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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依靠土地，一直以来，乡土在写作和影视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意味，而在乡土社会中女性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从乡土文学作品中典型女性的角色演变我们可以感知到中国文学史的变化，甚至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而改编后的电影更深化了典型的角色。本文论述经典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中几种典型的乡土女性角色，并探讨产生这些女性形象的原因，感受不同社会时期不同影视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变化。
关键词：改编电影;乡土;女性角色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3-0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展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这也为中国电影行业带来了繁荣发展的全新可能。从1949年到20世纪末期出现了众多表现乡村乡土题材的影视作品，而这些影视作品中展现的多是中国现当代乡土社会中的真实状况，电影对女性的形象的刻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这其中不乏一些由经典乡土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从现代乡土作品中典型的女性角色身上，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中国现代乡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编电影中乡土女性形象的塑造，从受封建制度荼毒的女性受害者到疏离城市的湘西世界中的女性，再到解放区新农村勇于追求自我幸福的女性，她们的角色在电影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立体意义。
1 封建制度荼毒下的女性受害者形象
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制度，确立了男性在家庭中极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掌管着家族事务，而女性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庸。封建家庭中的女性要恪守妇道，未嫁前要听父之命，嫁人后要以夫为纲、以儿为重，男女性的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女性几乎没有个人的主体意识。生长在乡村中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被封建礼教迫害，逃不出悲惨的命运，甚至被迫害致死。
鲁迅作为乡土小说的创始人，以自己生长的故乡为原型，在小说中创造了鲁镇、S城这样的地方，讲述了发生在那里的人和事[1]，还原了乡村社会中下层女性的悲惨命运。1956年由桑弧导演、由夏衍改编剧本的同名电影《祝福》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白杨饰演的辛亥革命前后居住在浙东山村中的祥林嫂是一个极其悲惨的形象，一个典型的被封建思想荼毒的女性跃然银幕，给了观影者极大的视觉冲击力。电影中白杨饰演的祥林嫂立体丰满地展现出了南方农村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她衣着朴素干净，眼神恭顺，安分守己。她听说婆家会把她卖走后慌慌张张逃走的眼神和行为展示出她对封建势力强烈的恐惧：她趁着夜色拿起包袱离开，又十分害怕，一步几回头，说起被卖的事不由抽泣起来。然而在得知可以到鲁四老爷家做事时，她仿佛又找回了生活的希望，眼神里放着光，在鲁四老爷家做工手脚麻利，脸上时常带着笑，在此电影使用了一段欢快的背景音，诉说着祥林嫂这段时光的快乐。在这一段情节中，镜头放大拍摄祥林嫂为盘中的鱼打结、和小少爷一起在门口放炮的情景，连太太也夸奖她手脚粗壮，尽管生活非常辛苦，但她有短工做就任劳任怨，白杨的演绎让观众看到了祥林嫂作为东方女性善良质朴的传统优点。然而当祥林嫂在河边淘米看到卫老二时瞬间神色慌张，影片的背景音也急促紧张起来，不禁让观众为祥林嫂捏一把汗，摆菜上桌时忘了筷子、脸上也失去笑容的祥林嫂又被笼罩在会被婆婆卖给下家结亲的恐惧之中。被卫老二强行掳走的祥林嫂大喊“救命”，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丧夫的女子又怎能摆脱被人当成物品随意买卖的悲惨命运？