不但要具备艺术的敏感度和创造力，还要具备雄健宏阔的分析能力与概括能力，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提取枝干脉络和洞察奥秘的能力，从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批评美学与理论体系。
在中国当代学人中，如韦勒克所说的批评家并不多，他们的共同点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关键词”：刘再复的“主体论”、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戴锦华和孟悦的“浮出历史地表”、陈晓明的“后现代”、陈思和“民间/庙堂”、孟繁华的“新理想主义”、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洪治纲的“代际”研究。他们以持续艰苦的探索将散落的历史与文学碎片建构为一个个卓异独特的世界，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丰厚的学术积累。其中，张清华的批评实践以鲜明的诗学、文化学、叙事学和精神现象学特色而立足于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孜孜于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工作。他对当代诗歌和民刊、先锋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时间美学、“中国经验”的阐释和洞见，对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张炜、“红色经典”等作家作品的叙事结构、审美价值及其与历史、文学史、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既提供和强化了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概念，也拓宽了我们理解文本的美学空间，提升和建立起了新的批评格局。
一、作为方法的先锋文学思潮考辨
凡从事批评者，大抵因知识结构、学术脉络、文学趣味、思考范式不同，而各有擅长的领域。张清华早年被诗歌所吸引，对文学产生了“‘中毒’后难以摆脱的本能”张清华：《诗歌是与生俱在的爱》，《诗潮》2007年第5-6期。般的热爱。这份朴素的来源、这种纯粹的积淀使得他始终保持着对于文学的美感和敏感。当他以糅合着才情禀赋和受过细部阅读与学术训练的眼光进入文本时，往往能够准确地甄别和遴选出与其心灵和艺术观相匹配的“异质”和“新质”，或运用庞博的理论话语“复旧如新”地赋予作品以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许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钟情并沉湎于那些具有强烈精神性与高蹈气质的文本，重视那些不停歇进行高妙旺盛艺术呈现的作家。在诗人中，他尊崇以身心命实践“上帝的诗学”的荷尔德林、食指、海子、寒烟；在小说领域，他独爱那些具有实验性和思想性的文本。他作于1996年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下文称《思潮论》）便集中体现了这种选择。这部论著连同他1995年的《境遇与策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1999年的《火焰或灰烬——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一道，共同奠定了他早期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
说到先锋文学，不可不提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该著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翔实分析了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精神变异和文化象征，将其视为“非常极端的文化现象”和“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实验”，对它的“反中心化”“反整体性”“反历史及深度模式”予以了具有开拓性的阐释。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年版自序，第2页；2003年版自序，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洪治纲的《守望先锋》同样着力于这一命题，将先锋文学当作“动态性的、永远处于探索前沿的实验性文学”和“不断解构和破坏的审美动向”来研究，洪治纲：《守望先锋》，第25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在进行谱系梳理时，条分缕析了先锋文学的“主体向度”“艺术实践”和“文本动向”，揭橥了其发展历程和精神指向。陈著重理论阐解，洪著重文本分析，都对先锋文学历史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贡献。
与之相较，《思潮论》有着独特价值和意义，这不仅在于批评家对先锋文学发展的深入把握和对当代文化逻辑的准确辨析，更在于他以追根溯源的勇气和彻底性，以广阔深远的学术眼光，将先锋文学思潮作为整体性、系统性与富含美学性、哲思性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巨论与细部观照，不但发现了它在艺术上的变革意义，也发掘出了其各阶段的艺术表现与当代文化之间的生产/被生产、影响/被影响的关系，从而對先锋文学思潮的边界予以了拓展与深化。这种触角广密、视野辽阔的考辨具有历史性、思想性和及物性，可以作为一种逻辑、一种方法，为后来的史论写作提供启示。
这一方法的历史性首先体现在，它是在文学思潮的溯源中进入论述的。在张清华看来，先锋文学并非突如其来，也非一蹴而就。他将之作为有着“地火”或“冰山”般隐秘源头的历史衍生物进行追索，看到了它被忽略的重要起源：包括白洋淀诗群在内的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刘禾曾以“持灯的使者”称食指等具有精神启蒙特质的诗人。在张清华看来，黄翔、食指、哑默、根子、芒克提供的不只是“星光”和“火炬”，还有“强烈的思想力量”和“现代诗歌的有益营养”，因此无可争议、毋须辩驳地成为“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的先驱”。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31-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这份摘自历史深处的“遗产”如此丰富又如此寥落。批评家拨开混沌驳杂的干扰项，辨认出了它的珍贵、丰沛，以及它在一个精神与艺术极度荒凉的时代保留的可贵的人文微光。
这种历史化思路携带着广博与开阔，赋予了张清华以坚实的历史思辨性，使他在对先锋文学进行观照时，勾连起了当代文化与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探寻出了中西方观念碰撞之下本土化美学的异变与发展。有关先锋文学的若干命题、内涵和框架，由此清晰和生动起来。历史化结构亦促使批评家在为“先锋文学思潮”定义时，突破了文学范畴的拘囿，有别于过往研究将之分化为“朦胧诗”和“新潮小说”等纯文学类型的方式，而将之界定为“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内核，以现代性的价值标尺为指向，以现代主义（或接近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与文本追求为基本载体，以一个不断幻形和递变的系列文学现象为存在形式的文学与文化的变革潮流”。②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之《自序 个人记忆与历史遗产》，第3、2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当批评家在“先锋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思想”之间找到连结点时，《思潮论》为学术方法提供的一个重要启发也就诞生了——以“思想性”改善“文学性”体质的单薄与偏狭，为之注入厚重的论述基底。在思想性的引导下，张清华指出，先锋文学思潮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其前期的艺术内涵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这并非简单的概括，而是暗含着逻辑与思路的转换。例如对于先锋文学开端的分析，批评家认为它首先表现为启蒙主义，在“朦胧诗潮”和“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思潮两个阶段中，思想上的启喻性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共在并行，走向了人性与心灵的空间，走向了对传统文化寻踪、镀亮、反思和不乏批判的现代性愿景。这种具有强烈原创性和思想性的论述方法，在《思潮论》中多处可见，它们支撑着批评家的话语维度并将之立体化为观察历史与现实的多棱镜。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界在主流价值观的分化中走向了内在的裂变。与80年代相比，这个时代似乎是沉郁和落寞的，但事实上，就文学研究的发展而言，90年代的批评观念和体系祛除了浮夸的泡沫、理论的变形、澎湃的非理性，获得了深厚的人文观与个性化的价值核心，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学理化，也更富有生长性和延展性。90年代还向批评家提供了丰赡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那些能够从中辨别出与自己的艺术观相契合、并不惮于向精神的艰难困苦深处探寻者，大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学术范式的转换和生成。
