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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半时间的大学。 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沈从文、钱穆、金岳霖……均曾执教于这所大学；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邓稼先……都是它的学生。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个让很多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而在它辉煌的背后，又包含着那个时代赋予它的苦难。1937年11月，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办学，学校初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烟中的大学，注定了其颠沛流离的命运。3个月后，战火逼近湘江，学校再次迁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68天里，300多名师生，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多公里，徒步688公里，终于抵达遥远的云南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迁徙，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西迁之争
当时，要不要西迁昆明，在学生中有着激烈的争论。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1937年11月，日机就开始轰炸长沙，所有人都明白，作为后方重镇的长沙，成为抗敌前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空袭警报声不时响彻城市，西南联大的师生无法安心上课，人心浮动。
事实上，西迁昆明早就被提上日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向刚刚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提出过该计划。陈立夫说，蒋介石认为大学搬来迁去会影响士气，未予同意。
直到1938年1月上旬，形势愈发严峻，陈立夫才同意学校搬迁。
但争议依旧存在。
出于职责和个人前途考虑，多数教职员赞成西迁；与此相反的是，很多学生反对西迁。
学生反对的原因，大多出于年轻人的热血精神。此前，已经有部分学生选择了投笔从戎，用最直接的行动拯救苦难的祖国，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逃难式的西迁行动被学生视为“逃跑”，万不可行。
当西迁的告示贴出后，教室走廊上随即贴满了反对西迁的壁报。一名学生撰写了这样的文字—“须知大观楼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颐和园”，要大家勿为四季如春的昆明所惑；有的学生更直接，在告示四周框起黑圈，写上“放屁”两字。
西南联大的一举一动，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会引起各方关注。
为了说服学生，蒋梦麟邀请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在演讲中，陈诚说：“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
据统计，尽管在反对西迁声明上签名的同学超过了二分之一，但最后去了云南的仍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
事后来看，学校西迁是明智之举。
最后一课
西迁之事，困难重重。
经费是首要问题。1938年1月22日，学校贴出告示，公布了路费津贴的规定—教职员每人65元，学生每人20元，沿途各办事处人员外加食宿费和每人每日办公费5元。
对学生而言，20元的路费津贴远远不够。
当时，从长沙至昆明，乘车至少需要55元。一斤米约0.18元，55元相当于每名学生一年的生活费。
步行入滇的计划，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
学校师生赴滇路线有3条：一是组织旅行团步行，沿直线到昆明；一是乘车，经桂林到越南河内，再转往昆明；一是乘船，先下广州，到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到昆明。
大部分教职工和全体女学生选择了乘车或坐船。但还有11位自愿步行的教师，他们组成了旅行团的辅导团队，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闻一多、曾昭抡也是成员之一。
2月初，学校开始组织男学生体检，体检结果分A、B、C三种：体检表上有两个“A”的，或一个“A”和一个“B”者，发“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必须步行，没有条件可讲；体检表上有两个“B”者，可自愿选择是否步行；体检表上只要有一个“C”的，则乘车或坐船。
所有學生行前，须打预防针，防止感染疫病。
学校请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担任湘黔滇旅行团的团长。
为此，黄师岳来学校讲话，称：“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甚至将此次西迁定义为中国“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前三次为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郑和下西洋。
他的讲话，极为鼓舞士气。
据记载，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时，加上医生和雇工、伙夫，总计335人。