之后抢亲时她极力反抗，甚至不惜撞桌角来抗拒与陌生男子成婚，成亲现场喜庆的喇叭声和任人宰割的祥林嫂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之后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电影又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在阴冷的天气和呼呼的寒风中，祥林嫂不停呼喊，终于她在树根下捡到了儿子的小鞋，回到家后丈夫也已因病去世，这时她的心又死了一次。当她用积攒了一年的工钱向“菩萨”捐门槛时，却被鲁四老爷骂道永远也洗不清“罪名”，最终她拿起菜刀砍向门槛，在新年的爆竹声中死在了雪地里。夏衍作为编剧，电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人特色，剧情严密精准地把握了原著的思想内涵，原汁原味地呈现出灰暗的色调和悲凉的氛围。电影以一个女性的悲惨身世揭露民族落后的根源，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呼吁人们在绝望中反抗。
2 诗意乡土生活中充满生命力、野性蓬勃的少女形象
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一部分作家经历了城市生活的动荡，感受到了世事的艰辛，不愿沾染人间的烟火气，自发区别于主流，集中笔力书写诗意和诗性的生活，注重对自我内心的刻画，用诗意的故事暗示生命的境界，映射内心。京派作家主要以乡土文学为创作方向，关注底層人民的生活状态，其中以沈从文为代表，表现出了对乡村文化宁静、和谐、温馨的人生情调的眷恋[2]。沈从文笔下生活在湘西的少数民族女性保留着最原始的生命力，她们活得野性自然。《边城》中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等女性角色，都对爱情怀着纯真的向往，她们淳朴善良，是纯粹人性的流露。1984年凌子风导演的沈从文小说同名电影《边城》和1986年谢飞、乌兰导演改编自《萧萧》的电影《湘女萧萧》，都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以电影的方式展现出了湘西山村少女的人性美。
电影《边城》中戴呐饰演的翠翠和沈从文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有着天真善良、孝顺爷爷的美好品质，有着爱与美的艺术形象，她和大佬天保、二佬傩送的爱情也体现出了湘西民族的纯净美，他们共同在湘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翠翠有着少数民族的身份，她对外界怀有警觉、惧怕，也有幻想、向往。导演镜头流畅，以翠翠的感情为主线，辅以诗情画意的电影氛围，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湘西美好的风土人情。
《湘女萧萧》电影开头就用字幕打出了原著作者沈从文的追求——“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整部电影展示了一幅风景秀美的湘西风土人情画，萧萧在12岁的年纪就从叔伯家被嫁到几十里山路外的杨家坳去做童养媳，丈夫春官还是个吃奶的孩童，刚嫁人的几年里，萧萧和丈夫以姐姐和弟弟互相称呼，少女时的萧萧过着淳朴简单的生活：在幽静的夜色中带着弟弟看月亮，坐在稻草堆上唱具有湘西特色的歌谣，帮婆家喂猪编织篮子……一切看似宁静而美好，可好景不长，导演镜头一转，几年时间过去了，萧萧变成了16岁的大姑娘，弟弟开始叫她媳妇儿，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萧萧变了脸色，她从心理上排斥这种畸形的关系。花狗唱山歌调戏萧萧时，已经懂事了的大姑娘萧萧抓起弟弟的手转身离去，这时她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花狗提起到城中遇见了女学生时，镜头给了萧萧面部特写，演员娜仁花把萧萧对于女学生自由生活的好奇用生动的面部表情展示了出来;当被爷爷问起时，萧萧下意识地认可了自由的好;面对花狗的调侃，萧萧也以“做就做，我不怕”来回复，暗含了萧萧对自由的追求有着毫不畏惧的心态;进城后的萧萧面对路上偶然遇到的女学生，导演用特写的方式给了萧萧一个面部微笑的镜头，让观众感受到了萧萧对女学生生活的渴望。而一场大雨让一直觊觎萧萧的花狗有了可乘之机，婆婆绑紧的象征封建礼教的裹胸布已经不能束缚住年轻少女追求个人幸福的心，在天性的驱使下，萧萧多次和花狗幽会，得知已有身孕的萧萧想到了和花狗逃到城里以获得自由，她觉醒的个人意识之火却因花狗逃跑的懦弱和目睹巧秀娘因与铁匠通奸而被沉潭的悲惨结局而熄灭了。失去了花狗依靠的萧萧成日以泪洗面，甚至吃灰来打掉孩子，娜仁花成功地塑造出了少女萧萧天真懵懂的美以及对幸福的追求，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人性终将被扼杀。导演用湘西秀丽蓬勃的自然风光镜头与萧萧生活在院落灰暗压抑的环境作对比，反映出一代又一代扼杀女性蓬勃生命力意识觉醒的就是毁灭人性的礼教。 3 抗战时新农村典型女性角色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民解放战争的打响让知识分子的现实目标从启迪民智转变为革命战争语境下偏向区域性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发展展现出不同的形态，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我国乡土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展示出了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面对生活的激情，小说创作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也有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艺术成就，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赵树理。