这带来了“落地”的、“及物”的批评态度与方法。只有建立在缜密的文本细读和恰切的理论运用之上的解读才是结实的、自足的，这在《思潮论》中有着明确而集中的体现。张清华对以西川、李亚伟、廖亦武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进行了现代艺术的深度扫描；对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文学的论述颇多新异解读；在对方方、池莉、刘震云、叶兆言等新写实小说的阐解中，他看到的不止是现实表象，还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在论及翟永明、唐亚平、林白、陈染的女性主义文本时，他引入了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国族图景，既是横向的对比，也是纵深的背景，突显出女性主义文学的独特价值。在论述过程中，他不断地用扎实的理论激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用充足的材料夯实结论。对于“主义”与“主义”之间的继承、发展和连接处的论证，也在起承转合中歙动着结实的张力。
在世纪末的苍凉回声中，张清华以知识分子的敏感、深刻、公共意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问题：如何为先锋文学的艺术价值定位？如何厘清作为其发端与背景的启蒙主义在中国的走向？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哲学的“中国化”及其与本土现实之间的多重悖谬？他站在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上，以整体性的学术眼光予以观照，给出了最具有精神含量和远见卓识、也最富有思辨魅力的解释与阐述。譬如，他肯定先锋小说“存在”主题的良性功能，又认为这会导致“触及当下现实的力量”和“作家本身的人格力量”走向萎缩和病态。②他为先锋文本的艺术力量所吸引，又看到了它的分裂与逆变及其在文化相对主义时代走向精神分化的趋势。再如对具有“内核”价值的“启蒙主义”概念，张清华用了极深的学术功力和极大的智慧，对它在20世纪中国的流变进行反复推敲和考量，既肯定它在中国现代性路径中的强力作用，也看到当它进入中国语境之后，由于巨大的“落差”而失去了历史秩序，在本体/功能、逻辑/事实、愿望/结果等二元项间产生了激烈矛盾。批评家指出，正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变化决定了先锋文学思潮的蜕变性，导致了社会启蒙与个人话语、反抗中心与自我流放、不断变革与自我解构等一系列悖论。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我以为，这些曲折繁复的表述、葳蕤婆娑的修辞和灵性辩证的风格，更切合先锋文学思潮的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更能让读者心领神会，豁然开悟，为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陌生化”、艺术化的论述风格，再次忠诚地实践了他认为批评应当“具有创造性的含量”，应是“艺术的、美的或有意思的文字”张清华：《批评是对话，也是创造》，《文艺报》2014年4月2日。的观念。
张清华以精神性和哲理性为高亮标识，将先锋文学放到社会思潮和文学运动中去谈，放到当代文化和变革运动的跌宕起伏中去谈，敏锐度和深阔度并行不悖，这在当代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我想，他一定认同这样的“先锋”内涵：在最前卫的选择里包含着勇猛无畏的牺牲；在最反叛的姿势里涌动着新的精神生长。先锋的变异和革命摧枯拉朽、除旧布新，最终成为覆盖大地的润泽与青葱。先锋艺术家如此，先锋艺术研究者，亦需拥有同等的心与力的特质，方能将那束光提炼出来，使其在历史序列中获得稳定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二、历史诗学如何与“文化”接榫
作为“学院派”批评家，张清华的阐释和推演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西方话语基础上的，这并非个例，而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完成学院教育的一代学人的共同特征：“启蒙话语的受挫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不仅使彷徨的知识界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同时也训练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孟繁華：《当代中国的学院批评——以青年批评家张清华为例》，《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家对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理论了然于心并不足为奇，重要的是，他能够将西方理论糅合进中国语境之中，在两者的裂隙或弥合处发现问题，提供新的理解路径，显示出强大的转换和化用功力。
在张清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批评文本中，高频率地出现了“历史诗学”“历史叙事”“历史文化意识”“新历史主义”等词汇。这个新的学术热点在他那里不难找到根源。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他用了整整一章“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来深刻而多维度地追问“新历史主义”的根系脉流及其衍生出的文化观念，提出了诸多新鲜而富有启喻性的命题。可以说，这个后来成为批评家“关键词”之一的“新历史主义”，是从“先锋文学思潮”这株大树上生长出来的。
当我们谈到历史诗学时，会认为它是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80年代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情境中被接受、被吸纳。在历史诗学理论进入中国之后，张清华较早以高度的敏感性捕捉着、确认着这一新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的影响。在他看来，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首先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改变了人们对于文本的传统观念，让他们对文本与内容的关系产生了质疑。他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充分注意到了历史诗学那具有解构特质和怀疑精神的饱满力量，注意到它向着已然僵化、固化的“历史”边界不断扩张和裂变的内在动力，将它与中国文化的接榫过程展示出来。这里面所包含的新与旧、传统与发展、瓦解与重建、“西方”与“中国”相互嵌合的“风景”是复杂的，也是迷人的。
