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苏联改革是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改革领袖推进的，中国则是由“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样一批革命时代的元老派主导并推进的。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领导人对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所决定的。
元老派与少壮派政治精英的比较
一般而言，传统官僚体制内有两种精英，少壮派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眼界开阔，比较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然而，他们往往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虽然老成持重，懂得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然而他们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让这些人也推进改革，充当改革中心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元老派往往在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
只要研究近代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改革精英的选择，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两难矛盾：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一方面，年纪较轻而有改革热情的人们往往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年岁较长的人们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驻日外交官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说过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这里的“素无学术”，就是指改革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进者未经历练”，就是指少壮派改革精英缺乏必要的体制内的政治经验。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是一批在民间书院中高谈阔论的、从未有过清帝国官僚体制内当官经历的书生。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造成的。（本文作者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研究，此不赘述。）
中国当代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正在于“文革”以后元老派中，经过现实经验与“文革”灾难的反思，崛起了一批改革家。一般而言，元老派总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文革”却造成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元老派与一般国民一样，都受到极大冲击。“文革”的巨大灾难，让中国人比没有发生“文革”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提前半个世纪，从极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元老派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因人为灾难对人民群众产生内疚感，在内疚感的支配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邓小平本人对此说得很清楚。美国某电视主持人1986年问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的家人遭遇如何？”邓小平回答是，“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文革”以前也是积极推行毛的方针的，他在“文革”后对此作了自我反省。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纪念刘少奇的一次活动中，邓小平说，“我们都犯过错误，只有一个人比我们犯的错误要少些，那就是刘少奇。”由此可见邓小平反思的深度。
邓小平作为老共产党人，对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贫穷落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复出之后，他在东北考察时就曾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多錯误，他们还支持我们”。也许正是这种负疚感的压力，成为他力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因。
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派，就具有了前面所说的少壮派改革精英所没有的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
第一，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什么事可说不可做，什么事可做不可说，什么事既可说又可做，什么事既不可说也不可做，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他们对于改革所必须把握的分寸感与底线意识有清楚的认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马识途”。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对于改革极为重要，他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支持自己，而把反改革派置于被动地位，减少了转型的阻力与成本。
第二，他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组织资源与人脉关系，成为改革最需要的政治稀缺资源，使他们能轻易地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改革动员体制。
第三，他们享有巨大权威与号召力，可运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个人威望，推进难度较大的改革，而不致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更重要的是，即使改革中出现战略上的挫折或失误，他们的威望也足以使改革派仍有很大的政治回旋余地。
邓小平“左右开弓”的渐进战略
重新审视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对中国改革战略的贡献就会发现，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苏俄改革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邓小平始终强调在既定权威下保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性，并在此条件下，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新，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更具体地说，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地设计的结果。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相当形象地描述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我们不妨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要素，看看中国改革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人世俗理性的觉醒。所谓的世俗理性也可称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作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称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前提的“先验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在邓小平的一些朴素论断中，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实际上，这种理性态度决非个别元老派所独有，可以说“文革”后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得以表现出来时，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发展型执政党。
二、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
世俗理性最大的作用就是瓦解了极左信仰对人心的束缚，并走向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以下政治逻辑环节的反复强调：在邓小平看来，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三、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五、中国现代化要从温饱、小康到富裕逐渐过渡，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等等。
由发展生产力而引发的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成为进一步瓦解旧集权体制的火车头。其魔力触角所及，使劳动力与投资者得以脱离原来的计划体制，脱离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社会成员获得了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空间自主性得以出现，又刺激了社会成员的个人竞争力也随之提升。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引起经济以外领域的多元化的出现，例如，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获得了合法性，也随之获得了自主性。文化领域也开始出现有限的多元化。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化，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逐渐蜕变为一种新的更为多元的社会结构。而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的微观活力，整个社会动起来了，中国逐渐朝后全能主义转变。
三、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持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与符号体系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受到转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保护的条件下，转变为转型的精神凝聚力。这是其他威权主义者所没有的，也是苏俄改革提倡的新思维中所不具备的。
