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曾有两句诗：“我们想做天神为时过晚/而求存在又为时太早。”二○一三年五月，托尔金（J. R. R. Tolkien）不为人知的长篇史诗《亚瑟王的陨落》（The Fall of Arthur）由哈珀柯林斯出版面世。这也是迄今为止托尔金唯一正式出版的诗作。托尔金之子、八十九岁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在书的序言中提到父亲从开始写诗到中途放弃，恰好是从他在利兹痴迷于写作头韵诗到赴牛津任职的时候，纵然好友致信督促其务必写完，但正如托尔金某好友的遗孀所说：“他的那一面（写神话小说）夺走了我们一位杰出的中世纪学者，他本可以做更多有长久价值的工作。”这一遗憾不免言之不确，好友雷蒙德·威尔森·钱伯斯说“单单就展示《贝奥武甫》韵律如何可用于现代英语，其诗价值就不小”，的确，诗句间的错落提顿（caesura）、故事和《贝奥武甫》一样分为上下两阙、铿锵有力的头韵法以及命运主题，无处不弥漫着古老雄浑的撒克逊民族韵味，纵然，主人公亚瑟本不该是诗歌手法的表现对象。
　　如果考虑到一九三六年托尔金的演讲《贝奥武甫：怪兽与批评家》，顺便再加上对《魔戒》的通行看法，很容易使人妄加揣测托尔金是否具有广义或者狭义的民族主义情怀。那么，这本书至少让我们看到“诗以言志”的套路未必适合托尔金：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歌颂的是古日耳曼吉特部落英雄的事迹，而亚瑟王恰是传说于公元四七○年后抵抗日耳曼侵略的罗马不列颠人的国王。托尔金则一直以自己的英格兰中西部语言身份而自豪（English一词其实就是日耳曼Anglisc—盎格鲁人—的现代拼写的演化），换言之，英语源自古日耳曼的盎格鲁-撒克逊方言。但在此诗中，托尔金却并没有纠结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击败亚瑟的是非荣辱，而是着力于传递更富有诗意的“一个凛冽戾气遍布的冰霜风暴世界，在这里‘聒噪渡鸦盘桓于碎石废墟间’，除了‘怨鬼敌魂的呜咽和狼群哀鸣’险恶肃杀，再无人迹，”这样的描述用以表现一种如该书封底评论所说的“无处不在的沉重的宿命感”的确贴切，但作为一个相信天堂地狱存在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显然不该是托尔金应有的情怀。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在基督教异教相互冲突的主题上，《贝奥武甫》是海内外古英语文学研究之中首当其冲的学术热点。撒克逊人是不相信地狱（Metodigisceft）的，他们通过臣服于命运（Wyrd）来推崇凭藉英雄武功而永生的思想。但在诗中贝奥武甫却要依赖上帝的庇佑才能拥有神力降妖杀怪，并且古老的异教徒国王还要时时向上帝祈祷，祈求赐福，这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托尔金的一九三六年演讲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批评家们更多地是把《贝奥武甫》看作历史文献，钱伯斯的《贝奥武甫：导学兼论奥法王与法利赛王故事集》从历史、考古、神话、传说的角度对《贝奥武甫》加以分析，唯独缺了诗歌。威廉·法兰西斯·科利尔一八七一年的《英国文学史：生平略传》甚至误以为《贝奥武甫》有六千多行（实为3182行）。托尔金首先提出应该从诗歌和语言的角度来重新看待这部羊皮书残卷。此后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才开始了重大转向。那么，既然如此，托尔金为什么没有沿着《贝奥武甫》走下去，反而改弦亞瑟呢？
　　这里，托尔金是先写的亚瑟王，还是先起步于贝奥武甫，姑且不论。实际他在后者上早已成就不俗，只是，人们对于托尔金的了解仅止于他的童话，几乎没有人会把一个明星作家和牛津的白发盎格鲁语文教授联系起来。从死后三十年走红到重新淡出视线，托氏后人在二○○○年出版高峰后，保持着平均每年一二部的托尔金著作的印行频率，其中还计入有关托尔金的周边研究著作。就目前来看，托尔金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已经问世，唯独有一部本该在十年前就出版的手稿却迟迟不见天日，甚至一九九二年牛津百年庆典的时候，这部数十万字的译作还曾现身示人，然而托氏后人却始终不肯松口。若假以时日，那些铅笔写就的东西恐怕就将永远湮灭不传了。
　　诺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曾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过：“我非常希望能一读此作，但我不想人们拿来两相比较，我可不愿意有人从我的书里挑两句出来然后说‘你觉得怎么样’。”二○一三年五月，托尔金学者麦克·卓特最新版《约·罗·瑞·托尔金百科：学术与批评评估》的“贝奥武甫：托尔金译作”这一词条下有这样的描述：“大约在托尔金由利兹大学转到牛津后，由卡·斯·刘易斯校正，他完成了《贝奥武甫》的散文翻译。随后，或由克里斯托弗·托尔金誊抄打印。”这个时候也正是《亚瑟王》中途辍笔的时候。但这份手稿最终没有付诸坊间。