张清华以受过严苛学术训练的理论认知指出，历史诗学（包括新历史主义）是西方文化观、历史观和哲学观的发展结果。20世纪以来，以整体论、决定论和目的论为主要脉络的线性历史观受到反思和批判，历史书写发生了重要位移，转向对于叙事话语本身的探索。在张清华钟爱的巴赫金的“复调”和“狂欢节化”两个术语里，就包含着平等化、大众化、颠覆性和宣泄性等新历史价值观，它们分属于“创作诗学理论”和“历史诗学理论”。佟景韩：《小说的主人公和历史的主人公——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第3页，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他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具有内在循环机能的联系，指出“狂欢节化”（“戏剧性”）的含量决定了小说是否具有“复调”性质，这又决定了历史叙述的深度和活力，“‘小说的诗学’就这样变成了‘历史的诗学’”，⑤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165、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这样一来，批评家就将“历史意识”与“叙事话语”进行了有效连接。 张清华对“元历史”谙熟于心，多次提及和运用海登·怀特、科林伍德、福柯等人的理论。他指出，这些理论刷新了我们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认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怀疑历史的终极性与真实性”，生发出对于历史真相“更多追问的冲动，以及解答的可能”，他认为这是当代历史书写的重要转变，指出这种包含着分裂与解构的观念决定了写作资源的权重和比例，改写了线性历史的单一性与意识形态功能。具体到写作之中，就是作家采取了拆解态度，运用类似于“福柯的‘历史编纂学’式的‘多种声音的奇怪的混合’的方式”，使社会生活获得了“更广泛和原本的真实”。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157-1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这种书写重新解释了“历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历史”的复杂权力关系，称得上是“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403-40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在张清华看来，这是历史观的进步，是叙事观的进步。在《历史话语的崩溃和坠回地面的舞蹈》《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等文中，他都谈到了主流历史观的瓦解和新历史书写的开拓价值。
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来厘清“历史诗学”的线索并不难，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知识谱系。但是，要在这“共性”之外，作出“个性”化的判断则不那么容易。在这方面，张清华显示出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向传统文化时的独到眼光和发现。他认为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在中国早已有之。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从“史—传—演义”这个过程分离出来的。“在中国人这里，诗与史，可以说是互为修辞的”。⑤他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不是以“历史纪年”一以贯之而是经常“重复开始”的，这带来了“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和以个体为丈量尺度的“生命本体论”的时间观，与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完全不同。从历史叙事类型来看，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小说和讲史小说以及各种“演义”“外史”“志异”“别传”“仿写”“续写”本身就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主义”实践。张清华：《境外谈文》，第5-1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这个梳理给了张清华以足够的底气和智慧作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在“新历史主义”被译介到中国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的文学思潮。我以为，这是其历史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即不是由彼及此、而是由此及彼地探寻文学思潮的根源。这将他的思路引回到在20世纪被冷落和弃掷的中国传统，将西方历史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机接榫，使“古老”的物事获得了“崭新”的光彩，也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強烈的美学感染力与饱和度极高的文化亮色。这一探索过程值得重视，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着一位中国当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心智与贡献，更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文化、历史之间斩不断、割不掉的联系。
这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代学人的理论谱系和学术视野不乏相近者，为什么独独是张清华对“历史诗学”早早地开始了诘问与追索，为什么当他的研究思路走到这个问题上时，就格外关注那里蕴含着的“秘密”并决心将这种探究进行到底，直至淘洗出它的本来面目。我想，这大约与他的某种文化情怀和历史眷恋有关。他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日光晦暗的午后，他从书架上抽出唐诗选，再读到李白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禁不住热泪潸然。我想，这只是一个契机的触发，在这背后，在批评家的内心，一定早就涌动着、酝酿着深远的历史情怀。这情怀既生发自个体经历的岁月流淌和家族代谢，更来自对普遍性、必然性的生命衰萎的伤感喟叹。当科学、理性、学养都无法稀释这伤感时，他在浩瀚的文化典籍和传统文本里，在凝结着时间感触的字字珠玑的古老诗篇里，重新找到了触摸和理解生命脉动的路径。
正是因为张清华对现实认知之深和慨叹之切，才会对历史诗学保持着敏锐的感怀和领悟；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中西文化“接榫”的存在，才让他愿意耗费心力梳理“新历史主义”的发展流脉。这种理性、自觉为“中国问题”发声的认识和研究，彰显出批评家可贵的学术品质。
三、新历史主义美学的建构与诠释
在当代学界，张清华最早提出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概念，将“历史诗学”与当代文学进行了嫁接。在他开始新历史小说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前期，相关理论已被译介到中国，但在批评界并未形成热潮。他的做法无疑具有开创性，同时意味着学术上的冒险，可见批评家的胆识与洞悉力。1998年，他的《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在《钟山》刊出后，陆续引来了认同和引用，也不乏诘问，加上他1999年到海德堡大学讲授“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这都促使他将这一思考继续和深入下去。他运用大量的理论话语和资源，以深入到文化心理与叙事实践的方式，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历史书写进行辨析和推演，勾勒出了它的来龙去脉、文化语境与生长过程，提出和阐解了它的若干美学与叙事特征，及其带来的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变迁，建构起了独属于张氏的“历史诗学”。这是批评家为中国当代叙事学研究谱系提供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新历史主义”给张清华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和认知起点，打开了他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书写的“窗口”。在他看来，海登·怀特提出的“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既是“哲学的追问”，也是关于“存在”的命题，这可以转化为文学问题：当“作为存在的历史”消逝和不可能再现之后，谁能够、又如何“通过文本再现历史”？这个问题激活了他对于历史叙述的思考，使他作出了以下推论和判断：不存在“先验的历史”和“绝对客体的历史”，只存在“作为文本的历史”和“被解释的历史”。所以，历史叙述本身就包含着类似文学的东西，“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历史观念与文本风格、修辞方式，不断对历史进行新的改写”，历史也就成了一种“诗学”。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他由此在“质疑历史”与“追寻历史”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在张清华看来，无论是“第三代诗歌”中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对此前历史书写局限性的超越，还是小说家对历史的碎片化、偶然化、寓言化书写，都是作家以价值认知的转变和艺术新变将“新历史主义”落地生根为本土化和在地化的文学思潮的实践，即他所说的这不是“西化的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中国化的命题”。张清华：《论本土的“解构主义”》，《隐秘的狂欢》，第17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这个诠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使得许多新历史文本中的传统美学、历史意识、文化内涵甚至技巧实验都获得了新颖而结实的阐解。这个蓬勃发展的过程也引发了批评家的追索：为什么在中国，“新历史主义”有如内含“催化剂”和“加速器”，短短十余年间，就从仅仅只是苗头的存在迅疾走向了高峰？
