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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万余名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大群体，这只是三个普通个体的故事：梦想与现实，光环与失落，爱与哀愁。
“十个月，我把一辈子的钟声，差不多都听完了。”
说这句话时，方美正坐在济南夏日傍晚的一个餐馆里，周围是一片闹哄哄的嘈杂。这与她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听各种钟声的法国岁月形成鲜明对比。
2008年9月，方美从山东济南来到法国昂热，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
每周的周一和周二，她独自一人穿过那些迷人的城堡，来到法国国立高等技术学院，为学生上半天的汉语课，帮图书馆的优雅老太太整理一天的汉语书籍。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她呆在屋子里，听回荡在空气里的各种各样的钟声，思考十个月后回国的自己该何去何从。
她的身后，是一个庞大并不断扩大的群体。
为帮助世界各国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正式实施。截至2010年底，国家汉办已向五大洲89个国家派出1万余名志愿者。
他们带着光环出去，去世界各地的中小学、孔子学院等机构教汉语，被誉为“来自中国的天使”；他们又带着各异的心情回国，光环褪去，独自开始与现实生活的新碰撞。
“不要白不要”
“不要白不要，”在方美看来，对于外国学校而言，几乎没有拒绝自己这样的汉语老师的任何理由——几乎不用花几个钱，就可以开出一门课程。
学校提供300欧元的租房费，租完房所剩无几。汉办每月提供1000美元的生活津贴，橙子是买得最多的，两三欧元一公斤的价格可以接受，蔬菜比较贵，很少买，“过着和留学生一样的生活。”
上课时，学生会抛出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绝对不能瞎说，”方美提醒自己出国前所受的专门培训，就把历史搬出来，从头讲起，讲西藏什么时候就属于中国，“立场要坚定。”在这个开设汉语课仅有两年多的学校里，汉语是课余选修课，没有被算进学分。
差不多同时，她的同班同学肖依云，在泰国普吉岛上的一所师范类学校里，每天完成四节课的汉语教学任务后，花半个小时穿过一片树林，小心躲避着其他老师家养的狗，独自一人回到宿舍。
与方美相比，肖依云所在学校的汉语环境要好很多。在她来之前，一对中国夫妻已经在这里教了两年汉语。夫妻俩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直接跑到泰国找工作，应聘到这所学校。刚开始，与这对夫妻比，肖依云觉得自己没什么优势，对方的泰语交流能力、对当地文化熟悉程度都优于自己。
不过，一段时间过后，她还是找出了自己的竞争力：“夫妻俩的工资要学校付，自己则是汉办出钱，相当于免费劳动力。”
在她看来，开设汉语课程，与开设音乐课程没有什么两样：“收学生钱，为学校盈利，志愿者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与方美和肖依云相比，他们的师妹郑丽丽，2011年8月份去的则是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等级和条件比一般学校都要好很多。
在她看来，孔子学院的教学与国内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形式相似：学员构成五花八门，有家庭主妇，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学生和上班族是学院主力；下午四点上课，晚上九点下课，满足不同人群的上课时间。
“比新东方便宜多了。”她介绍说，6个月的学习时间，收费21万蒙古图格里克，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200元。
“这比考个驾照还便宜。”在蒙古，驾照培训班的费用一般为2000元人民币。
从周一到周五，郑丽丽一周要教十六节课。不过，她一般都完不成这些课时，倒不是她偷懒，而是到了星期五，基本就没有人来上课了。
可这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对汉语的热情程度。在蒙古，学好汉语，一份好工作，两者之间可以画等号。
近年来，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涌进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围绕汉语的工作机会大量出现，懂汉语的人成了香饽饽。
“这是根本动力，”她说，“至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人有兴趣，也没有多少人关心。”
班里学员的“低调”，让郑丽丽记忆深刻。邻近班上有一个成年学生，上课积极举手回答问题，非常投入地参加课堂游戏，和其他学生没什么两样。可有一天，她从电视上看见了这个学生，正在以某党派领导人身份，发表公开演讲。
后来，在班里学员的通讯录，她发现了三个以“9911”开头的号码。“在蒙古，拥有这个开头的，”她顿了一下，说，“非富即贵。”
这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荣耀。
其实，有一份“莫名的荣耀”，几乎贯穿于郑丽丽、方美和肖依云出国做志愿者前的每一个环节里。
