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中国指挥学会会长，国家一级指挥。1930年生于江苏常州，1952年在中央音乐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后转入指挥系。1958年毕业后留院任教，1988年至1996年兼任学院指挥系主任。1972年任总政歌舞团指挥，后担任该团艺术指导至1992年离休。曾与中国交响乐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等交响乐团合作。徐新曾担任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意大利歌剧《托斯卡》以及舞剧的指挥；三次担任全国音乐作品评奖评委及全国指挥比赛评委。还指挥录制了许多影视音乐与唱片，如电影《闪闪的红星》、《大决战》、《蒋筑英》等。
　　
　　8月4日中午，乐网编辑欧阳发来短信：徐新去世。
　　两小时后，她打来电话，告诉我周日上午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问她是否知道徐老师突然病故的原因，她说听说是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刚刚做完……
　　必是意外，否则，徐新老师不会“走”得如此突然。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还有没结业的学生，将要举行的指挥比赛，指挥学会的工作，河北交响乐团的音乐季安排，还有……
　　我曾采访过徐新老师，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系主任。那次是在徐老师家采访他，聊的主要人物是水蓝，那天我才知道水蓝是徐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当时水蓝在国际上声望已然不小，说起这个得意门生，徐老师的口吻中却一点也没有沾沾自喜的痕迹。后来陆续得知徐老师带出了一批很有出息的学生：王进、俞峰、李心草、张艺、彭家鹏、张峥、刘沙、逄勃……现在都是各大乐团的总监、首席指挥或常任指挥。
　　在那之前，我看过徐老师指挥的歌剧《托斯卡》，很叫座；之后，看过他指挥长城交响乐团（以总政歌舞团和总政歌剧团乐队为主）在北京音乐厅的交响音乐会，很热闹；还看过他指挥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很冷清。都是90年代里的事，叫座，热闹，冷清，都是事实，但于他来说，该是荣辱不惊，照样做他的指挥和教学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环境有所好转，已经离休的徐老师也比以前更忙了。
　　在我结识的指挥中，他是一个最不像指挥的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干瘦，他的略微驼背，他的只讲准确不求花哨的指挥动作。
　　终有一次看到不瘦的徐新老师，鼓着两腮，让我在含糊中感到惊讶。忍不住问其原故，他说是吃了激素，治一种什么病。那语气也是轻描淡写。
　　说他不像指挥，可能还因为他的没架子，台上台下都没架子。一次我去音乐学院听音乐会，先在学校里的餐厅吃饭，碰到徐老师和一伙看上去就是在校生的小青年，也在那里吃饭。声音不小，一听就是都喝了点儿。他看见我，起身过来招呼，说是指挥系的学生给他过生日。看着他红扑扑的面容，我真替他高兴。75岁的老人了，还能和那么年轻的学生一起过生日，童心、师尊、缘分，什么都有啊！
　　徐老师烟瘾不小。保利剧院大堂大钟下面，演出开始前和中场休息时，总是我们相遇的地方。打过招呼，他就掏烟，多少年一贯制的“中华”。不管我是不是正抽着，总要递过来让一支，不接过来一支他就似乎不太高兴。几年来，我“蹭”徐老师的“中华”，加在一起，可能也有几盒的数量了。
　　徐老师酒瘾也不在烟瘾之下，不仅酒德好，还有一个附带的优点：大方。中国指挥学会正式挂牌成立后，去年的新春团拜由他这位会长主讲，有讲稿，不罗嗦，概括，谦逊。中午会餐时，他特地从家里拿来三四瓶茅台，以尽会长之谊。
　　再次和徐老师喝酒就是今年为黄飞立先生做90大寿了。大概摆了10桌，茅台没有摊到每桌一瓶，但仍是徐老师从家带来的。我们用徐老师的酒，和黄先生碰杯，祝他长寿。我也用徐老师的酒，和徐老师碰杯。我说您又瘦下来了，看来不吃激素了，病好了。他淡然地说，没事没事，烟照抽，酒照喝，都比过去稍微少了一点。
　　那天晚上的音乐会上，我再次见识了徐老师的幽默。他在台上宣布，50年前他担任红领巾管弦乐团指挥时，跟黄先生借了一份谱子，用完就找不到了，前几天在家里收拾东西，居然发现了这份谱子，今天完璧归赵。谱子交到黄先生手中后，他又宣布，指挥系送给黄先生的寿礼是一根金指挥棒！然后他补充说，别的系不要跟我们学，我们送的是金指挥棒，钢琴系能送金钢琴吗？满场笑声未停，徐老师已健步登上指挥台，挥起了一曲《新春乐》。
　　那天，我看到了徐老师的潇洒。说这话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呢！徐老师，您别急着走，咱们再喝杯茅台、抽根“中华”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