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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治意义。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是错误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救亡丰富了启蒙的内容，因为“救亡”，启蒙的内容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增加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内涵;启蒙的主体由青年学生扩大到工人群体;同时启蒙的刊物、著作、社团等数量猛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关键词：五四运动;救亡;启蒙;《中国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116-03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不同阶级、阶层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角度，评价标准各有侧重。学术的繁荣离不开百家争鸣，但是针对五四运动评价中的诸多观点，青年学生不加分析盲信盲从，这不仅背离了史学研究的主旨，亦不利于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认识。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讲清楚五四运动，才能讲清楚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这是树立“四个自信”①的重要前提。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五四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是五四评价中影响深远，又模糊不清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针对这一问题在结构编排和文字表述上都有了明确的导向，从而为这一学术问题的讲解提供了范本。
《中国近代史》在结构编排上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分设三个小节，直观展现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五四运动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它接续新文化運动民主科学的大旗，为共产党的孕育诞生准备了干部基础。这就从正面直接回答了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启蒙与国家社会救亡中的历史地位。
为了廓清不正确观念的影响，在正面引导之外，我们必须要解答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诸多争论性问题。有破有立，方能真正说明五四运动的价值。
一、救亡是不是压倒了启蒙
启蒙与救亡的提法最早是由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世界》1986年创刊号）一文中明确提出，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关于这一提法的发明权问题学术界也有段笔墨官司。2009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刘悦迪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发明权：归李泽厚，还是舒衡哲？》，该文认为：李泽厚之所以取得这一名词的归属权，主要是因为在此前的1979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救亡压倒启蒙”这一提法已经呼之欲出。）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之所以在学界引起共鸣，有两个原因。首先，20世纪80年代正值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从思想文化层面重新解读五四成为可能。1979年5月8日，周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五四运动和当时的解放思想并列，从而推进了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不是李泽厚创造了“救亡与启蒙”，恰恰是这一提法选择了李泽厚。[1]第二，救亡与启蒙的提法与五四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是五四精神最核心的两个内容。它直指五四的思想渊源，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对五四运动的精准定位。启蒙与救亡所围绕的就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
“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尽管被很多学人奉为不易之论，但质疑和争论也不在少数。关于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提法有“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深入说”“启蒙转向说”“两种救亡说”等。[2]诸种观点的差异在于救亡和启蒙的内涵界定不一致，缺乏学术对话的前提。回归李泽厚的“元话语”，“救亡”当指政治救国，在外延上可与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相统一。“启蒙”，应该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开启民智，当时主要是西方个人主义范畴的自由主义、个人解放。所以，中国式启蒙与西方启蒙主义的社会背景不一，恰如陈独秀所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寻求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个性自由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4]9因此，“救亡”即国民爱国精神的启蒙，启蒙亦是救亡的应有之义。启蒙与救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
因此，对于“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对青年学生影响深远的观点，在教学活动中应该着重强调“救亡与启蒙”的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注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非盲目纳入西方的价值判断体系当中。
二、救亡是不是导致封建主义的复苏
20世纪90年代，在“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解读中，有部分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直指五四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民族文化的中断。比如林贤治所言，五四运动“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5]4甚至有人将“文革”之罪归于五四对传统的破坏。[6]31回归李泽厚的文章，确有这样一段：“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7]41李文最后这一段的论述直指五四之失，因而有学者认为李泽厚的提法与胡适将五四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8]352在思想谱系上具有承继性。李泽厚的五四观认为“给新中国的发展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9]
对于这一观点，首先应该区分李泽厚与胡适观点的本质区别。李文最后一段的论述重点是强调救亡实现之后，我们应该将“启蒙进行到底”，决不能与胡适的观点等量观之。其次，尽管李文并非完全否定五四的文化价值，但是他对于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评判的确失之偏颇。其谓“正因为启蒙被救亡中断，所以救亡之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不彻底的，甚至引发了封建主义的复苏。”[10]325五四之后思想文化界的封建意识固然存在，但是我们从未中断过思想的启蒙。这一点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曾提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11]63决议多次提到消灭“封建遗毒”“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启蒙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从未放弃过启蒙这一使命。李泽厚仅仅关注“启蒙”的不彻底性，而忽略“救亡”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显然是不客观的。 所谓救亡导致封建思想的复苏，这一观点本质上是从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的否定，涉及到历史认识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历史教学中展开批判，有着极大的必要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下，这一提法非但没有得到批评，甚至少有争鸣，“救亡压倒启蒙”的认识一度成为大家的共识，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今天我们必须要澄清这一论点，否则五四运动的认识必将走向虚无。“马工程”《中国近代史》课题组的负责人张海鹏在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我要提醒各位教师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12]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是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
三、正解：救亡丰富了启蒙
“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应该是救亡丰富了启蒙。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启蒙的内容、方式、对象都有了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发展。
