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那年，因为喜欢《少林寺》，就想拍电影。为了拍电影，我去少林寺学武术。如果父母是城里人，吃穿都够，也许我不会去少林寺。我从小想当个城里人。
　　从少林寺出来，我到了北京。在北京八年，我搬过六次家：北沙滩、怀柔、潘家园、六里桥、昌平、望京、东四环。我对北京人最初的印象就是他们“欺生”。一次坐公交车，我买了票。售票员查票时，我的车票丢了。售票员怀疑我没买票，根本不听我解释。旁边的一些北京人也嘀咕，说什么“北京就是被这些流动人口弄乱的”“农民不好好在农村待着，都往北京跑”。我不喜欢那些歧视的眼神，重新买了票。
　　2000年五一劳动节，一个穴头招呼我去北京游乐园表演。我的任务就是扮演卡通人，在游乐园里走来走去。七天过去，演出结束，原来说好每天20元钱，穴头全扣走了，我白干了。
　　做“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也不容易。北京一些报纸的招聘版小方格里，总有影视公司招聘演员的消息，这些都是穴头登的。我曾经看到这样的小广告，按照地址去报名。他们要我交纳一些培训费，或者“押金”。交钱后，他们把我安排到远郊偏僻村庄，再交使用服装道具的“押金”，给个收条，上面连公章都没有。最后，他们也不退一分钱。经过他们抽成，我们的报酬最少的时候，一天只有七元钱。
　　没有戏拍时，我就去打工，到工地上搬砖、翻沙子，到河道挖河泥，到餐馆刷盘子。或者，被人雇到拆迁工地，手持棍棒，出现在工地现场，让那些“钉子户”快些搬家。我们干活就是为了生活，没有人告诉我们对不对。
　　农民工干的都是体力活。我在工地搬砖，除了中午吃饭，其他时间都必须干活。我一次次抱着12块砖头从这头搬到那头，很累，但工钱按天算。一次，我在一座大厦里找到一份保洁工作，包吃包住。清洗洗手间时，我一用力，洗手台打碎了。打碎了就要赔，一个月的活儿白干了。
　　在城里打工，根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干活的时候写明是50元，干完活却只给你30元，你不干就走。有些穴头太黑了，还不给钱。后来，我只能去工地上干体力活，一天25元，包吃不包住，搬砖、抬木头，或者给人打下手刷墙。我得有饭吃，我得生存呀。
　　我以前不知道有帮助农民工的机构。我生活的地方，看不到它们。现在我才知道，有这样的机构存在。这真是个好事，我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在演艺圈，我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明星，实际上也是个农民工。我的户口还在农村。
　　我來北京打工，警察让我办“暂住证”。我刚来的时候，很多群众演员都没办，被逮住后，就被抓到昌平和房山去挖沙子，干几天活再放出来。我运气好，没被抓过，住一起的同伴有被抓去劳动的。
　　我觉得户口重要，是2003年。那年12月，因为《盲井》，我拿到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
　　为了去台湾和香港，我提前半年回家办护照。好麻烦啊，我从村里、镇里、县里开了各种证明，走了几个地方，最后到邢台市公安局出入境处办了护照，手续很烦琐。
　　这次我去东京前，还在南京拍戏，手续让公司经纪人代办。本来，他们是要求我亲自回去办的，因为我也算个名人，还是邢台市政协委员，破例没让我回去亲自办。
　　我一直想，让公司把我的户口想办法迁到北京，据说很麻烦。
　　如果税交够了，我能不能把户口迁到北京来呢？现在也有一些大学，让我去读书，拿个大学文凭。听说北京现在要硕士研究生才能迁户口，这么高的条件，我还是先好好拍戏吧，以后想办法去香港拿个护照，这样出国工作方便些。
　　我在网络上看到，户口政策将有大的调整，希望这可以帮助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很多人和我一样，进城打工。他们的孩子上的都是破烂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希望小学”。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跟城里孩子一起上学？农民工很苦，干的都是城里人不干的危险活和脏活，应该得到城里人的尊重。
　　今年2月，家乡南和县政协决定推选我为邢台市的政协委员，希望我能为邢台市多做一点宣传，为家乡做一些事情。我推掉所有活动，回到家乡参加会议，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学着在会议上发言。我在自己的提案里提到了家乡人民用电的问题，比如没有稳定的电，在春耕季节给农民带来很多麻烦。令人高兴的是，这个问题在提案后不久就得到解决。
　　不拍戏的时候，我经常参与公益活动。我不拿一分钱，还会实实在在干点事情。
　　一个人干什么事精力都是有限的，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挺多的。作为一个演员，我首先要拍好每一部作品，再像李连杰那样，做一些公益活动，帮助他人。
　　（摘自《南方周末》图/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