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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汉学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 blank）先生，1922年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一个教师家庭。他在上中学时就对语言很有兴趣，大学时尤其喜爱古希腊语和拉丁语。1942年在家乡的阿尔伯塔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远渡重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1951年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曾就教于著名汉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和语言学家弗斯（John Rupert Firth）、Eugenie Henderson等。20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剑桥大学，在这所具有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大学里开始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6年返回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执教（1968-1975年任系主任），直到1987年作为荣誉教授退休。蒲立本先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曾先后担任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北美洲东方学会主席、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主席等职。
蒲立本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语言学，在古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在一般理论语言学、印欧语系、中亚史、唐代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半个世纪以来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专著十种，此外还写过多篇评论文章。《古汉语语法纲要》（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的初稿源于蒲立本先生多年在剑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讲义，又经过作者长期的思考、研究、修改、补充，可以说是他从事古汉语教学与研究半个世纪的总结。
本书共分十五章。在对汉语的历史、文字、音韵以及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简要说明之后，作者从对各种谓语的分析入手，集中探讨了古汉语的主要句子类型。然后，就一些颇具特色的语法现象如名词短语和名物化，话题化以及语法成分的突显，否定方式，代词及相关词语，体、时、语气，表示包含或限定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复句。
读完全书我感到有几点明显的特色：
作者不仅注意到古汉语语法在体系上的完整性，尽可能对古汉语句法作出连贯的、全面的分析；同时还特别注意突出重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外国学者心目中的古汉语的整体面貌和主要特色以及他对各种语法现象的解释。同时，由于对重点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不但有结论，还能看出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这就使本书在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不是把语法现象孤立起来考察，而是注意到形成这一语法现象的综合因素。如作者特别重视将语音要素融入语法研究，书中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一特点。关于语法现象与方言差异可能存在的关系，书中也有论述。再如各种古籍独有的语法特色、著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等，本书也都予以关注。
作者没有像常见的语法书那样分出词类和语法两大类，而是以句型、语法结构、语法功能为主要框架来驾驭词类特别是虚词（本书统称为“小品词”），使人在了解语法全貌和重要语法现象的基础上加深对虚词在其中作用的认识。如：结合对名词谓语的介绍讨论了句末语气词“也”、系词“为、日、唯”等，结合“复杂的动词谓语”讨论了小品词“而”、次动词“以、用、与、为、自、由、从”以及方位次动词“于、朴、乎”等。而对副词的处理更有意思：考虑到古汉语中的副词相对于现代汉语和英语来说颇具特色，有必要对本书的主要读者（欧美大学里有一定现代汉语知识而又对古汉语有兴趣的青年学子）作详细介绍，作者安排了差不多四章的篇幅加以讨论；而其中只有一章名为副词，其余三章都是以语法功能为纲来安排的。如：“否定”章讨论了近二十个否定形式；“体、时、语气”章结合动词的“体”讨论了动词前的小品词“既、未、已”，结合句子的“体”讨论了句末小品词“矣、也、已（也已、也已矣）”等；“表示包含和限定”章则讨论了十余个范围副词及其他一些相关词语。
作者对语法现象观察敏锐而深入，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为”在先秦汉语中是否可以用作系词一向存在争议。作者认为“为”应视为系词。他举出《论语》“子为谁”这个例子，指出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做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时一定要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谁”是典型的疑问代词，然而它在例中没有移至“为”的前面，可见“为”在这里不是一般的动词，应该就是系词。再比如“予”，一般会说它是“余”的变体，都用作第一人称代词，都读平声，二者无别。可是“予”还可用作动词，“给予”的意思，上声。作者指出，在《诗经》和《楚辞》中，“予”在代词和动词两个意义上都与上声字押韵。这似乎告诉我们，“予”原本并没有平声一读。这也就等于说用作第一人称代词的“予”与“余”在读音上并不完全相同。读音有异暗示它们在用法上可能也有差别。“余”和“予”应该与“吾”和“我”平行，“吾、余”主要用于主格，“我、予”主要用于宾格。这些具体结论容或有商讨余地，但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对一些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都及时提出，以引起同人注意。例如关于表示否定的“毋（无）”和“勿”，作者提出：“表示禁止的小品词‘毋（或‘无’）’和‘勿’，有一部分意义是属于语气方面的。如前所述，这些词可以出现在从属复句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译作祈使性的否定。这种结构有待于进一步的全面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提出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会激发一些学术新人去尝试新的理论手段，进而将古汉语语法研究汇入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而不是让它长期地停留在深奥难测的迟滞状态。”
