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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我”是传播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的。因此,所谓的“镜中我”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魏晋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非常独特的诗歌类型,它注重于诗人彼此之间诗歌的回环往复,进而实现诗人情感的交流互动,诗人们通过诗歌的互动来认识自己,获得归属感,进而实现自己的情感诉求。
魏晋赠答诗互动的特点
魏晋时期,文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士族不再参加军事,崇尚清谈,因而对文学有极高的兴致,这种倾向导致了当时士人之间形成了以文才相尚的社会风气,从而将文学的风尚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文人之间以赠答诗来唱和互动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文人之间用于交往的赠答诗也是属于特定时空下的言说,或者说是一种礼乐规范下的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礼尚往来的传统,《礼记·乐记》:“礼也者,报也。”“礼,报情。”赠答酬送之礼,都不是主体独立的行为,而是由施礼者和受礼者之间共同实施,构成一种人伦之间的往来关系,核心内容是来而有往。?譹?訛
在文人之间赠答诗的互动中,礼尚往来可以增强诗人之间情感的沟通,诗人们之所以注重赠答诗的互动,目的是为了交际,不是为文学的文学,而是为关系的文学。在长期的互动交流中,魏晋赠答诗形成了一些自己固有的特点。
题材同一性。在魏晋赠答诗的互动中,由于文学语言意义空间的设置,在交际赠答的一反一复过程中,诗人们的赠答诗总呈现出题材一致性的特点。
刘桢《赠徐干诗》:
猥蒙惠咳吐。贶以雅颂声。高义厉青云。灼灼有表经。
而徐干《答刘桢诗》: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在这种酬唱赠答中进行互动,形成了一个交际场,进而在共同的语境中交流自己的情感。
陆云《赠孙显世诗》:
制动以静。秘景在隆。云根可栖。乐此隈岑。
陆机《答潘尼诗》:
于穆同心。如琼如琳。我东曰徂。来饯其琛。彼美潘生。实综我心。探子玉怀。畴尔惠音。
西晋时期,以陆云、陆机的赠答诗最有代表。陆云好典雅,陆机虽擅长五言,然答诗却多为四言。此时交际的机制是:要和对方沟通,或得到对方的喜爱和尊重,必须与对方同一,不然,便难以达到交际目的。此外,若是上级、长辈,或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答诗与赠诗都必须考虑到赠答对象的审美风格和兴趣。
总之,在魏晋赠答诗的互动中,一般答诗受赠诗的内容限制,大抵为同一性质之题材。
言说惯例的形成。晋时,随着儒学的回光返照,四言赠答诗复现。此类赠答诗仿诗之大小雅,风格典正而少生动,内容多为言理,少有形象、美感。
纵观魏晋时期的赠答诗,郭璞的赠答诗皆为四言,而其游仙诗19首皆为五言,说明一般的赠答比较正式,故四言在晋朝时是通行的赠答诗体。五言赠答则更多地用于亲密之人和言说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之用,这说明当时诗歌所采用的体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言说惯例,这也是诗人们在长期的互动赠答中所形成的。
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其六、其七云:
储皇之选。实简惟良。英英朱鸾。来自南冈。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兰蕙。载采其芳。
藩岳作镇。辅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国宦。清涂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另外,还有一些五言的赠答诗出现。
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叹息亦何为。但恐大义亏。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我心子所达。子心我所知。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
赠答诗中采用四言形式的多为君臣、朋友之间来倾诉感情,例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就带有政治言说的倾向,在这种场合下采用四言就显得庄重、正式;而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就明显带有日常生活意味,但这并不是主流的言说方式,只能算是一种特例。
魏晋赠答诗互动的类型