“把中国带到那里”
“伦敦玛莉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夫司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舞台上，师哥师姐起劲地唱着台湾著名女生组合SHE的歌曲《中国话》。这首混血中国绕口令和西洋RAP的新品种曲风的歌，歌词内容主要描述全世界正掀起一片汉语热，世界人民纷纷学说中国话。
2007年5月17日，肖依云、方美和班里同学，参加学校首批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赴海外任教欢送会。
“我们就是要出去教‘中国话’的人！”回忆当时情景，肖依云还有那么一点激动。校长的讲话，更是让台上台下的人热血沸腾：“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要把学校带到那里，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把中国带到那里。”
这次欢送会，众多媒体纷纷到场，“在社会各界以及海外引起较大反响。”
2005年，“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第一次在这所学校掀起波澜。
这一年，以培养“具备良好的汉语教学、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在海内外从事语言与文化教学与传播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学双学士学位”班正式成立招人，首批招收30名学生。
肖依云和方美是双学位班的第二届学生。经过笔试和面试，包括她们俩在内的30人从4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录取结果出来，被录取者成为同学艳羡的对象，落选者中则有人直接冲到院长办公室理论自己为何失利。 班里的同学，几乎都带着光环而来：本专业排名至少前50%，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外语成绩优良，沟通表达能力突出。
他们处于一种“莫名的荣誉”里：同学的羡慕，双学位，出国做志愿者，传播中国文化，似乎肩上压着无上光荣的任务。
这让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双学位班的学习中，甚至几乎放弃原来的专业。他们笃信：这是一条前程光明的路。
方美的第一专业是行政管理，成绩排在专业前十名，保研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要出国的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必须放弃本专业保研。
在当时的方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双学位，海外工作经历，志愿者的光鲜身份，加在一起就像一个光环，闪着耀目的光。
“我放弃保研资格，要出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方美面带微笑，对本专业负责保研事务的老师说。
那你写一份保证书吧，老师说。用了极短的时间，方美就写完了放弃保研的保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显得太卑微”
去泰国前，肖依云参加了一次见面会。会上，主讲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志愿者独自在一所学校教汉语，适应不了压力，精神接近崩溃。主讲人提醒，大家要注意调节情绪，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肖依云明白背后的意思：“你一个人得撑着。再说，奉献，是志愿者的第一要求。”
她同学里，有的刚到泰国时正逢雨季，蚊虫满布的小木屋晚上能从天花板看见星星，下雨时便潲湿了床铺家具，洗澡只能到水塘里。
“我的房子好多了，是砖石结构，不是木板的。”身在世界知名旅游岛普吉，她起码还能欣赏热带风光。
某种程度上，肖依云确实值得羡慕。
郑丽丽的一个志愿者朋友，被分到了蒙古达尔罕，整个学校里只有他一个志愿者。刚开始，连纸和粉笔这样的基本教学用具都没有。朋友一个星期有接近30节课，晚自习还不算进课时，而汉办与对方签订的合同里明确写着：一星期不超过25个课时。
达尔罕的冬季，常出现强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可以到达零下40摄氏度。朋友说，有一段时间，屋里暖气坏了，从窗户望出去，外面一片白茫茫的萧条。
在这座被称为“友谊之城”的蒙古国第二大城市里，他感受不到温暖。
气候，住所，孤独，这些都在郑丽丽他们的意料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她们有时发觉自己并不是那么地受欢迎。
在中学教汉语的志愿者朋友，能够听懂直接站起来的蒙古学生的骂声：中国老师是猪。
这并非孤例。
郑丽丽和很多志愿者都知道，有一所学校，很大一面墙上，用蒙古语写着：中国人是猪。
“如果我每天走在学校，看到那么一面墙，还要每天教汉语，估计我会崩溃。”郑丽丽撇撇嘴。
让人崩溃的不止这些。
郑丽丽的几个朋友在蒙古希望中学做志愿者，原定结课日期是今年6月1日，朋友便定了6月5日的回国机票，可不曾想5月20日就完成了所有教学任务。
朋友找到校长，说明情况，希望能够在学校多住几天。让志愿者大跌眼镜的是校长的回话，浓缩成一句就是：你们可以去住教室。
