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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珂,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彩票视角的生态产品自愿供给方式的创新研究”(编号:71103123)。
摘要 该文在对国家财政、市场化供给生态产品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彩票促进生态产品供给的可行性,通过对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的260个彩民进行调查,获取有效问卷212份,并基于彩民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回归模型对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男性、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个体工商业者占彩民的50%以上; 77.2%的彩民对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状况感到担忧或者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38.3%的彩民曾参与过义务植树等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不同群体对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存在差异,76.9%的彩民愿意通过对购买生态彩票为林业生态建设积累公益金,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为生态彩票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彩民对生态彩票的认知与未来的发行方式对彩民参与生态彩票的购买意愿在1%水平下有显著影响;彩民个人收入与购买心理对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在5%水平下影响显著;而彩民年龄与生态彩票发行的其他外部因素对彩民参与购买的意愿在10%水平下影响显著。
关键词 林业生态建设;生态彩票;参与意愿;Logistic模型;彩民
中图分类号 F3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8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3
我国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生态产品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国民生活质量差距的明显标志[1-2]。生态产品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存在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政府不得不成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徐燕、张彩虹在对我国近年林业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林业作为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其主要的生态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林业“六大工程”的深入开展,国家对林业的投入明显增长,但数量依然有限,与林业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形势和林业产业建设肩负的任务相比,还存在突出矛盾,进一步得出林业投资总量不足是制约林业发展、生态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生态产品的短缺与政府沉重的供给成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结论[2]。近年来,邓凌翃、温作民等学者提出,发行生态彩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的林业生态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可靠的融资平台,为生态林业建设资金的筹集提供新的可能[4]。本文在揭示生态彩票发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对彩民的调查所得数据,定量分析了彩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度以及对生态彩票的参与购买意愿。
1 生态产品的稀缺性
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是支撑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三大类产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文化产品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随着全球温室效应加剧和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使刚刚结束了物质短缺时代的中国,又面临着生态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km2,受沙化影响的人口达4亿多;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的总量达到50亿 t,过去50年因水土流失而损毁的耕地达4 050万亩;同时洪涝灾害、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破坏也十分严重,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生态差距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之一,生态恶化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生态产品成为我国最短缺、最急需大力发展的产品[1,5]。我国生态产品短缺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焦点,尹伟伦院士曾建议应将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2 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供给的局限性
2.1 国家财政供给生态产品的局限性
林业是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我国林业投入资金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而国家在林业方面的资金投入量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外都低于1%。虽然近几年国家对林业投入的绝对水平有所增加,但投入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差距,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林业的资金短缺问题[6],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实际投入水平只能占到规划需要量的35%。
自20世纪末以来,国家实施了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展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林业生态工程,这些工程和战略的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为改变生态产品供给短缺的现状,提供了较大的财政投入,但林业投入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远不能满足林业生态建设的客观需要[7],而且随着生态林业建设的深入开展,资金缺口将越来越大。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长期大规模地将财力投入到林业生态建设并不现实,需要全社会多种形式的积极投入[2]。