在批评家的考察里，这始于一个“断裂”，一个寻找过程的无疾而终。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与意识形态残骸和宏伟叙事幻象决裂之后，开始对现实感到焦虑和不安，又因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示例，而渴望返回到历史和传统之中。张清华认为这既是“寻根文学”的起因，也埋下了“新历史主义”的根缘。因为当这些拥有极强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精英们发现中国传统积存了那么多的愚昧、黑暗和丑陋之后，他们恢宏壮丽的寻找之路走向了幻灭，对历史理性的坚信不移发生了动摇。当后来的作家重新书写历史时，“介入主体突然‘缩小’”，文化的判断力消散了，“历史”也弥漫为谜一般的烟雾。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155-1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这个变化通过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想一想吧，在贾平凹、郑义、李杭育等人那里，历史是如何地自在自为，轻松牢固地掌控着乡土中国的文化与命脉；而在苏童、叶兆言、格非、余华那里，历史又是如何充满黑色幽默和反讽色彩地走向了枯萎与溃败，甚至是自我消解的虚无。
张清华对这个“断裂”的“发现”和解释，真是惊人的敏感、准确和深刻。他对于“新历史主义”美学的建构，毋宁说就是从这个伤口般的“断裂”生长出来的。他之所以被称为“新历史主义者”敬文东：《“修正主义”的胜利——漫谈张清华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也来自于其独特的逻辑与处理方式：用“元历史”理论切入新历史文本，又将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反馈回理论谱系之中。他在这个阐述过程里孳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子命题、子关键词和隐喻性概念，显示出强大的整合力和概括力。他借用西方话语，令人信服地归纳和解释了中国本土的五种“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类型”：以《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叙事”，以《青黄》《迷舟》《活着》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叙事”，以《九月寓言》《丰乳肥臀》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历史主义”、以《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年》为代表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历史主义”，以《长恨歌》《玫瑰门》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历史主义”。显然，他已經意识到，仅仅是就“解构”“反叛”历史来谈新历史主义，已经很难说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绞缠纠葛。他必须将谈论方法纵向拓深到结构，横向延展到精神层面，才能将其复杂面相梳理出来。如在论及“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叙事”时，他指出表象现存是抽象空洞的，反而是那些迷离飘忽的历史、不可把握的命运和幻觉般的经验倒错，才使得真正的“历史”突显出来。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89-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类似的诠释撇除了加之于新历史写作之上的非文学评价，将不确定、多样化视为文本驱动力纳入到结构性和美学性的辨析之中，填补了关于“新历史主义”研究的空白。
在当代学界，还没有人像张清华这样，对这一范畴有着如此广泛深入的研究，对它的本土化和人文性进行过如此细致的考辨和论证。历史的裂隙与现实的活力向他展开了双重图景，使他格外关注那些拥有高度独特性和艺术性的作家。他多次谈及扎西达娃，被其叙事的玄妙、虚幻、轮回所打动，捕捉到了它们与中国古老时间观之间的隐秘呼应，认为作家书写了“藏民族自己的时间概念和历史认识方式”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富有深度的历史叙事”。张清华：《从这个人开始——追论一九八五年的扎西达娃》，《天堂的哀歌》，第71、8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当批评家在历史诗学中不断地徜徉和逡巡时，一种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文”的复合视角取代单纯的叙事学和社会学而成为其评判核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对于莫言的理解就完全越过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评价，发掘出了连作家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艺术价值与奥秘。他注意到了《红高粱家族》里关于家族代际力量递减的描写，认为在作家笔下，“民族的历史与文明谱系变成了一个‘降幂排列’的逻辑”，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这不仅主导了其美学风格，也铺陈出了民族的寓言。批评家对《丰乳肥臀》的解读更是改写和引导了这部巨著的诠释方向。那个被放在道德十字架上拷问的母亲，在他那里被阐释为“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母亲”，以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使历史成为审美对象和超验的想象领域，也使小说成了“‘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叙事”。对于莫言极具个性的历史书写的阐释使批评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丰乳肥臀》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它通向“伟大的汉语小说”。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今天要作这样的结论当然是容易的，但在这部小说饱受质疑和否定的十余年前，这个解释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慰藉，也显示出批评家超出时代局限的准确认知。
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人文观照使张清华获得了坚实的思想维度和文化诗学意蕴，帮助他将新理论带来的庞大问题群进行了深入剖析，也使其叙事学研究具备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他提取出的诸多关键词富含学术生命力与延伸性，犹如黑暗内部的闪电，耀亮了含混的边界：他怀着那么强劲的韧性和耐力处理如此复杂的文学谱系，使得这些概念在与历史、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互证与回应的同时，具有生长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批评空间，为文学的阐发、研究、传播等环节注入了新的审美性与思想性。一个杰出的、卓越的批评家可以在混沌和误读中辨认出真正有价值的美学范畴，塑造新的文学生态格局，改善时代的文化趣味。我以为，这是批评家之于历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J16YC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霞，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荣）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05
