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春季到2014年冬季，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走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历史周期。国民党先是丢失台湾“执政权”长达8年，到2008年才推出一代政治明星马英九夺回政权，但到今年11月29日，又在“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再遭惨败—甚至被臺湾媒体称为国民党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溃败。“九合一”选后国民党在全台22个县市中仅仅守住6个县市的执政权，所辖县市人口不到全台的1/3，而且失去了具有关键指标意义的台北市长职位。
　　2000年3月国民党刚刚败选之时，大批因失望而激愤的蓝营群众包围了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李登辉下台”的呼喊声响彻台北繁华市区的上空。台北市长马英九赶到现场后，发现无力安抚愤怒的人群，只好答应去敦促李登辉辞去党主席。但是，这次“九合一”惨败之后，在八德大楼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却人影寥寥，令人惊讶。据了解，很多蓝营支持者对惨败的国民党已经失望透顶，连抗议的激情都没有了。几天后，马英九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他在辞职声明中说：“人民对国民党的期待，比国民党改革的脚步还快。”
　　关于国民党这次惨败的原因，很多观察和评论指出，在台湾经济停滞和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时代背景下，马英九不少民生公共政策连接失误，引发民怨，再加上国民党推出的多位地方县市候选人不适当，终于酿成了此番恶果。不过，另一重要因素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下：近年来，国民党的政党形象远非正面，政党认同度大幅下滑，不仅其“铁票部队”日益萎缩，而且对新生世代基本毫无吸引力。
　　可以说，今天的国民党，在政党形象、政纲与领导团队等方面都面临极大的危机，如果不及时推动有力的改革，找回台湾人民的认同，那么离彻底崩溃也就一步之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回顾该党在台湾民主化时代的改革历程，分析其现实挑战，探讨其发展方向，尤有必要。

从蒋经国到李登辉：国民党改革的未竟之路

　　国民党迁台以来60多年，推行过多次规模不一的党务改革。其中，对今天的国民党组织体系影响最深远的是从蒋经国时期到李登辉时期的本土化改革，其次是最近十多年来连战和马英九推行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197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本质上是一种人事政策本土化，亦即将台湾本省籍的新生代精英吸纳、甄补到国民党的体制中去。这波改革在有限范围内缓解了掌权的外省籍精英和台湾本省籍民众的矛盾，重塑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塑造了整整一代的台湾本省籍政治精英，例如李登辉、林洋港、连战、吴伯雄、萧万长等。到198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亦即台湾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李登辉执政后，台湾的政治民主化高歌猛进，但是国民党本身的党内民主并没有多少进步。作为百年老党，国民党带有浓厚的封建文化和官僚习气，党内等级森严，党机器运转僵化。国民党的地方和基层党部也是长期功能不彰，组织萎缩，只会“绑桩”。各级党工们平时除了勤跑红、白喜事之外，很难及时有效地反馈民意。
　　在社会思潮多元化，选举民主成为基本游戏规则的台湾，国民党居然可以保持威权主义的体制和如此保守僵化的作风，无疑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李登辉党政合一的庞大权力既已形成，又拥有政治体制和认同本土化的“加持”，就不愿轻易放权，由此封杀了党内任何重大民主改革的路径。
　　不过，随着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之后民进党的快速发展，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和本土工农群众成为反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国民党领导层开始感受到本党庞大的历史包袱和各种既得政经利益的压力。根据台湾《财讯》月刊出版的《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披露的资料，到2000年，国民党已成“全球首富政党”：当时国民党主控的事业多达66家，转投资300多家，总资产逾6000亿元新台币，堪称全台最大财团，也是全球首富政党。如此庞大的党产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开展选举动员和利益输送，另一方面也引发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的强烈不满。后者日益凸显，严重挫伤国民党的形象，每逢选举都会被民进党拿来做大做文章。虽然连战、马英九时期推行剥离党产、实行信托的改革，但直到今天依然尚未解决党产包袱问题。