魏晋时期,赠送酬答之类的诗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魏晋以来人性的觉醒,主体的政治属性得以减弱,个体的身份得以增强,情感的诉求凸显,这类诗歌的政治功能随之减弱,但是它的“群”的伦理本质并没有改变。西晋时期,尤其是陆机、潘尼的这些作品,都没有超出礼的赠送酬答赞美、崇敬、友好、劝勉、祝贺的范围。?譺?訛
在赠送酬答场合中,诗人们受到赠答诗的氛围影响,受到的刺激强烈,创作的欲望强烈,也会根据已产生的赠答思想和诗歌意象,积极建构作品的意象群,进而组成了自己的答诗,这种赠答绝非一轮就结束了,往往有继起性。也就是说,答诗者必须建构与赠诗相关的意象来答诗。否则,赠诗就此中断。?譻?訛
因而,诗人们在赠答诗的创作中要进行互动,而互动根据不同的目的性,又有不同的类型。
人我互动。美国心理社会学家G·H·米德在《精神、社会、与自我》一书中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伴随着意义的传播活动而形成的。自我是“主我”(I)和“客我”(me)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客我”意识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即传播)才能得到,“客我”和“主我”的对话和互动形成统一的社会自我。
魏晋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它使诗歌由以前的“诗人→读者”单向维度向“诗人→读者”双向维度发展,赠诗者与答诗者通过诗歌这个媒介进行思想、情感、见解的交流,而赠答诗中意象群的构建,又为诗人们进行意义的解读提供了便利,魏晋文人们往往把诗歌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诗歌成为诗人们维护友谊的一种润滑剂。诗人们之所以要借诗歌进行人我互动,是因为作者意识到人我有别,并欲借此向投赠者传情达意,在这种双向交流回环往复之际,自然形成一对应自足的情意结构。?譼?訛
因此,以前诗人们作诗的自我传播便向诗人之间的人际传播转换,就赠诗者而言,希望自己诗中的意义空间能被对方所感知进而进行互动交流;而对于受赠者而言,在获解了赠诗者的情意投射之后,就会将所思投诸作诗之中,因而答诗便出现了。
群己互动。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譽?訛。人的许多社会需求和愿望仅凭个人力量或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只有加入到一定的群体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可以实现。
魏晋时期,文学集团空前活跃,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文人在文学集团这个群体中借赠答诗的互动来实现自己价值的确认,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一时期政治险恶,诗人们往往有“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诗人们将文学集团视为自己的情感归宿,一旦离开文学集团,就会处于孤立无援和消息闭塞的状态,在面临复杂的政治危险时,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加入到群体之中,诗人们不但可以减少因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而且可以通过与诗人的互动交流,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危机。魏晋时期,出现了邺下、二十四友等文学集团,这些文学集团成员间的诗文酬唱,不只是偶发之兴会而已,而是诗人们相互借对方这面“镜子”来认识自己,使个人融入群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在其中获得自我的肯定,进而使文学集团成为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靠山”。
此外,群体还是个人表现和实现自我的手段,诗人们在文学集团内部相互酬唱赠答,个人和群体就实现了一体化,通过与有着共同关心的其他成员交流情感,诗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魏晋交际诗“镜中我”的意义空间
晋赠答诗中的“镜中我”现象实质上就是诗人们借赠答诗这样一种媒介来互动、交流情感,进行意义空间的解读,从而获得一种情感的归属感。
赠答诗是魏晋诗人最钟爱的诗体之一,他们通过赠答诗来做心灵的交流,向赠答对象倾诉心中的欢快和悲伤,诉说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展现自己的情感和才华,他们在相互赠答中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培养了深厚的感情,也交流了创作的甘苦和创作的技巧。?譾?訛
注 释:
?譹?訛?譺?訛赵辉:《礼与赠送酬答诗的起源和本质》,《江汉论坛》,2008(4)。
?譻?訛?譾?訛李剑清:《西晋赠答诗的文学氛围与“情赠兴答”的创作心理》,《河南社会科学》,2009(1)。
