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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7日，伊朗核问题六国（美、英、法、俄、中、德）和伊朗间新一轮谈判在瑞士日内瓦结束。一些观察家给予此次谈判较为积极的评价。那么，此轮谈判取得了哪些效果？伊朗的未来该如何选择，其与美国的关系会缓和吗？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国经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前来讲学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著名伊朗问题专家卡利姆·萨迪加布先生。他对本刊分析了伊朗问题解决的前景和难点所在。
《报告》：萨迪加布先生，您对伊朗新政权有什么评价？
卡利姆萨迪加布：伊朗新任总统哈桑·鲁哈尼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1979年以来，他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鲁哈尼是伊朗革命的忠实士兵，同时也属于伊朗政府中较为务实的阵营。该阵营主张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与革命意识形态同等重要。在伊朗，相对于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作为政治家的总统权力有限。所以，即使哈桑·鲁哈尼看上去有兴趣与美国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问题是，他是否力不从心？
《报告》：你如何看待哈梅内伊和鲁哈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同？两位领导人的权力比重如何？
卡利姆萨迪加布：在伊朗，不管是核问题的妥协，还是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批准。最高宗教领袖在过去30年间，将伊朗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美国的抵制以及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上。这些已经成为伊朗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所以，最高宗教领袖不太可能放弃他在过去30年建立起的一切。让伊朗最高领袖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是近期不太可能完成的。我认为，伊朗面临着严苛的经济制裁，且为保持阿萨德政权每月在叙利亚花费数百万的美元。而与美国达成能够消除经济制裁的核妥协，允许伊朗生产和出口更多的石油，这些都是实在的经济利益。我认为，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并不急于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但他还是看出与美国达成有关核问题上的妥协是有利于伊朗政府利益的。
《报告》：关于经济制裁的效果，之前大家普遍认为单靠经济制裁是行不通的。你认为经济制裁会取消？
卡利姆萨迪加布：在过去几年中，我想没有任何人相信经济制裁是有效的。经济制裁的目标不仅仅是为限制伊朗经济，而是逼迫伊朗改变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行为。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制裁达到了这种效果。但我认为，经济制裁实际上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有效——包括白宫官员。现在非常清楚的是，伊朗急于想取消这些经济制裁。最困难的谈判不是在奥巴马与鲁哈尼之间，而是在奥巴马与美国国会之间（国会需要在取消经济制裁方面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在哈梅内伊和鲁哈尼之间。所以，两国国内的政治协调要比美伊之间的谈判更为困难。
《报告》：我们假设，如果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并且没有接受俄罗斯有关从伊朗移除化学武器的建议，是不是就不会有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分别的问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显示了软弱，这进一步增强了伊朗的核野心。也有另外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将会逼迫伊朗寻求一个解除核威慑的策略。
但是我认为这些最终应该是两个分开的问题。不管美国是否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伊朗都有强大的动力争取取消经济制裁。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扩大与伊朗的对话范围，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核问题的谈判。我认为这个论断在2009年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奥巴马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是阿富汗问题，美伊均视塔利班为敌对者，且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是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伊本质上处在零和博弈状态。
目前，除了伊朗，没有其他国家对阿萨德政权表示更大的支持，而美国显然是希望阿萨德下台的。所以我认为，把叙利亚问题包含在与伊朗和谈范围之内是行不通的。扩大与伊朗和谈范围，并不会使和谈更加容易，因为美伊两国在叙利亚问题及核问题上都存在重要分歧。可能发生的是，如果阿萨德政权垮台，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将会有共同利益。因为叙利亚激进逊尼派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憎恨什叶派控制的伊朗，他们也同样憎恨美国人。
《报告》：你认为以色列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卡利姆萨迪加布：以色列不是谈判过程中的正式部分，但是在幕后，他们对谈判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美国国会。内塔尼亚胡首相对伊朗意图和野心极为敏感和愤怒。他称鲁哈尼为披着羊皮的狼，不可信任。为了逼迫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他不断鼓吹给予伊朗更大压力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可以看到，以色列对于美国国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间，以色列立场将与中俄立场产生分歧。中俄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更为灵活。
《报告》：那么你认为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扮演着一个建设性角色，因为中国在伊朗拥有切实的战略利益、商业利益。伊朗是一个能源提供者，中国需要能源，所以中国必须愿意限制其在伊朗的商业联系以保持与国际立场的协调。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中俄等国可能会为了与国际立场保持一致，将自身在伊朗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放在一边，以将伊朗置于经济制裁威慑之下，逼迫其重回谈判桌上。