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农村女性典型形象，一个是新农村的女性于小芹，她有着自我把握命运的内心世界和坚强个性[3];另一个是封建落后的三仙姑，她们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4]。
1950年顾而已导演的同名作品《小二黑结婚》将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在解放区共产党政权的帮助下，新时代的年轻女性没有被封建迷信思想侵蚀，陈娟娟扮演的于小芹敢爱敢恨，有独立的思想，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寻求平等的社会地位，不畏惧旧有恶势力并抗争到底。她和顾也鲁扮演的小二黑的爱情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村政委员金旺屡次试图占她便宜行不轨的行为都被小芹义正词严地拒绝，金旺兄弟公报私仇时她又勇敢地找到村长评理，被母亲强行许配给吴军官的她不屈于封建家长的逼迫，最后取得了婚姻的幸福，这也暗含了作者对自由婚配观念的支持和肯定，鼓励解放区农民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平等。三仙姑代表守旧势力，她虽“四十五岁了，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5]。从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与年龄不符的行为就可以得知她依靠样貌吸引男人，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旧农村愚昧的妇女形象，她的行为在新秩序下被判定为落后的、危害集体利益的[6]。母女之间强烈的对比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与解放时期的对比，凸显了解放区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崭新面貌。
改编自孙犁长篇小说的同名电影《风云初记》同样塑造了一个勇敢率真的女性角色春儿，吴丹饰演的春儿有思想、有主见，是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春儿对心上人芒种既有传统中国劳动妇女的勤劳善良，又有新时代女性的独立思想。影片中导演用特写镜头着重刻画了春儿的形象，她有着北方女性干净朴素的外表——用红头绳扎着长辫子，身着素色布衣、布鞋。镜头先转向坐在炕上帮芒种缝补衣服的春儿，接着对准她竹编的针线筐，里面针线齐全、摆放干净整洁，用她的物品来烘托她的形象。春儿更有着新时代女性的果敢进步，她替芒种保管长枪，并希望他能够积极参与抗日战争，参军打仗，当芒种说妹妹不应当见姐夫时，春儿的回答摒弃了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以“姐夫是老红军，不讲那一套”沉着应对，还拿出了一直保管的长枪，推荐芒种到姐夫那里报名参军。之后帮即将去部队的芒种纳鞋垫，虽有着对芒种参军无法见面的不舍，但这种个人私情转瞬即逝，最终转变成了对芒种成为党内主力军的强烈期待，還直言不讳地告诉心上人不要忘了她。这一段剧情中导演一直没有切换场景，只是把镜头对准屋内两人，吴丹流畅利落的动作、情窦初开的纯洁眼神和简单的语言，把春儿追求爱情的爽直及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演绎得淋漓尽致。
4 结语
文学与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做法无疑是有益的，电影能用视觉、听觉等立体感官模式让观众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体会到原著作者在小说中想要传达的思想，而导演在改编的同时也会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情节进行删补，电影中主角成功的演技、营造出的环境氛围、背景音适当的穿插、精当紧凑的剧情节奏，都丰富了对女性典型形象的塑造。经典文学作品、典型女性形象因电影而焕发光彩，通过对电影的欣赏，经典的乡土女性形象能更深刻地印刻在群众的心中。
参考文献：
[1] 丰子恺.鲁迅小说《祝福》[J].文艺争鸣，2016（7）：226.
[2] 龙永干，凌宇.“自然人性”的纯化、规约及其困窘：《边城》创作心理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3（3）：94-100.
[3] 余珊.《小二黑结婚》中农村女性形象塑造[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3（34）：85-86.
