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驰名古希腊世界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用它教育了人类2400多年。
　　但是，这句箴言并没有教育好古希腊人。
　　公元前338年，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古希腊文明茕茕孑立在落暮的余晖里。城邦政治的混乱、生存环境的险恶、连年不断的征战、没有节制的挥霍、对异族入侵的轻视，使希腊城堡岌岌可危。就在这一年，近亲兼近邻的马其顿完成了对希腊的征服。四年后，马其顿挥师东征，打败了盘踞亚洲版土的波斯帝国，十年征战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但是不停息的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和自然因素，使这个流淌着古希腊文明余脉，不可一世的帝国也最终分裂、瓦解了。公元前30年，罗马人的得得马蹄碾碎了古希腊的最后一个城邦。至此，古希腊文明永远地停留在她的古典时期，辉煌不再。
　　古希腊的历史虽然如钟停摆了，但她告终的余音仍然缭绕在世界文明的长廊。
　　不长记性的，不止是古希腊人，也包括征服了古希腊的古罗马人。
　　罗马帝国从兴起到鼎盛，历经了千年的奋斗。公元2世纪，这个帝国的疆域西起不列颠，东到叙利亚，北起莱茵河与多瑙河，南达北非，可谓帝业显赫。但是，庞大的帝国渐渐出现了朝政失修、公德丧失、宫廷内乱、赋税沉重、民怨鼎沸、军队溃散的现象，终于走上了从恢弘与荣光到衰落与沉寂的不归之途。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80年后的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被日耳曼族人罢黜；公元1453年，一度辉煌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也为奥斯曼帝国所灭。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罗马帝国的溃败也非一役之故。
　　无论是辉煌的文明，还是庞大的帝国，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就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这是神谕的判断，也是箴言的规谏，指出了人性的弱点。古今中外，重蹈覆辙者不在少数。
　　唐朝之后，中国经历过一个纷扰割据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这期间公元908年的某一天，进入弥留之际的晋王李克用取出三支箭交给儿子唐庄宗说，梁、燕、契丹是我的遗恨，你不要忘记为我报仇。唐庄宗牢记父志，将三支箭祭在庙堂，每次出征必用锦囊负箭前行。讨梁、伐燕、灭契丹后，唐庄宗告慰先王，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是仇敌已灭、天下既定的唐庄宗变得狂妄自大起来，他放任伶人，疏于治政，盘剥百姓，导致王权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最后落得个身死国灭贻笑天下的结局。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有感于此，发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一声警醒千古的长叹。
　　中国历史，为欧阳修的长叹积累了太多的例证。秦始皇始而开疆扩土一统天下，继而骄奢淫逸劳民伤财而被指为暴君；隋炀帝始而兴修运河打通丝绸之路，继而急功近利不惜民力导致了国破身死；唐玄宗始而任贤用能励精图治，继而沉溺声色听信小人引发了安史之乱由盛转衰。戚戚涛声犹在，历历殷鉴不远。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政治集团，成功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失败的教训如出一辙。此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满招损，谦受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卧薪尝胆”、“悬梁刺股”，“鉴前世之兴衰，考当 今之得失”、“历鉴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数的醒世恒言如闪烁的夜航灯，恭立在历史长河的暗礁险滩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源流和景观，长波万里，伏脉千年。
　　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建立了大顺朝。他有打江山的雄才伟略，却没有守江山、治江山的本领，疏于吏治，轻于关防，脱离民众，军纪懈怠，最后被明将吴三桂和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联手打败。1944年，郭沫若为此发表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让全体党员学习领会，要求“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基于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我们党生于忧患，长于危机，从中国文化和理想信念中凝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一种可贵的品质。90年来，每一次对重大历史任务的担当、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每一次对科学真理的探索、对实践道路的选择，每一次对正确方向的判断、对失误错谬的纠偏，都来自清醒的认识。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应毛泽东之约到延安杨家岭窑洞长谈，说到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多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慨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诞生之初的小党，到建党90年、成员8000万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在自省、自警、自律中一路走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懈怠。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更是政治上的堅定和清醒。这种清醒来自科学、理性、机制，更来自信仰、理想和胸怀。
　　革命需要清醒，建设更需要清醒。在危机四伏中保持清醒容易，在太平盛世时保持清醒则难。硝烟散尽枪炮声歇，一些人在失去了敌人的同时丧失了目标和斗志，走失在价值观的迷宫，陶醉在管弦丝竹的氤氲，被糖衣炮弹和温柔杀手瞄准，被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打倒，被自己肆意滋长的思想杂草埋葬。清醒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的状态，面对旗帜、道路、体系、制度等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摇摆、怀疑，不能言不由衷行不给力；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不能置若罔闻坐视不管；面对社会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不能视民如草芥漠然而处之；面对西化分化中国的觊觎、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应该像战争年代一样，睁着眼睛睡觉。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是非曲直黑白良莠的论争和纷扰，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什么样的党的清醒。当改革步入深水区，江泽民告诫全党，“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同以权谋私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斗争”，“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种清醒是对党的宗旨的坚守，对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深刻认识。苏联亡党亡国的丧钟，如雷在耳。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党正“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的今天，我们党敲响的又一记警钟，是环望全球凉热、风景这边独好时可贵的清醒，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标志！
　　自律是自强的前奏，清醒是复兴的开始。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国歌》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含泪低吟、永远记取的警句。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