?譼?訛王晓卫:《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贵州大学学报》,2002(6)。
?譽?訛郭庆光:《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施 宇
魏晋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非常独特的诗歌类型,它注重于诗人彼此之间诗歌的回环往复,进而实现诗人情感的交流互动,诗人们通过诗歌的互动来认识自己,获得归属感,进而实现自己的情感诉求。
魏晋赠答诗互动的特点
魏晋时期,文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士族不再参加军事,崇尚清谈,因而对文学有极高的兴致,这种倾向导致了当时士人之间形成了以文才相尚的社会风气,从而将文学的风尚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文人之间以赠答诗来唱和互动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文人之间用于交往的赠答诗也是属于特定时空下的言说,或者说是一种礼乐规范下的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礼尚往来的传统,《礼记·乐记》:“礼也者,报也。”“礼,报情。”赠答酬送之礼,都不是主体独立的行为,而是由施礼者和受礼者之间共同实施,构成一种人伦之间的往来关系,核心内容是来而有往。?譹?訛
在文人之间赠答诗的互动中,礼尚往来可以增强诗人之间情感的沟通,诗人们之所以注重赠答诗的互动,目的是为了交际,不是为文学的文学,而是为关系的文学。在长期的互动交流中,魏晋赠答诗形成了一些自己固有的特点。
题材同一性。在魏晋赠答诗的互动中,由于文学语言意义空间的设置,在交际赠答的一反一复过程中,诗人们的赠答诗总呈现出题材一致性的特点。
刘桢《赠徐干诗》:
猥蒙惠咳吐。贶以雅颂声。高义厉青云。灼灼有表经。
而徐干《答刘桢诗》: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在这种酬唱赠答中进行互动,形成了一个交际场,进而在共同的语境中交流自己的情感。
陆云《赠孙显世诗》:
制动以静。秘景在隆。云根可栖。乐此隈岑。
陆机《答潘尼诗》:
于穆同心。如琼如琳。我东曰徂。来饯其琛。彼美潘生。实综我心。探子玉怀。畴尔惠音。
西晋时期,以陆云、陆机的赠答诗最有代表。陆云好典雅,陆机虽擅长五言,然答诗却多为四言。此时交际的机制是:要和对方沟通,或得到对方的喜爱和尊重,必须与对方同一,不然,便难以达到交际目的。此外,若是上级、长辈,或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答诗与赠诗都必须考虑到赠答对象的审美风格和兴趣。
总之,在魏晋赠答诗的互动中,一般答诗受赠诗的内容限制,大抵为同一性质之题材。
言说惯例的形成。晋时,随着儒学的回光返照,四言赠答诗复现。此类赠答诗仿诗之大小雅,风格典正而少生动,内容多为言理,少有形象、美感。
纵观魏晋时期的赠答诗,郭璞的赠答诗皆为四言,而其游仙诗19首皆为五言,说明一般的赠答比较正式,故四言在晋朝时是通行的赠答诗体。五言赠答则更多地用于亲密之人和言说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之用,这说明当时诗歌所采用的体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言说惯例,这也是诗人们在长期的互动赠答中所形成的。
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其六、其七云:
储皇之选。实简惟良。英英朱鸾。来自南冈。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兰蕙。载采其芳。
藩岳作镇。辅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国宦。清涂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另外,还有一些五言的赠答诗出现。
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叹息亦何为。但恐大义亏。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我心子所达。子心我所知。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
赠答诗中采用四言形式的多为君臣、朋友之间来倾诉感情,例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就带有政治言说的倾向,在这种场合下采用四言就显得庄重、正式;而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就明显带有日常生活意味,但这并不是主流的言说方式,只能算是一种特例。
魏晋赠答诗互动的类型
魏晋时期,赠送酬答之类的诗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魏晋以来人性的觉醒,主体的政治属性得以减弱,个体的身份得以增强,情感的诉求凸显,这类诗歌的政治功能随之减弱,但是它的“群”的伦理本质并没有改变。西晋时期,尤其是陆机、潘尼的这些作品,都没有超出礼的赠送酬答赞美、崇敬、友好、劝勉、祝贺的范围。?譺?訛
