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巴西人喜欢人多热闹，但当100余万名游行抗议者出现在全国100多个城市时，巴西人还确实感到十分惊讶。抗议者反对政府为筹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浪费数十亿公帑，并表达对医疗、教育和社会安全等制度的不满。没有人预料到会有抗议，也没有人想到巴西民众的愤怒和失望之情如此之深。巴西总统、其他政治领袖、媒体、专家、学者、智库分析人士、银行家、商人、外国投资商，甚至是抗议最开始的组织者，都讶异于竟然有如此多的民众参加游行。抗议组织者最开始只是反对公车涨价0.2雷亚尔（约合0.56元人民币）。
　　其实，巴西人应该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感到满意。从1985年起，巴西经历了本国史上最长的不间断民主时期。在过去的十年中，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近期经济有所下滑，但近年来，巴西的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最快时期，贫穷和失业率也达到历史最低，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超过了贫困人口数量。
　　让人不解的是，抗议开始之前，独立民意调查显示，巴西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很满意的。迪尔玛·罗塞夫总统的支持率位于世界前列，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中的34位领导人。前任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两年半前离任时，支持率只有83%左右。似乎在抗议者走上街头之前，巴西人都没有意识或者注意到自己内心深处日益增长的，对腐败政客、无为立法、公务人员无能且收入过高、混乱的基础公共服务和总统滥用纳税人钱等行为的不满。
　　抗议者的诉求与其他地方的游行者是相似的，但方式却跟拉美、欧洲、中东和亚洲不一样。最开始，抗议者几乎没遇到任何反对，几乎没有人对抗议者的抱怨持反对态度。除了几个为明年世界杯联赛做准备的人反对抗议，几乎所有人（包括总统罗塞夫）都和抗议者站在一起。还有什么地方的大规模游行能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吗？还有什么地方的游行从没被批评或反对过吗？没有！
　　尽管有很多不满，但抗议者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也没有给出特定要求。他们没有像埃及、土耳其或者葡萄牙的抗议者那样，要求总统或官员辞职；也没有像智利抗议者那样，要求教育改革，或像墨西哥抗议者那样，要求结束暴力。巴西人没有提出具体问题解决议程；他们没有要求出台有关同性婚姻合法或移民改革的新法律，也没有像希腊和西班牙的愤怒者一样，要求像结束财政紧缩措施那样废除现有法律。巴西人的游行规模一直有很高的强度和激情。当然，巴西人是真的被政府的缺点和无能激怒了，他们也想对这样的状况有所改变。但对如此广泛的问题感到紧张和富有热情实在是不太可能。热情意味着对自己的选择深表同意并愿意付出，不管是在个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巴西人还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据《纽约时报》报道，当一个女性抗议者被问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时，她说，“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现在就想要”。
　　巴西民众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并要求深刻变革，这些提议都是合理的。现在轮到国家领导人来提出改革方案、调整改革顺序并明确权衡利弊。到目前为止，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沮丧的。
　　重担大多都压在总统罗塞夫身上。她在应对抗议者方面反应较晚。做出回复时，她似乎认为只要简单满足抗议者的要求、做出自己的表态就可以了。她承诺将会进行政治改革，满足民众有关清廉和负责任政府的要求。教育和医疗设施方面，她的回应是将会进行大型投资。在安全问题和交通堵塞方面，她的回应是将会加强对公共安全、新的高速公路和公车及地铁服务的投资。不过，她的支持率一夜之间还是下降了将近30%。显然，巴西人觉得她的回应不够可信，没有说服力。
　　巴西人似乎本能地意识到，总统罗塞夫不是在领导，而是在提出一个平民化的，或者是屈就的信息。如果她的民众“什么都想要”，她就承诺什么都能给。她要求对每一个抗议者诉求进行关注，并尽量拨款去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她从来都没想到，要满足这些诉求需要多少付出，需要处理什么利益关系，需要谁来为此买单。没有得到回应的还有一些基础性问题，例如政府公款浪费如何才能减少，税收如何才能降低，还有如何才能实现大规模投资。她从没有意识到，满足这些诉求所需的改变有多难。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数周以来，民众进行大规模游行表达对无为政府的不满，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官员辞职或被免职，这不免让人怀疑总统要进行变革的决心。总统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缺点的人。巴西政府官员、参议员、各级市长以及反对党领袖、商界、智库以及任何人，都还没有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游行发生之前，罗塞夫总统似乎还很肯定自己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连任。尽管她在民意调查方面持续领先，但2014年的大选已经成为一场极富竞争性的比赛。如果她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她的前任、巴西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卢拉·达席尔瓦，可能会受政党领袖胁迫去和她竞争。他们从政治伙伴到潜在的竞争对象这一转变，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2010年大选中获得20%选票的绿党候选人玛丽娜·达席尔瓦，也可能更富竞争力。然而此时，选举输赢仍是罗塞夫要考虑的。作为现任总统，她仍是公共关注的焦点，也是支持率最高的人。她需要让人知道，她在描绘巴西的未来，她能够有效满足民众给政府提出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多么难以捉摸。如果她做出正确选择，并显示了很好的领导能力，她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错误的决定和缺乏决断力会断送她的政治生涯。也许现在她需要，比方说，任命一个新的内阁，因为新的内阁能够发出改革的信号，并使她与前任总统有所区别。
　　抗议行动可以被看做是巴西发展过程中令人鼓舞的一步，它使人们更加看好巴西的未来。抗议者提出的问题都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对巴西来说很重要，也事关巴西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和公平安全的社会的能力。游行也凸显了这些问题的政治显著性，使它们不再被忽视。也许最重要的是，巴西公众开始担任一个新角色——政府的监察机构。作为纳税人，他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来监督政府对税款的应用。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会引发政党和意识形态纷争。巴西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在设计和实施环节会碰到很多困难。巴西可能没有强大的机构来保证改革的实施，但它处于史上最有能力、最有活力时期，也处在史上最好的迈向成功的时期。
　　（彼得·哈基姆 ， 美国智库“美洲对话”名誉主席，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任世界银行、智库竞争委员会、美洲开发银行董事及顾问，曾在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外交》、《外交政策》、《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2013年6月始受邀为《中国经济报告》撰写专栏。《中国经济报告》实习生栗盼盼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