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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提到中国艺术的传承，有一个问题怎么也绕不开：在各类题材的创作得到充分发展和繁荣的当代，艺术创作是否能够应运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上世纪90年代，文艺界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散文热”现象[1]，这一时期，许多非职业作家跳出了自有格局，以自由灵动的姿态进行探索和创作，不仅开拓出了迥异于学院派拘谨行文的风格，更以博杂的文风和独特的底蕴催生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黄永玉作为“半路出家”的文坛画家，人们更多时候是熟识于他的绘画作品，例如《春潮》、1980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抑或是他的木刻作品《拜伦像》等。但他其实涉足文学创作甚早，创作文体广涉散文、诗歌、杂文、小说，其散文作品更成为画家散文中的杰出代表。诚然，非职业作家的身份属性难免造成其对于作品边界把握的偏差，但跨越专业界限所碰撞而出的火花却是灵感生长的节点。艺术的表达形式是流动的，画家借助于自身对生活的敏感性和思考的独特性，已成为文艺创作走向多元的一股重要支流。
一.“湘西刁民”的精神守持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便跟随父母回到湘西凤凰老家生活，得益于家庭氛围的影响，他自幼喜爱美术。此后辗转，13岁的黄永玉便独自离开凤凰到福建读书，随后又辍学四处闯荡，当过小瓷工，干过苦力[2]。或许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黄永玉独特的创作风格，着墨处洒脱自如，细节里语出真挚。加上鲜明的湘西个性，他也一度自嘲自己是“湘西刁民”。
令人慨叹的是，这位“湘西刁民”一直满怀执着与不屈的操守。新时期，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艺术家的创作态势犹如枯木逢春、旱苗得雨，而作为画家中擅为文者的黄永玉也投身到当时的散文热潮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诠释着曾经那段艰难时期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挣扎的血痕的同时，也在笔墨间放进了明朗的趣味。那是浩浩劫难中艺术家苦中作乐的风度，毕竟，“人，不能总带着伤生活”[3]。
《太阳下的风景》是他早先的描述艰难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大多数此类文章通篇追忆和缅怀的行文风格，黄永玉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描绘了那个年代的压抑生活里，极为难得的拾趣之心。他的文章用词结实，浅中带有深意，使得作者胸无点尘的坦荡和笔下人物的精神境界彰明较著。而这，或许与他擅长速写、善于捕捉多种角度的画家身份脱不开关系。
黄永玉的精神守持往往倾注在他笔下的人物中。比如《太阳下的风景》引用了沈从文先生在看菜园时写的信：“……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4]。黄永玉对沈从文的性格并不作主观的刻意描摹，只凭借这段简短的书信，便将其性格特征展现淋漓。若稍加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当下的境遇，文人雅士苦中作乐的魅力轻而易举得到还原。
对于自己感念的人，他从不惜笔墨进行描写：“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笔下人物的从容和宽容，以及作者坦荡直率的人格品质都得到了彰显。而且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保持着基本的精神操守和对世人的劝诫：“你得去读书，去恭听尊敬的老人的见解，去思考周围你见到、听到的一切动人心弦的事物；由于你为人宽厚，谦虚，勤奋，免不了又引得周围的朋友们关心你，爱你，使你生活在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环境中”[5]。
画家因着职业的敏感与真实，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抛开了抽丝剥茧的定势格局，故而还原了文章的自然本色，又多了一份敦厚了当的真诚。他在《比我老的老头》中讲简单真实的故事：“我青年时代，有个七十多岁的忘年交，他是位当过土匪的造枪铁匠。我曾请他锻造过一支鸟枪，他常用手直接从灶膛里把烧红的铁管捏出来，随即用铁锤在砧上锤炼。我提醒他应该使用铁钳时，他匆忙地扔下铁管，生气了：‘你嚷什么？你看，起泡了！烫得我好疼！’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提醒他，捏着烧红的铁管是不会痛的。真不可思议。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内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写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剧性。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6]。