“教室怎么住人？我们来到这里，做一名汉语志愿者，辛苦教了一年，多住半个月也不行吗？”校长的回答让志愿者感到愤怒，可他们压住火气，耐心与校长沟通。
结果，校长的回答仍然像冬天一样冰冷：你们可以去住教室。
志愿者只好去找国家汉办在蒙古的汉语管理老师。负责人与校长沟通一番，得到的依然是拒绝。最后，他们三个人被安排到别处志愿者的家里去住。
“显得太卑微！”提起朋友的遭遇，郑丽丽至今愤愤不平。回国前，郑丽丽参加汉办组织的一次慰问会。会上，一个志愿者提出了回国找工作的问题——这显然是绝大部分志愿者关心的。
郑丽丽回忆说，工作人员的回答不是那么流利了，其大意是：“我们就是一个项目，不可能所有问题都想到，有些事情需要你们自己去考虑。”
志愿者不死心，追问能否在回国之后组织对志愿者的专场招聘会，结果被“官方语言”推脱过去了。
而如期而来的回国，以及回国后的出路，都让他们无法逃避。
出路
2009年6月初，方美回国，失去了保研的资格，也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这意味着她不能参加校园招聘——成功率最高的找工作方式。
她一度想要继续从事与对外汉语有关的工作，可在济南她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让她发挥对外汉语特长的工作。
方美发现自己“迷茫”了：“英语不如英语专业的，汉语不如中文的，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
她开始向国内著名招聘网站上海量地投简历，回音寥寥。
好不容易等来一次外包公司的面试机会，她兴冲冲地赶去，指望着面试官能够问她简历上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看上去好看的点”。
面试官果然问了，可她解释了一通后，对方还是没搞明白她到底去法国干什么了，“一笑了之。”三面时，她被刷了下来。
和方美一样，在简历上，肖依云也着重写了自己在泰国做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算作一个亮点。”
“亮点”带来的反响，在她意料之中。所有面试官都问她，你到底去泰国干什么了？
肖依云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她很少谈及如何教汉语，而是重点讲海外经历带给自己的适应能力、拓展能力。
她们两个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她们两个都选择了给自己放一个假，歇半年，等到下一个毕业前夕——工作机会高峰的到来。半年后，肖依云去了一家房地产网站，做一名网络编辑。
“运道不好。”这半年里，方美甚至给自己改了名字，希望改改自从决定做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以来的霉运。
现在，她的工作则和对外汉语一点儿都不沾。朋友托关系给她找了一份策划的工作，办公室缺人，她去了办公室帮忙，财务室缺人，她又去财务室帮忙。现在，她已经考取了会计证，下一步的计划是去考个注册会计师。
有的人选择回国，也有人选择暂时留下。
与郑丽丽一批去蒙古的136名志愿者里，有30多个选择留任。“比例很高。”她说。 她认识的一个志愿者，已经在蒙古当了两年的志愿者，今年又选择继续留任一年。倒不是留在蒙古的诱惑力有多大，而是不知道回国后自己能干什么，而汉办相关规定是：志愿者服务年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这个志愿者对她承认自己有“回国恐惧症”：人际关系几乎已经支离破碎，国内就业压力巨大，甚至害怕地沟油??
“重新开始，需要勇气。”那个志愿者对郑丽丽说。
郑丽丽的勇气，来源于自己的规划。今年6月回国的她，准备在三个月后再次出发，去韩国继续做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
她的理由听上去足够充分：自学过韩语，去韩国想把韩语完全掌握，学校允许她寄存户口档案，保留应届生身份，明年3月份回国。
“后两个是进步，”与师姐肖依云和方美相比，她承认自己运气好，“应届生的身份找工作成功率更高，3月份回来，还有好多选择，不像原来五六月回来，好工作都没了。”
对于好工作，郑丽丽的定义如同这个时代众多中国青年一样，“我可以回老家考公务员。”
“拿钱往外撒种子”
回国后，一个学妹打电话给肖依云，咨询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项目。从学妹热切的表达里，她听出了像自己当年那样的“憧憬与期待”。
“没有办法说，你别报，”肖依云叹了口气，“即便现在有人问我，我也不能这么说。”
做了三年房地产的相关工作后，对于当初的选择，肖依云的态度已经平和了许多。“像房地产一样，过快过火的项目，肯定有泡沫，所有热的项目都是这样。”
实际上，正是肖依云考取双学位班的2006年，这个国家的对外汉语发展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在那一年，孔子学院的发展形势一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05年的27所猛增到2006年的200余所，这意味着更多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被派出去。
“拿钱往外撒种子，像薰衣草的种子，冒芽率很低，种下几棵是几棵，多一棵是一棵。”张仲远说。
兰所任教的国内某重点大学，最近三年向国外派出了汉语教师志愿者150余人次，他负责了其中两年的志愿者培训工作。
在他看来，按照目前的现状，这个项目和参与项目的人正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暂时出去可以，回国后的出路却非常少。