2.2 市场化供给生态产品的局限性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生态产品供给市场化是实现生态效益内在化的有效手段,而国内多数学者多是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角度揭示生态产品供给途径:一些学者认为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有效供给, 即存在“市场失灵” 问题,需要对生态产品进行相应经济补偿,其实质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所做的一种制度安排;一些学者认为对森林生态产品的效益补偿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从财政预算中直接安排支出;二是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补偿方式;三是森林生态税。但是,由于涉及公共管理的许多层面和领域,关系复杂,生态补偿难以付诸实施。
在多数学者一致认为生态产品供给的重要主体是政府的基本结论指导下,在国内外生态补偿、生态服务市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王立群、王秋菊提出针对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生态购买的制度创新方式[8]。然而,我国尚未建立充分竞争的生态产品市场, 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机制还未形成,故难以实现等价交换。 2.3 生态产品的自愿供给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发现,在生态产品的政府供给特征极为明显的背景下,生态产品短缺问题依然存在的根源是资金问题。生态产品的短缺与政府沉重的供给成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解决生态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必须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寻求其他的资金筹集渠道。那么,除了市场之外,是否存在一种手段可以作为生态产品政府供给的有效补充力量,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公共产品供给除了可以通过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途经外,自愿供给途径亦是现实选择。
生态产品的自愿供给途径是相对于政府供给而言,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供给主体,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生态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以及其他活动,其主要形式有自我服务、志愿者行动、捐赠等。作为政府供给的一种补充力量, 自愿供给在生态产品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供给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自愿供给途径之一的志愿者行动,在农村扶贫开发、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活动、抢险救灾、社会公益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点服务项目,但在生态产品的自愿供给方面的作用却极为有限。
捐赠作为另一种自愿供给途径,是社会各界以及关心生态环境建设的有识之士表达生态产品供给意愿的重要方式,但其效果极易受到捐赠者收入、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是亚洲最早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国家,在社会民众平台上设立“绿色羽毛基金”,对森林生态建设进行支持。随着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林业部门在加强森林生态文化建设的同时,通过给环保意识强的企业或者个人领养野生动植物、修纪念碑、划拨荒山荒沙、种纪念林等方式来促进社会捐赠这一筹资的发展和普及。我国2007年成立的“中国绿色碳基金”项目,先期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捐赠3亿元,用于开展以吸收大气中CO2为目的的造林、森林经营及能源林基地建设等活动。迄今为止,绿色碳基金最大的买家依然是其发起方之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绿色碳基金接受的个人捐赠数额极其有限。
如何既能解决捐赠途径所存在的供给者过少的问题,又能实现在短时期内快速筹集资金的目的,还能集中资金优势实现生态产品的集中供给?我国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作为汲取社会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有效手段[9],能否为生态产品短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有利借鉴?生态彩票能否成为生态产品自愿供给途径的一种创新方式?
3 生态彩票的提出
3.1 生态彩票的内涵与特点
邓凌翔、温作民两位学者认为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集为目的而发行的彩票称为生态彩票[4]。生态彩票是一种为国家森林生态建设筹集资金,进而发展林业生态建设而发行的彩票。用发行生态彩票的方式为林业生态建设进行筹资,与国债相比,风险较小;与税收相比,效率更高。其发行不但能快速地筹集到社会的闲散资金、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顺利、缓解了社会矛盾和财政压力,还可以起到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的教育作用。在目前我国政府提供公共品不足的情况下,生态彩票具有很大的优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
3.2 国外生态彩票发行的实践
我国最早发行的彩票起于1987年,目前也只有两种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而国外生态彩票却早已盛行,并且种类繁多。2010年2月15日,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绿色环保彩票巨奖在国内限量发售,每张售价为300日元,共发行7亿张,所筹集到的公益金主要是宣传绿色环保和振兴艺术文化;英国生态彩票遗产基金拨款180万英镑给伍斯特郡的怀尔社区,用于保护怀尔原生态的森林景观和森林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英国斯特林沃特福德控股公司在2011年面对英国公众,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低碳环保彩票[10]。其公益金除了用于支付奖金和彩票运营商本身的的运营宣传之外,全部用于修复林业植被、绿化等低碳减排的公众环保事业。
3.3 生态彩票的发行空间
目前,我国彩票发行总额还不到世界彩票发行总额的1%。虽然中国彩票发行总量已排在世界第12位,但实际全国人均购买量只有7元,只排在世界第97位,还不到美国的两千分之一,仍处于起始阶段。另外,85%的美国人买过彩票,70%的日本人买过彩票,64%的法国人买过彩票,而中国只有6%的人买过彩票[11]。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彩票市场趋见成熟,所筹集的公益金逐年增多,但其潜力远远没有被开掘出来,彩民的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彩票公益金的运作方式与使用方式,发行生态彩票以获得相应的公益金,为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筹集提供新的渠道;另一方面,创新一个彩票产品,也可以促进彩票市场的竞争,提高资金、人才等资源在彩票市场的配置效率。
4 彩民参与生态彩票购买意愿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辽宁省沈阳、抚顺2个城市的彩民通过随机抽样所得到的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60份,其中有效问卷212份,有效率为81.5%。问卷内容涉及到3个方面:一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收入、职业等几方面的内容;二是被调查者对生态彩票的认知、判断及其购买生态彩票的影响因素调查,包括被调查者对公益基金是否了解、从何渠道获取信息、有关参加生态环保的宣传情况等可能会影响被调查者参与生态彩票项目的因素;三是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的意愿、行为及其对生态彩票的反馈情况调查。采用EXCEL2007进行描述性统计、SPSS18.0进行计量分析。
