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邻邦日本，随着“令和”时代的到来，日元纸币票面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新版纸币中，面额最大的1万日元将采用“日本近代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头像。这套新纸币将自2024上半年度开始发行，距离上一次日元纸币更新刚好20年。
　　在涩泽荣一之前，1万日元票面上是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提倡“脱亚入欧”、主张文化西化的代表人物。与此不同的是，涩泽荣一从小受到儒学教育，非常看重《论语》等中国古代典籍著作。
　　涩泽荣一毕生致力于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嫁接在儒家的传统道德价值之上，既创办了大批近代工商企业，又通过演讲、著述等方式来倡导他所尊奉的、具有圣贤精神的商业价值观，对近现代日本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峥嵘岁月，铸就“和魂洋才”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正是在英国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的1840年，即日本仁孝天皇在位的天保十一年，涩泽荣一诞生于日本武藏国（今东京附近）血洗岛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荣一的父亲元助，是一介布衣，但是颇有文化，擅武艺，工书法，能作俳句。在他的影响下，荣一很小就对学问产生了浓厚兴趣，8岁开始学习《论语》，十二三岁又开始阅读《三国志》《昭明文选》等书籍，后来又向来到血洗岛村游学的儒者藤森天山学习《孟子》;到20岁，青年荣一已经写得一手好文章了。
　　不过，读书并不是荣一所受教育的全部内容。荣一14岁那年，根据父亲的安排，独自一人出门去附近各地按质量收购蓝草。这次远行使荣一增进了对商业的认识，他收来的蓝草质量上乘，受到了父亲的称赞。几十年后，荣一还在回忆录里不无得意地记述了这件事。
　　然而，当时日本还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社会上盛行的仍然是“官贵民贱”的封建价值观，芝麻绿豆的小吏也对百姓呼来喝去、颐指气使。
　　荣一17岁时发生的一件事，给他以极大的触动。有一次，本村的领主安部设津召集各家户主在村公所开会，元助生了病，让荣一代他前去。原来又是要交一笔临时摊派的税款，涩泽家因为富裕，被索要500两银子。这不是一笔小钱，荣一不敢做主，面露难色。领主的代理官顿时变了脸色，阴阳怪气地嘲讽荣一：“你可真是白活了17岁啊，这样的事还要回家征求你老子同意。”荣一被这个小小村干部的嘴脸气得发抖，拒绝了他的勒索。
　　这次摊派事件使得荣一开始思考，工商业者依靠勤劳奔波、精打细算而致富，这难道不是值得尊敬的吗？凭什么一个如此卑琐的小人，仅仅因为一个不值一提的官职，就可以自视高人一等，可以侮辱商人的尊严、索要他们的财产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多年后荣一毅然辞官经商，力图以自己在实业界的成功，来抗议和破除这种“官贵商贱”的荒谬价值观。
　　荣一在家经营产业的几年间，日本的局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在国内，主张西化的开明派和顽固守旧的“攘夷”派之间、拥护京都朝廷和拥护江户幕府的势力之间，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荣一得到了一个机会，被任命为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的侍从，陪昭武出使法国，并参观法皇拿破仑三世举办的世博会。
　　孝明天皇庆应三年（1867），涩泽荣一一行的轮船到达远东第一大港上海。在上海租界，街道整洁干净，煤气灯、电线等设施齐备;而中国人居住的地域则是污水横流、肮脏破败，这种鲜明的对比使荣一大为感慨：圣贤的故乡中国，为什么就落后于西洋了呢？
　　一路上，香港的繁华商埠、法属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的炼钢厂，还有苏伊士运河正在施工的繁忙工地，呈现出蓬勃生机。荣一想起国内“攘夷”的无休止的争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详实地记录了所看到的一切，后来集结为《航西日记》出版。这部日记生动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日本人在看到广阔世界时的激动与困惑。