“要想继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只能进高校，可高校不会要本科毕业的志愿者；去中学当汉语老师或者英语老师，又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去国际学校或者培训机构任教，要知道国外没有一所大学单纯地教语言，都是采取预科形式在机构中进行，可中国的大环境是只在大学里教外国人汉语。”他分析说。
“初始的参与者付出的，往往要比得到的多很多，这是很正常的，我倒不觉得这两者是冲突的关系，而是互为因果。根本原因，在于本国各方面实力及吸引力不够的情况下，还要硬往外推，且技术太差，才导致这些‘先驱者’的牺牲。”张仲远说。
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多大改变。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到2015年，要在全球建立500所孔子学院，还有76个国家的400多个机构排队等着申请设立孔子学院。
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像方美、肖依云和郑丽丽这样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源源不断地被派到国外。
“有点像‘抓壮丁’！”汉办主任许琳近日公开表示，“目前，汉办外派的中方院长、教师、志愿者都是临时的，从各个高校借调而来。每位老师平均在外工作两年，刚刚积累了经验就到期了，而汉办又不得不从头培养新人。”
打造一支专职队伍，是许琳给出的最新方向。
“不说像造原子弹一样，也应该像当年开垦北大荒一样，或者像改革开放初期对公检法队伍的充实一样，来对待孔子学院的队伍建设。我希望我们能够打造出一支具有传教士式牺牲精神的队伍。”许琳说。
对此，曾经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肖依云不置可否。
前一段，她去看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影片中，中国小男孩陈乔治一口流利的英语，肖依云心里一激灵，“他是被收养的孩子，他说外语，有宗教的意义在里面，可是我们当中真的有像传教士那样纯粹的人吗？有真正的热爱中国文化，纯粹想把中国文化推出去吗？”
“我们又没有宗教那样的信仰。”她自问自答。
“十个月，我把一辈子的钟声，差不多都听完了。”
说这句话时，方美正坐在济南夏日傍晚的一个餐馆里，周围是一片闹哄哄的嘈杂。这与她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听各种钟声的法国岁月形成鲜明对比。
2008年9月，方美从山东济南来到法国昂热，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
每周的周一和周二，她独自一人穿过那些迷人的城堡，来到法国国立高等技术学院，为学生上半天的汉语课，帮图书馆的优雅老太太整理一天的汉语书籍。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她呆在屋子里，听回荡在空气里的各种各样的钟声，思考十个月后回国的自己该何去何从。
她的身后，是一个庞大并不断扩大的群体。
为帮助世界各国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正式实施。截至2010年底，国家汉办已向五大洲89个国家派出1万余名志愿者。
他们带着光环出去，去世界各地的中小学、孔子学院等机构教汉语，被誉为“来自中国的天使”；他们又带着各异的心情回国，光环褪去，独自开始与现实生活的新碰撞。
“不要白不要”
“不要白不要，”在方美看来，对于外国学校而言，几乎没有拒绝自己这样的汉语老师的任何理由——几乎不用花几个钱，就可以开出一门课程。
学校提供300欧元的租房费，租完房所剩无几。汉办每月提供1000美元的生活津贴，橙子是买得最多的，两三欧元一公斤的价格可以接受，蔬菜比较贵，很少买，“过着和留学生一样的生活。”
上课时，学生会抛出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绝对不能瞎说，”方美提醒自己出国前所受的专门培训，就把历史搬出来，从头讲起，讲西藏什么时候就属于中国，“立场要坚定。”在这个开设汉语课仅有两年多的学校里，汉语是课余选修课，没有被算进学分。
差不多同时，她的同班同学肖依云，在泰国普吉岛上的一所师范类学校里，每天完成四节课的汉语教学任务后，花半个小时穿过一片树林，小心躲避着其他老师家养的狗，独自一人回到宿舍。
与方美相比，肖依云所在学校的汉语环境要好很多。在她来之前，一对中国夫妻已经在这里教了两年汉语。夫妻俩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直接跑到泰国找工作，应聘到这所学校。刚开始，与这对夫妻比，肖依云觉得自己没什么优势，对方的泰语交流能力、对当地文化熟悉程度都优于自己。
不过，一段时间过后，她还是找出了自己的竞争力：“夫妻俩的工资要学校付，自己则是汉办出钱，相当于免费劳动力。”
在她看来，开设汉语课程，与开设音乐课程没有什么两样：“收学生钱，为学校盈利，志愿者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与方美和肖依云相比，他们的师妹郑丽丽，2011年8月份去的则是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等级和条件比一般学校都要好很多。
