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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朝代、历史时期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看老百姓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
我搞历史研究几十年了，从十几年前就发现，研究历史主要都是一些政治人物、精英伟人或者是所谓的枭雄、江洋大盗的历史，但是百姓的生活几乎是不被历史所记录的。我认为，判断一个朝代、历史时期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看老百姓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因为百姓在一个社会中代表最大多数人，所以他们的历史是最重要的。
梁启超说过：“我们的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的家谱、记传的历史……”这当然有点激愤，但是说明了传统史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包括西方的传统史学也是这样，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很少问津和记载。
卑微者的历史从来就是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根本不被记录，一旦对历史做深入研究或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史书中的一段话或者几段话，比如“血流成河”的背后是多少无数的百姓，一个抽象概念的后面往往关系千万人的悲欢离合，我认为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我在收集困难时期的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位书法家叫康殷，他画粮票被发现了，后来判了刑。这就是老百姓的历史，但没有被记录，我认为我们要记录的就是这个。各种票证越来越多，实际上老百姓的状况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表现，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
南开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写回忆时说，他结婚生孩子，暖瓶打破了。那时候的暖瓶是要用工业劵买的，你有钱也买不到，买一个暖瓶要全家全年的工业劵。孩子刚出生时需要烫奶，没有暖瓶就很不方便，他借了邻居一位大姐家的暖瓶，生怕再把暖瓶打了，因为打了不是有钱就可以还的，所以他做梦都在担心暖瓶打了。暖瓶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我收集到一盒材料：梁晓声永远特别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就因为她每个月给他们家略微多发了一点豆腐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梁晓声说“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所以我认为要学历史、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的话，现在二两豆腐和那时的差别是很大的，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在当时能多吃点豆腐就可以称之为“恩重如山”。这些细节是我从个人在报纸和媒体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收集的，虽然不被历史学家重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状况。
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历史能记录就尽量记录，为历史留下老百姓生活的证据，如果没有是很可怕的
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用摄像机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记录历史，对社会的反映、历史的书写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码技术的普及，使得普通人或者民间开始了争夺历史影像的话语权。
我认为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记录，但是我自己做不了。比如长安街的变迁史，从最早的样子，当时天安门广场都是卖菜的，逐渐到拆了那几座门，拓宽了路等等；包括三味书屋旁边的马连良故居，后来变成狗肉店，最近又拆掉等等。我注意到如何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发现一点一点的变化，要是有档案写出来，那将会是很精彩的反映老百姓生活、记录老百姓与国家关系的历史。
当年北京的茶馆非常普及，茶馆就是大家聚会交谈信息的场所，这个场所自然会谈到国事。但是1960年茶馆被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又恢复了，变成了一种很高档的消费场所，都是豪华装修，一壶茶都很贵的，不再是老百姓大众日常的休息场所了。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四川的好多大学生都是在茶馆里写作业。我认为像这种研究茶馆变化的资料都是很有趣的题目。
比如像今天的三味书屋，本身就有它的历史。一个书店就能请人办讲座，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有了文化的公共空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逐渐不受干预。对于着装，只要不是在特定的场合，一般没有人干预。到夏天，我看街上好多人穿露脐装，要是在从前肯定被认为有伤风化。
还是回到胡适的那句话：“每个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说整个“二十四史”都是废话，因为它没有记录老百姓的生活。我还是认为老百姓的历史最重要、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在座的要把自己做的事记录下来，不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我曾经和我的学生说过，我当知青前对农民怀有小农意识的看法，下乡后才知道为什么农民收割麦子时故意要掉一点麦穗，到地里捡麦穗是给自己家里吃，因为农民种的粮食都要上缴，一年到头吃不上白面，这点麦穗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我和我的一位从农村来的学生交流过，他说他父亲就曾经讲过捡麦穗的事。这种细节如果没有人记录，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没有人记录下来。
我总是希望大家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历史能记录就尽量记录，为历史留老百姓生活的证据。现在有的年轻人对社会上一些状况看不惯，再看从前都是记录得很冠冕堂皇，就认为还是那个年代好，这样形成的历史记录是很可怕的。我始终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社会的阶段究竟怎么样，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最重要的的依据。