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高呼：“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2月19日，旅行团的师生们召开誓师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声中，他们踏上了征途。
长征路上
旅行团采用了军事化管理，下设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学校的军训教官担任；每大队又设3个中队，每中队有3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
但这种长途行军，对师生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按黄师岳的想法，队伍应该采取正规行军方式，两队分列路两侧，保持一定距离，匀速前进，统一休息。几天后，这种美好的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生性自由的大学生纷纷抗议，最后竟自动散开，拦也拦不住。
为此事，黄师岳感慨“带丘九跟带丘八就是不一样”。他索性放手，每天早晨集合点名，然后大家一哄而散，团长负责殿后，只要当天能到目的地，随便你怎么走。
有人戏言，西南联大的自由空气就是从旅行团开始形成的。
开始时，黄师岳还担心有人会“打游击（掉队）”，但每到饭点，一点名，一个不少，他便放心了。
当然，学生们也有规矩的时候—每到一个城镇，学生们须集合列队，方可进城。
各城镇的欢迎仪式相当隆重。一些县城大开城门、扫净大路，路面撒上黄土，贵州玉屏县政府还组织了小学生列队欢迎。
但一出城，学生们又恢复了自由散漫的形象。
一位亲历者回忆：除了在较大的城市多停留一二天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 学生们睡农舍、古庙，甚至睡在棺材盖上。有时候，他们找不到住宿地，只能行军至深夜，备尝辛苦。
最痛苦的，是爬山。据说每次一看到前方有大山阻隔，这群学生甚至会口出脏言，然后争相“打游击”。
行军日子长了，他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走路不能穿防滑的钉鞋，会刺破脚；应穿草鞋，还要将草鞋用水浸湿，找鹅卵石敲打一遍，这样穿着比较舒服；盘山公路曲折，可以找小路，顺着电线杆走，一般十拿九稳……
一些原本身体孱弱的学生，十几天下来，也慢慢能一天走上四五十里路。
一夜惊魂
湘西多土匪。
据亲历者回忆：旅行团进入湘西前，黄师岳在集合训话时，特别说明：他已给土匪头目写了信，但危险仍是有的，故队伍要整齐，不许争先也不许落后。
上路前，当地老百姓也对学生们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啊！”
湘西公路曲折，两旁峭壁矗立，强人随时出没。
深夜，黄师岳召集各小队长开会：据闻有二三百土匪开来，学生们须穿好衣服，吹熄灯火，等待命令。
一夜惊魂。
第二天，集合号正常吹响。
旅行团始终没有与湘西土匪正面接触过。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前给“湘西王”陈渠珍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云云。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身穿军装，土匪误以为是军队开拔，未敢造次。
进入云南境内。第一天，身穿军装的学生们与一支滇军部队迎面而过。滇军官兵看他们制服崭新、队容整齐，误以为他们是航空部队，当即开骂：“我们正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在后方享福！”
行万里路
在一些当事人回忆的资料上，我们可以大致还原这支旅行团的行军场景。
身着草绿色军装，打着绑腿，带着“湘黔滇旅行团”的臂章，背着水壶、干粮袋、搪瓷饭碗和雨伞，穿草鞋，三三两两如天马行空，队伍拉得很长。
队伍的尾部，是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以及黄师岳，骑着自行车，来回巡视。
两辆运载行李、锅碗炊具的卡车，不紧不慢地跟在最后。
所有人都被太阳晒成了“黑人”，身强力壮，688公里磨砺的成果显而易见。
4月27日，旅行团到达大板桥，离目的地昆明不到20公里。
许多人兴奋异常，希望一鼓作气赶到城中。但黄师岳还是下令休息—他希望进城的是一群干净、整洁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黄师岳是旅行团中年龄最大的，学校为了照顾他，特给他准备了一匹马和一辆自行车。但他视学生如骨肉，时常将马和自行车让给一些身体不适的学生骑用。
4月28日，距昆明10多里处，先期到达的联大同学前来迎接，学校还准备了茶点，由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带着几位教授夫人和女同学殷勤款待。
午后，旅行团整队出发。接近城区时，街头已有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欢迎的男女同学。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等候多时。
大队人马抵达市区的圆通公园后，黄师岳一一点名，将花名册郑重交给蒋梦麟，并向他敬礼。
此行全程1663.6公里，号称3500里，除去途中休息、天气阻滞及以舟车代步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约65里，除了中途因病伤减员的，大部分按时到达。
当日，昆明举城倾动。外国报刊评论：“中国文化已经西移。”
闻一多的胡须已有近尺长，曾昭抡浑身爬满了虱子，所有学生犹如黑炭、疲惫不堪……5月4日，西南联大重新开课，直到1946年5月4日复员北上。
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重提旅行团的这段历史：“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在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迁移的故事，被写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声高昂。