第一遍读下来或许有些故事的趣味，但故事结尾的按语却夹杂着些许生硬的断层。仔细品起来，这断层所致的前后对比，却使人对沈从文的处境更加感慨丛生。
在那个时代，有些旧事就像伤疤，不提则已，一旦提起，就像把淤结起来的疤再重新揭开，自然疼痛不止。或许正如黄永玉所写：“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回答”[7]。那场浩劫的伤，是我们无论看多少文献、影片和书籍都无法体会的，我们看到的烙印永远比不上他们那些真真切切的伤疤所造成的切肤之痛。文以载道、艺以言志，创作者就是这样，在载道言志的路上纵然屡经磨难，仍然前行不止。
二.文坛异人的批判气质
不破不立。散文必须介入生活才能获得文学的生命，而内心的安逸却会淹没激荡的声音。故而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无限欢乐与希望中，这位文坛异人跳出了这样的社会效应，用状似俏皮有趣的喻体承载批判的锋芒。向来隐忍有力的“刁民”，除了机智守持的精神，还有刁蛮的警世良言。
《吴世芒论坛》是黄永玉当昔创作的喻体人物。吴世芒即“无事忙”之意，他整天闲聊一些可以小而化之的琐事。例如“老汉我”“活了80来岁，居然从来不会剪指甲”，因为“小学没学过，爸妈也没有教过，书上没登过”[8]，所以希望“‘中央电视台’能教百姓如何过日子”[9]。除却细幼如针尖的琐事，吴世芒也会对世事放放厥词。在《大师论》中，黄永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各行各业层出不穷的“大师”。当时全国各界“大师”数量之庞大，犹如从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一般。但他们既缺乏必备的资格，也不曾达到格局高深的境界，却鱼龙混杂在社会各个角落。看到成为大师这么容易，“老汉我”吴世芒也要来凑凑热鬧：“老汉我吴世芒，当今第一多功能大师，乃一千代老祖宗夫差王之正式纯种血统正传，又得六百代祖宗吴道子秘传起悟，复经本家大师吴佩孚亲自传授军略……完成现代新潮画作五十幅，准备选择黄道吉日于中国之最权威画馆对众人作指导性展览。届时有名人剪彩，作品座谈，光线充足，酒食精美，欢迎选购。所有收入悉数捐赠吴世芒思想研究中心，联系人吴世芒夫人，信箱号码面议” [10]。从略带戏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黄永玉犀利的笔触和爱憎分明的批判气质。十年浩劫之后，人间虽然依旧寒气逼人，但隆冬已过，种种潮流和时尚逐渐被不加选择地填充进真空的社会。目睹如此景象的浮华社风，带着热忱和忧民之心的黄永玉，选择了化悲愤于戏谑，将对闹剧的批判全倾注于笔尖，暗藏在字里行间的鄙夷里。 整部《吴世芒论坛》系列共有27篇，此外的《笑可笑，非常笑》《漂亮论》《输球有益论》等也都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戏说种种发生在现实世界的荒诞故事。这些看似博人一笑的故事背后，讥讽的是社会上为名利失了节操、以自吹自擂构筑动人形象的各种荒唐闹剧。其中的一些警世故事，即使放在当今环境仍有诸多可鉴之处。
从荒唐岁月砥砺而过的黄永玉始终保持着不顾一切向前的状态。他自诩受到过斯巴达式的折磨与锻炼，但湘西汉子血液里自带的桀骜不驯让他仍然“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11]。用他的文章，用他的画，行走在延续与创造的道路上。
三.还乡者的诗意谱系
如果说面对荒诞的世事，黄永玉始终保持不休不止的批判态度的话，那么，当他把目光投向远方的故乡和亲友，眼神里就尽是化不开的温柔。
黄永玉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小学时他除了美术课其他课程一律不感兴趣。加上家乡民风剽悍，更是养成他倔强的性格。坊间传言，母亲曾做了一双新鞋，拧着耳朵教训他不要往泥里踩，他穿起鞋，对着稀糊糊的泥潭就是一脚。
饶是这样，他仍然对故乡一往情深。
因着年少时作画的经历，他在描述故土凤凰时，运用了大量写实白描的手法，显得真切而动人。以《蜜泪》为例，这部25万字的小说，开篇便洋洋洒洒用了几千字描写多年前凤凰县城的风貌。有蜿蜒的城墙、满是鹅卵石的河底，太阳隔着浓雾将河照得通亮。“桥左河边的一排吊脚楼延伸到红岩的地方就开始拐弯了，以下的楼房大多夹着盛开的桃杏花和桔柚果木。”得益于画家的行文特点，文章中景致颜色、形态和意象的画面感呈现得尤为极致。
乡愁，是众多文学创作者避不开的主题。与革旧布新的传统文人力图呈现出故乡的新旧隔阂不同，黄永玉的乡愁表达是柔缓的、感伤的。那是青春逝去的感伤，没有尖锐的扣问。如同他在《乡梦不曾休》里描绘的片段：“我走进二年级的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我慢慢站了起来，课堂里空无一人。”只是如此只言片语，却饱含浓浓深情。彼时他刚以游子的身份回乡，半个世纪过去了，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物是人非，凄凉和感伤几乎浸透纸背，不得不令人思绪万千。也或许只有这个时候，倔强坚韧的湘西汉子才流露出少有的无奈。
