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明末清初士人的笔下，多灾多难的大明王朝另有繁华：东南沿海经济高度发达，晚明文化也空前繁荣，诗词、戏曲乃至科学成果层出不穷。遗民以极致的笔墨，生动地追忆明末的繁华生活，似乎明朝亡得那么让人痛惜。事实果然如此？
　　细看明末清初很多相关记录，不难发现所谓“繁华”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既得利益者也主要是士人阶层，而整个明朝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
　　以山西、陕西等西北地区来说，商品经济原本就不发达，推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风险极大。加上张居正病故后，明朝官场越发人浮于事，好经终于念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陕西百姓的赋税竞暴涨三倍，生活困顿，但这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崇祯元年（1628年），西北大旱，民生更是艰难，自然“穷极思乱，大盗蜂起”。
　　为什么一场西北旱灾就催生出李白成的农民军？所谓“裁撤驿站”只是表象，从万历年间起日甚一日的极度贫困才是真实原因。
　　比起严重失衡的民生，明末社会矛盾的另一催化剂就是政风。
　　拜万历怠政所赐，明朝官场上行下效，别看党争时精神抖擞，日常理政却纷纷甩手。在这种风气下，明朝官场的怪事也是一拨接一拨。
　　万历三十二年，一男子单枪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大咧咧地抢掠一番后离开。为什么能抢得这么轻松？因为当地巡抚和知府都缺席三年了，根本就没主管官员。
　　万历中叶的“惯贼”左文俊一度在北京周边聚集数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气得万历连颁严旨，但各级官员置若罔闻。
　　最严重的还是晚明社会严重激化的民生矛盾。
　　后世文人常大书特书东南地区的繁荣，但在明朝学者周晖笔下，万历二十八年的苏州“税官如狼如虎，与盗无异”。
　　有个卖灯草的小贩从苏州出发，一路不停被税官抽税，到目的地才发现，就算灯草全卖光也填不回亏空，气得烧光灯草。
　　在贸易发达的岭南，商船过境要被以各种名目抽税，等于层层扒皮，被各级官员玩命狠宰。
　　經济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天启七年（1627年）的河南，明明风调雨顺却有大片农田荒芜。为什么都不种地？因为苛捐杂税太多，百姓越辛勤劳作越交不起税，只能逃跑。然后陷入恶性循环，地都没人种了。
　　在万历年间的陕西西乡，更是“富民置产，多弃贫民”。越有钱的人越能轻松逃过赋税，把自己的赋税甩给穷人——越穷越交税，越富越逃税。
　　所以，早在万历中晚期，徐州、南京等地就相继出现大规模的暴乱。待到明末天灾人祸，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自然成了开闸洪水。
　　明朝灭亡并不意外，不过应了一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