在她看来，孔子学院的教学与国内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形式相似：学员构成五花八门，有家庭主妇，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学生和上班族是学院主力；下午四点上课，晚上九点下课，满足不同人群的上课时间。
“比新东方便宜多了。”她介绍说，6个月的学习时间，收费21万蒙古图格里克，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200元。
“这比考个驾照还便宜。”在蒙古，驾照培训班的费用一般为2000元人民币。
从周一到周五，郑丽丽一周要教十六节课。不过，她一般都完不成这些课时，倒不是她偷懒，而是到了星期五，基本就没有人来上课了。
可这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对汉语的热情程度。在蒙古，学好汉语，一份好工作，两者之间可以画等号。
近年来，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涌进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围绕汉语的工作机会大量出现，懂汉语的人成了香饽饽。
“这是根本动力，”她说，“至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人有兴趣，也没有多少人关心。”
班里学员的“低调”，让郑丽丽记忆深刻。邻近班上有一个成年学生，上课积极举手回答问题，非常投入地参加课堂游戏，和其他学生没什么两样。可有一天，她从电视上看见了这个学生，正在以某党派领导人身份，发表公开演讲。
后来，在班里学员的通讯录，她发现了三个以“9911”开头的号码。“在蒙古，拥有这个开头的，”她顿了一下，说，“非富即贵。”
这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荣耀。
其实，有一份“莫名的荣耀”，几乎贯穿于郑丽丽、方美和肖依云出国做志愿者前的每一个环节里。
“把中国带到那里”
“伦敦玛莉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夫司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舞台上，师哥师姐起劲地唱着台湾著名女生组合SHE的歌曲《中国话》。这首混血中国绕口令和西洋RAP的新品种曲风的歌，歌词内容主要描述全世界正掀起一片汉语热，世界人民纷纷学说中国话。
2007年5月17日，肖依云、方美和班里同学，参加学校首批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赴海外任教欢送会。
“我们就是要出去教‘中国话’的人！”回忆当时情景，肖依云还有那么一点激动。校长的讲话，更是让台上台下的人热血沸腾：“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要把学校带到那里，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把中国带到那里。”
这次欢送会，众多媒体纷纷到场，“在社会各界以及海外引起较大反响。”
2005年，“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第一次在这所学校掀起波澜。
这一年，以培养“具备良好的汉语教学、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在海内外从事语言与文化教学与传播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学双学士学位”班正式成立招人，首批招收30名学生。
肖依云和方美是双学位班的第二届学生。经过笔试和面试，包括她们俩在内的30人从4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录取结果出来，被录取者成为同学艳羡的对象，落选者中则有人直接冲到院长办公室理论自己为何失利。 班里的同学，几乎都带着光环而来：本专业排名至少前50%，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外语成绩优良，沟通表达能力突出。
他们处于一种“莫名的荣誉”里：同学的羡慕，双学位，出国做志愿者，传播中国文化，似乎肩上压着无上光荣的任务。
这让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双学位班的学习中，甚至几乎放弃原来的专业。他们笃信：这是一条前程光明的路。
方美的第一专业是行政管理，成绩排在专业前十名，保研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要出国的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必须放弃本专业保研。
在当时的方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双学位，海外工作经历，志愿者的光鲜身份，加在一起就像一个光环，闪着耀目的光。
“我放弃保研资格，要出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方美面带微笑，对本专业负责保研事务的老师说。
那你写一份保证书吧，老师说。用了极短的时间，方美就写完了放弃保研的保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显得太卑微”
