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16时38分，一架自香港飞往印尼雅加达的客机，飞行在中国和印尼交界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突然，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飞机卷积着烟雾瞬间坠入大海，机上11位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包括三名外国记者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此事一出，世界为之惊愕，不仅因为事件本身，更由于这架飞机的乘客中原计划应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长。赤裸裸的暗杀阴谋昭然若揭，台湾当局的破坏行为给尚未召开的万隆会议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要和平　不要战争
　　
　　1954年4月底，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四国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12月，五国总理在茂物举行会议，确定了促进亚非合作的会议目的。
　　在受邀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已在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谈到处理中印两国关于西藏的某些问题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正式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在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几次提到这五项原则，以此为指导推动会议的顺利进行。万隆会议的举行为亚非世界普遍接受五项原则起到了促进作用。
　　亚非会议的召开自然让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感到不快，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独立的新亚洲、新非洲，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会前声称“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现在集中在亚洲”。1955年3月，美国政府紧急召集其驻亚洲国家使节的会议，决定作出努力，要各国政府在亚非会议上把议程限制在经济和文化范围内，反对讨论殖民主义、军事集团和核武器试验等问题，企图把亚非会议变成一个午后茶会。同时，美国派遣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记者团”到万隆活动，试图从会外操纵会议。
　　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得知亚非会议的主办者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当局参加会议时，绝望地说：“一个最危险的时机到了。”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制造r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因受邀出访缅甸而免遭劫难，他在得知此事后对代表团成员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冲破重重阻挠后在印尼万隆隆重召开。在前两天的一般性发言中，绝大多数代表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要求和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有些国家的代表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攻击共产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这些发言使大会一次次出现紧张气氛。
　　面对会议可能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总理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书而发言稿改为散发，并利用19日上午会议结束后的短暂午休时间，针对大会出现的情况，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准备在19日下午的大会上即席发表。而此时，美国的记者们正忙着把下面的“消息”发出去：“亚非会议将在今天碰到难关”，“周恩来将在今天驳斥贾马利”……
　　19日下午，轮到周恩来发言时，他一语改变了会场气氛：“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继续说：“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入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边上的人很多都站在椅子上。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静听周恩来讲下去：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周恩来针对两天来会上有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首先，周恩来谈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两类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他说，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其次，周恩来说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再次，周恩来谈到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最后，周恩来用宏亮的声音说：“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说完，楼上楼下，代表席上，来宾席上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只有记者席上突然空了——所有记者都赶着发消息去了。
　　中国代表团短短18分钟的发言驱散了几天来笼罩在会议上的阴霾，使会议能够按照原定的目标进行。
　　万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改变了中国的外交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