4.2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已婚男性购买彩票的比例明显偏高,一般来说,男性扮演着更多的社会角色,更具社会责任感,而女性则对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等时事的关注度明显下降,在是否购买彩票时受到邻里效应的影响较大;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个人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彩民群体占50%;49.2%的彩民在购买彩票时表现出了随意性;从职业来看,个体工商业者、外来务工人员与无业者共同构成彩民的主要群体,较多地参与购买彩票行为。调查到生态环境建设状况与生态彩票问题时,77.2%的彩民对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状况感到担忧或者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还有38.3%的彩民参与过义务植树等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在了解生态彩票发行的根本意图后,76.9%的彩民愿意通过对生态彩票购买为林业生态建设支付一定费用,说明生态彩票对于彩民的吸引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奠定了生态彩票发行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具体数据见表1所示。 4.3 彩民参与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4.3.1 变量的选取
根据研究目标,解释变量为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的意愿,将影响彩民参与意愿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变量具体定义及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参考相关理论与已有研究,本着因素重要、数据可行的原则,选取18个变量,分为内、外部影响因素两大类:
(1)内部影响因素变量:包括彩民特征变量、彩民生产能力特征和彩民家庭特征变量。彩民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对项目的认知情况[8];彩民生产能力特征包括家庭成员、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以及职业;彩民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未成年子女和抚养老人数。
(2)外部影响因素变量:包括生态彩票项目的特征因素、彩民所在地域特征因素和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生态彩票项目的特征因素包括项目的发行方式、参与要求、项目所提供的福利;民众所在地域特征因素包括民众是否具有邻里效应、地域经济水平、地域环境对彩民的影响;其他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彩票的功能性的影响及与项目相关的制度是否合理的影响。
4.3.2 模型的设定
分析意愿行为的一个重要模型为二元Logistic模
型[12],经常用于因变量为两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利用Logistic回归里面的二分类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参与生态彩票项目的购买意愿与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将彩民是否参与生态彩票的购买意愿假定为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即彩民是否参与生态彩票项目=f(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随机扰动项。将因变量y的取值“愿意”定义y=1和“不愿意”y=0;然后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法进行Logistic 回归,并通过各个的Wald统计量对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其计算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p为彩民参与生态彩票的概率,(p/1-p)为事件的发生比,用发生比测量自变量变化对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发生比率大于1,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升高,也可以说自变量对事件概率有正的作用;发生比率小于1,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会下降,也可以说自变量对事件概率有负作用。ln(p/1-p)为事件的对数发生比,b0为常数项,b1,b2…bp为回归系数,x1,x2…xp为自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采用backward conditional回归方式,先将所有能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代入模型开始检验,得出的检验结果,再将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的自变量剔除掉,然后继续进行检验,直到自变量相对于因变量影响检验结果基本显著为止。将数据代入进行筛选和检验,最后得出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模型:
经回归方程检验,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0.449,p=0.000),伪决定系数(Nagelkerke R Square)R2=0.662,
证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整体检验比较显著,自变量能对因变量进行很好的解释。
4.3.3 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将彩民参与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归纳如下:
(1)“彩民对项目的认知情况”与“项目的发行方式” 对公众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在1%水平下有着显著的影响,说明彩民越了解生态彩票的作用,就会越倾向于购买生态彩票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彩票,同时彩票的发行方式和奖金的设置是彩民是否选择购买生态彩票的关键性因素。
(2)“彩民个人收入”和“购买心理”对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在5%水平下有显著影响。彩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越不满意,就会越倾向于购买生态彩票,前提是其本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彩民的个人收入对参与购买生态彩票的意愿表现出负效应。
(3)“彩民年龄”、“项目运行的其他外部因素”对彩民参与购买的意愿同以上因素相比较,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该分析结果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调查样本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分布过于集中造成的。此外,生态彩票对于彩民来说,还是属于新生事物,公众的认知程度和关注度不够,因而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5 结论与讨论
