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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回来，已成了另一个国家”
回想起25年前的情形，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德米特里·叶弗列缅科清晰地记得他那时“不可思议”的感受。
他当时正在国外出差，1991年12月9日回到莫斯科，而在这前一天，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的会面中已经决定了苏联的命运，“离开时是一个国家，返回时已成另一个国家”。
“震撼与恐慌”，叶弗列缅科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彼时心情。
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止叶弗列缅科一人。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叶甫根尼·格拉奇科夫清楚地记得，1991年8月19日，他开车去莫斯科大学时看到马路上有坦克，他还朝坦克挥了挥手。“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政变。”在他的记忆里，那一天的莫斯科，太阳高照，寂静而炎热。
“它发生得几乎完全不为我们觉察”，俄罗斯科学院世界诗歌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纳塔丽娅·阿扎洛娃这样概括了她的感受。在她看来，“这正是苏联解体的主要问题”。
的确，这谜一般的“不被觉察”，是俄罗斯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二十多年来希望解开的问题，也是东西方政界和学界一直热议不衰的话题。
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了74年，面对亡党亡国危机之时，为什么2.5亿苏联人能平静接受？为什么近2000万苏共党员没有挺身而出，“竟无一人是男儿？”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一事件催生了无数著作研究。
在采访中，格拉奇科夫试图解释那时的“平静”：“这已经是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了——民众能够平静地接受，就像接受了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领导层的争权斗争一样。谁也不想干涉并庇护这个脱离群众并再也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
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天，德米特里·特列宁正在军队服役，是国防部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师。得知《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他的内心竟“涌起一丝轻松”。在他看来，苏联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在1991年12月，而是那年的8月。现任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的特列宁解释说：“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失灵了，由意识形态衍生的行为准则也崩塌了。”
“我不能原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弃和对国家利益的出卖。”格拉奇科夫出生于战后，成长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着20年党龄的他难以接受苏共的瓦解。“我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和家庭，我都把它们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将对党和国家的真情，埋在了心底。
无数家庭进入“沉重时期”
解体时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日子会一直持续这种平静。相反，许多家庭进入了一段“沉重的时期”。
解体后，格拉奇科夫89岁的母亲和他的哥哥姐妹都生活在乌克兰。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薪水极低，生活艰辛，经常需要格拉奇科夫寄钱接济。生活在立陶宛的姨妈一家，日子也没好到哪里——立陶宛不得不从外购买曾经引以为豪的香肠、奶制品。“乌克兰曾是苏联时期最富足、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然而现在，战火纷飞，国家贫困，这让人痛心。”叶弗列缅科很伤感。
历史系研究生盖伊1991年在克里米亚出生，虽然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苏联故事”，但他也不得不承受“解体后果”。在他们一家看来，最无法接受的是克里米亚被强行留在了乌克兰。由于当年被切断的铁路交通至今未恢复，25年来，盖伊与生活在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亲戚只走动了两次，“走亲戚竟变成一件困难、昂贵而又十分令人怀念的事情”。
同样的影响几乎覆盖每一个家庭，“一家人的地理界线被显著改变了”，阿扎洛娃这样总结说。对于她的家庭，苏联解体一方面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门——父母去了布拉格，更多亲戚前往德国；另一方面，曾经熟悉并喜爱的旅游线路被迫关闭，阿扎洛娃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的许多朋友失去了联系。
“尤其是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叶弗列缅科表示，生活变化仅是一部分，他的世界观也是在这个时期“同改革时代的幻想诀别了”。
“这件事对我们的意识与心理产生的影响，是创伤式的。”格拉奇科夫感叹说，“对于所有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这是沉重的时期”。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員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常常会这样假设：“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军事冲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数百万的俄语居民不会毫无征兆地成为住在别人国家的人……”他认为，“苏联解体对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悲剧，也是一次社会的倒退”。