在中国当代学人中，如韦勒克所说的批评家并不多，他们的共同点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关键词”：刘再复的“主体论”、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戴锦华和孟悦的“浮出历史地表”、陈晓明的“后现代”、陈思和“民间/庙堂”、孟繁华的“新理想主义”、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洪治纲的“代际”研究。他们以持续艰苦的探索将散落的历史与文学碎片建构为一个个卓异独特的世界，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丰厚的学术积累。其中，张清华的批评实践以鲜明的诗学、文化学、叙事学和精神现象学特色而立足于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孜孜于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工作。他对当代诗歌和民刊、先锋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时间美学、“中国经验”的阐释和洞见，对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张炜、“红色经典”等作家作品的叙事结构、审美价值及其与历史、文学史、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既提供和强化了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概念，也拓宽了我们理解文本的美学空间，提升和建立起了新的批评格局。
一、作为方法的先锋文学思潮考辨
凡从事批评者，大抵因知识结构、学术脉络、文学趣味、思考范式不同，而各有擅长的领域。张清华早年被诗歌所吸引，对文学产生了“‘中毒’后难以摆脱的本能”张清华：《诗歌是与生俱在的爱》，《诗潮》2007年第5-6期。般的热爱。这份朴素的来源、这种纯粹的积淀使得他始终保持着对于文学的美感和敏感。当他以糅合着才情禀赋和受过细部阅读与学术训练的眼光进入文本时，往往能够准确地甄别和遴选出与其心灵和艺术观相匹配的“异质”和“新质”，或运用庞博的理论话语“复旧如新”地赋予作品以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许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钟情并沉湎于那些具有强烈精神性与高蹈气质的文本，重视那些不停歇进行高妙旺盛艺术呈现的作家。在诗人中，他尊崇以身心命实践“上帝的诗学”的荷尔德林、食指、海子、寒烟；在小说领域，他独爱那些具有实验性和思想性的文本。他作于1996年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下文称《思潮论》）便集中体现了这种选择。这部论著连同他1995年的《境遇与策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1999年的《火焰或灰烬——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一道，共同奠定了他早期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
说到先锋文学，不可不提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该著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翔实分析了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精神变异和文化象征，将其视为“非常极端的文化现象”和“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实验”，对它的“反中心化”“反整体性”“反历史及深度模式”予以了具有开拓性的阐释。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年版自序，第2页；2003年版自序，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洪治纲的《守望先锋》同样着力于这一命题，将先锋文学当作“动态性的、永远处于探索前沿的实验性文学”和“不断解构和破坏的审美动向”来研究，洪治纲：《守望先锋》，第25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在进行谱系梳理时，条分缕析了先锋文学的“主体向度”“艺术实践”和“文本动向”，揭橥了其发展历程和精神指向。陈著重理论阐解，洪著重文本分析，都对先锋文学历史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贡献。
与之相较，《思潮论》有着独特价值和意义，这不仅在于批评家对先锋文学发展的深入把握和对当代文化逻辑的准确辨析，更在于他以追根溯源的勇气和彻底性，以广阔深远的学术眼光，将先锋文学思潮作为整体性、系统性与富含美学性、哲思性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巨论与细部观照，不但发现了它在艺术上的变革意义，也发掘出了其各阶段的艺术表现与当代文化之间的生产/被生产、影响/被影响的关系，从而對先锋文学思潮的边界予以了拓展与深化。这种触角广密、视野辽阔的考辨具有历史性、思想性和及物性，可以作为一种逻辑、一种方法，为后来的史论写作提供启示。
这一方法的历史性首先体现在，它是在文学思潮的溯源中进入论述的。在张清华看来，先锋文学并非突如其来，也非一蹴而就。他将之作为有着“地火”或“冰山”般隐秘源头的历史衍生物进行追索，看到了它被忽略的重要起源：包括白洋淀诗群在内的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刘禾曾以“持灯的使者”称食指等具有精神启蒙特质的诗人。在张清华看来，黄翔、食指、哑默、根子、芒克提供的不只是“星光”和“火炬”，还有“强烈的思想力量”和“现代诗歌的有益营养”，因此无可争议、毋须辩驳地成为“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的先驱”。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31-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这份摘自历史深处的“遗产”如此丰富又如此寥落。批评家拨开混沌驳杂的干扰项，辨认出了它的珍贵、丰沛，以及它在一个精神与艺术极度荒凉的时代保留的可贵的人文微光。
这种历史化思路携带着广博与开阔，赋予了张清华以坚实的历史思辨性，使他在对先锋文学进行观照时，勾连起了当代文化与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探寻出了中西方观念碰撞之下本土化美学的异变与发展。有关先锋文学的若干命题、内涵和框架，由此清晰和生动起来。历史化结构亦促使批评家在为“先锋文学思潮”定义时，突破了文学范畴的拘囿，有别于过往研究将之分化为“朦胧诗”和“新潮小说”等纯文学类型的方式，而将之界定为“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内核，以现代性的价值标尺为指向，以现代主义（或接近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与文本追求为基本载体，以一个不断幻形和递变的系列文学现象为存在形式的文学与文化的变革潮流”。②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之《自序 个人记忆与历史遗产》，第3、2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当批评家在“先锋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思想”之间找到连结点时，《思潮论》为学术方法提供的一个重要启发也就诞生了——以“思想性”改善“文学性”体质的单薄与偏狭，为之注入厚重的论述基底。在思想性的引导下，张清华指出，先锋文学思潮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其前期的艺术内涵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这并非简单的概括，而是暗含着逻辑与思路的转换。例如对于先锋文学开端的分析，批评家认为它首先表现为启蒙主义，在“朦胧诗潮”和“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思潮两个阶段中，思想上的启喻性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共在并行，走向了人性与心灵的空间，走向了对传统文化寻踪、镀亮、反思和不乏批判的现代性愿景。这种具有强烈原创性和思想性的论述方法，在《思潮论》中多处可见，它们支撑着批评家的话语维度并将之立体化为观察历史与现实的多棱镜。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界在主流价值观的分化中走向了内在的裂变。与80年代相比，这个时代似乎是沉郁和落寞的，但事实上，就文学研究的发展而言，90年代的批评观念和体系祛除了浮夸的泡沫、理论的变形、澎湃的非理性，获得了深厚的人文观与个性化的价值核心，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学理化，也更富有生长性和延展性。90年代还向批评家提供了丰赡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那些能够从中辨别出与自己的艺术观相契合、并不惮于向精神的艰难困苦深处探寻者，大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学术范式的转换和生成。