（摘编自三味书屋新浪博客）
我搞历史研究几十年了，从十几年前就发现，研究历史主要都是一些政治人物、精英伟人或者是所谓的枭雄、江洋大盗的历史，但是百姓的生活几乎是不被历史所记录的。我认为，判断一个朝代、历史时期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看老百姓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因为百姓在一个社会中代表最大多数人，所以他们的历史是最重要的。
梁启超说过：“我们的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的家谱、记传的历史……”这当然有点激愤，但是说明了传统史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包括西方的传统史学也是这样，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很少问津和记载。
卑微者的历史从来就是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根本不被记录，一旦对历史做深入研究或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史书中的一段话或者几段话，比如“血流成河”的背后是多少无数的百姓，一个抽象概念的后面往往关系千万人的悲欢离合，我认为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我在收集困难时期的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位书法家叫康殷，他画粮票被发现了，后来判了刑。这就是老百姓的历史，但没有被记录，我认为我们要记录的就是这个。各种票证越来越多，实际上老百姓的状况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表现，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
南开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写回忆时说，他结婚生孩子，暖瓶打破了。那时候的暖瓶是要用工业劵买的，你有钱也买不到，买一个暖瓶要全家全年的工业劵。孩子刚出生时需要烫奶，没有暖瓶就很不方便，他借了邻居一位大姐家的暖瓶，生怕再把暖瓶打了，因为打了不是有钱就可以还的，所以他做梦都在担心暖瓶打了。暖瓶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我收集到一盒材料：梁晓声永远特别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就因为她每个月给他们家略微多发了一点豆腐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梁晓声说“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所以我认为要学历史、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的话，现在二两豆腐和那时的差别是很大的，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在当时能多吃点豆腐就可以称之为“恩重如山”。这些细节是我从个人在报纸和媒体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收集的，虽然不被历史学家重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状况。
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历史能记录就尽量记录，为历史留下老百姓生活的证据，如果没有是很可怕的
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用摄像机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记录历史，对社会的反映、历史的书写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码技术的普及，使得普通人或者民间开始了争夺历史影像的话语权。
我认为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记录，但是我自己做不了。比如长安街的变迁史，从最早的样子，当时天安门广场都是卖菜的，逐渐到拆了那几座门，拓宽了路等等；包括三味书屋旁边的马连良故居，后来变成狗肉店，最近又拆掉等等。我注意到如何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发现一点一点的变化，要是有档案写出来，那将会是很精彩的反映老百姓生活、记录老百姓与国家关系的历史。
当年北京的茶馆非常普及，茶馆就是大家聚会交谈信息的场所，这个场所自然会谈到国事。但是1960年茶馆被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又恢复了，变成了一种很高档的消费场所，都是豪华装修，一壶茶都很贵的，不再是老百姓大众日常的休息场所了。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四川的好多大学生都是在茶馆里写作业。我认为像这种研究茶馆变化的资料都是很有趣的题目。
比如像今天的三味书屋，本身就有它的历史。一个书店就能请人办讲座，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有了文化的公共空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逐渐不受干预。对于着装，只要不是在特定的场合，一般没有人干预。到夏天，我看街上好多人穿露脐装，要是在从前肯定被认为有伤风化。
还是回到胡适的那句话：“每个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说整个“二十四史”都是废话，因为它没有记录老百姓的生活。我还是认为老百姓的历史最重要、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在座的要把自己做的事记录下来，不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我曾经和我的学生说过，我当知青前对农民怀有小农意识的看法，下乡后才知道为什么农民收割麦子时故意要掉一点麦穗，到地里捡麦穗是给自己家里吃，因为农民种的粮食都要上缴，一年到头吃不上白面，这点麦穗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我和我的一位从农村来的学生交流过，他说他父亲就曾经讲过捡麦穗的事。这种细节如果没有人记录，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没有人记录下来。
我总是希望大家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历史能记录就尽量记录，为历史留老百姓生活的证据。现在有的年轻人对社会上一些状况看不惯，再看从前都是记录得很冠冕堂皇，就认为还是那个年代好，这样形成的历史记录是很可怕的。我始终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社会的阶段究竟怎么样，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最重要的的依据。
（摘编自三味书屋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