历史不会有“如果”，经历了解体之痛的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迎来了转折，经济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生活逐渐重回正轨”，“大国信心”开始恢复。随着90后和00后的出生，苏联以及那段创伤正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年轻一代没有历史背负，似乎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向前看”。“轰然倒塌的背后，是无数不起眼因素的共振”
拉开时间的距离，可以让思考得到验证或是修正。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西式民主、俄罗斯重振，经历了这些年之后再回首，又会有怎样的思考？
亚历山大·费多罗夫斯基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他对于苏联为何解体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他坚持，这是缺少拒绝教条主义的决断力和缺乏市场改革的连贯性造成的，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改革也因此遇到了官僚体制的严重阻碍。
阿扎洛娃认为，共产党点燃了世界革命，并在苏联确立了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在抵达目标前，意识形态淡去，物质资料短缺，这些让民众开始更多地衡量生活的质量。
1991年的叶弗列缅科在政治主张上支持叶利钦，现在，他的研究增加了些新视角，并在他的新书《创伤后的俄罗斯——国际关系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与经济转型》中阐述了他的思考。叶弗列缅科认为，苏联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由意识形态、组织等元素组成。在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嵌入了一些内在缺陷，“起初不起眼，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就能够迟滞进程，从而导致体系被破坏。”他所说的“不起眼”因素，包括经济萧条、改革不到位、苏共内部分裂等7种内外因。正是各种因素“共振”，导致了在一定历史环境下苏联的轰然倒塌。
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陷入秩序混乱、寡头横行、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的困境。
格拉奇科夫表示，民主与自由“不过是西方人骗人的把戏”。特列宁对此质疑说，在社会制度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所谓“自由”，或许只是意味着强大一方对弱势群体的碾压，“失去力量的自由会导致混乱”。
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俄罗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共识。如叶夫谢耶夫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基于对历史正确认知和爱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大国，必须有自己的世界观及其代表观点的理论基础。现年26岁的楚玛科娃年龄只有叶夫谢耶夫的一半，在这点上，他们丝毫没有代沟。楚玛科娃说：“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培养热爱祖国并且为之骄傲的爱国主义者。”
（《环球时报》2016.12.26）
回想起25年前的情形，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德米特里·叶弗列缅科清晰地记得他那时“不可思议”的感受。
他当时正在国外出差，1991年12月9日回到莫斯科，而在这前一天，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的会面中已经决定了苏联的命运，“离开时是一个国家，返回时已成另一个国家”。
“震撼与恐慌”，叶弗列缅科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彼时心情。
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止叶弗列缅科一人。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叶甫根尼·格拉奇科夫清楚地记得，1991年8月19日，他开车去莫斯科大学时看到马路上有坦克，他还朝坦克挥了挥手。“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政变。”在他的记忆里，那一天的莫斯科，太阳高照，寂静而炎热。
“它发生得几乎完全不为我们觉察”，俄罗斯科学院世界诗歌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纳塔丽娅·阿扎洛娃这样概括了她的感受。在她看来，“这正是苏联解体的主要问题”。
的确，这谜一般的“不被觉察”，是俄罗斯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二十多年来希望解开的问题，也是东西方政界和学界一直热议不衰的话题。
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了74年，面对亡党亡国危机之时，为什么2.5亿苏联人能平静接受？为什么近2000万苏共党员没有挺身而出，“竟无一人是男儿？”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一事件催生了无数著作研究。
在采访中，格拉奇科夫试图解释那时的“平静”：“这已经是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了——民众能够平静地接受，就像接受了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领导层的争权斗争一样。谁也不想干涉并庇护这个脱离群众并再也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
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天，德米特里·特列宁正在军队服役，是国防部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师。得知《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他的内心竟“涌起一丝轻松”。在他看来，苏联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在1991年12月，而是那年的8月。现任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的特列宁解释说：“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失灵了，由意识形态衍生的行为准则也崩塌了。”