假设伊朗现在回到了谈判桌上，并且表现出某些妥协的意愿，而中国等国家看到美国国会不作让步，那么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五加一”的国际同盟将会崩溃。所以，谈判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国际上的团结，即伊朗面对着持有相同态度的全球强国的压力。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可以为了这个国际团结作出某些牺牲的。现在轮到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了。我也不确定，我们能否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制裁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
《报告》：伊朗是如何看待中、美、俄这三国的？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伊朗民众对美国比对中国更感兴趣。伊朗年轻人希望学习英语，而非汉语。他们渴望游览美国，赴美求学，而非中国。但是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古国，受到一定的尊敬。因为古代中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历史联系。伊朗民众看待俄罗斯是非常负面的，但我认为他们看待中国是正面的。我认为，不论是汽车、洗衣机还是苹果手机，伊朗消费者更喜欢拥有美国消费类产品，而非中国的消费类产品。 《报告》：伊朗是怎么看待中国的？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伊朗领导人在过去十年中执行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制裁。所以他们试图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寻求外交联系，这是伊朗政府过去做过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对于像鲁哈尼一样的伊朗政治精英中的务实派来说，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及方式，对伊朗是非常有指导性的。他们同样希望经济能够对外开放，并保持政治权威。所以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报告》：美伊关系缓和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中，伊朗与美国的敌对状态将改变。因为两国具有太多的共同利益，或许不久之后，伊朗和美国就会形成一些政治和商业联系。对中国有利的是不管伊朗是中国同盟还是美国同盟，这都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我认为伊朗重返全球经济，发挥其巨大优势尤其是资源优势，是符合美中两国利益的，而且也会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庞大和繁荣的合作市场。
《报告》：你认为中国在中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中东地区在未来几年的最大问题是：随着美国日渐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将无须从该地区进口石油。加上美国公众对军事干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负面情绪，美国在继续干涉中东地区方面将有所收敛。我认为，美国会越来越多地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在中东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已经不再主要流向美国，而是流向中国。那么，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为保证中国顺利进口石油提供安全保障，或者中国是否应该开始承担部分责任？这个争论在美国国内尚未得到解决。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有人辩称，保障全球能源市场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战略杠杆，美国是否真的应该将该责任转交给中国？同样，中国是否有意愿在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是个问题。
《报告》：假设伊朗核问题顺利解决，经济制裁完全消除，伊朗会展示出怎样的形象？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伊朗离全面脱离经济制裁、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在伊朗内部，仍然有许多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需要保持现状以维护固有利益。如果伊朗对外开放，他们必定失利，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会被稀释。但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可能会花5年、10年、15年的时间。我认为，伊朗有潜力成为全球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当你考虑到伊朗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地缘政治优势时，它极有潜力成为G20成员。1968年伊朗的GDP是土耳其的两倍，现在仅仅是土耳其的一半。虽然其自然资源远比土耳其丰富，人才储备也不少于土耳其。所以我认为伊朗有能力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但是，这需要伊朗领导者把国家利益放在政治意识形态利益之前。但伊朗做出这样的决定还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榜样，中国是从一个革命意识形态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聚焦于公民经济福利国家的。
《报告》：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专家，你怎么看待塞缪尔·P·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伊朗扮演的不是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战争的角色。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和战争，是世俗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观念战争。世俗主义者认为，宗教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宰政治；而更多教条主义者坚持政教合一，且伊斯兰宗教法应该成为国家的民法。所以我认为，不论我们是在谈论中东还是在谈论亚洲国家，真正的战争不是在这些国家之间，而是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我认为，德黑兰开明的城市居民也许与北京和洛杉矶开明的城市居民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与德黑兰南部的宗教保守人士的差距反而可能更大。或者说，一个住在曼哈顿的美国人，与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茶党成员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冲突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主要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而非不同社会之间。
