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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粮食安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要监督事项。2015年4月，省人大常委会程渭山副主任及农委负责人带队分赴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金华、舟山等6个设区市及8个县（市、区）开展粮食安全情况调研。
“仓廪实、民心安”。浙江素称“鱼米之乡”，几千年来，地处京杭大运河漕运起点，在南粮北运格局中处于重要位置，在一部中国粮食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近年来，全国粮食实现“十一连增”，浙江粮食也供应充足、粮价平稳。然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粮食安全工作要未雨绸缪，始终做到警钟长鸣。
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
古往今来，解决好百姓吃饭问题被视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飯”为“饭”的古体字，“无食则反”，一个字写尽了关于粮食和治国理政之间的深层关系。
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很多或还记得“粮本”，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粮食供应紧张，城市居民不得不凭票或凭本限量购买粮食，“粮本”因而是很多人安家立命之本、养家糊口之源。
改革开放后，告别了饥饿和短缺，粮食生产一直相对稳定。2014年，浙江全省粮食生产播种面积达到1900.2万亩，增幅1.0%，总产151.5亿斤，增幅3.2%。粮食科技也有很大进步，以“甬优12”为代表的籼粳杂交稻连续实现了攻关田亩产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亩产位居全国领先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明确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米袋子”是最大的民生。一直以来，浙江这个用粮大省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便是各级政府自我加压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2014年省财政安排粮食生产各类扶持资金达7.3亿元。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外地人口大量涌入，浙江的粮食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的“鱼米之乡”演变成了需要靠北粮南运的全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据统计，近年来，我省粮食的自给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而家家户户也已基本不储粮。
调研中，我们也看到个别地方因为经济发展的冲动，牺牲了粮食工作，给粮食安全带来了隐患，粮食危机意识也逐渐淡化，曾经作为“香饽饽”的粮食部门也出现了萎缩。
有一组调研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据余姚市粮食局反映，全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共有职工143人，其中46岁至59岁的有98人，占68.5%，35岁以下的只有5人，仅占3.5%，后继无人的现象十分明显。
先要解决在哪里种粮的问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曾对粮食工作有三问：“今后在哪里种粮？谁来种粮？怎么种粮？”
土生万物，粮食安全问题首要的是哪里种粮的问题。据统计，10年来我省粮食生产面积和总量已经从2005年的2344万亩、830万吨下降到2014年的1900万亩、757万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总产自2005年达到160亿斤后，已经连续9年没有完成预定目标。
其实，早在199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以及199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就对耕地占补平衡作了规定，即“占多少，补多少”。然而事实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化每进一步，农地就会被蚕食一口”的尴尬局面，农田“上山”、“下海”成了一些地方的变通手法。
“新造的土地质量堪忧，很多都是抛荒、不能耕种的空架子。”调研中一位地方官员坦言。
还有一些地方为了追逐经济效益，普遍出现了的“非粮化”现象。虽然一直有种粮补贴，但随着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等不断上涨，很大程度抵消了种粮补贴激励效应。数据显示，种一亩水稻净利200元左右，而种一亩茶叶2700元、葡萄4500元、蔬菜2000元左右。种粮比较效益低，“粮经争地”处处显现，一些地方在耕地上挖塘养鱼、种植花卉苗木、水果等多年生经济作物情况较为普遍。即使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粮化”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全省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比例达到11%。
“浙江近年每年粮食约有260亿斤产需缺口。”浙江省粮食局局长金汝斌介绍说。为缓解粮食生产面积稳定难、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的难题，浙江进行了省外“借地”，通过加强省外粮食产销合作，建立省外粮食生产“飞地”，多渠道引进省外粮源。
