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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兼备热情和同情,不是要求别人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引导、激励人们前进”
潘基文走进设于从都国际论坛的采访间后,与在场的工作人员逐一握手。坐下后,他习惯性地整理下领带,并重新扣好西服的扣子。而在采访结束时,他已经记住并努力地用中文称呼记者的名字。尽管已经从联合国秘书长的任上退下来,外交官出身的潘基文依然时时处处展现出亲和力以及对于细节的重视。
但进入“退休生活”的潘基文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表达空间。出席从都国际论坛是他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来到中国参加的首个活动,一亮相就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目光短浅,误导美国民众。而此前,曾有媒体指责他在敏感和高难度问题上故意躲闪,鲜有作为。
自卸任“官职”以来的11个多月里,潘基文的日程依然紧凑。他频繁地在全球各地活动,与许多政治领袖、社会活动家会面,担任了世界领袖联盟荣誉成员、延世大学全球社会贡献研究院的名誉主席,并创立起潘基文可持续发展中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潘基文还透露,他将于2018年1月发起建立潘基文世界公民中心。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族群间的仇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都源于“世界公民”意识的缺乏。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潘基文,将退休后的生活注腳设定在“平天下”这一层面。而仍处于核威胁下的朝鲜半岛,是他最关心的区域和议题之一。潘基文表示,在全球化的时代,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许多议题,已远远超出了地缘政治的范畴,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相比,你现在的工作是否轻松一些、压力小一点?
潘基文:我没有感到轻松,一直忙于参加各种会议,会见不同群体的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官方头衔后,我更加自由了。这其实有助于我的工作。联合国秘书长有时需要对某个政治领袖或者某个国家的特定事务保持谨慎,但现在我可以对全球所有事务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无法如此自由地发表言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今年当选了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直接参与了一些涉及韩国平昌冬奥会的工作。对于朝鲜代表团是否会参加将于明年2月举行的平昌冬奥会,目前的猜测很多。现在能否确认了?
潘基文:目前,朝鲜代表团尚未正式注册参加本次冬奥会,但我相信国际奥委会和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将会灵活处理,即使朝鲜代表团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注册参赛,组委会也会为朝鲜运动员们延长期限,前提是他们取得了参加比赛的资格。我们真诚地期待能在平昌冬奥会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一贯认为,体育运动不应牵涉政治。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内,我提出了“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倡议。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体育可以在促进繁荣、和平的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你多次提到了“和平”一词。朝鲜半岛局势如今正处于紧张时刻,对于朝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来和平解决依然是最佳途径吗?
潘基文:很遗憾地说,朝鲜核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和平解决。这一危机始于1991年,至今已经过去26年了。在这期间,朝鲜进行了六次核武器试验,包括他们所谓的“氢弹”试验,同时还进行了三十多次导弹试射,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等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这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
从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像朝鲜这样公然挑战国际社会的规则、挑战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朝鲜施以最大的压力,从而让朝鲜意识到,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他们国家的未来都将陷入危险之中。
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我一直倡导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如今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但考虑到目前朝鲜这种藐视国际社会的挑衅行径,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发出一致的、坚决的信号。
我很赞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宋涛先生作为特使到访朝鲜。中国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需要共同努力,敦促朝鲜回到和平解决半岛危机的谈判桌上。我认为任何军事手段都不能用来解决目前的危机,唯一可行的是和平途径。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谈到国际关系,“共同”“共享”是常常被提及的词汇。是否可以将这个时代称为“共享时代”或者“共同时代”?
潘基文:我同意这个观点。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世界是巨大的和宽广的,但如今国界已经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由于通信、交通、信息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小且紧密相连的地球村。在这个意义上,国籍、边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某个国家爆发了一场流行病疫情,很可能几天后,疫情就会迅速地席卷到其他国家。又好比如果有人产生了什么好的想法,也会很快就被传播到许多国家。由此看来,我们确实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共享未来,必须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中国新闻周刊:在共享时代,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否也需要一些与时俱进的调整?
潘基文:从政府治理和多边主义的理论看,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和谐的社会中。不幸的是,当今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我们看到,许多人因武装冲突而丧命,或者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伤害。这是21世纪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在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当下,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的拐点。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富有成效。我们有很好的全球治理机制,联合国就是其中的代表。我知道现在有些人质疑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如最初设计的一样高效,但除了谈论和抱怨这个体系,我们更应该懂得如何利用和调动全球公民和领导人才,以促进人人都能享有更美好世界的愿景。这是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
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都有许多解决问题的途径。我非常赞赏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为此而做出的努力。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他还谈到人类社会应该意识到我们生存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所以面对全球议题时,应该不分你我。我希望习近平主席能更多地展现他的领导力,不仅仅是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因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任职于联合国秘书长时,我非常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即“南北”中的“南”;但我们不能总依赖“北”对于“南”的援助,而要开展更多的南南合作。我也很赞赏中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的合作,以及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此外,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和中亚、西亚、中东等地连在了一起。这是践行互联、包容理念的典范事例,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想法。
如今,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全球领导力。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的提议展现出了真正的全球视野。
中国新闻周刊:你非常认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你来自东亚国家,并非常熟悉东方文化有关系吗?