（摘自《報刊荟萃》）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个让很多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而在它辉煌的背后，又包含着那个时代赋予它的苦难。1937年11月，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办学，学校初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烟中的大学，注定了其颠沛流离的命运。3个月后，战火逼近湘江，学校再次迁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68天里，300多名师生，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多公里，徒步688公里，终于抵达遥远的云南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迁徙，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西迁之争
当时，要不要西迁昆明，在学生中有着激烈的争论。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1937年11月，日机就开始轰炸长沙，所有人都明白，作为后方重镇的长沙，成为抗敌前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空袭警报声不时响彻城市，西南联大的师生无法安心上课，人心浮动。
事实上，西迁昆明早就被提上日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向刚刚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提出过该计划。陈立夫说，蒋介石认为大学搬来迁去会影响士气，未予同意。
直到1938年1月上旬，形势愈发严峻，陈立夫才同意学校搬迁。
但争议依旧存在。
出于职责和个人前途考虑，多数教职员赞成西迁；与此相反的是，很多学生反对西迁。
学生反对的原因，大多出于年轻人的热血精神。此前，已经有部分学生选择了投笔从戎，用最直接的行动拯救苦难的祖国，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逃难式的西迁行动被学生视为“逃跑”，万不可行。
当西迁的告示贴出后，教室走廊上随即贴满了反对西迁的壁报。一名学生撰写了这样的文字—“须知大观楼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颐和园”，要大家勿为四季如春的昆明所惑；有的学生更直接，在告示四周框起黑圈，写上“放屁”两字。
西南联大的一举一动，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会引起各方关注。
为了说服学生，蒋梦麟邀请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在演讲中，陈诚说：“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
据统计，尽管在反对西迁声明上签名的同学超过了二分之一，但最后去了云南的仍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
事后来看，学校西迁是明智之举。
最后一课
西迁之事，困难重重。
经费是首要问题。1938年1月22日，学校贴出告示，公布了路费津贴的规定—教职员每人65元，学生每人20元，沿途各办事处人员外加食宿费和每人每日办公费5元。
对学生而言，20元的路费津贴远远不够。
当时，从长沙至昆明，乘车至少需要55元。一斤米约0.18元，55元相当于每名学生一年的生活费。
步行入滇的计划，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
学校师生赴滇路线有3条：一是组织旅行团步行，沿直线到昆明；一是乘车，经桂林到越南河内，再转往昆明；一是乘船，先下广州，到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到昆明。
大部分教职工和全体女学生选择了乘车或坐船。但还有11位自愿步行的教师，他们组成了旅行团的辅导团队，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闻一多、曾昭抡也是成员之一。
2月初，学校开始组织男学生体检，体检结果分A、B、C三种：体检表上有两个“A”的，或一个“A”和一个“B”者，发“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必须步行，没有条件可讲；体检表上有两个“B”者，可自愿选择是否步行；体检表上只要有一个“C”的，则乘车或坐船。
所有學生行前，须打预防针，防止感染疫病。
学校请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担任湘黔滇旅行团的团长。
为此，黄师岳来学校讲话，称：“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甚至将此次西迁定义为中国“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前三次为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郑和下西洋。
他的讲话，极为鼓舞士气。
据记载，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时，加上医生和雇工、伙夫，总计335人。
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高呼：“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2月19日，旅行团的师生们召开誓师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声中，他们踏上了征途。