目前，浙江已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建立了近400万亩粮源基地。省农发集团向调研组介绍说，集团将在黑龙江建设300万亩、30亿斤粮源基地的计划，已经进入实质阶段。此外，浙江还与江苏、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开展合作，以实现多渠道掌握省外粮源。
未来谁种地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国人耳熟能详古诗是关于中国粮食文化的著名作品，代表了中国人对务农的称颂。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呈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导向，重工轻农、重商轻农模式较为突出，务农、学农大幅萎缩。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正呈现“老龄化”、“低素质化”倾向。
数据显示，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5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的占70%以上。同时，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就读涉农专业的大幅减少，“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未来谁来种地”成为很多人的担忧。
可喜的是，在1982—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布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之后，从2004年开始，中央又连续12年发布关于“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周期关注带来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如今，我省青年参与“三农”包括粮食的相关创业越来越多。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的不下一千人，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这些‘新农人’中，最主要分3类，即‘农二代’、‘大学生农业创业’和‘合作社招聘大学生’。在这3类中，又以‘农二代’和‘大学生农业创业’两类成功率比较高。”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原负责人赵宗英介绍说。
天台县田禾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娇阳2008年辞去会计工作，以6万元资金起步，经过7年创业已经成为女大学生务农“样本”。
除了创业之初她在白鹤镇红旗村承包的400亩田地，如今，她还在平桥镇后蒋村和白鹤镇双溪口村承包了200亩土地全部用于水稻种植，在后蒋村建立了20亩育秧中心以及配套烘干中心，购置了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35台（套），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并通过开展粮食生产的设施化服务拓宽收入渠道。
几年的打拼，已经让她成为远近闻名的“粮田CEO”，还当选了台州市政协委员。然而，随着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等提高，进一步摊薄粮食生产收益。
“近两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比如承包土地的价格，由原来的每亩200元涨到现在的每亩450元，人工成本每天也从原来的五六十元涨到现在的100元。由于承包土地走俏，农户不再是收了晚稻之后结算承包款，现在都要求签完合同直接支付，一下子要支出30万元，有资金周转的困难。”杨娇阳介绍说。
杨娇阳遇到的情况并非个案。调研中发现，当前我省虽然不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粮食专业合作社等想种粮、想多种粮、想长期种粮，但却面临着土地流转期限短、不连片、转包费用高和农机设施用地审批难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经营难度大。一些种粮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补贴，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
仓廪实带来新命题
“谷贱伤农”。对于粮食供给、需求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曾得出结论，“粮食供给量超过需求量的5%，粮食价格就会下跌50%。相反，粮食供给量不足需求量的5%，粮食价格将上涨100%。”这说明粮食市场信息具有异常的放大效应，需要政府在尊重粮食市场规律的同时加以适度调控，尽量实现粮食供需的宽松平衡，达到丰年粮不损、谷不贱；灾年粮不缺、价不涨。
为有效地促进粮食流通及调控，我省在1999年就率先进行了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实行粮食部门政企分开、粮食经营和储备分开，促进了粮食市场培育和多元市场主体的形成。如今，几乎全国所有主产区大型粮企都到浙江从事粮食经营，浙江成了全国粮企“逐鹿”之地。
从2001年起，黑龙江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就带队在杭州办展销会。如今，在杭州黑龙江粮油一条街上，聚集了30多家来自黑龙江的粮食经销商，常年经营的大米品种不下40种。
不过在调研中也发现，目前我省仍然存在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仓容不足和仓储设施落后等问题，影响粮食调控能力的发挥。如温州、台州等地人口密度高、远离粮食主产区，但至今没有建立省级储备库；不少地方存在基层粮食仓库老旧、设施老化等问题，如舟山市主要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洞存储粮，“小、散、老、偏”问题突出，装运粮食靠人力为主，成本高、时间长，难以适应粮食现代物流的要求；全民储粮意识淡薄，居民家中基本不储粮，农民家庭存粮量逐年下降。
