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分析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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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但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研究层次回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分析层次的回落或拓展”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有自己的缺陷,很难突破单元层次和体系结构层次之间的障碍。当前学界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挖掘深度不够,还有一些研究领域一直被忽视,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需要对这些研究领域加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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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出于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提供对外援助,这些政策目标包括战略与安全目标、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等。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援助国一方面主要通过设定和附加援助条件来直接影响希望获得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主要援助国之间进行援助政策协调,确立各自的优先援助对象,并与多边援助机构就援助条件进行协调,维护援助国自己的利益。
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与国家战略和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因此,研究中国高校学生的安全观,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安全研究还是对于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由中国国际问题女性学者沙龙课题组承担的“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活动历时一年(2007年1-12月),围绕中国二十所高校学生对基本安全问题的认知与态度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多领域、多视角的调查。基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并结合课堂讨论和有关访谈内容,课题组对中国高校学生的安全观现状进行了初步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显示了高校学生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基本认知。学生认为能源安全基本属于非传统安全,是当前中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威胁。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能源资源耗竭、能源资源开发引发的国际冲突以及由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应该加强能源外交和国际能源合作来应对能源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高校学生的能源安全观虽然对全面把握中国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定位、挑战与出路有所帮助,但他们的认识中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值得进一步商榷。
“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表明,中国高校学生群体对中国国家安全现状持乐观看法,认为中国在未来10~20年内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将美国和日本视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潜在威胁,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最主要的安全问题;在涉及国际合作、国际组织的问题上,中国学生的态度既积极又有所保留。学生认为,维护和提升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途径在于发展自身实力和妥善解决国内政治及社会问题。
中国崛起是否会推动中国学派的诞生,学界颇有争议。其实不管如何回答,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为何很少探讨印度的崛起是否会推动印度学派的诞生?其他“金砖四国(BRICs)”呢?究其实质,中国学派的提法,仍然从国家层面感悟到时代的变化。全球化表面上是权力上移(即以超国家形式推进),其实是越来越下移(即回归人的层面)。换言之,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正在从器物层面——主要是货物、货币的自由流通,制度层面——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制的传播,发展到观念和人的层面,并集中体现出文化内涵来。
近一百多年来,非洲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段抵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体系结构的复杂历史,也是一段打破、改组、借鉴和创新的政治思想发展史。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迷雾下,非洲人一直在试图认清和理解世界的现实,结合非洲的实际,探寻非洲的出路。然而,非洲历史背景与其文化的特殊性使得非洲国际关系实践的内容不同于西方,理论研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通过分析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历史渊源、方向和特点等内容,作者认为,非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是非洲人认识自我的过程,更是非洲人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洲正艰难
层次分析一直是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难题。当前,结构理论遭遇发展“瓶颈”,进程、单元等其他分析层次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如何正确处理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作者从学科史出发,立足当前的理论回落,追溯结构理论的兴起,探析研究层次的属性,认为研究层次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倡导研究层次选择的自觉性。
最近20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结构分析视角的批判、辩护和扩展而展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域”中展开的,必须限定其解释对象和适用范围。在对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估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理论的范围及其限度。在考察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结构分析与单元分析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在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实时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因此,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一个新趋势。层次回落要求在国际关系学中导入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的回归对于国际关系学寻求进一步的理论突破有着重要而关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