长征路上
旅行团采用了军事化管理，下设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学校的军训教官担任；每大队又设3个中队，每中队有3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
但这种长途行军，对师生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按黄师岳的想法，队伍应该采取正规行军方式，两队分列路两侧，保持一定距离，匀速前进，统一休息。几天后，这种美好的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生性自由的大学生纷纷抗议，最后竟自动散开，拦也拦不住。
为此事，黄师岳感慨“带丘九跟带丘八就是不一样”。他索性放手，每天早晨集合点名，然后大家一哄而散，团长负责殿后，只要当天能到目的地，随便你怎么走。
有人戏言，西南联大的自由空气就是从旅行团开始形成的。
开始时，黄师岳还担心有人会“打游击（掉队）”，但每到饭点，一点名，一个不少，他便放心了。
当然，学生们也有规矩的时候—每到一个城镇，学生们须集合列队，方可进城。
各城镇的欢迎仪式相当隆重。一些县城大开城门、扫净大路，路面撒上黄土，贵州玉屏县政府还组织了小学生列队欢迎。
但一出城，学生们又恢复了自由散漫的形象。
一位亲历者回忆：除了在较大的城市多停留一二天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 学生们睡农舍、古庙，甚至睡在棺材盖上。有时候，他们找不到住宿地，只能行军至深夜，备尝辛苦。
最痛苦的，是爬山。据说每次一看到前方有大山阻隔，这群学生甚至会口出脏言，然后争相“打游击”。
行军日子长了，他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走路不能穿防滑的钉鞋，会刺破脚；应穿草鞋，还要将草鞋用水浸湿，找鹅卵石敲打一遍，这样穿着比较舒服；盘山公路曲折，可以找小路，顺着电线杆走，一般十拿九稳……
一些原本身体孱弱的学生，十几天下来，也慢慢能一天走上四五十里路。
一夜惊魂
湘西多土匪。
据亲历者回忆：旅行团进入湘西前，黄师岳在集合训话时，特别说明：他已给土匪头目写了信，但危险仍是有的，故队伍要整齐，不许争先也不许落后。
上路前，当地老百姓也对学生们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啊！”
湘西公路曲折，两旁峭壁矗立，强人随时出没。
深夜，黄师岳召集各小队长开会：据闻有二三百土匪开来，学生们须穿好衣服，吹熄灯火，等待命令。
一夜惊魂。
第二天，集合号正常吹响。
旅行团始终没有与湘西土匪正面接触过。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前给“湘西王”陈渠珍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云云。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身穿军装，土匪误以为是军队开拔，未敢造次。
进入云南境内。第一天，身穿军装的学生们与一支滇军部队迎面而过。滇军官兵看他们制服崭新、队容整齐，误以为他们是航空部队，当即开骂：“我们正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在后方享福！”
行万里路
在一些当事人回忆的资料上，我们可以大致还原这支旅行团的行军场景。
身着草绿色军装，打着绑腿，带着“湘黔滇旅行团”的臂章，背着水壶、干粮袋、搪瓷饭碗和雨伞，穿草鞋，三三两两如天马行空，队伍拉得很长。
队伍的尾部，是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以及黄师岳，骑着自行车，来回巡视。
两辆运载行李、锅碗炊具的卡车，不紧不慢地跟在最后。
所有人都被太阳晒成了“黑人”，身强力壮，688公里磨砺的成果显而易见。
4月27日，旅行团到达大板桥，离目的地昆明不到20公里。
许多人兴奋异常，希望一鼓作气赶到城中。但黄师岳还是下令休息—他希望进城的是一群干净、整洁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黄师岳是旅行团中年龄最大的，学校为了照顾他，特给他准备了一匹马和一辆自行车。但他视学生如骨肉，时常将马和自行车让给一些身体不适的学生骑用。
4月28日，距昆明10多里处，先期到达的联大同学前来迎接，学校还准备了茶点，由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带着几位教授夫人和女同学殷勤款待。
午后，旅行团整队出发。接近城区时，街头已有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欢迎的男女同学。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等候多时。
大队人马抵达市区的圆通公园后，黄师岳一一点名，将花名册郑重交给蒋梦麟，并向他敬礼。
此行全程1663.6公里，号称3500里，除去途中休息、天气阻滞及以舟车代步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约65里，除了中途因病伤减员的，大部分按时到达。
当日，昆明举城倾动。外国报刊评论：“中国文化已经西移。”
闻一多的胡须已有近尺长，曾昭抡浑身爬满了虱子，所有学生犹如黑炭、疲惫不堪……5月4日，西南联大重新开课，直到1946年5月4日复员北上。
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重提旅行团的这段历史：“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在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迁移的故事，被写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声高昂。
（摘自《報刊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