“浙江两年粮食储备将翻番，并鼓励民营粮食企业到全国粮食主产区进行粮食生产、流通等活动。”在今年的省粮食工作会议上，副省长黄旭明进行了部署。据悉，我省16.6亿斤先期新增储备已经落实。此外，我省还探索推行国有粮食企业储粮和社会化储粮相结合的地方储备粮管理机制。
“仓廪实、民心安”。浙江素称“鱼米之乡”，几千年来，地处京杭大运河漕运起点，在南粮北运格局中处于重要位置，在一部中国粮食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近年来，全国粮食实现“十一连增”，浙江粮食也供应充足、粮价平稳。然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粮食安全工作要未雨绸缪，始终做到警钟长鸣。
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
古往今来，解决好百姓吃饭问题被视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飯”为“饭”的古体字，“无食则反”，一个字写尽了关于粮食和治国理政之间的深层关系。
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很多或还记得“粮本”，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粮食供应紧张，城市居民不得不凭票或凭本限量购买粮食，“粮本”因而是很多人安家立命之本、养家糊口之源。
改革开放后，告别了饥饿和短缺，粮食生产一直相对稳定。2014年，浙江全省粮食生产播种面积达到1900.2万亩，增幅1.0%，总产151.5亿斤，增幅3.2%。粮食科技也有很大进步，以“甬优12”为代表的籼粳杂交稻连续实现了攻关田亩产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亩产位居全国领先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明确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米袋子”是最大的民生。一直以来，浙江这个用粮大省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便是各级政府自我加压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2014年省财政安排粮食生产各类扶持资金达7.3亿元。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外地人口大量涌入，浙江的粮食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的“鱼米之乡”演变成了需要靠北粮南运的全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据统计，近年来，我省粮食的自给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而家家户户也已基本不储粮。
调研中，我们也看到个别地方因为经济发展的冲动，牺牲了粮食工作，给粮食安全带来了隐患，粮食危机意识也逐渐淡化，曾经作为“香饽饽”的粮食部门也出现了萎缩。
有一组调研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据余姚市粮食局反映，全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共有职工143人，其中46岁至59岁的有98人，占68.5%，35岁以下的只有5人，仅占3.5%，后继无人的现象十分明显。
先要解决在哪里种粮的问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曾对粮食工作有三问：“今后在哪里种粮？谁来种粮？怎么种粮？”
土生万物，粮食安全问题首要的是哪里种粮的问题。据统计，10年来我省粮食生产面积和总量已经从2005年的2344万亩、830万吨下降到2014年的1900万亩、757万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总产自2005年达到160亿斤后，已经连续9年没有完成预定目标。
其实，早在199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以及199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就对耕地占补平衡作了规定，即“占多少，补多少”。然而事实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化每进一步，农地就会被蚕食一口”的尴尬局面，农田“上山”、“下海”成了一些地方的变通手法。
“新造的土地质量堪忧，很多都是抛荒、不能耕种的空架子。”调研中一位地方官员坦言。
还有一些地方为了追逐经济效益，普遍出现了的“非粮化”现象。虽然一直有种粮补贴，但随着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等不断上涨，很大程度抵消了种粮补贴激励效应。数据显示，种一亩水稻净利200元左右，而种一亩茶叶2700元、葡萄4500元、蔬菜2000元左右。种粮比较效益低，“粮经争地”处处显现，一些地方在耕地上挖塘养鱼、种植花卉苗木、水果等多年生经济作物情况较为普遍。即使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粮化”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全省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比例达到11%。
“浙江近年每年粮食约有260亿斤产需缺口。”浙江省粮食局局长金汝斌介绍说。为缓解粮食生产面积稳定难、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的难题，浙江进行了省外“借地”，通过加强省外粮食产销合作，建立省外粮食生产“飞地”，多渠道引进省外粮源。
目前，浙江已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建立了近400万亩粮源基地。省农发集团向调研组介绍说，集团将在黑龙江建设300万亩、30亿斤粮源基地的计划，已经进入实质阶段。此外，浙江还与江苏、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开展合作，以实现多渠道掌握省外粮源。