潘基文:就个人而言,我成长于儒家文化的环境中,也一直在学习和引用孔子和老子的学说。第二次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后,我在对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就援引了老子的话。我非常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必须先准备好自己的修为、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你再去试着去治理这个世界和你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必须以身作则,敢为人先,并且要关怀他人。
我认为领导者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同情心。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兼备热情和同情,不是要求别人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引导、激励人们前进。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和其他全球领袖分享的领导观念。
(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潘基文走进设于从都国际论坛的采访间后,与在场的工作人员逐一握手。坐下后,他习惯性地整理下领带,并重新扣好西服的扣子。而在采访结束时,他已经记住并努力地用中文称呼记者的名字。尽管已经从联合国秘书长的任上退下来,外交官出身的潘基文依然时时处处展现出亲和力以及对于细节的重视。
但进入“退休生活”的潘基文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表达空间。出席从都国际论坛是他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来到中国参加的首个活动,一亮相就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目光短浅,误导美国民众。而此前,曾有媒体指责他在敏感和高难度问题上故意躲闪,鲜有作为。
自卸任“官职”以来的11个多月里,潘基文的日程依然紧凑。他频繁地在全球各地活动,与许多政治领袖、社会活动家会面,担任了世界领袖联盟荣誉成员、延世大学全球社会贡献研究院的名誉主席,并创立起潘基文可持续发展中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潘基文还透露,他将于2018年1月发起建立潘基文世界公民中心。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族群间的仇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都源于“世界公民”意识的缺乏。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潘基文,将退休后的生活注腳设定在“平天下”这一层面。而仍处于核威胁下的朝鲜半岛,是他最关心的区域和议题之一。潘基文表示,在全球化的时代,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许多议题,已远远超出了地缘政治的范畴,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相比,你现在的工作是否轻松一些、压力小一点?
潘基文:我没有感到轻松,一直忙于参加各种会议,会见不同群体的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官方头衔后,我更加自由了。这其实有助于我的工作。联合国秘书长有时需要对某个政治领袖或者某个国家的特定事务保持谨慎,但现在我可以对全球所有事务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无法如此自由地发表言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今年当选了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直接参与了一些涉及韩国平昌冬奥会的工作。对于朝鲜代表团是否会参加将于明年2月举行的平昌冬奥会,目前的猜测很多。现在能否确认了?
潘基文:目前,朝鲜代表团尚未正式注册参加本次冬奥会,但我相信国际奥委会和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将会灵活处理,即使朝鲜代表团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注册参赛,组委会也会为朝鲜运动员们延长期限,前提是他们取得了参加比赛的资格。我们真诚地期待能在平昌冬奥会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一贯认为,体育运动不应牵涉政治。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内,我提出了“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倡议。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体育可以在促进繁荣、和平的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你多次提到了“和平”一词。朝鲜半岛局势如今正处于紧张时刻,对于朝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来和平解决依然是最佳途径吗?
潘基文:很遗憾地说,朝鲜核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和平解决。这一危机始于1991年,至今已经过去26年了。在这期间,朝鲜进行了六次核武器试验,包括他们所谓的“氢弹”试验,同时还进行了三十多次导弹试射,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等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这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
从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像朝鲜这样公然挑战国际社会的规则、挑战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朝鲜施以最大的压力,从而让朝鲜意识到,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他们国家的未来都将陷入危险之中。
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我一直倡导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如今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但考虑到目前朝鲜这种藐视国际社会的挑衅行径,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发出一致的、坚决的信号。
我很赞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宋涛先生作为特使到访朝鲜。中国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需要共同努力,敦促朝鲜回到和平解决半岛危机的谈判桌上。我认为任何军事手段都不能用来解决目前的危机,唯一可行的是和平途径。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谈到国际关系,“共同”“共享”是常常被提及的词汇。是否可以将这个时代称为“共享时代”或者“共同时代”?
潘基文:我同意这个观点。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世界是巨大的和宽广的,但如今国界已经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由于通信、交通、信息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小且紧密相连的地球村。在这个意义上,国籍、边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某个国家爆发了一场流行病疫情,很可能几天后,疫情就会迅速地席卷到其他国家。又好比如果有人产生了什么好的想法,也会很快就被传播到许多国家。由此看来,我们确实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共享未来,必须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中国新闻周刊:在共享时代,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否也需要一些与时俱进的调整?
潘基文:从政府治理和多边主义的理论看,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和谐的社会中。不幸的是,当今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我们看到,许多人因武装冲突而丧命,或者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伤害。这是21世纪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在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当下,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的拐点。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富有成效。我们有很好的全球治理机制,联合国就是其中的代表。我知道现在有些人质疑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如最初设计的一样高效,但除了谈论和抱怨这个体系,我们更应该懂得如何利用和调动全球公民和领导人才,以促进人人都能享有更美好世界的愿景。这是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
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都有许多解决问题的途径。我非常赞赏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为此而做出的努力。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他还谈到人类社会应该意识到我们生存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所以面对全球议题时,应该不分你我。我希望习近平主席能更多地展现他的领导力,不仅仅是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因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任职于联合国秘书长时,我非常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即“南北”中的“南”;但我们不能总依赖“北”对于“南”的援助,而要开展更多的南南合作。我也很赞赏中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的合作,以及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此外,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和中亚、西亚、中东等地连在了一起。这是践行互联、包容理念的典范事例,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想法。
如今,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全球领导力。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的提议展现出了真正的全球视野。
中国新闻周刊:你非常认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你来自东亚国家,并非常熟悉东方文化有关系吗?
潘基文:就个人而言,我成长于儒家文化的环境中,也一直在学习和引用孔子和老子的学说。第二次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后,我在对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就援引了老子的话。我非常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必须先准备好自己的修为、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你再去试着去治理这个世界和你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必须以身作则,敢为人先,并且要关怀他人。
我认为领导者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同情心。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兼备热情和同情,不是要求别人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引导、激励人们前进。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和其他全球领袖分享的领导观念。
(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