(1)作为一种快速汲取社会闲散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和表达居民个人意愿的有效手段,我国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飞速发展的现实能够为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短缺问题提供借鉴,生态彩票的发行既可以成为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筹集的一种创新方式,也会成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一个有效的实践方式,同时必将对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其实施过程中需要借鉴福彩、体彩等彩票的运作模式及其它国家已经发行生态彩票的发行模式,制订与实施相应的“生态彩票”的管理制度。
(2)生态环境与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居民依然把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责期望于政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社会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社会对生态彩票发行意义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彩民对生态彩票的购买意愿也将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居住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的彩民的理解更加深刻,把购买生态彩票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参与方式。尽管不同群体对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存在差异,但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也为生态彩票的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3)生态彩票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具有极强的探索性意义,从我国生态产品短缺与政府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来看,生态彩票的发行具有极强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发行生态彩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
方面,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发行模式可以为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投资已经逐步成为国民共识;同时,也符合现阶段国民的道德水准与收入水平。将彩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用于生态产品供给方式,作为特殊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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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彩票视角的生态产品自愿供给方式的创新研究”(编号:71103123)。
摘要 该文在对国家财政、市场化供给生态产品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彩票促进生态产品供给的可行性,通过对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的260个彩民进行调查,获取有效问卷212份,并基于彩民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回归模型对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男性、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个体工商业者占彩民的50%以上; 77.2%的彩民对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状况感到担忧或者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38.3%的彩民曾参与过义务植树等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不同群体对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存在差异,76.9%的彩民愿意通过对购买生态彩票为林业生态建设积累公益金,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为生态彩票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彩民对生态彩票的认知与未来的发行方式对彩民参与生态彩票的购买意愿在1%水平下有显著影响;彩民个人收入与购买心理对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在5%水平下影响显著;而彩民年龄与生态彩票发行的其他外部因素对彩民参与购买的意愿在10%水平下影响显著。
关键词 林业生态建设;生态彩票;参与意愿;Logistic模型;彩民
中图分类号 F3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8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3
我国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生态产品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国民生活质量差距的明显标志[1-2]。生态产品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存在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政府不得不成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徐燕、张彩虹在对我国近年林业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林业作为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其主要的生态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林业“六大工程”的深入开展,国家对林业的投入明显增长,但数量依然有限,与林业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形势和林业产业建设肩负的任务相比,还存在突出矛盾,进一步得出林业投资总量不足是制约林业发展、生态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生态产品的短缺与政府沉重的供给成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结论[2]。近年来,邓凌翃、温作民等学者提出,发行生态彩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的林业生态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可靠的融资平台,为生态林业建设资金的筹集提供新的可能[4]。本文在揭示生态彩票发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对彩民的调查所得数据,定量分析了彩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度以及对生态彩票的参与购买意愿。
1 生态产品的稀缺性
