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企业定价权是市场经济中的天赋权利；与此同时，反周期的宏观调控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政策选择——否则，宏观调控学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调控，而在于通过怎样的调控来最终熨平经济，特别是物价波动。
　　显然，价格管制是一种糟糕的政策，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才是真正对路的操作。那么，如果我们放弃价格管制手段，同时又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问题，可供采取的手段似乎就较为有限。当前最适合动用的，是财政支出手段。
　　第一，货币政策对食品价格上涨的作用有限，甚至在近期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收入压缩。尽管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中央银行也在不断回笼货币，但这一操作所导致的信贷收缩和加权平均利率水平的持续攀升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在企业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政策操作，其后果十分明显。
　　假定一年期资金成本上升到8％，同时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7％；如果企业的员工收入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则工资成本至少应保持7％左右的名义收入增長；企业维持生产（提供就业）就需要至少20％以上的销售收入利润率。事实上，企业的原材料价格支付约束硬于信贷成本约束，而信贷成本约束又硬于工资上涨约束——往往企业可以决定劳动力定价。于是，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将是工资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8.8％；抽样调查显示，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但这是建立在企业利润增长30％以上（某些行业利润增幅甚至超过100％）基础上的。如果2008年企业利润增幅下降，则工资增幅下降似乎不可避免，此时价格涨幅如果仍然具有刚性，我们将面临收入与物价反向波动的可怕局面。
　　第二，面对刚性支出，财政政策是更为有效的手段。一般，百姓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其中“食”和“住”是相对刚性的开支。不幸的是，恰恰“食”和“住”价格上涨过快，“衣”和“行”价格反而下跌。2007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8.2％，居住价格上涨6.0％，衣着和交通通信价格均下降1.4％；在食品类价格中，首当其冲的仍然是油脂价格上涨35.0％，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8.8％，猪肉上涨56.0％，鲜菜价格上涨28.6％。
　　货币政策调控是全局性的，尽管有支农再贷款、助学贷款等特定工具，但至今我们无法或不可能开发出猪肉消费贴息贷款等产品。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对资金需求大的产业构成率先的直接冲击，比如制造业。此类产业恰恰是价格上浮并不显著的行业。于是，我们需要某种结构性需求管理手段。针对特定产品的价格控制是一种手段，但显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对好一些的方案只能是财政支出。
　　已公布的资料显示，预计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接近6万亿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财政收入中安排2000亿－3000亿元（相当于股票交易的印花税收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食品和居住补助，则可以在不硬性控制物价的同时，满足低收入阶层的刚性支出。
　　第三，物价上涨必须伴随必要的工资上涨。工资和物价的轮番上涨似乎是一件令宏观经济管理者恐惧的事情，但事实上，物价上涨而工资不动是更令人恐惧的。尽管在理论上，工资可能成为推动物价的成本因素，但在现实中，收入能否覆盖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抛弃成本控制的概念，则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当前，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因企业成本上升与最终产品价格上升间的不匹配，导致失业率上升。
　　显然，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只能选择内部消化成本而不是自由提高销售价格，随行就市是诸多中小型企业的基本定价策略。因此，即使不存在价格管制，企业一样可能因成本上升过快、销售利润出现下降而选择停产，其后果是失业率的上升。这才是真正的麻烦事。
　　据此，有理由认为，削减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一个近期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出口退税取消，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原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攀升的局面下，在税收收入不断上升的格局下，从国家的角度稳定税源，从企业和居民角度获取更多实际收入，才是应对持续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手段。
　　
　　作者为本刊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