《报告》：萨迪加布先生，您对伊朗新政权有什么评价？
卡利姆萨迪加布：伊朗新任总统哈桑·鲁哈尼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1979年以来，他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鲁哈尼是伊朗革命的忠实士兵，同时也属于伊朗政府中较为务实的阵营。该阵营主张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与革命意识形态同等重要。在伊朗，相对于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作为政治家的总统权力有限。所以，即使哈桑·鲁哈尼看上去有兴趣与美国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问题是，他是否力不从心？
《报告》：你如何看待哈梅内伊和鲁哈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同？两位领导人的权力比重如何？
卡利姆萨迪加布：在伊朗，不管是核问题的妥协，还是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批准。最高宗教领袖在过去30年间，将伊朗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美国的抵制以及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上。这些已经成为伊朗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所以，最高宗教领袖不太可能放弃他在过去30年建立起的一切。让伊朗最高领袖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是近期不太可能完成的。我认为，伊朗面临着严苛的经济制裁，且为保持阿萨德政权每月在叙利亚花费数百万的美元。而与美国达成能够消除经济制裁的核妥协，允许伊朗生产和出口更多的石油，这些都是实在的经济利益。我认为，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并不急于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但他还是看出与美国达成有关核问题上的妥协是有利于伊朗政府利益的。
《报告》：关于经济制裁的效果，之前大家普遍认为单靠经济制裁是行不通的。你认为经济制裁会取消？
卡利姆萨迪加布：在过去几年中，我想没有任何人相信经济制裁是有效的。经济制裁的目标不仅仅是为限制伊朗经济，而是逼迫伊朗改变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行为。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制裁达到了这种效果。但我认为，经济制裁实际上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有效——包括白宫官员。现在非常清楚的是，伊朗急于想取消这些经济制裁。最困难的谈判不是在奥巴马与鲁哈尼之间，而是在奥巴马与美国国会之间（国会需要在取消经济制裁方面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在哈梅内伊和鲁哈尼之间。所以，两国国内的政治协调要比美伊之间的谈判更为困难。
《报告》：我们假设，如果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并且没有接受俄罗斯有关从伊朗移除化学武器的建议，是不是就不会有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分别的问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显示了软弱，这进一步增强了伊朗的核野心。也有另外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将会逼迫伊朗寻求一个解除核威慑的策略。
但是我认为这些最终应该是两个分开的问题。不管美国是否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伊朗都有强大的动力争取取消经济制裁。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扩大与伊朗的对话范围，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核问题的谈判。我认为这个论断在2009年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奥巴马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是阿富汗问题，美伊均视塔利班为敌对者，且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是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伊本质上处在零和博弈状态。
目前，除了伊朗，没有其他国家对阿萨德政权表示更大的支持，而美国显然是希望阿萨德下台的。所以我认为，把叙利亚问题包含在与伊朗和谈范围之内是行不通的。扩大与伊朗和谈范围，并不会使和谈更加容易，因为美伊两国在叙利亚问题及核问题上都存在重要分歧。可能发生的是，如果阿萨德政权垮台，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将会有共同利益。因为叙利亚激进逊尼派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憎恨什叶派控制的伊朗，他们也同样憎恨美国人。
《报告》：你认为以色列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卡利姆萨迪加布：以色列不是谈判过程中的正式部分，但是在幕后，他们对谈判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美国国会。内塔尼亚胡首相对伊朗意图和野心极为敏感和愤怒。他称鲁哈尼为披着羊皮的狼，不可信任。为了逼迫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他不断鼓吹给予伊朗更大压力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可以看到，以色列对于美国国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间，以色列立场将与中俄立场产生分歧。中俄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更为灵活。
《报告》：那么你认为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扮演着一个建设性角色，因为中国在伊朗拥有切实的战略利益、商业利益。伊朗是一个能源提供者，中国需要能源，所以中国必须愿意限制其在伊朗的商业联系以保持与国际立场的协调。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中俄等国可能会为了与国际立场保持一致，将自身在伊朗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放在一边，以将伊朗置于经济制裁威慑之下，逼迫其重回谈判桌上。