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是支撑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三大类产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文化产品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随着全球温室效应加剧和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使刚刚结束了物质短缺时代的中国,又面临着生态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km2,受沙化影响的人口达4亿多;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的总量达到50亿 t,过去50年因水土流失而损毁的耕地达4 050万亩;同时洪涝灾害、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破坏也十分严重,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生态差距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之一,生态恶化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生态产品成为我国最短缺、最急需大力发展的产品[1,5]。我国生态产品短缺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焦点,尹伟伦院士曾建议应将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2 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供给的局限性
2.1 国家财政供给生态产品的局限性
林业是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我国林业投入资金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而国家在林业方面的资金投入量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外都低于1%。虽然近几年国家对林业投入的绝对水平有所增加,但投入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差距,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林业的资金短缺问题[6],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实际投入水平只能占到规划需要量的35%。
自20世纪末以来,国家实施了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展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林业生态工程,这些工程和战略的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为改变生态产品供给短缺的现状,提供了较大的财政投入,但林业投入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远不能满足林业生态建设的客观需要[7],而且随着生态林业建设的深入开展,资金缺口将越来越大。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长期大规模地将财力投入到林业生态建设并不现实,需要全社会多种形式的积极投入[2]。
2.2 市场化供给生态产品的局限性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生态产品供给市场化是实现生态效益内在化的有效手段,而国内多数学者多是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角度揭示生态产品供给途径:一些学者认为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有效供给, 即存在“市场失灵” 问题,需要对生态产品进行相应经济补偿,其实质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所做的一种制度安排;一些学者认为对森林生态产品的效益补偿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从财政预算中直接安排支出;二是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补偿方式;三是森林生态税。但是,由于涉及公共管理的许多层面和领域,关系复杂,生态补偿难以付诸实施。
在多数学者一致认为生态产品供给的重要主体是政府的基本结论指导下,在国内外生态补偿、生态服务市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王立群、王秋菊提出针对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生态购买的制度创新方式[8]。然而,我国尚未建立充分竞争的生态产品市场, 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机制还未形成,故难以实现等价交换。 2.3 生态产品的自愿供给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发现,在生态产品的政府供给特征极为明显的背景下,生态产品短缺问题依然存在的根源是资金问题。生态产品的短缺与政府沉重的供给成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解决生态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必须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寻求其他的资金筹集渠道。那么,除了市场之外,是否存在一种手段可以作为生态产品政府供给的有效补充力量,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公共产品供给除了可以通过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途经外,自愿供给途径亦是现实选择。
生态产品的自愿供给途径是相对于政府供给而言,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供给主体,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生态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以及其他活动,其主要形式有自我服务、志愿者行动、捐赠等。作为政府供给的一种补充力量, 自愿供给在生态产品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供给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自愿供给途径之一的志愿者行动,在农村扶贫开发、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活动、抢险救灾、社会公益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点服务项目,但在生态产品的自愿供给方面的作用却极为有限。
捐赠作为另一种自愿供给途径,是社会各界以及关心生态环境建设的有识之士表达生态产品供给意愿的重要方式,但其效果极易受到捐赠者收入、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是亚洲最早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国家,在社会民众平台上设立“绿色羽毛基金”,对森林生态建设进行支持。随着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林业部门在加强森林生态文化建设的同时,通过给环保意识强的企业或者个人领养野生动植物、修纪念碑、划拨荒山荒沙、种纪念林等方式来促进社会捐赠这一筹资的发展和普及。我国2007年成立的“中国绿色碳基金”项目,先期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捐赠3亿元,用于开展以吸收大气中CO2为目的的造林、森林经营及能源林基地建设等活动。迄今为止,绿色碳基金最大的买家依然是其发起方之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绿色碳基金接受的个人捐赠数额极其有限。
如何既能解决捐赠途径所存在的供给者过少的问题,又能实现在短时期内快速筹集资金的目的,还能集中资金优势实现生态产品的集中供给?我国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作为汲取社会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有效手段[9],能否为生态产品短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有利借鉴?生态彩票能否成为生态产品自愿供给途径的一种创新方式?