“我不能原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弃和对国家利益的出卖。”格拉奇科夫出生于战后，成长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着20年党龄的他难以接受苏共的瓦解。“我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和家庭，我都把它们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将对党和国家的真情，埋在了心底。
无数家庭进入“沉重时期”
解体时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日子会一直持续这种平静。相反，许多家庭进入了一段“沉重的时期”。
解体后，格拉奇科夫89岁的母亲和他的哥哥姐妹都生活在乌克兰。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薪水极低，生活艰辛，经常需要格拉奇科夫寄钱接济。生活在立陶宛的姨妈一家，日子也没好到哪里——立陶宛不得不从外购买曾经引以为豪的香肠、奶制品。“乌克兰曾是苏联时期最富足、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然而现在，战火纷飞，国家贫困，这让人痛心。”叶弗列缅科很伤感。
历史系研究生盖伊1991年在克里米亚出生，虽然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苏联故事”，但他也不得不承受“解体后果”。在他们一家看来，最无法接受的是克里米亚被强行留在了乌克兰。由于当年被切断的铁路交通至今未恢复，25年来，盖伊与生活在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亲戚只走动了两次，“走亲戚竟变成一件困难、昂贵而又十分令人怀念的事情”。
同样的影响几乎覆盖每一个家庭，“一家人的地理界线被显著改变了”，阿扎洛娃这样总结说。对于她的家庭，苏联解体一方面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门——父母去了布拉格，更多亲戚前往德国；另一方面，曾经熟悉并喜爱的旅游线路被迫关闭，阿扎洛娃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的许多朋友失去了联系。
“尤其是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叶弗列缅科表示，生活变化仅是一部分，他的世界观也是在这个时期“同改革时代的幻想诀别了”。
“这件事对我们的意识与心理产生的影响，是创伤式的。”格拉奇科夫感叹说，“对于所有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这是沉重的时期”。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員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常常会这样假设：“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军事冲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数百万的俄语居民不会毫无征兆地成为住在别人国家的人……”他认为，“苏联解体对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悲剧，也是一次社会的倒退”。
历史不会有“如果”，经历了解体之痛的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迎来了转折，经济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生活逐渐重回正轨”，“大国信心”开始恢复。随着90后和00后的出生，苏联以及那段创伤正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年轻一代没有历史背负，似乎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向前看”。“轰然倒塌的背后，是无数不起眼因素的共振”
拉开时间的距离，可以让思考得到验证或是修正。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西式民主、俄罗斯重振，经历了这些年之后再回首，又会有怎样的思考？
亚历山大·费多罗夫斯基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他对于苏联为何解体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他坚持，这是缺少拒绝教条主义的决断力和缺乏市场改革的连贯性造成的，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改革也因此遇到了官僚体制的严重阻碍。
阿扎洛娃认为，共产党点燃了世界革命，并在苏联确立了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在抵达目标前，意识形态淡去，物质资料短缺，这些让民众开始更多地衡量生活的质量。
1991年的叶弗列缅科在政治主张上支持叶利钦，现在，他的研究增加了些新视角，并在他的新书《创伤后的俄罗斯——国际关系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与经济转型》中阐述了他的思考。叶弗列缅科认为，苏联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由意识形态、组织等元素组成。在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嵌入了一些内在缺陷，“起初不起眼，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就能够迟滞进程，从而导致体系被破坏。”他所说的“不起眼”因素，包括经济萧条、改革不到位、苏共内部分裂等7种内外因。正是各种因素“共振”，导致了在一定历史环境下苏联的轰然倒塌。
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陷入秩序混乱、寡头横行、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的困境。
格拉奇科夫表示，民主与自由“不过是西方人骗人的把戏”。特列宁对此质疑说，在社会制度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所谓“自由”，或许只是意味着强大一方对弱势群体的碾压，“失去力量的自由会导致混乱”。
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俄罗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共识。如叶夫谢耶夫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基于对历史正确认知和爱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大国，必须有自己的世界观及其代表观点的理论基础。现年26岁的楚玛科娃年龄只有叶夫谢耶夫的一半，在这点上，他们丝毫没有代沟。楚玛科娃说：“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培养热爱祖国并且为之骄傲的爱国主义者。”
（《环球时报》201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