未来谁种地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国人耳熟能详古诗是关于中国粮食文化的著名作品，代表了中国人对务农的称颂。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呈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导向，重工轻农、重商轻农模式较为突出，务农、学农大幅萎缩。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正呈现“老龄化”、“低素质化”倾向。
数据显示，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5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的占70%以上。同时，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就读涉农专业的大幅减少，“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未来谁来种地”成为很多人的担忧。
可喜的是，在1982—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布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之后，从2004年开始，中央又连续12年发布关于“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周期关注带来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如今，我省青年参与“三农”包括粮食的相关创业越来越多。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的不下一千人，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这些‘新农人’中，最主要分3类，即‘农二代’、‘大学生农业创业’和‘合作社招聘大学生’。在这3类中，又以‘农二代’和‘大学生农业创业’两类成功率比较高。”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原负责人赵宗英介绍说。
天台县田禾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娇阳2008年辞去会计工作，以6万元资金起步，经过7年创业已经成为女大学生务农“样本”。
除了创业之初她在白鹤镇红旗村承包的400亩田地，如今，她还在平桥镇后蒋村和白鹤镇双溪口村承包了200亩土地全部用于水稻种植，在后蒋村建立了20亩育秧中心以及配套烘干中心，购置了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35台（套），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并通过开展粮食生产的设施化服务拓宽收入渠道。
几年的打拼，已经让她成为远近闻名的“粮田CEO”，还当选了台州市政协委员。然而，随着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等提高，进一步摊薄粮食生产收益。
“近两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比如承包土地的价格，由原来的每亩200元涨到现在的每亩450元，人工成本每天也从原来的五六十元涨到现在的100元。由于承包土地走俏，农户不再是收了晚稻之后结算承包款，现在都要求签完合同直接支付，一下子要支出30万元，有资金周转的困难。”杨娇阳介绍说。
杨娇阳遇到的情况并非个案。调研中发现，当前我省虽然不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粮食专业合作社等想种粮、想多种粮、想长期种粮，但却面临着土地流转期限短、不连片、转包费用高和农机设施用地审批难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经营难度大。一些种粮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补贴，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
仓廪实带来新命题
“谷贱伤农”。对于粮食供给、需求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曾得出结论，“粮食供给量超过需求量的5%，粮食价格就会下跌50%。相反，粮食供给量不足需求量的5%，粮食价格将上涨100%。”这说明粮食市场信息具有异常的放大效应，需要政府在尊重粮食市场规律的同时加以适度调控，尽量实现粮食供需的宽松平衡，达到丰年粮不损、谷不贱；灾年粮不缺、价不涨。
为有效地促进粮食流通及调控，我省在1999年就率先进行了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实行粮食部门政企分开、粮食经营和储备分开，促进了粮食市场培育和多元市场主体的形成。如今，几乎全国所有主产区大型粮企都到浙江从事粮食经营，浙江成了全国粮企“逐鹿”之地。
从2001年起，黑龙江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就带队在杭州办展销会。如今，在杭州黑龙江粮油一条街上，聚集了30多家来自黑龙江的粮食经销商，常年经营的大米品种不下40种。
不过在调研中也发现，目前我省仍然存在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仓容不足和仓储设施落后等问题，影响粮食调控能力的发挥。如温州、台州等地人口密度高、远离粮食主产区，但至今没有建立省级储备库；不少地方存在基层粮食仓库老旧、设施老化等问题，如舟山市主要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洞存储粮，“小、散、老、偏”问题突出，装运粮食靠人力为主，成本高、时间长，难以适应粮食现代物流的要求；全民储粮意识淡薄，居民家中基本不储粮，农民家庭存粮量逐年下降。
“浙江两年粮食储备将翻番，并鼓励民营粮食企业到全国粮食主产区进行粮食生产、流通等活动。”在今年的省粮食工作会议上，副省长黄旭明进行了部署。据悉，我省16.6亿斤先期新增储备已经落实。此外，我省还探索推行国有粮食企业储粮和社会化储粮相结合的地方储备粮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