邓小平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改造战略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新解释。通过这一新解释，使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能提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禁忌与威慑力，保护执政党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利于转型时期的权威控制与政治稳定。邓小平所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工作，可以说充满了“变法易教”的政治智慧。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执政党自198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创新：
首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根据常识理性的功效，而不是以教条的信仰，来作为选择标准。实践真理论为邓小平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改革路径。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完成市场经济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目标，这就巧妙地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提供了“准入证”。第三是“三个代表论”。根据这一理论表述，执政党只要运用各种被实践验证为有效的手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生产力与文化得到发展，那么党就可以始终保持统治的合法性。“三个代表理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过程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阶段。这样，意识形态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与转化，消解了革命党时期的乌托邦终极承诺。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政治文明论”以及“和谐社会论”，乃是上述去魅化过程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在政治文明的话语中，传统的革命概念也已消失，平均主义理想彼岸的终极承诺，已被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内涵所取代。
四、政治上的脱两极化。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一旦进入改革阶段，当政的改革派精英，就会面对党内意识形态官员与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双重挑战。而且，处于保守与激进两极的势力，各自拥有特殊的政治优势与制高点，党内保守派拥有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权，他们可以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把改革派解释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处于另一极的激进的自由派，则掌握了自由民主的优势话语权以及国际势力的支持。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下的中间派改革家，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在两极压力的互动过程中被边缘化。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在于巧妙地采取中间策略，先联合保守的一方，共同打击自由派激进势力，使之在1989年风波后被边缘化。当保守派失去了激进派的对立面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保守派势力，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使保守派边缘化，通过起用大批技术专家，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我们可以把这一政治过程，称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脱两极冲突化”。事实上，一个政权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断受到来自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它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定地位。只有在脱两极冲突化以后，才可以形成具有充分主动权的、有效的新权威主义政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五、官员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
全能主义的官员体制，是根据“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效忠与革命化的标准干部选拔制度建构起来的。而邓小平则通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项标准选拔干部，同时符合这四项新标准的，恰恰是那些体制内的技术官僚。这样，20多年以后，中国各级执政层实际上通过新陈代谢，完成了从革命干部向技术专家型官员的更迭。这一执政层相对于革命元老而言，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守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对决策的干预，对于克服1980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转型是非设计的，而是自然演化的。当邓小平说到中国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他心目中未必有具体的预定的政治模式作为目标，他只是以“中国特色”来容纳更多的非苏联模式的可能范围，可以把“市场经济”、特区制度、工具性的价值追求、不受原有信仰支配的意识形态以及凡可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所有的新事物，统统放在“中国特色”的框架中来，同时，他没有忘记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确定边界。
苏俄改革的失败说明：“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苏俄改革的教训一直令人深思。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党内资产阶级”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这完全是思想懒汉在保守意识形态思维支配下的皮相之见——中苏改革的成败实际上与改革者的战略路径有重大关联。关键原因在于，苏俄采取了错误的激进改革路径，中国则相反。具体地说，苏俄的改革者从一开始在改革思路上就贯穿了两个错误的原则，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执政党对全局的可控制能力，而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到了俄國改革时代，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以这两个错误原则为基础的激进的改革模式恰恰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俄改革派错误地认为，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完全可以照搬并取得实效的。只要联合要求改革的民众去打击党内保守派，一切就可大功告成。
经济上改革派认为，市场制度只须以革命手段搬过来，就可以发挥作用，于是自然就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一步到位。沙塔林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次跳过一条河流，所以应该一步到位”。由此可见，他们不是根据一种改革方案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根据激进方案的“必要性”这一思维，来决定改革路径的。其所以错误，可以用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再者，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作为改革的中间派，与激进派建立结盟关系，这种“中间—激进联盟”虽然被西方国家誉为“突破共产体制最有利的方式”，但实际上却是最失败的方式。原因在于，当戈尔巴乔夫与激进派的叶利钦结盟时，激进派掌握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优势，能够相当有效地侵蚀、瓦解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掌握的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叶利钦代表的激进派正是运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使共产党组织被冲击并渐渐瓦解，导致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权力基础的空架子而最终失败。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走的是另一条改革道路。首先，中国从前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继承了许多政治资源，在改革中用于推动市场经济，这种改革模式的整合能力很强，形成了巨大的发展优势，稳健改革派始终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其次，邓小平“左右开弓”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改革战略，一方面打击党内保守派，另一方面打击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并使两者在政治上边缘化。在这种“中派”独大，左右两极被边缘化的政治格局下，执政党改革家们可以从容主动地进行大难度的结构改革，而不至于受到两极强烈的挑战与威胁。这些都是中国成功的原因。
在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有深刻的忏悔与反思。到2000年时，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大转变。他认识到一个可控制局面的政治权威，比如苏共的领导，在转型过程中是重中之重。可惜的是，这是他在苏联改革失败之后的事后体会。
如果苏联当时不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政治浪漫主义者执政，而是由更有权威、更富有经验的政治家领导，始终保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权威对改革进程的可控能力，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与其从空洞的意识形态原则的角度来解释戈尔巴乔夫如何“出卖了苏共”，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改革者激进的改革路径与方针的失误。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30多年前中国采取的改革战略与路径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没有问题。事实上，渐进的变革，在保持秩序稳定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这种模式难以避免的一些矛盾。例如，对公民社会发展不够重视，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控制导致民间文化创新的活力不足，强政府下的弱社会现象，官僚腐败与特权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等等。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与困境，仍然需要冷静理性的分析。不过，这将是另外的话题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元老派与少壮派政治精英的比较