3 生态彩票的提出
3.1 生态彩票的内涵与特点
邓凌翔、温作民两位学者认为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集为目的而发行的彩票称为生态彩票[4]。生态彩票是一种为国家森林生态建设筹集资金,进而发展林业生态建设而发行的彩票。用发行生态彩票的方式为林业生态建设进行筹资,与国债相比,风险较小;与税收相比,效率更高。其发行不但能快速地筹集到社会的闲散资金、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顺利、缓解了社会矛盾和财政压力,还可以起到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的教育作用。在目前我国政府提供公共品不足的情况下,生态彩票具有很大的优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
3.2 国外生态彩票发行的实践
我国最早发行的彩票起于1987年,目前也只有两种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而国外生态彩票却早已盛行,并且种类繁多。2010年2月15日,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绿色环保彩票巨奖在国内限量发售,每张售价为300日元,共发行7亿张,所筹集到的公益金主要是宣传绿色环保和振兴艺术文化;英国生态彩票遗产基金拨款180万英镑给伍斯特郡的怀尔社区,用于保护怀尔原生态的森林景观和森林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英国斯特林沃特福德控股公司在2011年面对英国公众,发行了世界上第一种低碳环保彩票[10]。其公益金除了用于支付奖金和彩票运营商本身的的运营宣传之外,全部用于修复林业植被、绿化等低碳减排的公众环保事业。
3.3 生态彩票的发行空间
目前,我国彩票发行总额还不到世界彩票发行总额的1%。虽然中国彩票发行总量已排在世界第12位,但实际全国人均购买量只有7元,只排在世界第97位,还不到美国的两千分之一,仍处于起始阶段。另外,85%的美国人买过彩票,70%的日本人买过彩票,64%的法国人买过彩票,而中国只有6%的人买过彩票[11]。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彩票市场趋见成熟,所筹集的公益金逐年增多,但其潜力远远没有被开掘出来,彩民的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彩票公益金的运作方式与使用方式,发行生态彩票以获得相应的公益金,为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筹集提供新的渠道;另一方面,创新一个彩票产品,也可以促进彩票市场的竞争,提高资金、人才等资源在彩票市场的配置效率。
4 彩民参与生态彩票购买意愿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辽宁省沈阳、抚顺2个城市的彩民通过随机抽样所得到的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60份,其中有效问卷212份,有效率为81.5%。问卷内容涉及到3个方面:一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收入、职业等几方面的内容;二是被调查者对生态彩票的认知、判断及其购买生态彩票的影响因素调查,包括被调查者对公益基金是否了解、从何渠道获取信息、有关参加生态环保的宣传情况等可能会影响被调查者参与生态彩票项目的因素;三是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的意愿、行为及其对生态彩票的反馈情况调查。采用EXCEL2007进行描述性统计、SPSS18.0进行计量分析。
4.2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已婚男性购买彩票的比例明显偏高,一般来说,男性扮演着更多的社会角色,更具社会责任感,而女性则对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等时事的关注度明显下降,在是否购买彩票时受到邻里效应的影响较大;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个人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彩民群体占50%;49.2%的彩民在购买彩票时表现出了随意性;从职业来看,个体工商业者、外来务工人员与无业者共同构成彩民的主要群体,较多地参与购买彩票行为。调查到生态环境建设状况与生态彩票问题时,77.2%的彩民对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状况感到担忧或者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还有38.3%的彩民参与过义务植树等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在了解生态彩票发行的根本意图后,76.9%的彩民愿意通过对生态彩票购买为林业生态建设支付一定费用,说明生态彩票对于彩民的吸引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奠定了生态彩票发行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具体数据见表1所示。 4.3 彩民参与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4.3.1 变量的选取
根据研究目标,解释变量为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的意愿,将影响彩民参与意愿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变量具体定义及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参考相关理论与已有研究,本着因素重要、数据可行的原则,选取18个变量,分为内、外部影响因素两大类:
(1)内部影响因素变量:包括彩民特征变量、彩民生产能力特征和彩民家庭特征变量。彩民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对项目的认知情况[8];彩民生产能力特征包括家庭成员、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以及职业;彩民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未成年子女和抚养老人数。
(2)外部影响因素变量:包括生态彩票项目的特征因素、彩民所在地域特征因素和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生态彩票项目的特征因素包括项目的发行方式、参与要求、项目所提供的福利;民众所在地域特征因素包括民众是否具有邻里效应、地域经济水平、地域环境对彩民的影响;其他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彩票的功能性的影响及与项目相关的制度是否合理的影响。
4.3.2 模型的设定
分析意愿行为的一个重要模型为二元Logistic模