　　其中部分原因出自二○○二年年底的一场轰动事件：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泰晤士》的莫瑞斯·切特登在采访美国惠顿学院副教授卓特之后以大标题刊登《托尔金最后巨著被发现》（Tolkien’s Last Great Work Is Discovered），文中说有“包括评析和翻译在内的两千多页托尔金手稿”在牛津图书馆被发现，此事迅即在英语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考虑到该报历来的“风格”，并且卓特随后也反复澄清，但有两件事却不可否认：一、托尔金有译著；二、澳洲托尔金学者麦克·肯尼迪说：“托尔金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家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但首先且最为重要的，他是个热爱语言的人，他的创作天分处处闪耀着这一品质。”第二点尤其值得关注。就《亚瑟王》而言，能够用古代头韵修辞一口气写出近千行（共954行，第五章未完成）现代英语诗歌的人全世界也寥寥可数。头韵法是古英语的一种独特诗歌修辞，即诗句中的单词要和句首的第一个重音单词的开头辅音押韵，而不是如我们多数现代诗歌一样押尾韵，其目的在于连接诗句的上下半行，使得诗歌读来如战鼓锵锵，或似武士高歌。《亚瑟王》无疑是表现托尔金娴熟技巧和丰富词汇的上乘佳作。但这绝不是托氏唯一的诗作，他的学生还曾辑录过他和弟子们即兴赋唱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酒歌，名叫《语文学家诗集》，并被作为讲义分发。现只遗存十三册分藏于英国各大学图书馆。不过，二○○三年的“发现”风波使托氏后人十分不快，就此，该手稿的出版束之高阁，直至今天。但是，可能甚至托尔金本人也未必真想要出版这份草稿。他在有关《贝奥武甫》翻译的一篇论文中说：“古英语诗歌的词汇或许有语文学上的意义，但却没有语文学的对象。”如诗中贝奥武甫手中利剑beado-leoma（1524行）面对女妖时消融如泥，除非亲自到英伦的博物馆去看看，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意蕴。 　　本文笔者留英之际，有幸拜瞻了这份难得一见的托尔金铅笔真迹。虽然对托尔金的学术已经略知一二，但经过一个多月的沟通接洽，终得亲手翻阅，也不免激动。遗憾的是，有签字协议在先：未经授权，既不准抄录照相，更不准公开出版甚至发文引用。实际上早在一九四○年之前，托尔金就已经有意翻译《贝奥武甫》了，在他的《贝奥武甫散文翻译绪论》一文中，他就曾经说过“译诗成文，动机或不单纯……确实是为学习（古英语）提供帮助的”，该文与其说是学术论文，倒不如说是课堂讲义，托尔金在文中详细讲解了古英语词汇、习语、诗歌技巧的转译难点，例如，在提到“man”这个常见单词的时候，《贝奥武甫》中就有十多个同义词，而这十几个词，如beorn、leod、rincon、h？lee，等等，如果不加注释，往往无法准确转译，同时还要照顾到诗歌的韵律。对此，他将现代、古英语的诗歌韵律加以转换对照，从而说明抑扬顿挫的法则和意义。古英语和古汉语一样没有标点符号。古英语是通过轻重音的升降起伏来表示分句分段或者内容起承转合的意图。换言之，作为现代读者除非高声吟唱，否则是永远无法理解已经转变为书面文字的古歌的真正用意的。这或解释了为什么托尔金到最后都没有下决心出版译著。剑桥的杰克·古笛（Jack Goody）在《书面语和口语之转换》一书中说：“如果吟诵诗人学会了读写，其（口头的）魔力就将遭破坏。”在手稿中，托尔金在逐行翻译成诗有五六百行的样子，突然转而改为散文。这大略印证了上述揣测，当书语意图转换口语文献的时候，除了语文学上的意义，或许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这依然不足以构成托尔金留中不发的充分理由，他并没有因为人物有历史渊源或精灵埃尔维语无人能懂就干脆放弃《魔戒》。

　　如果没有刚刚出版的《亚瑟王》在手，也许这个谜团就只能全凭上述猜想了。因为，相比自出机杼创作新歌，改写经典作品往往更易遭人诟病，其实就如今而言，很多剑桥人对托尔金的成就还依旧颇不以为然。因为，早在一百年前，剑桥使徒会的约翰·米歇尔·肯博（John. Mitchell. Kemble），此人也是约翰生的弟子，就已将《贝奥武甫》改成了英语散文。剑桥使徒会名震中外，罗素、丁尼生、爱·摩·福斯特都曾是其成员。如果仅仅是为了创新所带来的声名利润，托尔金早就该放弃《贝奥武甫》了。