一般而言，传统官僚体制内有两种精英，少壮派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眼界开阔，比较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然而，他们往往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虽然老成持重，懂得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然而他们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让这些人也推进改革，充当改革中心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元老派往往在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
只要研究近代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改革精英的选择，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两难矛盾：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一方面，年纪较轻而有改革热情的人们往往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年岁较长的人们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驻日外交官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说过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这里的“素无学术”，就是指改革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进者未经历练”，就是指少壮派改革精英缺乏必要的体制内的政治经验。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是一批在民间书院中高谈阔论的、从未有过清帝国官僚体制内当官经历的书生。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造成的。（本文作者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研究，此不赘述。）
中国当代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正在于“文革”以后元老派中，经过现实经验与“文革”灾难的反思，崛起了一批改革家。一般而言，元老派总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文革”却造成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元老派与一般国民一样，都受到极大冲击。“文革”的巨大灾难，让中国人比没有发生“文革”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提前半个世纪，从极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元老派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因人为灾难对人民群众产生内疚感，在内疚感的支配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邓小平本人对此说得很清楚。美国某电视主持人1986年问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的家人遭遇如何？”邓小平回答是，“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文革”以前也是积极推行毛的方针的，他在“文革”后对此作了自我反省。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纪念刘少奇的一次活动中，邓小平说，“我们都犯过错误，只有一个人比我们犯的错误要少些，那就是刘少奇。”由此可见邓小平反思的深度。
邓小平作为老共产党人，对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贫穷落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复出之后，他在东北考察时就曾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多錯误，他们还支持我们”。也许正是这种负疚感的压力，成为他力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因。
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派，就具有了前面所说的少壮派改革精英所没有的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
第一，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什么事可说不可做，什么事可做不可说，什么事既可说又可做，什么事既不可说也不可做，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他们对于改革所必须把握的分寸感与底线意识有清楚的认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马识途”。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对于改革极为重要，他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支持自己，而把反改革派置于被动地位，减少了转型的阻力与成本。
第二，他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组织资源与人脉关系，成为改革最需要的政治稀缺资源，使他们能轻易地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改革动员体制。
第三，他们享有巨大权威与号召力，可运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个人威望，推进难度较大的改革，而不致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更重要的是，即使改革中出现战略上的挫折或失误，他们的威望也足以使改革派仍有很大的政治回旋余地。
邓小平“左右开弓”的渐进战略
重新审视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对中国改革战略的贡献就会发现，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苏俄改革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邓小平始终强调在既定权威下保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性，并在此条件下，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新，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更具体地说，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地设计的结果。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相当形象地描述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我们不妨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要素，看看中国改革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人世俗理性的觉醒。所谓的世俗理性也可称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作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称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前提的“先验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在邓小平的一些朴素论断中，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实际上，这种理性态度决非个别元老派所独有，可以说“文革”后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得以表现出来时，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发展型执政党。
二、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
世俗理性最大的作用就是瓦解了极左信仰对人心的束缚，并走向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以下政治逻辑环节的反复强调：在邓小平看来，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三、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五、中国现代化要从温饱、小康到富裕逐渐过渡，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等等。
由发展生产力而引发的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成为进一步瓦解旧集权体制的火车头。其魔力触角所及，使劳动力与投资者得以脱离原来的计划体制，脱离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社会成员获得了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空间自主性得以出现，又刺激了社会成员的个人竞争力也随之提升。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引起经济以外领域的多元化的出现，例如，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获得了合法性，也随之获得了自主性。文化领域也开始出现有限的多元化。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化，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逐渐蜕变为一种新的更为多元的社会结构。而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的微观活力，整个社会动起来了，中国逐渐朝后全能主义转变。
三、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持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与符号体系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受到转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保护的条件下，转变为转型的精神凝聚力。这是其他威权主义者所没有的，也是苏俄改革提倡的新思维中所不具备的。
邓小平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改造战略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新解释。通过这一新解释，使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能提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禁忌与威慑力，保护执政党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利于转型时期的权威控制与政治稳定。邓小平所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工作，可以说充满了“变法易教”的政治智慧。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执政党自198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创新：