[4] 李琴.解放与被解放的冲突：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建构[J].名作欣赏，2017（26）：28-29.
[5]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1-256.
[6] 王宇.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32-139.
作者简介：胡琦琦（1996—），女，江苏镇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改编电影;乡土;女性角色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3-0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展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这也为中国电影行业带来了繁荣发展的全新可能。从1949年到20世纪末期出现了众多表现乡村乡土题材的影视作品，而这些影视作品中展现的多是中国现当代乡土社会中的真实状况，电影对女性的形象的刻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这其中不乏一些由经典乡土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从现代乡土作品中典型的女性角色身上，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中国现代乡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编电影中乡土女性形象的塑造，从受封建制度荼毒的女性受害者到疏离城市的湘西世界中的女性，再到解放区新农村勇于追求自我幸福的女性，她们的角色在电影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立体意义。
1 封建制度荼毒下的女性受害者形象
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制度，确立了男性在家庭中极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掌管着家族事务，而女性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庸。封建家庭中的女性要恪守妇道，未嫁前要听父之命，嫁人后要以夫为纲、以儿为重，男女性的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女性几乎没有个人的主体意识。生长在乡村中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被封建礼教迫害，逃不出悲惨的命运，甚至被迫害致死。
鲁迅作为乡土小说的创始人，以自己生长的故乡为原型，在小说中创造了鲁镇、S城这样的地方，讲述了发生在那里的人和事[1]，还原了乡村社会中下层女性的悲惨命运。1956年由桑弧导演、由夏衍改编剧本的同名电影《祝福》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白杨饰演的辛亥革命前后居住在浙东山村中的祥林嫂是一个极其悲惨的形象，一个典型的被封建思想荼毒的女性跃然银幕，给了观影者极大的视觉冲击力。电影中白杨饰演的祥林嫂立体丰满地展现出了南方农村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她衣着朴素干净，眼神恭顺，安分守己。她听说婆家会把她卖走后慌慌张张逃走的眼神和行为展示出她对封建势力强烈的恐惧：她趁着夜色拿起包袱离开，又十分害怕，一步几回头，说起被卖的事不由抽泣起来。然而在得知可以到鲁四老爷家做事时，她仿佛又找回了生活的希望，眼神里放着光，在鲁四老爷家做工手脚麻利，脸上时常带着笑，在此电影使用了一段欢快的背景音，诉说着祥林嫂这段时光的快乐。在这一段情节中，镜头放大拍摄祥林嫂为盘中的鱼打结、和小少爷一起在门口放炮的情景，连太太也夸奖她手脚粗壮，尽管生活非常辛苦，但她有短工做就任劳任怨，白杨的演绎让观众看到了祥林嫂作为东方女性善良质朴的传统优点。然而当祥林嫂在河边淘米看到卫老二时瞬间神色慌张，影片的背景音也急促紧张起来，不禁让观众为祥林嫂捏一把汗，摆菜上桌时忘了筷子、脸上也失去笑容的祥林嫂又被笼罩在会被婆婆卖给下家结亲的恐惧之中。被卫老二强行掳走的祥林嫂大喊“救命”，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丧夫的女子又怎能摆脱被人当成物品随意买卖的悲惨命运？之后抢亲时她极力反抗，甚至不惜撞桌角来抗拒与陌生男子成婚，成亲现场喜庆的喇叭声和任人宰割的祥林嫂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之后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电影又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在阴冷的天气和呼呼的寒风中，祥林嫂不停呼喊，终于她在树根下捡到了儿子的小鞋，回到家后丈夫也已因病去世，这时她的心又死了一次。当她用积攒了一年的工钱向“菩萨”捐门槛时，却被鲁四老爷骂道永远也洗不清“罪名”，最终她拿起菜刀砍向门槛，在新年的爆竹声中死在了雪地里。夏衍作为编剧，电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人特色，剧情严密精准地把握了原著的思想内涵，原汁原味地呈现出灰暗的色调和悲凉的氛围。电影以一个女性的悲惨身世揭露民族落后的根源，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呼吁人们在绝望中反抗。