黄永玉把他浓浓的思乡之情，安放在了对亲友的怀念中，安放在了对故乡山水风貌的描写里；用画家独到的艺术方式，加之朴素直接的表达，借助日常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展现出一个血肉丰盈的故事。如他自己所言：“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12]。
四.耄耋之年的艺术思考
黄永玉的创造力未曾停止，对艺术的思考也未曾停止。他经历过了对故乡和旧人的感怀，经历过了对社会顽疾的批判和嘲讽，也经历过了颠覆身份的融合和创造，但仍然继续前行，以真正艺术家的身份，思考状似浅显实则深刻的道理。
他曾疾呼：“中西结合不是创新，只是个天大的笑话。”已到耄耋之年的黄永玉，说起道理来还是深入浅出：“贝聿铭是一个大建筑家。人家问他：‘你觉得中国的建筑，如北京城，怎么把它恢复起来？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贝聿铭先生说：‘三个字：太晚了。’再问他：‘你觉得中国传统同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怎么样？’贝聿铭先生说：‘两码事。’……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结合？就如同那民间艺术为什么要改良？我实在不懂，人家好好地在那里，你改什么良。你的修养又不够”[13]。或许思考层次的愈渐深化和时代的磨砺让他不再以诙谐幽默的“吴世芒”来讥笑社风，但黄永玉在语言力度的把控上仍然恰到好处，几句疑问和事实的陈述一针见血，让有意为之的自不量力者无地自容。
文字或图案如果空作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当创作者发自内心将智慧和生命力诉诸笔尖，作品便有了骨骼血肉，有了生命的张力和感染力。身为画家，率先以散文的方式进入文学界的黄永玉早已步入艺术殿堂，而经过了探索和回归，他不再需要以纯粹的画家身份，或绝对的作家身份，就能从更上层的角度對艺术进行思考，并对当下诸多离经叛道的现实提供拨云见日的指点。
如此看来，黄永玉以画家携以散文的身份进入文坛，不仅将自身的个性、精神和着笔风格相互渗透，创作出的作品或饱蘸深情，或醍醐灌顶，赤子之心昭昭可见，还解释了那个艺术传承与创新绕不开的问题：艺术创作如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便是融合和探索。跨越领域的个性和敏感性，催生出从不同角度触碰生活的触角，这使得文本创作的艺术层面和艺术创作的文本层面，都得到了全新的表达。自古文画相通，而艺术创作一直在前进的路上。
黄永玉作为“半路出家”的文坛画家，人们更多时候是熟识于他的绘画作品，例如《春潮》、1980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抑或是他的木刻作品《拜伦像》等。但他其实涉足文学创作甚早，创作文体广涉散文、诗歌、杂文、小说，其散文作品更成为画家散文中的杰出代表。诚然，非职业作家的身份属性难免造成其对于作品边界把握的偏差，但跨越专业界限所碰撞而出的火花却是灵感生长的节点。艺术的表达形式是流动的，画家借助于自身对生活的敏感性和思考的独特性，已成为文艺创作走向多元的一股重要支流。
一.“湘西刁民”的精神守持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便跟随父母回到湘西凤凰老家生活，得益于家庭氛围的影响，他自幼喜爱美术。此后辗转，13岁的黄永玉便独自离开凤凰到福建读书，随后又辍学四处闯荡，当过小瓷工，干过苦力[2]。或许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黄永玉独特的创作风格，着墨处洒脱自如，细节里语出真挚。加上鲜明的湘西个性，他也一度自嘲自己是“湘西刁民”。
令人慨叹的是，这位“湘西刁民”一直满怀执着与不屈的操守。新时期，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艺术家的创作态势犹如枯木逢春、旱苗得雨，而作为画家中擅为文者的黄永玉也投身到当时的散文热潮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诠释着曾经那段艰难时期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挣扎的血痕的同时，也在笔墨间放进了明朗的趣味。那是浩浩劫难中艺术家苦中作乐的风度，毕竟，“人，不能总带着伤生活”[3]。
《太阳下的风景》是他早先的描述艰难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大多数此类文章通篇追忆和缅怀的行文风格，黄永玉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描绘了那个年代的压抑生活里，极为难得的拾趣之心。他的文章用词结实，浅中带有深意，使得作者胸无点尘的坦荡和笔下人物的精神境界彰明较著。而这，或许与他擅长速写、善于捕捉多种角度的画家身份脱不开关系。