型[12],经常用于因变量为两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利用Logistic回归里面的二分类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参与生态彩票项目的购买意愿与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将彩民是否参与生态彩票的购买意愿假定为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即彩民是否参与生态彩票项目=f(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随机扰动项。将因变量y的取值“愿意”定义y=1和“不愿意”y=0;然后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法进行Logistic 回归,并通过各个的Wald统计量对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其计算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p为彩民参与生态彩票的概率,(p/1-p)为事件的发生比,用发生比测量自变量变化对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发生比率大于1,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升高,也可以说自变量对事件概率有正的作用;发生比率小于1,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会下降,也可以说自变量对事件概率有负作用。ln(p/1-p)为事件的对数发生比,b0为常数项,b1,b2…bp为回归系数,x1,x2…xp为自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采用backward conditional回归方式,先将所有能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代入模型开始检验,得出的检验结果,再将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的自变量剔除掉,然后继续进行检验,直到自变量相对于因变量影响检验结果基本显著为止。将数据代入进行筛选和检验,最后得出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模型:
经回归方程检验,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0.449,p=0.000),伪决定系数(Nagelkerke R Square)R2=0.662,
证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整体检验比较显著,自变量能对因变量进行很好的解释。
4.3.3 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将彩民参与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归纳如下:
(1)“彩民对项目的认知情况”与“项目的发行方式” 对公众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在1%水平下有着显著的影响,说明彩民越了解生态彩票的作用,就会越倾向于购买生态彩票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彩票,同时彩票的发行方式和奖金的设置是彩民是否选择购买生态彩票的关键性因素。
(2)“彩民个人收入”和“购买心理”对彩民参与购买生态彩票意愿在5%水平下有显著影响。彩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越不满意,就会越倾向于购买生态彩票,前提是其本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彩民的个人收入对参与购买生态彩票的意愿表现出负效应。
(3)“彩民年龄”、“项目运行的其他外部因素”对彩民参与购买的意愿同以上因素相比较,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该分析结果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调查样本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分布过于集中造成的。此外,生态彩票对于彩民来说,还是属于新生事物,公众的认知程度和关注度不够,因而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5 结论与讨论
(1)作为一种快速汲取社会闲散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和表达居民个人意愿的有效手段,我国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飞速发展的现实能够为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短缺问题提供借鉴,生态彩票的发行既可以成为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筹集的一种创新方式,也会成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一个有效的实践方式,同时必将对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其实施过程中需要借鉴福彩、体彩等彩票的运作模式及其它国家已经发行生态彩票的发行模式,制订与实施相应的“生态彩票”的管理制度。
(2)生态环境与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居民依然把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责期望于政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社会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社会对生态彩票发行意义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彩民对生态彩票的购买意愿也将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居住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的彩民的理解更加深刻,把购买生态彩票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参与方式。尽管不同群体对生态彩票购买意愿存在差异,但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也为生态彩票的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3)生态彩票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具有极强的探索性意义,从我国生态产品短缺与政府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来看,生态彩票的发行具有极强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发行生态彩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
方面,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发行模式可以为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投资已经逐步成为国民共识;同时,也符合现阶段国民的道德水准与收入水平。将彩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用于生态产品供给方式,作为特殊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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