在对照原著阅读这一译本时，我们会发现景涛先生的译文充分体现了原著朴实稳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忠实于原著的很好的译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本保留了原书对古汉语例句的英译，没有用现代汉语的译文去代替它。这种做法似乎很少见到，但我以为是很有创意的。大家都知道，研究古汉语语法是离不开援引古汉语用例的，然而对例句的理解常会因人而异；不明确说出你的理解便无法展开有效的讨论。我们读完本书就会明白，蒲立本先生在书中的叙述、选例和译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译文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他在语法上的认识，十分有助于理解他在正文中的论述。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作者的译文，这本书也就不完整了。何况通过译文我们还可看到蒲立本先生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对古汉语理解之深，对某些难度较大的例句译文处理之妙，我感到确实是难能可贵，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古汉语语法纲要》，蒲立本著，孙景涛译，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二次印刷）
蒲立本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语言学，在古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在一般理论语言学、印欧语系、中亚史、唐代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半个世纪以来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专著十种，此外还写过多篇评论文章。《古汉语语法纲要》（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的初稿源于蒲立本先生多年在剑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讲义，又经过作者长期的思考、研究、修改、补充，可以说是他从事古汉语教学与研究半个世纪的总结。
本书共分十五章。在对汉语的历史、文字、音韵以及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简要说明之后，作者从对各种谓语的分析入手，集中探讨了古汉语的主要句子类型。然后，就一些颇具特色的语法现象如名词短语和名物化，话题化以及语法成分的突显，否定方式，代词及相关词语，体、时、语气，表示包含或限定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复句。
读完全书我感到有几点明显的特色：
作者不仅注意到古汉语语法在体系上的完整性，尽可能对古汉语句法作出连贯的、全面的分析；同时还特别注意突出重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外国学者心目中的古汉语的整体面貌和主要特色以及他对各种语法现象的解释。同时，由于对重点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不但有结论，还能看出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这就使本书在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不是把语法现象孤立起来考察，而是注意到形成这一语法现象的综合因素。如作者特别重视将语音要素融入语法研究，书中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一特点。关于语法现象与方言差异可能存在的关系，书中也有论述。再如各种古籍独有的语法特色、著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等，本书也都予以关注。
作者没有像常见的语法书那样分出词类和语法两大类，而是以句型、语法结构、语法功能为主要框架来驾驭词类特别是虚词（本书统称为“小品词”），使人在了解语法全貌和重要语法现象的基础上加深对虚词在其中作用的认识。如：结合对名词谓语的介绍讨论了句末语气词“也”、系词“为、日、唯”等，结合“复杂的动词谓语”讨论了小品词“而”、次动词“以、用、与、为、自、由、从”以及方位次动词“于、朴、乎”等。而对副词的处理更有意思：考虑到古汉语中的副词相对于现代汉语和英语来说颇具特色，有必要对本书的主要读者（欧美大学里有一定现代汉语知识而又对古汉语有兴趣的青年学子）作详细介绍，作者安排了差不多四章的篇幅加以讨论；而其中只有一章名为副词，其余三章都是以语法功能为纲来安排的。如：“否定”章讨论了近二十个否定形式；“体、时、语气”章结合动词的“体”讨论了动词前的小品词“既、未、已”，结合句子的“体”讨论了句末小品词“矣、也、已（也已、也已矣）”等；“表示包含和限定”章则讨论了十余个范围副词及其他一些相关词语。
作者对语法现象观察敏锐而深入，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为”在先秦汉语中是否可以用作系词一向存在争议。作者认为“为”应视为系词。他举出《论语》“子为谁”这个例子，指出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做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时一定要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谁”是典型的疑问代词，然而它在例中没有移至“为”的前面，可见“为”在这里不是一般的动词，应该就是系词。再比如“予”，一般会说它是“余”的变体，都用作第一人称代词，都读平声，二者无别。可是“予”还可用作动词，“给予”的意思，上声。作者指出，在《诗经》和《楚辞》中，“予”在代词和动词两个意义上都与上声字押韵。这似乎告诉我们，“予”原本并没有平声一读。这也就等于说用作第一人称代词的“予”与“余”在读音上并不完全相同。读音有异暗示它们在用法上可能也有差别。“余”和“予”应该与“吾”和“我”平行，“吾、余”主要用于主格，“我、予”主要用于宾格。这些具体结论容或有商讨余地，但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对一些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都及时提出，以引起同人注意。例如关于表示否定的“毋（无）”和“勿”，作者提出：“表示禁止的小品词‘毋（或‘无’）’和‘勿’，有一部分意义是属于语气方面的。如前所述，这些词可以出现在从属复句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译作祈使性的否定。这种结构有待于进一步的全面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提出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会激发一些学术新人去尝试新的理论手段，进而将古汉语语法研究汇入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而不是让它长期地停留在深奥难测的迟滞状态。”
在对照原著阅读这一译本时，我们会发现景涛先生的译文充分体现了原著朴实稳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忠实于原著的很好的译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本保留了原书对古汉语例句的英译，没有用现代汉语的译文去代替它。这种做法似乎很少见到，但我以为是很有创意的。大家都知道，研究古汉语语法是离不开援引古汉语用例的，然而对例句的理解常会因人而异；不明确说出你的理解便无法展开有效的讨论。我们读完本书就会明白，蒲立本先生在书中的叙述、选例和译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译文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他在语法上的认识，十分有助于理解他在正文中的论述。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作者的译文，这本书也就不完整了。何况通过译文我们还可看到蒲立本先生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对古汉语理解之深，对某些难度较大的例句译文处理之妙，我感到确实是难能可贵，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古汉语语法纲要》，蒲立本著，孙景涛译，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二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