五四以后，启蒙的内容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增加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内涵。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中说，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不再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反对帝王贵族的斗争，“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科学的内容除了自然科学之外，又加入了社会科学。在中国民族危难的环境下，启蒙超越了西方个人解放的、个性自由的阶段，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升华和发展。所以不能片面以西方的个性解放作为启蒙的固有之义，相反，在民族尚未解放之时，個性解放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四之后，群众运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五四之前的群众运动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五四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与学生罢课组成的“三罢”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运动的主体扩大到工人阶级。此后，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五四精神”的首倡者罗家伦说知识分子的行动往往是“名为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做群众运动而不能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难免归于失败。百年前的青年运动要想得到群众的同情、支持、帮助、携手，就必须切实走出书斋，走进群众。群众运动要有群众的语言，在群众演讲中诸如“生活丰富不丰富”的关怀难免令群众“瞠目结舌，骇而疾走”。罗家伦的这一反省说明深入群众，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这也是五四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的原因。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形式更为多样化。第一，学术刊物数量猛增。五四运动之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仅限于《新青年》《新潮》等几十种刊物，此后刊物扩展到数百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社团此前仅有北京、武汉等地的少数几个，五四之后发展到三四百个。五四运动前后，尤其是西方学者杜威、罗素来华，中国大地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其他社会思潮的争论，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此外，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创办;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翻译成中文……可见，五四的救亡之举，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既是政治上的爱国运动，也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救亡与启蒙是五四运动的双重本质，两者非但不对立，相反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在五四运动的教学活动中，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充足的史实依据，廓清青年学生中的不良认识。
注 释：
①“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赵牧.“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J].汕头大学学报，2016（5）.
[2]陈亚杰.评关于救亡与启蒙的五种论说[J].理论学刊，2005（5）.
[3]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第8卷第1号.
[4]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5]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6]王光斌，巩凌.误读的批判——鲁迅解读和接受的反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李维武.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J].武汉大学学报，2019（2）.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2]张海鹏.《中国近代史》教材（“马工程”系列）编写的有关问题与思考[J].史学月刊，2014（6）.
作者简介：盖志芳（1981—），女，山东东营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文化史。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五四运动;救亡;启蒙;《中国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116-03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不同阶级、阶层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角度，评价标准各有侧重。学术的繁荣离不开百家争鸣，但是针对五四运动评价中的诸多观点，青年学生不加分析盲信盲从，这不仅背离了史学研究的主旨，亦不利于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认识。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讲清楚五四运动，才能讲清楚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这是树立“四个自信”①的重要前提。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五四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是五四评价中影响深远，又模糊不清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针对这一问题在结构编排和文字表述上都有了明确的导向，从而为这一学术问题的讲解提供了范本。
《中国近代史》在结构编排上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分设三个小节，直观展现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五四运动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它接续新文化運动民主科学的大旗，为共产党的孕育诞生准备了干部基础。这就从正面直接回答了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启蒙与国家社会救亡中的历史地位。
为了廓清不正确观念的影响，在正面引导之外，我们必须要解答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诸多争论性问题。有破有立，方能真正说明五四运动的价值。
一、救亡是不是压倒了启蒙
启蒙与救亡的提法最早是由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世界》1986年创刊号）一文中明确提出，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关于这一提法的发明权问题学术界也有段笔墨官司。2009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刘悦迪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发明权：归李泽厚，还是舒衡哲？》，该文认为：李泽厚之所以取得这一名词的归属权，主要是因为在此前的1979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救亡压倒启蒙”这一提法已经呼之欲出。）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之所以在学界引起共鸣，有两个原因。首先，20世纪80年代正值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从思想文化层面重新解读五四成为可能。1979年5月8日，周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五四运动和当时的解放思想并列，从而推进了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不是李泽厚创造了“救亡与启蒙”，恰恰是这一提法选择了李泽厚。[1]第二，救亡与启蒙的提法与五四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是五四精神最核心的两个内容。它直指五四的思想渊源，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对五四运动的精准定位。启蒙与救亡所围绕的就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
“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尽管被很多学人奉为不易之论，但质疑和争论也不在少数。关于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提法有“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深入说”“启蒙转向说”“两种救亡说”等。[2]诸种观点的差异在于救亡和启蒙的内涵界定不一致，缺乏学术对话的前提。回归李泽厚的“元话语”，“救亡”当指政治救国，在外延上可与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相统一。“启蒙”，应该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开启民智，当时主要是西方个人主义范畴的自由主义、个人解放。所以，中国式启蒙与西方启蒙主义的社会背景不一，恰如陈独秀所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寻求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个性自由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4]9因此，“救亡”即国民爱国精神的启蒙，启蒙亦是救亡的应有之义。启蒙与救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