这带来了“落地”的、“及物”的批评态度与方法。只有建立在缜密的文本细读和恰切的理论运用之上的解读才是结实的、自足的，这在《思潮论》中有着明确而集中的体现。张清华对以西川、李亚伟、廖亦武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进行了现代艺术的深度扫描；对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文学的论述颇多新异解读；在对方方、池莉、刘震云、叶兆言等新写实小说的阐解中，他看到的不止是现实表象，还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在论及翟永明、唐亚平、林白、陈染的女性主义文本时，他引入了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国族图景，既是横向的对比，也是纵深的背景，突显出女性主义文学的独特价值。在论述过程中，他不断地用扎实的理论激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用充足的材料夯实结论。对于“主义”与“主义”之间的继承、发展和连接处的论证，也在起承转合中歙动着结实的张力。
在世纪末的苍凉回声中，张清华以知识分子的敏感、深刻、公共意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问题：如何为先锋文学的艺术价值定位？如何厘清作为其发端与背景的启蒙主义在中国的走向？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哲学的“中国化”及其与本土现实之间的多重悖谬？他站在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上，以整体性的学术眼光予以观照，给出了最具有精神含量和远见卓识、也最富有思辨魅力的解释与阐述。譬如，他肯定先锋小说“存在”主题的良性功能，又认为这会导致“触及当下现实的力量”和“作家本身的人格力量”走向萎缩和病态。②他为先锋文本的艺术力量所吸引，又看到了它的分裂与逆变及其在文化相对主义时代走向精神分化的趋势。再如对具有“内核”价值的“启蒙主义”概念，张清华用了极深的学术功力和极大的智慧，对它在20世纪中国的流变进行反复推敲和考量，既肯定它在中国现代性路径中的强力作用，也看到当它进入中国语境之后，由于巨大的“落差”而失去了历史秩序，在本体/功能、逻辑/事实、愿望/结果等二元项间产生了激烈矛盾。批评家指出，正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变化决定了先锋文学思潮的蜕变性，导致了社会启蒙与个人话语、反抗中心与自我流放、不断变革与自我解构等一系列悖论。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我以为，这些曲折繁复的表述、葳蕤婆娑的修辞和灵性辩证的风格，更切合先锋文学思潮的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更能让读者心领神会，豁然开悟，为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陌生化”、艺术化的论述风格，再次忠诚地实践了他认为批评应当“具有创造性的含量”，应是“艺术的、美的或有意思的文字”张清华：《批评是对话，也是创造》，《文艺报》2014年4月2日。的观念。
张清华以精神性和哲理性为高亮标识，将先锋文学放到社会思潮和文学运动中去谈，放到当代文化和变革运动的跌宕起伏中去谈，敏锐度和深阔度并行不悖，这在当代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我想，他一定认同这样的“先锋”内涵：在最前卫的选择里包含着勇猛无畏的牺牲；在最反叛的姿势里涌动着新的精神生长。先锋的变异和革命摧枯拉朽、除旧布新，最终成为覆盖大地的润泽与青葱。先锋艺术家如此，先锋艺术研究者，亦需拥有同等的心与力的特质，方能将那束光提炼出来，使其在历史序列中获得稳定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二、历史诗学如何与“文化”接榫
作为“学院派”批评家，张清华的阐释和推演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西方话语基础上的，这并非个例，而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完成学院教育的一代学人的共同特征：“启蒙话语的受挫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不仅使彷徨的知识界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同时也训练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孟繁華：《当代中国的学院批评——以青年批评家张清华为例》，《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家对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理论了然于心并不足为奇，重要的是，他能够将西方理论糅合进中国语境之中，在两者的裂隙或弥合处发现问题，提供新的理解路径，显示出强大的转换和化用功力。
在张清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批评文本中，高频率地出现了“历史诗学”“历史叙事”“历史文化意识”“新历史主义”等词汇。这个新的学术热点在他那里不难找到根源。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他用了整整一章“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来深刻而多维度地追问“新历史主义”的根系脉流及其衍生出的文化观念，提出了诸多新鲜而富有启喻性的命题。可以说，这个后来成为批评家“关键词”之一的“新历史主义”，是从“先锋文学思潮”这株大树上生长出来的。
当我们谈到历史诗学时，会认为它是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80年代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情境中被接受、被吸纳。在历史诗学理论进入中国之后，张清华较早以高度的敏感性捕捉着、确认着这一新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的影响。在他看来，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首先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改变了人们对于文本的传统观念，让他们对文本与内容的关系产生了质疑。他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充分注意到了历史诗学那具有解构特质和怀疑精神的饱满力量，注意到它向着已然僵化、固化的“历史”边界不断扩张和裂变的内在动力，将它与中国文化的接榫过程展示出来。这里面所包含的新与旧、传统与发展、瓦解与重建、“西方”与“中国”相互嵌合的“风景”是复杂的，也是迷人的。