2 诗意乡土生活中充满生命力、野性蓬勃的少女形象
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一部分作家经历了城市生活的动荡，感受到了世事的艰辛，不愿沾染人间的烟火气，自发区别于主流，集中笔力书写诗意和诗性的生活，注重对自我内心的刻画，用诗意的故事暗示生命的境界，映射内心。京派作家主要以乡土文学为创作方向，关注底層人民的生活状态，其中以沈从文为代表，表现出了对乡村文化宁静、和谐、温馨的人生情调的眷恋[2]。沈从文笔下生活在湘西的少数民族女性保留着最原始的生命力，她们活得野性自然。《边城》中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等女性角色，都对爱情怀着纯真的向往，她们淳朴善良，是纯粹人性的流露。1984年凌子风导演的沈从文小说同名电影《边城》和1986年谢飞、乌兰导演改编自《萧萧》的电影《湘女萧萧》，都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以电影的方式展现出了湘西山村少女的人性美。
电影《边城》中戴呐饰演的翠翠和沈从文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有着天真善良、孝顺爷爷的美好品质，有着爱与美的艺术形象，她和大佬天保、二佬傩送的爱情也体现出了湘西民族的纯净美，他们共同在湘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翠翠有着少数民族的身份，她对外界怀有警觉、惧怕，也有幻想、向往。导演镜头流畅，以翠翠的感情为主线，辅以诗情画意的电影氛围，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湘西美好的风土人情。
《湘女萧萧》电影开头就用字幕打出了原著作者沈从文的追求——“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整部电影展示了一幅风景秀美的湘西风土人情画，萧萧在12岁的年纪就从叔伯家被嫁到几十里山路外的杨家坳去做童养媳，丈夫春官还是个吃奶的孩童，刚嫁人的几年里，萧萧和丈夫以姐姐和弟弟互相称呼，少女时的萧萧过着淳朴简单的生活：在幽静的夜色中带着弟弟看月亮，坐在稻草堆上唱具有湘西特色的歌谣，帮婆家喂猪编织篮子……一切看似宁静而美好，可好景不长，导演镜头一转，几年时间过去了，萧萧变成了16岁的大姑娘，弟弟开始叫她媳妇儿，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萧萧变了脸色，她从心理上排斥这种畸形的关系。花狗唱山歌调戏萧萧时，已经懂事了的大姑娘萧萧抓起弟弟的手转身离去，这时她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花狗提起到城中遇见了女学生时，镜头给了萧萧面部特写，演员娜仁花把萧萧对于女学生自由生活的好奇用生动的面部表情展示了出来;当被爷爷问起时，萧萧下意识地认可了自由的好;面对花狗的调侃，萧萧也以“做就做，我不怕”来回复，暗含了萧萧对自由的追求有着毫不畏惧的心态;进城后的萧萧面对路上偶然遇到的女学生，导演用特写的方式给了萧萧一个面部微笑的镜头，让观众感受到了萧萧对女学生生活的渴望。而一场大雨让一直觊觎萧萧的花狗有了可乘之机，婆婆绑紧的象征封建礼教的裹胸布已经不能束缚住年轻少女追求个人幸福的心，在天性的驱使下，萧萧多次和花狗幽会，得知已有身孕的萧萧想到了和花狗逃到城里以获得自由，她觉醒的个人意识之火却因花狗逃跑的懦弱和目睹巧秀娘因与铁匠通奸而被沉潭的悲惨结局而熄灭了。失去了花狗依靠的萧萧成日以泪洗面，甚至吃灰来打掉孩子，娜仁花成功地塑造出了少女萧萧天真懵懂的美以及对幸福的追求，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人性终将被扼杀。导演用湘西秀丽蓬勃的自然风光镜头与萧萧生活在院落灰暗压抑的环境作对比，反映出一代又一代扼杀女性蓬勃生命力意识觉醒的就是毁灭人性的礼教。 3 抗战时新农村典型女性角色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民解放战争的打响让知识分子的现实目标从启迪民智转变为革命战争语境下偏向区域性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发展展现出不同的形态，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我国乡土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展示出了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面对生活的激情，小说创作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也有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艺术成就，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赵树理。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农村女性典型形象，一个是新农村的女性于小芹，她有着自我把握命运的内心世界和坚强个性[3];另一个是封建落后的三仙姑，她们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4]。