在赠送酬答场合中,诗人们受到赠答诗的氛围影响,受到的刺激强烈,创作的欲望强烈,也会根据已产生的赠答思想和诗歌意象,积极建构作品的意象群,进而组成了自己的答诗,这种赠答绝非一轮就结束了,往往有继起性。也就是说,答诗者必须建构与赠诗相关的意象来答诗。否则,赠诗就此中断。?譻?訛
因而,诗人们在赠答诗的创作中要进行互动,而互动根据不同的目的性,又有不同的类型。
人我互动。美国心理社会学家G·H·米德在《精神、社会、与自我》一书中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伴随着意义的传播活动而形成的。自我是“主我”(I)和“客我”(me)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客我”意识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即传播)才能得到,“客我”和“主我”的对话和互动形成统一的社会自我。
魏晋赠答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它使诗歌由以前的“诗人→读者”单向维度向“诗人→读者”双向维度发展,赠诗者与答诗者通过诗歌这个媒介进行思想、情感、见解的交流,而赠答诗中意象群的构建,又为诗人们进行意义的解读提供了便利,魏晋文人们往往把诗歌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诗歌成为诗人们维护友谊的一种润滑剂。诗人们之所以要借诗歌进行人我互动,是因为作者意识到人我有别,并欲借此向投赠者传情达意,在这种双向交流回环往复之际,自然形成一对应自足的情意结构。?譼?訛
因此,以前诗人们作诗的自我传播便向诗人之间的人际传播转换,就赠诗者而言,希望自己诗中的意义空间能被对方所感知进而进行互动交流;而对于受赠者而言,在获解了赠诗者的情意投射之后,就会将所思投诸作诗之中,因而答诗便出现了。
群己互动。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譽?訛。人的许多社会需求和愿望仅凭个人力量或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只有加入到一定的群体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可以实现。
魏晋时期,文学集团空前活跃,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文人在文学集团这个群体中借赠答诗的互动来实现自己价值的确认,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一时期政治险恶,诗人们往往有“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诗人们将文学集团视为自己的情感归宿,一旦离开文学集团,就会处于孤立无援和消息闭塞的状态,在面临复杂的政治危险时,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加入到群体之中,诗人们不但可以减少因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而且可以通过与诗人的互动交流,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危机。魏晋时期,出现了邺下、二十四友等文学集团,这些文学集团成员间的诗文酬唱,不只是偶发之兴会而已,而是诗人们相互借对方这面“镜子”来认识自己,使个人融入群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在其中获得自我的肯定,进而使文学集团成为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靠山”。
此外,群体还是个人表现和实现自我的手段,诗人们在文学集团内部相互酬唱赠答,个人和群体就实现了一体化,通过与有着共同关心的其他成员交流情感,诗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魏晋交际诗“镜中我”的意义空间
晋赠答诗中的“镜中我”现象实质上就是诗人们借赠答诗这样一种媒介来互动、交流情感,进行意义空间的解读,从而获得一种情感的归属感。
赠答诗是魏晋诗人最钟爱的诗体之一,他们通过赠答诗来做心灵的交流,向赠答对象倾诉心中的欢快和悲伤,诉说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展现自己的情感和才华,他们在相互赠答中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培养了深厚的感情,也交流了创作的甘苦和创作的技巧。?譾?訛
注 释:
?譹?訛?譺?訛赵辉:《礼与赠送酬答诗的起源和本质》,《江汉论坛》,2008(4)。
?譻?訛?譾?訛李剑清:《西晋赠答诗的文学氛围与“情赠兴答”的创作心理》,《河南社会科学》,2009(1)。
?譼?訛王晓卫:《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贵州大学学报》,2002(6)。
?譽?訛郭庆光:《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