马英九与国民党改革：从红利到迷失

　　2001年3月，连战开启了国民党党主席直选的先例。虽然这次是同额选举，但开辟了国民党党内民主的新时期。在野时期的国民党，没有了沉重的执政压力，没有了权力带来的傲慢姿态，却得到了喘息、反省、改革与创新的空间。在党内改革方面，连战着手精简人事，改造庞大而僵化的党务机器，同时积极培养中生代骨干，让马英九、胡志强、郝龙斌、吴敦义、朱立伦等地方实力派精英进入党内领导层，而王金平也利用“立法院”平台努力经营，培植势力。
　　在两岸关系方面，连战于2005年4月底勇敢地迈出“破冰之旅”，与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实现国共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以来的首次领袖会晤，带来国共和解，达成5项共同愿景。从此，国、共两党合力推动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轨道。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国民党的民众偏好分布（约可看成社会支持度）自2004年春季开始反超民进党，到2005年底达到一次小高峰，超过90年代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连战推行国民党改革的漂亮成果。2005年7月，马英九、王金平竞选党主席，当时竞争激烈，选情紧张，国民党的活力却重新焕发了出来，社会支持度一路走高，到2011年初达到台湾政治民主化以来最高峰—39.5%。与此同时，受陈水扁系列贪腐弊案和“台独”闹剧的拖累，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一直在25%左右低迷徘徊。 　　从2005年到2012年，马英九本人的良好形象和国民党改革的正面效应产生了诱人的红利，不仅马英九赢得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而且一批国民党中生代精英也在地方县市长和“立法委员”选举中占据优势。
　　不过，马英九主持下的新一波国民党改革却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先天的外省籍身份包袱，马英九在推动国民党新一轮本土化—政党建设本土化之时，刻意讨好亲绿的本土选民，却忽略甚至不惜牺牲传统蓝营支持者的利益。而且，马英九对法治思维和民主观念的过于刻板的迷思，促使他全力推动国民党朝着美国式民主政党的方向改革，試图把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国民党改造成单纯的选举机器，推行简单化的“以党辅政”。结果，短短几年，催生出一匹左右迷失、动弹不得的“四不像”来。
　　首先，畸形的本土化改革，让国民党支持群体的利益受损，感情受伤，逐渐失望。2005年7月当选党主席后，马英九以“重新建立国民党与台湾社会的联结”为志，努力挖掘国民党与台湾有关的点滴历史，迎合台湾本省人和原住民的本土认同观念，却刻意忽略国民党曾经积极经营海峡两岸的宏伟篇章，其结果是马英九和一大批国民党人基本走不出狭隘的台湾本土利益观，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上缺乏宏观思考，缺乏主动引导台湾民意的战略能力。最近两年来，马英九加码老农津贴的同时，却降低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取消其年终慰问金，引发蓝营“铁票部队”的失望和反感，最后在“九合一”选举中“含泪不投票”，终酿国民党败选的恶果。
　　其次，过度理想化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国民党原本僵化的党务机器自废武功，更加无力动员社会，进一步削弱了辅选能力。国民党在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执政，长期垄断各种政经利益，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结构，养成了官僚化的组织作风。马英九依据单纯的法治和民主理念，以美国式选举型政党为理想模板改造国民党，简化中央、地方和基层党部的工作体系，并大幅精简党工。但由于缺乏那种以价值理念为号召、召之即来的大批基层和网络义工的有效支持，国民党传统的组织优势削弱了，但新的动员模式又没有完全建立，辅选和组织工作十分脆弱，在台北都无力动员中间选民和新兴世代青年选民的支持，在地方县市只能更加依赖地方派系和大小“桩脚”。
　　再次，近年来，国民党高层重新形成家族化政治经济格局，这些家族一方面获得大量两岸经贸交流的红利，另一方面控制党内选举提名，阻碍普通党员的发展通道，使得国民党政党形象极差，几乎失去整个年轻世代的认同。在两岸经贸交流中，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几个主要家族得到大量政治经济利益，连带分利于一些台湾大财团大企业，而中南部不少中小和小微企业却得不到好处，大量由于经济下滑和薪资停滞而受损的弱势群体更感受到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国民党内部的封建文化、官僚习气、权力斗争、大佬排场一直存在，马英九本人虽然也很厌恶，但是没有足够魄力去改变。马本人一度寄希望于新设立的国民党“青年团”能够带来一些新鲜空气，但是“青年团”与“青工会”关系模糊，力量分散，加上内部争权夺利，根本无力争取年轻世代的民意，无法帮助国民党适应网络世界、新媒体和自媒体世代的政治传播。

从认同矛盾到阶级矛盾：新社会变化对国民党的挑战

　　纵观2010年台湾“五都市长”选举、2012年领导选举和2014年“九合一”选举，不难发现公共政策领域的民生问题—而非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统独问题—正在塑造台湾的政党选举进程与结果。可以说，近年来台湾的主要社会矛盾，正在由过去的省籍认同矛盾转向贫富分化和阶级利益矛盾。
　　在台湾贫富分化和民进党中生代推动政党转型的背景下，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逐渐走上“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最近两年来，笔者在台湾的多次调研都发现，民进党智库和从政精英并不讳言民进党试图把政党竞争的主轴定位为“左右之争”，亦即建立以重经济增长（“右”）和重社会公平（“左”）为两端的公共政策空间作为选战的舞台。在这个政策议题空间中，民进党自我定位为“中间偏左”政党，着眼“分配”层面的社会公平问题，并试图将马英九和国民党打成只在乎“经济增长”的“右翼”政党。
　　到了2014年，台湾的经济状况依然低迷，贫富分化有增无减，催生了激进的社会运动。3月份的“太阳花学运”未必受民进党或蔡英文本人的领导或策划，但是从学运分子的很多言论中，可以辨识出民进党近年来“中间偏左”路线和论述的痕迹。“九合一”是“太阳花学运”和年轻世代走上政治舞台后的第一场选举，他们把国民党当作自身利益与命运的敌对方来看待，给国民党的改革发展带来更棘手的问题。
　　可以说，马英九之后的国民党，正面临前后夹击、左右为难的历史性困境。历史遗留的党产问题尚未解决，僵化的官僚习气延绵不断，畸形的本土化思维销蚀战略能力并扭曲公共政策，过度民主化改革自废武功……这些问题在民进党与新兴社会运动和年轻世代的夹击之下愈发尖锐。而且，“右翼”政党的帽子又给国民党带来不堪承受之重。
　　2015年以后新的国民党主席和领导层，可以有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但是一条根本之道应该是重新树立民生主义为重的政党旗帜和政策纲领。在组织重建上，应该积极培育能有效动员台湾社会的政党组织能力和政治传播能力，而没有必要动辄学欧学美。
　　就现实的紧迫的政治竞争而言，国民党应做好2016年初双直选再输一半的心理准备，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强调两党政治的力量平衡对于台湾政经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争取广大中间选民的支持，比如，可以考虑争取台湾选民的“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通过保证在“立法院”的席次优势而为今后改革发展的政治监督和全面改革积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