1950年顾而已导演的同名作品《小二黑结婚》将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在解放区共产党政权的帮助下，新时代的年轻女性没有被封建迷信思想侵蚀，陈娟娟扮演的于小芹敢爱敢恨，有独立的思想，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寻求平等的社会地位，不畏惧旧有恶势力并抗争到底。她和顾也鲁扮演的小二黑的爱情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村政委员金旺屡次试图占她便宜行不轨的行为都被小芹义正词严地拒绝，金旺兄弟公报私仇时她又勇敢地找到村长评理，被母亲强行许配给吴军官的她不屈于封建家长的逼迫，最后取得了婚姻的幸福，这也暗含了作者对自由婚配观念的支持和肯定，鼓励解放区农民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平等。三仙姑代表守旧势力，她虽“四十五岁了，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5]。从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与年龄不符的行为就可以得知她依靠样貌吸引男人，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旧农村愚昧的妇女形象，她的行为在新秩序下被判定为落后的、危害集体利益的[6]。母女之间强烈的对比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与解放时期的对比，凸显了解放区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崭新面貌。
改编自孙犁长篇小说的同名电影《风云初记》同样塑造了一个勇敢率真的女性角色春儿，吴丹饰演的春儿有思想、有主见，是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春儿对心上人芒种既有传统中国劳动妇女的勤劳善良，又有新时代女性的独立思想。影片中导演用特写镜头着重刻画了春儿的形象，她有着北方女性干净朴素的外表——用红头绳扎着长辫子，身着素色布衣、布鞋。镜头先转向坐在炕上帮芒种缝补衣服的春儿，接着对准她竹编的针线筐，里面针线齐全、摆放干净整洁，用她的物品来烘托她的形象。春儿更有着新时代女性的果敢进步，她替芒种保管长枪，并希望他能够积极参与抗日战争，参军打仗，当芒种说妹妹不应当见姐夫时，春儿的回答摒弃了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以“姐夫是老红军，不讲那一套”沉着应对，还拿出了一直保管的长枪，推荐芒种到姐夫那里报名参军。之后帮即将去部队的芒种纳鞋垫，虽有着对芒种参军无法见面的不舍，但这种个人私情转瞬即逝，最终转变成了对芒种成为党内主力军的强烈期待，還直言不讳地告诉心上人不要忘了她。这一段剧情中导演一直没有切换场景，只是把镜头对准屋内两人，吴丹流畅利落的动作、情窦初开的纯洁眼神和简单的语言，把春儿追求爱情的爽直及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演绎得淋漓尽致。
4 结语
文学与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做法无疑是有益的，电影能用视觉、听觉等立体感官模式让观众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体会到原著作者在小说中想要传达的思想，而导演在改编的同时也会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情节进行删补，电影中主角成功的演技、营造出的环境氛围、背景音适当的穿插、精当紧凑的剧情节奏，都丰富了对女性典型形象的塑造。经典文学作品、典型女性形象因电影而焕发光彩，通过对电影的欣赏，经典的乡土女性形象能更深刻地印刻在群众的心中。
参考文献：
[1] 丰子恺.鲁迅小说《祝福》[J].文艺争鸣，2016（7）：226.
[2] 龙永干，凌宇.“自然人性”的纯化、规约及其困窘：《边城》创作心理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3（3）：94-100.
[3] 余珊.《小二黑结婚》中农村女性形象塑造[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3（34）：85-86.
[4] 李琴.解放与被解放的冲突：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建构[J].名作欣赏，2017（26）：28-29.
[5]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1-256.
[6] 王宇.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32-139.
作者简介：胡琦琦（1996—），女，江苏镇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