去泰国前，肖依云参加了一次见面会。会上，主讲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志愿者独自在一所学校教汉语，适应不了压力，精神接近崩溃。主讲人提醒，大家要注意调节情绪，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肖依云明白背后的意思：“你一个人得撑着。再说，奉献，是志愿者的第一要求。”
她同学里，有的刚到泰国时正逢雨季，蚊虫满布的小木屋晚上能从天花板看见星星，下雨时便潲湿了床铺家具，洗澡只能到水塘里。
“我的房子好多了，是砖石结构，不是木板的。”身在世界知名旅游岛普吉，她起码还能欣赏热带风光。
某种程度上，肖依云确实值得羡慕。
郑丽丽的一个志愿者朋友，被分到了蒙古达尔罕，整个学校里只有他一个志愿者。刚开始，连纸和粉笔这样的基本教学用具都没有。朋友一个星期有接近30节课，晚自习还不算进课时，而汉办与对方签订的合同里明确写着：一星期不超过25个课时。
达尔罕的冬季，常出现强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可以到达零下40摄氏度。朋友说，有一段时间，屋里暖气坏了，从窗户望出去，外面一片白茫茫的萧条。
在这座被称为“友谊之城”的蒙古国第二大城市里，他感受不到温暖。
气候，住所，孤独，这些都在郑丽丽他们的意料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她们有时发觉自己并不是那么地受欢迎。
在中学教汉语的志愿者朋友，能够听懂直接站起来的蒙古学生的骂声：中国老师是猪。
这并非孤例。
郑丽丽和很多志愿者都知道，有一所学校，很大一面墙上，用蒙古语写着：中国人是猪。
“如果我每天走在学校，看到那么一面墙，还要每天教汉语，估计我会崩溃。”郑丽丽撇撇嘴。
让人崩溃的不止这些。
郑丽丽的几个朋友在蒙古希望中学做志愿者，原定结课日期是今年6月1日，朋友便定了6月5日的回国机票，可不曾想5月20日就完成了所有教学任务。
朋友找到校长，说明情况，希望能够在学校多住几天。让志愿者大跌眼镜的是校长的回话，浓缩成一句就是：你们可以去住教室。
“教室怎么住人？我们来到这里，做一名汉语志愿者，辛苦教了一年，多住半个月也不行吗？”校长的回答让志愿者感到愤怒，可他们压住火气，耐心与校长沟通。
结果，校长的回答仍然像冬天一样冰冷：你们可以去住教室。
志愿者只好去找国家汉办在蒙古的汉语管理老师。负责人与校长沟通一番，得到的依然是拒绝。最后，他们三个人被安排到别处志愿者的家里去住。
“显得太卑微！”提起朋友的遭遇，郑丽丽至今愤愤不平。回国前，郑丽丽参加汉办组织的一次慰问会。会上，一个志愿者提出了回国找工作的问题——这显然是绝大部分志愿者关心的。
郑丽丽回忆说，工作人员的回答不是那么流利了，其大意是：“我们就是一个项目，不可能所有问题都想到，有些事情需要你们自己去考虑。”
志愿者不死心，追问能否在回国之后组织对志愿者的专场招聘会，结果被“官方语言”推脱过去了。
而如期而来的回国，以及回国后的出路，都让他们无法逃避。
出路
2009年6月初，方美回国，失去了保研的资格，也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这意味着她不能参加校园招聘——成功率最高的找工作方式。
她一度想要继续从事与对外汉语有关的工作，可在济南她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让她发挥对外汉语特长的工作。
方美发现自己“迷茫”了：“英语不如英语专业的，汉语不如中文的，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
她开始向国内著名招聘网站上海量地投简历，回音寥寥。
好不容易等来一次外包公司的面试机会，她兴冲冲地赶去，指望着面试官能够问她简历上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看上去好看的点”。
面试官果然问了，可她解释了一通后，对方还是没搞明白她到底去法国干什么了，“一笑了之。”三面时，她被刷了下来。
和方美一样，在简历上，肖依云也着重写了自己在泰国做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算作一个亮点。”
“亮点”带来的反响，在她意料之中。所有面试官都问她，你到底去泰国干什么了？
肖依云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她很少谈及如何教汉语，而是重点讲海外经历带给自己的适应能力、拓展能力。
她们两个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她们两个都选择了给自己放一个假，歇半年，等到下一个毕业前夕——工作机会高峰的到来。半年后，肖依云去了一家房地产网站，做一名网络编辑。
“运道不好。”这半年里，方美甚至给自己改了名字，希望改改自从决定做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以来的霉运。
现在，她的工作则和对外汉语一点儿都不沾。朋友托关系给她找了一份策划的工作，办公室缺人，她去了办公室帮忙，财务室缺人，她又去财务室帮忙。现在，她已经考取了会计证，下一步的计划是去考个注册会计师。
有的人选择回国，也有人选择暂时留下。
与郑丽丽一批去蒙古的136名志愿者里，有30多个选择留任。“比例很高。”她说。 她认识的一个志愿者，已经在蒙古当了两年的志愿者，今年又选择继续留任一年。倒不是留在蒙古的诱惑力有多大，而是不知道回国后自己能干什么，而汉办相关规定是：志愿者服务年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这个志愿者对她承认自己有“回国恐惧症”：人际关系几乎已经支离破碎，国内就业压力巨大，甚至害怕地沟油??