黄永玉的精神守持往往倾注在他笔下的人物中。比如《太阳下的风景》引用了沈从文先生在看菜园时写的信：“……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4]。黄永玉对沈从文的性格并不作主观的刻意描摹，只凭借这段简短的书信，便将其性格特征展现淋漓。若稍加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当下的境遇，文人雅士苦中作乐的魅力轻而易举得到还原。
对于自己感念的人，他从不惜笔墨进行描写：“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笔下人物的从容和宽容，以及作者坦荡直率的人格品质都得到了彰显。而且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保持着基本的精神操守和对世人的劝诫：“你得去读书，去恭听尊敬的老人的见解，去思考周围你见到、听到的一切动人心弦的事物；由于你为人宽厚，谦虚，勤奋，免不了又引得周围的朋友们关心你，爱你，使你生活在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环境中”[5]。
画家因着职业的敏感与真实，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抛开了抽丝剥茧的定势格局，故而还原了文章的自然本色，又多了一份敦厚了当的真诚。他在《比我老的老头》中讲简单真实的故事：“我青年时代，有个七十多岁的忘年交，他是位当过土匪的造枪铁匠。我曾请他锻造过一支鸟枪，他常用手直接从灶膛里把烧红的铁管捏出来，随即用铁锤在砧上锤炼。我提醒他应该使用铁钳时，他匆忙地扔下铁管，生气了：‘你嚷什么？你看，起泡了！烫得我好疼！’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提醒他，捏着烧红的铁管是不会痛的。真不可思议。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内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写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剧性。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6]。
第一遍读下来或许有些故事的趣味，但故事结尾的按语却夹杂着些许生硬的断层。仔细品起来，这断层所致的前后对比，却使人对沈从文的处境更加感慨丛生。
在那个时代，有些旧事就像伤疤，不提则已，一旦提起，就像把淤结起来的疤再重新揭开，自然疼痛不止。或许正如黄永玉所写：“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回答”[7]。那场浩劫的伤，是我们无论看多少文献、影片和书籍都无法体会的，我们看到的烙印永远比不上他们那些真真切切的伤疤所造成的切肤之痛。文以载道、艺以言志，创作者就是这样，在载道言志的路上纵然屡经磨难，仍然前行不止。
二.文坛异人的批判气质
不破不立。散文必须介入生活才能获得文学的生命，而内心的安逸却会淹没激荡的声音。故而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无限欢乐与希望中，这位文坛异人跳出了这样的社会效应，用状似俏皮有趣的喻体承载批判的锋芒。向来隐忍有力的“刁民”，除了机智守持的精神，还有刁蛮的警世良言。
《吴世芒论坛》是黄永玉当昔创作的喻体人物。吴世芒即“无事忙”之意，他整天闲聊一些可以小而化之的琐事。例如“老汉我”“活了80来岁，居然从来不会剪指甲”，因为“小学没学过，爸妈也没有教过，书上没登过”[8]，所以希望“‘中央电视台’能教百姓如何过日子”[9]。除却细幼如针尖的琐事，吴世芒也会对世事放放厥词。在《大师论》中，黄永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各行各业层出不穷的“大师”。当时全国各界“大师”数量之庞大，犹如从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一般。但他们既缺乏必备的资格，也不曾达到格局高深的境界，却鱼龙混杂在社会各个角落。看到成为大师这么容易，“老汉我”吴世芒也要来凑凑热鬧：“老汉我吴世芒，当今第一多功能大师，乃一千代老祖宗夫差王之正式纯种血统正传，又得六百代祖宗吴道子秘传起悟，复经本家大师吴佩孚亲自传授军略……完成现代新潮画作五十幅，准备选择黄道吉日于中国之最权威画馆对众人作指导性展览。届时有名人剪彩，作品座谈，光线充足，酒食精美，欢迎选购。所有收入悉数捐赠吴世芒思想研究中心，联系人吴世芒夫人，信箱号码面议” [10]。从略带戏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黄永玉犀利的笔触和爱憎分明的批判气质。十年浩劫之后，人间虽然依旧寒气逼人，但隆冬已过，种种潮流和时尚逐渐被不加选择地填充进真空的社会。目睹如此景象的浮华社风，带着热忱和忧民之心的黄永玉，选择了化悲愤于戏谑，将对闹剧的批判全倾注于笔尖，暗藏在字里行间的鄙夷里。 整部《吴世芒论坛》系列共有27篇，此外的《笑可笑，非常笑》《漂亮论》《输球有益论》等也都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戏说种种发生在现实世界的荒诞故事。这些看似博人一笑的故事背后，讥讽的是社会上为名利失了节操、以自吹自擂构筑动人形象的各种荒唐闹剧。其中的一些警世故事，即使放在当今环境仍有诸多可鉴之处。
