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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故事片《阿Q正传》成功上映。由此，再次引发关于鲁迅及鲁迅名著《阿Q正传》改编问题的探讨。本文举例分述了鲁迅本人几次对《阿Q正传》改编的态度，重点就81版《阿Q正传》的改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改编 阿Q
鲁迅，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生于1881年9月25日，浙江绍兴人。鲁迅名著中篇小说《阿Q正传》作为新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作品，曾十几次被改编为电影或戏剧，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改编次数最多的一种。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故事片《阿Q正传》成功上映。由此，再次引发关于鲁迅及鲁迅名著《阿Q正传》改编问题的探讨。
一、鲁迅对其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改编态度
鲁迅小说《阿Q正传》完成于1921年12月。据笔者所知，鲁迅个人就《阿Q正传》的改编明确表态有4次。其中关于改编成电影的意见有3次，鲁迅主要担心改编会曲解或失掉原著的精神。在《鲁迅全集》中，收录鲁迅谈及电影的书信有12封，其中3封书信有关自己作品《阿Q正传》改编的问题。
1.总体上的不信任
据《鲁迅全集》注释：1930年，时任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数学教师的王乔南曾将《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其后，王乔南曾写信征求鲁迅对改编的意见。鲁迅也曾两次致信王乔南就改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信中说：
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作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角，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为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吧。再：我也知道先生编后，未必上演，但既成剧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复如上也。
此时鲁迅本人并没有看过王乔南改编的剧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总体上对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剧本持不信任态度。
2.不再干预
距鲁迅致王乔南的第一封信一个月后，即1930年11月14日，鲁迅在看了王乔南改编的剧本《女人与面包》后，二次致信给王乔南说：
知道重编《阿Q正传》的情形，实在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至於表演摄制权，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天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电影我是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的。寄来的大稿，恐未曾留有底稿，故仍奉还。
由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意见有了很大的变化——“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并且，明确表示不懂得电影的奥妙，所以对以后的拍摄不再干预。
3.赞成
1934年，田汉根据鲁迅的小说创作话剧《阿Q正传》，曾把剧本的第一幕送给鲁迅征求意见。鲁迅看后说：“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
4.不理解作品的人不必改编
鲁迅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信：
左联初成立时，洪深先生曾谓要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但时隔多年，约束当然不算数了。我现在的意思，以为××××××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为好。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按文中空缺字，系刊载手迹制版的《电影戏剧》编者所删。）
由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改编自己作品的人首先要求其真正理解自己作品的精髓，否则既是“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
二、八十年代初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电影《阿Q正传》的改编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大师陈白尘老师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心情，将鲁迅先生的代表作《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后由上影厂老导演岑范老师执导，喜剧演员严顺开老师出演阿Q，再次将鲁迅这一新文学经典名著搬上银幕。
81版《阿Q正传》的编剧陈白尘老师早在1947年即与陈鲤庭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幸福狂想曲》，这是他以喜剧的形式处理悲剧内容的一次成功尝试。建国后的1961年由他执笔集体创作了电影剧本《鲁迅传》（上集）。此次由陈老先生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强调忠实于原著，把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放在首要位置，在银幕上真实再现了鲁迅小说的原貌，比较准确，完整地再现了原著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以及风格情调等等，在此基础上又对原著作了部分发挥和再创造。如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隐性处理；举人老爷的明写与杂糅（把《药》中的人物融入其中）；阿Q的恋爱悲剧有了爱情色彩；阿Q的革命对象有了不同；大团圆的处理细化；省去了阿Q与王胡的捉虱子比赛；增添了老庙祝的同情等。特别是利用电影视听语言特点，增强了影片的民族性：绍兴地域地理特色及地域文化色彩，从而有意识强化了影片的民俗、民风特色。
影片延续了海派电影的精髓，在鲁迅的故乡上演了一出悲喜剧。最值得欣慰的是影片获1982年第2届国际喜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金手杖奖”（严顺开）；获1983年葡萄牙第12届菲格腊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改编 阿Q
鲁迅，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生于1881年9月25日，浙江绍兴人。鲁迅名著中篇小说《阿Q正传》作为新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作品，曾十几次被改编为电影或戏剧，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改编次数最多的一种。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故事片《阿Q正传》成功上映。由此，再次引发关于鲁迅及鲁迅名著《阿Q正传》改编问题的探讨。
一、鲁迅对其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改编态度
鲁迅小说《阿Q正传》完成于1921年12月。据笔者所知，鲁迅个人就《阿Q正传》的改编明确表态有4次。其中关于改编成电影的意见有3次，鲁迅主要担心改编会曲解或失掉原著的精神。在《鲁迅全集》中，收录鲁迅谈及电影的书信有12封，其中3封书信有关自己作品《阿Q正传》改编的问题。
1.总体上的不信任
据《鲁迅全集》注释：1930年，时任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数学教师的王乔南曾将《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其后，王乔南曾写信征求鲁迅对改编的意见。鲁迅也曾两次致信王乔南就改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信中说：
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作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角，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为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吧。再：我也知道先生编后，未必上演，但既成剧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复如上也。
此时鲁迅本人并没有看过王乔南改编的剧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总体上对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剧本持不信任态度。
2.不再干预
距鲁迅致王乔南的第一封信一个月后，即1930年11月14日，鲁迅在看了王乔南改编的剧本《女人与面包》后，二次致信给王乔南说：
知道重编《阿Q正传》的情形，实在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至於表演摄制权，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天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电影我是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的。寄来的大稿，恐未曾留有底稿，故仍奉还。
由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意见有了很大的变化——“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并且，明确表示不懂得电影的奥妙，所以对以后的拍摄不再干预。
3.赞成
1934年，田汉根据鲁迅的小说创作话剧《阿Q正传》，曾把剧本的第一幕送给鲁迅征求意见。鲁迅看后说：“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
4.不理解作品的人不必改编
鲁迅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信：
左联初成立时，洪深先生曾谓要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但时隔多年，约束当然不算数了。我现在的意思，以为××××××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为好。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按文中空缺字，系刊载手迹制版的《电影戏剧》编者所删。）
由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改编自己作品的人首先要求其真正理解自己作品的精髓，否则既是“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
二、八十年代初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电影《阿Q正传》的改编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大师陈白尘老师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心情，将鲁迅先生的代表作《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后由上影厂老导演岑范老师执导，喜剧演员严顺开老师出演阿Q，再次将鲁迅这一新文学经典名著搬上银幕。
81版《阿Q正传》的编剧陈白尘老师早在1947年即与陈鲤庭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幸福狂想曲》，这是他以喜剧的形式处理悲剧内容的一次成功尝试。建国后的1961年由他执笔集体创作了电影剧本《鲁迅传》（上集）。此次由陈老先生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强调忠实于原著，把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放在首要位置，在银幕上真实再现了鲁迅小说的原貌，比较准确，完整地再现了原著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以及风格情调等等，在此基础上又对原著作了部分发挥和再创造。如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隐性处理；举人老爷的明写与杂糅（把《药》中的人物融入其中）；阿Q的恋爱悲剧有了爱情色彩；阿Q的革命对象有了不同；大团圆的处理细化；省去了阿Q与王胡的捉虱子比赛；增添了老庙祝的同情等。特别是利用电影视听语言特点，增强了影片的民族性：绍兴地域地理特色及地域文化色彩，从而有意识强化了影片的民俗、民风特色。
影片延续了海派电影的精髓，在鲁迅的故乡上演了一出悲喜剧。最值得欣慰的是影片获1982年第2届国际喜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金手杖奖”（严顺开）；获1983年葡萄牙第12届菲格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