因此，对于“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对青年学生影响深远的观点，在教学活动中应该着重强调“救亡与启蒙”的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注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非盲目纳入西方的价值判断体系当中。
二、救亡是不是导致封建主义的复苏
20世纪90年代，在“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解读中，有部分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直指五四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民族文化的中断。比如林贤治所言，五四运动“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5]4甚至有人将“文革”之罪归于五四对传统的破坏。[6]31回归李泽厚的文章，确有这样一段：“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7]41李文最后这一段的论述直指五四之失，因而有学者认为李泽厚的提法与胡适将五四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8]352在思想谱系上具有承继性。李泽厚的五四观认为“给新中国的发展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9]
对于这一观点，首先应该区分李泽厚与胡适观点的本质区别。李文最后一段的论述重点是强调救亡实现之后，我们应该将“启蒙进行到底”，决不能与胡适的观点等量观之。其次，尽管李文并非完全否定五四的文化价值，但是他对于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评判的确失之偏颇。其谓“正因为启蒙被救亡中断，所以救亡之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不彻底的，甚至引发了封建主义的复苏。”[10]325五四之后思想文化界的封建意识固然存在，但是我们从未中断过思想的启蒙。这一点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曾提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11]63决议多次提到消灭“封建遗毒”“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启蒙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从未放弃过启蒙这一使命。李泽厚仅仅关注“启蒙”的不彻底性，而忽略“救亡”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显然是不客观的。 所谓救亡导致封建思想的复苏，这一观点本质上是从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的否定，涉及到历史认识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历史教学中展开批判，有着极大的必要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下，这一提法非但没有得到批评，甚至少有争鸣，“救亡压倒启蒙”的认识一度成为大家的共识，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今天我们必须要澄清这一论点，否则五四运动的认识必将走向虚无。“马工程”《中国近代史》课题组的负责人张海鹏在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我要提醒各位教师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12]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是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
三、正解：救亡丰富了启蒙
“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应该是救亡丰富了启蒙。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启蒙的内容、方式、对象都有了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发展。
五四以后，启蒙的内容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增加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内涵。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中说，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不再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反对帝王贵族的斗争，“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科学的内容除了自然科学之外，又加入了社会科学。在中国民族危难的环境下，启蒙超越了西方个人解放的、个性自由的阶段，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升华和发展。所以不能片面以西方的个性解放作为启蒙的固有之义，相反，在民族尚未解放之时，個性解放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四之后，群众运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五四之前的群众运动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五四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与学生罢课组成的“三罢”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运动的主体扩大到工人阶级。此后，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五四精神”的首倡者罗家伦说知识分子的行动往往是“名为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做群众运动而不能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难免归于失败。百年前的青年运动要想得到群众的同情、支持、帮助、携手，就必须切实走出书斋，走进群众。群众运动要有群众的语言，在群众演讲中诸如“生活丰富不丰富”的关怀难免令群众“瞠目结舌，骇而疾走”。罗家伦的这一反省说明深入群众，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这也是五四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的原因。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形式更为多样化。第一，学术刊物数量猛增。五四运动之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仅限于《新青年》《新潮》等几十种刊物，此后刊物扩展到数百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社团此前仅有北京、武汉等地的少数几个，五四之后发展到三四百个。五四运动前后，尤其是西方学者杜威、罗素来华，中国大地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其他社会思潮的争论，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此外，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创办;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翻译成中文……可见，五四的救亡之举，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既是政治上的爱国运动，也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救亡与启蒙是五四运动的双重本质，两者非但不对立，相反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在五四运动的教学活动中，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充足的史实依据，廓清青年学生中的不良认识。
注 释：
①“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赵牧.“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J].汕头大学学报，2016（5）.
[2]陈亚杰.评关于救亡与启蒙的五种论说[J].理论学刊，2005（5）.
[3]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第8卷第1号.
[4]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5]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6]王光斌，巩凌.误读的批判——鲁迅解读和接受的反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李维武.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J].武汉大学学报，2019（2）.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2]张海鹏.《中国近代史》教材（“马工程”系列）编写的有关问题与思考[J].史学月刊，2014（6）.
作者简介：盖志芳（1981—），女，山东东营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文化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