从荒唐岁月砥砺而过的黄永玉始终保持着不顾一切向前的状态。他自诩受到过斯巴达式的折磨与锻炼，但湘西汉子血液里自带的桀骜不驯让他仍然“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11]。用他的文章，用他的画，行走在延续与创造的道路上。
三.还乡者的诗意谱系
如果说面对荒诞的世事，黄永玉始终保持不休不止的批判态度的话，那么，当他把目光投向远方的故乡和亲友，眼神里就尽是化不开的温柔。
黄永玉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小学时他除了美术课其他课程一律不感兴趣。加上家乡民风剽悍，更是养成他倔强的性格。坊间传言，母亲曾做了一双新鞋，拧着耳朵教训他不要往泥里踩，他穿起鞋，对着稀糊糊的泥潭就是一脚。
饶是这样，他仍然对故乡一往情深。
因着年少时作画的经历，他在描述故土凤凰时，运用了大量写实白描的手法，显得真切而动人。以《蜜泪》为例，这部25万字的小说，开篇便洋洋洒洒用了几千字描写多年前凤凰县城的风貌。有蜿蜒的城墙、满是鹅卵石的河底，太阳隔着浓雾将河照得通亮。“桥左河边的一排吊脚楼延伸到红岩的地方就开始拐弯了，以下的楼房大多夹着盛开的桃杏花和桔柚果木。”得益于画家的行文特点，文章中景致颜色、形态和意象的画面感呈现得尤为极致。
乡愁，是众多文学创作者避不开的主题。与革旧布新的传统文人力图呈现出故乡的新旧隔阂不同，黄永玉的乡愁表达是柔缓的、感伤的。那是青春逝去的感伤，没有尖锐的扣问。如同他在《乡梦不曾休》里描绘的片段：“我走进二年级的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我慢慢站了起来，课堂里空无一人。”只是如此只言片语，却饱含浓浓深情。彼时他刚以游子的身份回乡，半个世纪过去了，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物是人非，凄凉和感伤几乎浸透纸背，不得不令人思绪万千。也或许只有这个时候，倔强坚韧的湘西汉子才流露出少有的无奈。
黄永玉把他浓浓的思乡之情，安放在了对亲友的怀念中，安放在了对故乡山水风貌的描写里；用画家独到的艺术方式，加之朴素直接的表达，借助日常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展现出一个血肉丰盈的故事。如他自己所言：“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12]。
四.耄耋之年的艺术思考
黄永玉的创造力未曾停止，对艺术的思考也未曾停止。他经历过了对故乡和旧人的感怀，经历过了对社会顽疾的批判和嘲讽，也经历过了颠覆身份的融合和创造，但仍然继续前行，以真正艺术家的身份，思考状似浅显实则深刻的道理。
他曾疾呼：“中西结合不是创新，只是个天大的笑话。”已到耄耋之年的黄永玉，说起道理来还是深入浅出：“贝聿铭是一个大建筑家。人家问他：‘你觉得中国的建筑，如北京城，怎么把它恢复起来？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贝聿铭先生说：‘三个字：太晚了。’再问他：‘你觉得中国传统同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怎么样？’贝聿铭先生说：‘两码事。’……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结合？就如同那民间艺术为什么要改良？我实在不懂，人家好好地在那里，你改什么良。你的修养又不够”[13]。或许思考层次的愈渐深化和时代的磨砺让他不再以诙谐幽默的“吴世芒”来讥笑社风，但黄永玉在语言力度的把控上仍然恰到好处，几句疑问和事实的陈述一针见血，让有意为之的自不量力者无地自容。
文字或图案如果空作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当创作者发自内心将智慧和生命力诉诸笔尖，作品便有了骨骼血肉，有了生命的张力和感染力。身为画家，率先以散文的方式进入文学界的黄永玉早已步入艺术殿堂，而经过了探索和回归，他不再需要以纯粹的画家身份，或绝对的作家身份，就能从更上层的角度對艺术进行思考，并对当下诸多离经叛道的现实提供拨云见日的指点。
如此看来，黄永玉以画家携以散文的身份进入文坛，不仅将自身的个性、精神和着笔风格相互渗透，创作出的作品或饱蘸深情，或醍醐灌顶，赤子之心昭昭可见，还解释了那个艺术传承与创新绕不开的问题：艺术创作如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便是融合和探索。跨越领域的个性和敏感性，催生出从不同角度触碰生活的触角，这使得文本创作的艺术层面和艺术创作的文本层面，都得到了全新的表达。自古文画相通，而艺术创作一直在前进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