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年代里，发生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一起到来。
　　美国化与可口可乐殖民
　　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人似乎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因为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于整个西欧，而且欧洲商店的货架上也遍布美国生产的商品。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美国也非常强大。美国在科学研究和发展上的投入很多，培养出的自然科学及工程学毕业生，比其他所有西方国家的总和还多；美国人对流行文化的支配更加惊人。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美国政府就用扣留欧洲各国急需的贷款来威胁他们，迫使他们取消对美国电影的进口限额。到1951年，在西欧播放的所有电影中，60%都是美国产品。美国电视也很快便在欧洲大众文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语言本身也似乎处于美国的接管之下，像“临时保姆”和“连环漫画”这样的词汇就直接进入德语，而法国小孩则渴望拥有美国的牛仔裤及口香糖。
　　欧洲人对新出现的美国影响做出了不同反应。许多人充满热情地拥抱美国文化，将之等同于更大的开放和自由。也有人担心可口可乐这类美国产品不仅会占领欧洲市场，还会降低欧洲人的品位。欧洲人还谈论着“人才流失”的警报，因为科学家和学者也都穿过大西洋，前往更富有的美国大学。他们提出，恰恰在欧洲失去其殖民地财产的同时，它自己也在遭受殖民化，至少是遭受着“可口可乐殖民”。
　　不过，这个时期的文化，更多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碰撞，而不是单向的美国化。欧洲人对消费美国产品有着极大的嗜好，但在消费过程中，他们将这些产品改变，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如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四个英国的年轻人理解了美国的摇滚乐，并将他们本地的音乐风格掺入其中，由此改造出了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国流行的音乐。披头士摇滚乐队的影响，证明欧洲文化对美国文化产品进行了改造。当麦当劳在20世纪60年代抵达欧洲时，也为吸引新市场的不同口味而对其快餐的成分做出了微妙的改变。
　　移民与种族多元化
　　不断增长的移民，造成了改变这个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种冲突，这些移民将他们那新的，且在许多方面都是非欧洲文化的传统一起带来。随着欧洲帝国统治的崩溃，白人定居者纷纷返回他们的母国；同时，殖民地的“失败者”与现在被打败的殖民政权结盟的土著居民群体，因为害怕歧视、报复，或者可能只是害怕失去原来的地位而选择了逃离。与此同时，因为北欧和西欧国家同时经历经济增长数字的不断快速上升和极低的人口增长率，各国政府吸纳着外国劳工。到20世纪70年代初，将近900万移民在北欧和西欧国家安家。这些移民中的一半来自经济较为落后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国家；另外一半则来自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亚洲、非洲等。
　　这些工人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且报酬极低的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生活在不合标准的房间里，经常被限制在孤立的宿舍或市中心贫民窟，而且从事的工作报酬也很低——经常低到违法的程度。尽管有着歧视和剥削，西欧为这些移民提供的经济机会，还是要远多于他们故国所能提供的。
　　早期移民的大部分是单身男性，短期劳工会在挣得金钱之后返回祖国。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家庭也随着这些人一同到来之后，第二代“移民”出生，这一代人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已经变成了多族群社会。
　　第二性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第二性》。这部影响巨大的性别批判著作将西方工业社会分隔开来。一系列的变化强化了战后的家庭生活。战后，结婚率上升，结婚年龄下降。从1940年至1957年，美国的生育率上升了，而欧洲的生育率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不断增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又一次下降（美国的生育率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上升）。虽然如此，尽管家庭规模很小，不过拥有孩子的西欧妇女所占比例还是比过去高很多。
　　通过不断提升女性母亲身份的地位，宗教和流行文化都为这些人口上的变化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思想体系。
　　不过在战后时代里，现实中许多女性的生活依然和家庭理想相距甚远。在贫穷阶层中，妇女不可避免地要在家庭之外持续工作。与此同时，新的消费文化也要求许多妇女——那些先前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牢固分子——从事有薪工作，以应付不断增大的家庭必需品目录。
　　新兴工作形势的出现，使新家庭生活与扩张中的经济需要相协调。不断增多的单身女性（包括中产阶级中的单身女性）都一直工作到她们结婚甚至是第一个孩子到来；之后，她们在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庭或至少是开始学校生活后，又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样的工作被视为要次于她们的主要工作——构建家庭以及照看孩子。兼职的薪水很低，薪水待遇不公平。
　　男女法律地位也继续不平等。例如甚至一直到1964年，法国婚姻法还规定，一个已婚的法国女性不能在银行开她自己的账户，不能经营商店，在没有她丈夫的许可下不能申请护照。传统的性别角色丝毫无视战后时代的政治和物质变化。
　　抗议时代
　　西方在这个时代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容许高等教育系统能够进行戏剧性的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不断扩张的大学校园成为作用很大的抗议中心。当时，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爆发了政治示威游行，在法国，一场学生游行发展成了一场全社会的反抗运动。短短几天之内，法国有800万男女展开罢工。“巴黎的68年”象征着西方许多人，特別是年轻人，在这些年间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
　　许多不满集中在新左翼的主张上，即普通人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中，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对斯大林主义的惊恐，对西方不断增长的大型公司和国家的忧虑，使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这类新左翼思想家发出警告：公司和国家的不断扩张，威胁着个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他们认为，讨论虽然可能看起来很公开，但却不是普通百姓的，而仅仅是专家和精英们在做实际上的决定。抗议者要求的是“参与”，是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决策来复兴公民权。在学生要求的解放运动中，他们也像关注文化一样关注经济和政治问题。
　　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抗议活动，也与去殖民化和冷战这样广大的背景相联系。抗议者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为了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争取到更加开放的政策。他们既拒绝了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也否定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而倾向新形成中的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他们试图挣脱冷战的限制，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批判；他们相信投入越战的美国，充当的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压迫者。
　　新定义，新划分
　　冷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部分，冲突两边都声称自己拥有“民主”这个头衔。当苏联坦克在1956年碾压过布达佩斯街道时，他们不仅碾平了匈牙利革命，也将关于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民主性质一同摧毁。然而，共产主义制度中改革的希望一直存在，人们希望能够维持住马克思最初所关心的社会正义和政治平等，但这个希望在十二年之后苏军坦克又一次碾压进一个东欧城市时破灭了。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摧毁了任何在冷战界线内建立民主东欧的希望。
　　与此相反，在战后年代里，民主却在西欧坚实地生根发芽，甚至在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这样有反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也是如此。然而在1968年，抗议者们在巴黎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城市挑战着“西方”与民主之间的简单结合。他们指出，工业社会不断增长的规模及其复杂性，剥夺了普通大众真正参加制定政治决定的机会。他们还指出了冷战分裂取代民主承诺的道路。举个例子，尽管南非为强化种族隔离制度而放弃了民主实践，但其自身以及其他政权都将其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西方”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仅简单地意味着“反苏”。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东西方相互对抗的两极形态开始崩溃。在之后的三十年间，经济危机与东欧和苏联事务上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一起，重塑了同时代的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冷战结束；而民族主义冲突在被超级大国间的敌对掩盖于幕后几十年后，又一次出现在了台前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