　　相比于福斯特、毛姆，甚至艾略特，托尔金都显得太难以定位。他曾经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参见《卫报》2012年1月5日文《“糟糕散文”评语破灭托尔金诺奖机缘》JRR Tolkien’s Nobel Prize Chances Dashed by ’Poor Prose’），他甚至在现代英国文学史上都无缘占一席之地。这宁愿使人相信是因为他的创作期和成名期之间存在时代错位造成的。如果按文学史分期按作者生平定位流派，或许能反映出托尔金的无奈，即使他不愿意被人看作是畅销书作家，而更乐意做个安静的经典学者，因为他的成就无论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是现在，都往往和潮流相龃龉。克里斯托弗说：“此书不足以承载当下兴起的新想象视域。”诚如其言，卓特在他的《贝奥武甫与批评家》序言中说：“正常情况下会有两类读者读我的书：那些冲着封面上托尔金这个名字来的读者；那些冲着贝奥武甫名字来的读者。”恐怕冲着第一个名字去的人会失望了，书里没有当下流行的精灵和巫师，反倒是乏味的学术论述。但对于追求深刻一点的人而言，在那些铅笔的字里行间所能感觉到的恰恰是托尔金对那些妖魔鬼怪的青睐。手稿中有一段话大意为：古希腊众神高高在上并不需要人类的帮助，也不在乎他们的奋斗，人类或祭拜或祈求某个神灵平息怒火，但人类却并不会与之为伍。日耳曼神话却不同，古日耳曼神祇是不可永生的，他们和人类的英雄同样挣扎于黑暗的边缘，在获得不朽之前他们渐乎消弭了自己的先祖那些伟大国王的传奇，他们之存在恰是那些勇士投射于世界之四壁拉长的影子。所以，人与喷火的妖龙有亲，恰如神与狼人同族一般。贝奥武甫在杀死格兰德尔后对丹麦王赫鲁赛迦道：“勇士死前当争荣光，还有何事胜过身后流芳。”这种远古的对魔怪的崇拜，以及人可以自身通过战斗获得永生的朴素信仰与诗中的基督教因素不免南辕北辙。
　　在有关《贝奥武甫》是该归为古日耳曼异教背景下的基督教赞美诗，还是基督教背景下的古日耳曼文学的问题上，托尔金的理解独出新意。一个熟悉中世纪宗教诗篇的人只要略加朗读《贝奥武甫》就会发现：诗中凡及基督教部分大多稍有突兀。全诗有关上帝的文字只出现于四种地方：第一，整段或者两行祈祷辞插入；第二，修饰词语；第三，与其它描述平行并列于一行的同位语；第四，名称用于替换异教神。手稿学的一些原则会令人怀疑这是后来人篡改的结果。这也是托尔金的想法，他认为诗中明確说到该隐和亚伯的地方只有两处（108， 1261），并且都是断语，而非故事的情节叙述。同时，诗中的主角/英雄（hero）本该是上帝的代言人（甚至有学者认为贝奥武甫即耶稣的化身），但从头至尾贝奥武甫都没有向上帝祈祷过，倒是赫鲁赛迦屡屡口出祷词。这不免让人奇怪。更奇怪的是托尔金的态度，他说道：“就异教信仰而言，除了其精神流传，英语中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他不认可格兰德尔就是魔鬼化身的说法：基督教的魔鬼是以猎获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妖怪格兰德尔则纯粹餍足于猎食人肉，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贝奥武甫》或许不过是中世纪的抄写僧有意营造出来的一个远古异教神话（re-paganzied by the author with a special purpose）。这是托尔金几乎被人遗忘的一个独特观点。当然，他未必需要把自己的每一点思想公之于众。这种随性而至的东西—灵光一现的想法、拼错的单词、修改的痕迹、不严谨的史实数据，还有大段抄别人书上的东西，有些地方拉拉杂杂半天讲不清楚；但恰恰是这些毛病，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真实和亲近，而并非精心准备，组织说辞，板起面孔的言家风范。这种真实感也许只有寂寞中埋首古书的托尔金才能感受得到。卓特说：“托尔金和《贝奥武甫》的作者所登高远眺的高塔是建于昔日的岩石之上，此石曾经用作营建盖房人的祖辈所居之家园。换言之，它的用料传自祖先，正因其古老，所以才价值连城。”故而新的东西未必就一定领先和意义重大，旧的也并非就轻若鸿毛。托尔金某昔日出版商的后人说得更加露骨：“贝奥武甫是个好故事，如果你把托尔金的名字再加上去，那估计会赚大发了。”只是逝者却无法享有这些钱和名望。他所留下的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种存在能否长久，依赖的或许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诗歌/才刚开始，是凡人”。
　　意象悟道：《周易》今论及意象释卦
　　章关键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本书由上下编构成。上编设三个主题：至哉周易、伟哉孔子和妙哉意象，共收文三十四篇，集中阐述《周易》的历史地位、时代意义与普世价值，并对《周易》的伟大贡献及体现于《易传》的精博思想、意象思维在《周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及其在时代创新中可能发挥的独特功能给予较多的思考和论述。下编为意象释卦，对六十四卦循序阐释卦名、卦象、卦德、卦主及卦变，盖以卦爻为肌体，以精义为灵魂，以经文为血肉，以传言为骨骼，直观理性地析解六十四卦的生动情性和内蕴智慧。这是作者继《想象的智慧》之后精心撰写的又一部易学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