假设伊朗现在回到了谈判桌上，并且表现出某些妥协的意愿，而中国等国家看到美国国会不作让步，那么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五加一”的国际同盟将会崩溃。所以，谈判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国际上的团结，即伊朗面对着持有相同态度的全球强国的压力。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可以为了这个国际团结作出某些牺牲的。现在轮到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了。我也不确定，我们能否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制裁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
《报告》：伊朗是如何看待中、美、俄这三国的？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伊朗民众对美国比对中国更感兴趣。伊朗年轻人希望学习英语，而非汉语。他们渴望游览美国，赴美求学，而非中国。但是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古国，受到一定的尊敬。因为古代中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历史联系。伊朗民众看待俄罗斯是非常负面的，但我认为他们看待中国是正面的。我认为，不论是汽车、洗衣机还是苹果手机，伊朗消费者更喜欢拥有美国消费类产品，而非中国的消费类产品。 《报告》：伊朗是怎么看待中国的？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伊朗领导人在过去十年中执行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制裁。所以他们试图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寻求外交联系，这是伊朗政府过去做过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对于像鲁哈尼一样的伊朗政治精英中的务实派来说，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及方式，对伊朗是非常有指导性的。他们同样希望经济能够对外开放，并保持政治权威。所以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报告》：美伊关系缓和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中，伊朗与美国的敌对状态将改变。因为两国具有太多的共同利益，或许不久之后，伊朗和美国就会形成一些政治和商业联系。对中国有利的是不管伊朗是中国同盟还是美国同盟，这都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我认为伊朗重返全球经济，发挥其巨大优势尤其是资源优势，是符合美中两国利益的，而且也会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庞大和繁荣的合作市场。
《报告》：你认为中国在中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中东地区在未来几年的最大问题是：随着美国日渐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将无须从该地区进口石油。加上美国公众对军事干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负面情绪，美国在继续干涉中东地区方面将有所收敛。我认为，美国会越来越多地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在中东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已经不再主要流向美国，而是流向中国。那么，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为保证中国顺利进口石油提供安全保障，或者中国是否应该开始承担部分责任？这个争论在美国国内尚未得到解决。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有人辩称，保障全球能源市场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战略杠杆，美国是否真的应该将该责任转交给中国？同样，中国是否有意愿在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是个问题。
《报告》：假设伊朗核问题顺利解决，经济制裁完全消除，伊朗会展示出怎样的形象？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伊朗离全面脱离经济制裁、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在伊朗内部，仍然有许多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需要保持现状以维护固有利益。如果伊朗对外开放，他们必定失利，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会被稀释。但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可能会花5年、10年、15年的时间。我认为，伊朗有潜力成为全球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当你考虑到伊朗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地缘政治优势时，它极有潜力成为G20成员。1968年伊朗的GDP是土耳其的两倍，现在仅仅是土耳其的一半。虽然其自然资源远比土耳其丰富，人才储备也不少于土耳其。所以我认为伊朗有能力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但是，这需要伊朗领导者把国家利益放在政治意识形态利益之前。但伊朗做出这样的决定还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榜样，中国是从一个革命意识形态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聚焦于公民经济福利国家的。
《报告》：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专家，你怎么看待塞缪尔·P·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卡利姆萨迪加布：我认为，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伊朗扮演的不是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战争的角色。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和战争，是世俗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观念战争。世俗主义者认为，宗教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宰政治；而更多教条主义者坚持政教合一，且伊斯兰宗教法应该成为国家的民法。所以我认为，不论我们是在谈论中东还是在谈论亚洲国家，真正的战争不是在这些国家之间，而是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我认为，德黑兰开明的城市居民也许与北京和洛杉矶开明的城市居民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与德黑兰南部的宗教保守人士的差距反而可能更大。或者说，一个住在曼哈顿的美国人，与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茶党成员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冲突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主要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而非不同社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