首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根据常识理性的功效，而不是以教条的信仰，来作为选择标准。实践真理论为邓小平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改革路径。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完成市场经济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目标，这就巧妙地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提供了“准入证”。第三是“三个代表论”。根据这一理论表述，执政党只要运用各种被实践验证为有效的手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生产力与文化得到发展，那么党就可以始终保持统治的合法性。“三个代表理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过程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阶段。这样，意识形态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与转化，消解了革命党时期的乌托邦终极承诺。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政治文明论”以及“和谐社会论”，乃是上述去魅化过程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在政治文明的话语中，传统的革命概念也已消失，平均主义理想彼岸的终极承诺，已被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内涵所取代。
四、政治上的脱两极化。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一旦进入改革阶段，当政的改革派精英，就会面对党内意识形态官员与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双重挑战。而且，处于保守与激进两极的势力，各自拥有特殊的政治优势与制高点，党内保守派拥有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权，他们可以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把改革派解释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处于另一极的激进的自由派，则掌握了自由民主的优势话语权以及国际势力的支持。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下的中间派改革家，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在两极压力的互动过程中被边缘化。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在于巧妙地采取中间策略，先联合保守的一方，共同打击自由派激进势力，使之在1989年风波后被边缘化。当保守派失去了激进派的对立面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保守派势力，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使保守派边缘化，通过起用大批技术专家，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我们可以把这一政治过程，称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脱两极冲突化”。事实上，一个政权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断受到来自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它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定地位。只有在脱两极冲突化以后，才可以形成具有充分主动权的、有效的新权威主义政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五、官员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
全能主义的官员体制，是根据“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效忠与革命化的标准干部选拔制度建构起来的。而邓小平则通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项标准选拔干部，同时符合这四项新标准的，恰恰是那些体制内的技术官僚。这样，20多年以后，中国各级执政层实际上通过新陈代谢，完成了从革命干部向技术专家型官员的更迭。这一执政层相对于革命元老而言，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守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对决策的干预，对于克服1980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转型是非设计的，而是自然演化的。当邓小平说到中国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他心目中未必有具体的预定的政治模式作为目标，他只是以“中国特色”来容纳更多的非苏联模式的可能范围，可以把“市场经济”、特区制度、工具性的价值追求、不受原有信仰支配的意识形态以及凡可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所有的新事物，统统放在“中国特色”的框架中来，同时，他没有忘记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确定边界。
苏俄改革的失败说明：“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苏俄改革的教训一直令人深思。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党内资产阶级”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这完全是思想懒汉在保守意识形态思维支配下的皮相之见——中苏改革的成败实际上与改革者的战略路径有重大关联。关键原因在于，苏俄采取了错误的激进改革路径，中国则相反。具体地说，苏俄的改革者从一开始在改革思路上就贯穿了两个错误的原则，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执政党对全局的可控制能力，而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到了俄國改革时代，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以这两个错误原则为基础的激进的改革模式恰恰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俄改革派错误地认为，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完全可以照搬并取得实效的。只要联合要求改革的民众去打击党内保守派，一切就可大功告成。
经济上改革派认为，市场制度只须以革命手段搬过来，就可以发挥作用，于是自然就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一步到位。沙塔林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次跳过一条河流，所以应该一步到位”。由此可见，他们不是根据一种改革方案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根据激进方案的“必要性”这一思维，来决定改革路径的。其所以错误，可以用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再者，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作为改革的中间派，与激进派建立结盟关系，这种“中间—激进联盟”虽然被西方国家誉为“突破共产体制最有利的方式”，但实际上却是最失败的方式。原因在于，当戈尔巴乔夫与激进派的叶利钦结盟时，激进派掌握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优势，能够相当有效地侵蚀、瓦解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掌握的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叶利钦代表的激进派正是运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使共产党组织被冲击并渐渐瓦解，导致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权力基础的空架子而最终失败。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走的是另一条改革道路。首先，中国从前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继承了许多政治资源，在改革中用于推动市场经济，这种改革模式的整合能力很强，形成了巨大的发展优势，稳健改革派始终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其次，邓小平“左右开弓”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改革战略，一方面打击党内保守派，另一方面打击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并使两者在政治上边缘化。在这种“中派”独大，左右两极被边缘化的政治格局下，执政党改革家们可以从容主动地进行大难度的结构改革，而不至于受到两极强烈的挑战与威胁。这些都是中国成功的原因。
在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有深刻的忏悔与反思。到2000年时，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大转变。他认识到一个可控制局面的政治权威，比如苏共的领导，在转型过程中是重中之重。可惜的是，这是他在苏联改革失败之后的事后体会。
如果苏联当时不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政治浪漫主义者执政，而是由更有权威、更富有经验的政治家领导，始终保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权威对改革进程的可控能力，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与其从空洞的意识形态原则的角度来解释戈尔巴乔夫如何“出卖了苏共”，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改革者激进的改革路径与方针的失误。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30多年前中国采取的改革战略与路径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没有问题。事实上，渐进的变革，在保持秩序稳定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这种模式难以避免的一些矛盾。例如，对公民社会发展不够重视，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控制导致民间文化创新的活力不足，强政府下的弱社会现象，官僚腐败与特权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等等。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与困境，仍然需要冷静理性的分析。不过，这将是另外的话题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