“重新开始，需要勇气。”那个志愿者对郑丽丽说。
郑丽丽的勇气，来源于自己的规划。今年6月回国的她，准备在三个月后再次出发，去韩国继续做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
她的理由听上去足够充分：自学过韩语，去韩国想把韩语完全掌握，学校允许她寄存户口档案，保留应届生身份，明年3月份回国。
“后两个是进步，”与师姐肖依云和方美相比，她承认自己运气好，“应届生的身份找工作成功率更高，3月份回来，还有好多选择，不像原来五六月回来，好工作都没了。”
对于好工作，郑丽丽的定义如同这个时代众多中国青年一样，“我可以回老家考公务员。”
“拿钱往外撒种子”
回国后，一个学妹打电话给肖依云，咨询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项目。从学妹热切的表达里，她听出了像自己当年那样的“憧憬与期待”。
“没有办法说，你别报，”肖依云叹了口气，“即便现在有人问我，我也不能这么说。”
做了三年房地产的相关工作后，对于当初的选择，肖依云的态度已经平和了许多。“像房地产一样，过快过火的项目，肯定有泡沫，所有热的项目都是这样。”
实际上，正是肖依云考取双学位班的2006年，这个国家的对外汉语发展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在那一年，孔子学院的发展形势一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05年的27所猛增到2006年的200余所，这意味着更多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被派出去。
“拿钱往外撒种子，像薰衣草的种子，冒芽率很低，种下几棵是几棵，多一棵是一棵。”张仲远说。
兰所任教的国内某重点大学，最近三年向国外派出了汉语教师志愿者150余人次，他负责了其中两年的志愿者培训工作。
在他看来，按照目前的现状，这个项目和参与项目的人正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暂时出去可以，回国后的出路却非常少。
“要想继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只能进高校，可高校不会要本科毕业的志愿者；去中学当汉语老师或者英语老师，又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去国际学校或者培训机构任教，要知道国外没有一所大学单纯地教语言，都是采取预科形式在机构中进行，可中国的大环境是只在大学里教外国人汉语。”他分析说。
“初始的参与者付出的，往往要比得到的多很多，这是很正常的，我倒不觉得这两者是冲突的关系，而是互为因果。根本原因，在于本国各方面实力及吸引力不够的情况下，还要硬往外推，且技术太差，才导致这些‘先驱者’的牺牲。”张仲远说。
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多大改变。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到2015年，要在全球建立500所孔子学院，还有76个国家的400多个机构排队等着申请设立孔子学院。
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像方美、肖依云和郑丽丽这样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源源不断地被派到国外。
“有点像‘抓壮丁’！”汉办主任许琳近日公开表示，“目前，汉办外派的中方院长、教师、志愿者都是临时的，从各个高校借调而来。每位老师平均在外工作两年，刚刚积累了经验就到期了，而汉办又不得不从头培养新人。”
打造一支专职队伍，是许琳给出的最新方向。
“不说像造原子弹一样，也应该像当年开垦北大荒一样，或者像改革开放初期对公检法队伍的充实一样，来对待孔子学院的队伍建设。我希望我们能够打造出一支具有传教士式牺牲精神的队伍。”许琳说。
对此，曾经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肖依云不置可否。
前一段，她去看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影片中，中国小男孩陈乔治一口流利的英语，肖依云心里一激灵，“他是被收养的孩子，他说外语，有宗教的意义在里面，可是我们当中真的有像传教士那样纯粹的人吗？有真正的热爱中国文化，纯粹想把中国文化推出去吗？”
“我们又没有宗教那样的信仰。”她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