维新时代的“下海”高官

　　荣一在欧洲学习游历了近两年时光，他参观医院、现代化制丝厂、银行，游览动物园、水族馆，观看赛马和舞蹈，而他特别关注的，便是欧洲发达的报刊传媒。他着意记录欧洲报刊对日本各种事务的报道，在他看来，西方各国对日本的认识，对于日本自身的改革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荣一想起国内“攘夷”的无休止的争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可惜的是，时局变幻已不许荣一做更进一步地觀察学习，故国日本传来了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在荣一等人出游欧洲期间，德川幕府已被推翻，新的明治政府命令德川昭武一行立即回国。
　　荣一起航时，由于是贵公子的侍从，受到了热烈的欢送;而归来时，他成了丧家之犬，连随身的行李都受到了官吏的盘查。好在新政府的当权人物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人，非常看重他的经济头脑和出洋经历，很快就决定委派荣一去大藏省（财政经济部门）工作。
　　新官上任的荣一，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改正挂”。“挂”即是临时性的议事机构。在这个“改革协调会”里，荣一先是厘定了税制，将落后的封建实物租税改为统一的货币税，接着建立了统一的邮政制度，还促成了电信和铁道的建设。
　　在国家的各项改革陆续走上正轨之际，明治六年（1873），已经是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荣一上表，请求辞去官职，下海经商。对这个决定，有友人表示十分不解，觉得荣一这样的饱学之士，应当致力国家大事，去经商追求私利有悖于圣贤的教训。荣一写下了诚恳的书信吐诉心声： 　　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品德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并且皆致力于民间企业经营这一目标。
　　这一年，他34岁。

一手算盘，一手《论语》

　　维新前的日本，是没有任何成系统的商业教育的，人们对商业教育的理解不过是店员在店铺的闲暇时间听掌柜训话，商人甚至连复式记账法也搞不明白。在大藏省任职期间，荣一运用在欧洲学到的财务知识，建立了凭票据收支款项的出纳制度，可是下属官员常常出错。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迁怒于荣一，差点对荣一大打出手。

　　东京商业会议所成立，涩泽荣一众望所归，被推选为会长。

　　面对这种情况，荣一认为，要想切实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并使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必须注重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教育的重点在于培育其职业道德意识，而培训的重点在于其职业技能，两者相辅相成，最好是相互融合。
　　明治八年（1875），荣一创办了商法讲习所，即后来的商科大学的前身，聘请英国商务专家香德来讲授商业道德、新式记账方法和经营方式。
　　荣一还力图通过建立同业组织的办法，来提高工商业者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明治十年（1877），荣一联合有声誉的银行家原善三郎等人，取《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之意创建了“择善会”，作为各银行间相互沟通的组织。明治二十四年（1891），东京商业会议所成立，涩泽荣一众望所归，被推选为会长。
　　那时，日本近代工业方兴未艾，纺织业所需要的棉花等材料需要从印度進口，而本国的远洋海运能力还没有跟上，英国的汽船运输巨头比欧公司垄断了航线，向日本企业漫天要价，日企深受其苦。荣一出面联系了法国达达商社，同时日本邮船会社也出动船只，双方共同开辟了神户到孟买的新航线，以挑战比欧公司的霸权。比欧公司怎能在卧榻之侧容忍他人鼾睡，立刻打起价格战，把每捆货物的运费由17卢比降为8卢比，后来竟一度降至1.5卢比！但是在荣一的劝说下，日本商界人士严守气节，纷纷拒绝接受比欧公司的橄榄枝。最后，比欧公司不得不服输。荣一在商界的崇高威望，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有一次，荣一却差点被当作“卖国贼”遭到暗杀。随着东京市政建设的发展，政府决定敷设一些通水管道。荣一基于对制铁会社的技术水平的了解，认为本国铁管的质量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大项目，万一出现损坏，反而需要大笔资金维修，所以坚决主张购进外国优良铁管。此议一出，舆论哗然，有人散播谣言，说荣一等支持外购的人士是想勾结外商牟取暴利。
　　某天，荣一外出访友，乘马车回家时，有歹徒突然冲向车厢，捣碎玻璃意欲行凶，被巡逻警察制伏。荣一猜测是制铁会社股东远武秀行指使，担忧如果流言蜚语四处传播，会损害远武的信誉，所以特意将他叫到家中饮茶，言谈神色自若。荣一的宽宏大量，使得谣言迅速平息。
　　后来，东京市政当局采用本国制造的铁管，果然破损流溢，造成各种纷扰，一如荣一所料。
　　这时，大家越发叹服荣一的先见之明。
　　荣一一生参与创办企业或相关行业组织近600家，广泛涉及铁道、纺织、造纸、旅馆、剧院等各个行业;日本最早的近代化银行、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也都与他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晚年的荣一，将一生的心得写成《〈论语〉与算盘—道德和经济规律》。在这本书中，他着力发掘孔子思想中认可财富、重视财富、主张以君子之道获取财富的方面。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荣一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重新阐发，使得古老的中国哲学和来自海洋的现代商业文明在这个亚洲岛国水乳交融。这为日本近代以来的企业注入了思想内核，成为20世纪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精神力量。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坦率地说，论及商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能超过涩泽荣一。作为明治时代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经营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