张清华以受过严苛学术训练的理论认知指出，历史诗学（包括新历史主义）是西方文化观、历史观和哲学观的发展结果。20世纪以来，以整体论、决定论和目的论为主要脉络的线性历史观受到反思和批判，历史书写发生了重要位移，转向对于叙事话语本身的探索。在张清华钟爱的巴赫金的“复调”和“狂欢节化”两个术语里，就包含着平等化、大众化、颠覆性和宣泄性等新历史价值观，它们分属于“创作诗学理论”和“历史诗学理论”。佟景韩：《小说的主人公和历史的主人公——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第3页，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他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具有内在循环机能的联系，指出“狂欢节化”（“戏剧性”）的含量决定了小说是否具有“复调”性质，这又决定了历史叙述的深度和活力，“‘小说的诗学’就这样变成了‘历史的诗学’”，⑤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165、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这样一来，批评家就将“历史意识”与“叙事话语”进行了有效连接。 张清华对“元历史”谙熟于心，多次提及和运用海登·怀特、科林伍德、福柯等人的理论。他指出，这些理论刷新了我们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认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怀疑历史的终极性与真实性”，生发出对于历史真相“更多追问的冲动，以及解答的可能”，他认为这是当代历史书写的重要转变，指出这种包含着分裂与解构的观念决定了写作资源的权重和比例，改写了线性历史的单一性与意识形态功能。具体到写作之中，就是作家采取了拆解态度，运用类似于“福柯的‘历史编纂学’式的‘多种声音的奇怪的混合’的方式”，使社会生活获得了“更广泛和原本的真实”。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157-1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这种书写重新解释了“历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历史”的复杂权力关系，称得上是“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403-40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在张清华看来，这是历史观的进步，是叙事观的进步。在《历史话语的崩溃和坠回地面的舞蹈》《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等文中，他都谈到了主流历史观的瓦解和新历史书写的开拓价值。
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来厘清“历史诗学”的线索并不难，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知识谱系。但是，要在这“共性”之外，作出“个性”化的判断则不那么容易。在这方面，张清华显示出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向传统文化时的独到眼光和发现。他认为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在中国早已有之。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从“史—传—演义”这个过程分离出来的。“在中国人这里，诗与史，可以说是互为修辞的”。⑤他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不是以“历史纪年”一以贯之而是经常“重复开始”的，这带来了“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和以个体为丈量尺度的“生命本体论”的时间观，与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完全不同。从历史叙事类型来看，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小说和讲史小说以及各种“演义”“外史”“志异”“别传”“仿写”“续写”本身就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主义”实践。张清华：《境外谈文》，第5-1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这个梳理给了张清华以足够的底气和智慧作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在“新历史主义”被译介到中国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的文学思潮。我以为，这是其历史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即不是由彼及此、而是由此及彼地探寻文学思潮的根源。这将他的思路引回到在20世纪被冷落和弃掷的中国传统，将西方历史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机接榫，使“古老”的物事获得了“崭新”的光彩，也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強烈的美学感染力与饱和度极高的文化亮色。这一探索过程值得重视，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着一位中国当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心智与贡献，更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文化、历史之间斩不断、割不掉的联系。
这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代学人的理论谱系和学术视野不乏相近者，为什么独独是张清华对“历史诗学”早早地开始了诘问与追索，为什么当他的研究思路走到这个问题上时，就格外关注那里蕴含着的“秘密”并决心将这种探究进行到底，直至淘洗出它的本来面目。我想，这大约与他的某种文化情怀和历史眷恋有关。他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日光晦暗的午后，他从书架上抽出唐诗选，再读到李白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禁不住热泪潸然。我想，这只是一个契机的触发，在这背后，在批评家的内心，一定早就涌动着、酝酿着深远的历史情怀。这情怀既生发自个体经历的岁月流淌和家族代谢，更来自对普遍性、必然性的生命衰萎的伤感喟叹。当科学、理性、学养都无法稀释这伤感时，他在浩瀚的文化典籍和传统文本里，在凝结着时间感触的字字珠玑的古老诗篇里，重新找到了触摸和理解生命脉动的路径。
正是因为张清华对现实认知之深和慨叹之切，才会对历史诗学保持着敏锐的感怀和领悟；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中西文化“接榫”的存在，才让他愿意耗费心力梳理“新历史主义”的发展流脉。这种理性、自觉为“中国问题”发声的认识和研究，彰显出批评家可贵的学术品质。
三、新历史主义美学的建构与诠释
在当代学界，张清华最早提出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概念，将“历史诗学”与当代文学进行了嫁接。在他开始新历史小说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前期，相关理论已被译介到中国，但在批评界并未形成热潮。他的做法无疑具有开创性，同时意味着学术上的冒险，可见批评家的胆识与洞悉力。1998年，他的《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在《钟山》刊出后，陆续引来了认同和引用，也不乏诘问，加上他1999年到海德堡大学讲授“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这都促使他将这一思考继续和深入下去。他运用大量的理论话语和资源，以深入到文化心理与叙事实践的方式，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历史书写进行辨析和推演，勾勒出了它的来龙去脉、文化语境与生长过程，提出和阐解了它的若干美学与叙事特征，及其带来的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变迁，建构起了独属于张氏的“历史诗学”。这是批评家为中国当代叙事学研究谱系提供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新历史主义”给张清华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和认知起点，打开了他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书写的“窗口”。在他看来，海登·怀特提出的“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既是“哲学的追问”，也是关于“存在”的命题，这可以转化为文学问题：当“作为存在的历史”消逝和不可能再现之后，谁能够、又如何“通过文本再现历史”？这个问题激活了他对于历史叙述的思考，使他作出了以下推论和判断：不存在“先验的历史”和“绝对客体的历史”，只存在“作为文本的历史”和“被解释的历史”。所以，历史叙述本身就包含着类似文学的东西，“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历史观念与文本风格、修辞方式，不断对历史进行新的改写”，历史也就成了一种“诗学”。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他由此在“质疑历史”与“追寻历史”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在张清华看来，无论是“第三代诗歌”中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对此前历史书写局限性的超越，还是小说家对历史的碎片化、偶然化、寓言化书写，都是作家以价值认知的转变和艺术新变将“新历史主义”落地生根为本土化和在地化的文学思潮的实践，即他所说的这不是“西化的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中国化的命题”。张清华：《论本土的“解构主义”》，《隐秘的狂欢》，第17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这个诠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使得许多新历史文本中的传统美学、历史意识、文化内涵甚至技巧实验都获得了新颖而结实的阐解。这个蓬勃发展的过程也引发了批评家的追索：为什么在中国，“新历史主义”有如内含“催化剂”和“加速器”，短短十余年间，就从仅仅只是苗头的存在迅疾走向了高峰？
在批评家的考察里，这始于一个“断裂”，一个寻找过程的无疾而终。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与意识形态残骸和宏伟叙事幻象决裂之后，开始对现实感到焦虑和不安，又因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示例，而渴望返回到历史和传统之中。张清华认为这既是“寻根文学”的起因，也埋下了“新历史主义”的根缘。因为当这些拥有极强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精英们发现中国传统积存了那么多的愚昧、黑暗和丑陋之后，他们恢宏壮丽的寻找之路走向了幻灭，对历史理性的坚信不移发生了动摇。当后来的作家重新书写历史时，“介入主体突然‘缩小’”，文化的判断力消散了，“历史”也弥漫为谜一般的烟雾。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155-1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这个变化通过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想一想吧，在贾平凹、郑义、李杭育等人那里，历史是如何地自在自为，轻松牢固地掌控着乡土中国的文化与命脉；而在苏童、叶兆言、格非、余华那里，历史又是如何充满黑色幽默和反讽色彩地走向了枯萎与溃败，甚至是自我消解的虚无。
张清华对这个“断裂”的“发现”和解释，真是惊人的敏感、准确和深刻。他对于“新历史主义”美学的建构，毋宁说就是从这个伤口般的“断裂”生长出来的。他之所以被称为“新历史主义者”敬文东：《“修正主义”的胜利——漫谈张清华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也来自于其独特的逻辑与处理方式：用“元历史”理论切入新历史文本，又将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反馈回理论谱系之中。他在这个阐述过程里孳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子命题、子关键词和隐喻性概念，显示出强大的整合力和概括力。他借用西方话语，令人信服地归纳和解释了中国本土的五种“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类型”：以《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叙事”，以《青黄》《迷舟》《活着》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叙事”，以《九月寓言》《丰乳肥臀》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历史主义”、以《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年》为代表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历史主义”，以《长恨歌》《玫瑰门》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历史主义”。显然，他已經意识到，仅仅是就“解构”“反叛”历史来谈新历史主义，已经很难说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绞缠纠葛。他必须将谈论方法纵向拓深到结构，横向延展到精神层面，才能将其复杂面相梳理出来。如在论及“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叙事”时，他指出表象现存是抽象空洞的，反而是那些迷离飘忽的历史、不可把握的命运和幻觉般的经验倒错，才使得真正的“历史”突显出来。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89-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类似的诠释撇除了加之于新历史写作之上的非文学评价，将不确定、多样化视为文本驱动力纳入到结构性和美学性的辨析之中，填补了关于“新历史主义”研究的空白。
在当代学界，还没有人像张清华这样，对这一范畴有着如此广泛深入的研究，对它的本土化和人文性进行过如此细致的考辨和论证。历史的裂隙与现实的活力向他展开了双重图景，使他格外关注那些拥有高度独特性和艺术性的作家。他多次谈及扎西达娃，被其叙事的玄妙、虚幻、轮回所打动，捕捉到了它们与中国古老时间观之间的隐秘呼应，认为作家书写了“藏民族自己的时间概念和历史认识方式”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富有深度的历史叙事”。张清华：《从这个人开始——追论一九八五年的扎西达娃》，《天堂的哀歌》，第71、8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当批评家在历史诗学中不断地徜徉和逡巡时，一种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文”的复合视角取代单纯的叙事学和社会学而成为其评判核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对于莫言的理解就完全越过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评价，发掘出了连作家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艺术价值与奥秘。他注意到了《红高粱家族》里关于家族代际力量递减的描写，认为在作家笔下，“民族的历史与文明谱系变成了一个‘降幂排列’的逻辑”，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这不仅主导了其美学风格，也铺陈出了民族的寓言。批评家对《丰乳肥臀》的解读更是改写和引导了这部巨著的诠释方向。那个被放在道德十字架上拷问的母亲，在他那里被阐释为“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母亲”，以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使历史成为审美对象和超验的想象领域，也使小说成了“‘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叙事”。对于莫言极具个性的历史书写的阐释使批评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丰乳肥臀》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它通向“伟大的汉语小说”。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今天要作这样的结论当然是容易的，但在这部小说饱受质疑和否定的十余年前，这个解释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慰藉，也显示出批评家超出时代局限的准确认知。
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人文观照使张清华获得了坚实的思想维度和文化诗学意蕴，帮助他将新理论带来的庞大问题群进行了深入剖析，也使其叙事学研究具备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他提取出的诸多关键词富含学术生命力与延伸性，犹如黑暗内部的闪电，耀亮了含混的边界：他怀着那么强劲的韧性和耐力处理如此复杂的文学谱系，使得这些概念在与历史、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互证与回应的同时，具有生长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批评空间，为文学的阐发、研究、传播等环节注入了新的审美性与思想性。一个杰出的、卓越的批评家可以在混沌和误读中辨认出真正有价值的美学范畴，塑造新的文学生态格局，改善时代的文化趣味。我以为，这是批评家之于历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J16YC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霞，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荣）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