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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女留学生们一直站在社会的最前沿，接受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担负着教育救国的信念，通过她们的呼声和呐喊将先进女子教育思想带入中国并付诸实践，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
关键词：女留学生；新贤妻良母；女国民；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265-03
封建社会的女学一直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所支配，无法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女学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中国真正的女子学校教育开始于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立的“宁波女学”。自此，传教士们纷纷效仿在沿海开办女子教会学校，一时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
教会学校的开办使得西方先进的女子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以“三从四德”为主要教育内容，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的封建女学。在教会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走出深闺进入学校，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同样也是在教会及传教士的资助下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这些女子远渡重洋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及教育，对后期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女子留学教育开创了先河。
一、甲午战争前的四位女留学生
在两万万女子还处在深闺之中，被“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所束缚的时候，四位女子已经开启了她们远渡重洋探索新道路的征程。她们分别是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金雅妹，三岁时父母双亡，后被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收养。1870年，随从养父母去往日本，短暂停留后前往美国，于1881年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医科大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性。
柯金英，1866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教会家庭，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毓英女塾，后因不满课程呆板，毅然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习医学。18岁赴美留学，后进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柯金英的求学热情引起了当时美国人的关注。《纽约时报》曾对柯的生活经历和求学计划进行过报道。
康爱德，1847年出生于江西九江，自小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收养。1892年，年仅19岁的康爱德随同昊格矩前往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同行的还有她在九江女塾时的同学石美玉。
她们留学归国后，均投身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她们用自身的成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向世人展示了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是当时中国先进女性的典范，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梁启超曾写下《记江西康女士》一文，高度评价了康爱德留学一事，该文也成为其倡导女学的宣言。
以上四位女性留学时间集中在1881-1891年，虽比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晚了将近十年，数量上也屈指可数，但是对中国女子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兴女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板。
二、“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与官派女留学生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政府认识到要想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而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留学生。日本因“路近”“费省”“同文”“时短”等长处优于欧美，开启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甲午战争之后的女子留学是伴随着男子留日而发展起来的。她们大部分来自浙江等地，是作为父兄或夫婿的伴读来到日本的。
1899年，在官派男子日本留学后的第三年，9岁的夏循兰来到了日本，就读于下田歌子的华族女校。此时大部分来日女子都在此就读，均为自费。据统计约为50人左右。她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常因父兄或夫婿学成归国而中途退学，因此还算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
中国官派女子留学始于1905年7月，湖南省派出20名女子赴日留学。促成官派女子留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关键之一是女学的兴起及“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一）“兴女学”与“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任何一种新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历经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亦是如此。它是在中国古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先进女子教育思想和国内女学倡导者的观点，历经了郑观应的“相子佐夫”、梁启超的“贤妻良母”及《奏定女子学堂章程》中女子教育宗旨，最终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长远影响的“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他曾多次撰文和刊载相关文章，论述西方各国女子教育发展状况，宣扬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并就中国社会存在的女子缠足、溺婴、纳妾等诸多陋习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将女子教育同国家的强弱紧密联系起来，进而提出“女学愈兴，国势愈强”[1]的观念。如果说林乐知倡导女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教会人员和宣传女权思想。那么早期维新派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出发兴女学，提出培养“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
早期维新派代表中多位有过留学经历，西洋的见闻使他们深知中西女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女学观念。于是他们以兴女学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
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各国的女子教育，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就西方女子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进行过介绍：“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2]李圭也曾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中写到：“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3]
郑观应则对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认为中国女子也应接受教育并明确提出“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相子佐夫”[5]的教育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最初论述。 作为“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的角度论述了女学的重要性：“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欲强国，必由女学”[6]。欲培养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7]的女性。自此，“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开始在教育理论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实践领域得到应用，如1989年，由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
清政府早期颁布的《学制》中均未涉及女子教育，直到1903年，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就女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进行了初步的设想：要使女性懂得如何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道理，能够识别、应用简单的文字，了解家庭工具书籍的基本内容，达到相夫教子的目的。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中更明确的指出“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为教育宗旨，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范畴，使女校成为贤妻良母的养成所，标志着“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在国家层面进行传播。
新旧教育观念的颤变使得中国封建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是近代女子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只是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应该享有的权利，为后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官派女留学生
随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女学教育之中。以1889年上海经正女学为开端，在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现女子学校如，上海爱国女学校、务本女学、天津北洋女子公学等。
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及女学发展势头强盛的形势下，清政府于1906年作出振兴女学的决议，并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至此，中国女子教育才正式纳入中国学制体系，女子教育的地位才有所提升。此后，女学教育发展迅速，“据清政府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8]。
女校数量的急剧攀升使得“女教师”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受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在制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之中就明确规定：“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章教习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者、素有学识、在学堂有经验者充之。”[9]而对于刚步入女学教育的近代中国来说，能够识文断字的女性都为之少数，更何况通晓“中西”的女性。所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既通国文又晓西学的女教师成为发展女学的关键性问题。受到当时男子留学教育的影响，有识之士把目光再次转向了邻国日本。当时国内女子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其“贤妻良母”女子观念与中国的女子观念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女子留日是解决女教师缺乏最有效和可行的办法，纷纷倡导女子赴日留学，如驻日公使杨枢在国内发表公启号召，“凡我国名门秀媛，有志于世界学术之途者，若能翩然渡海相率来游，实为我中国之幸”[10]。反映出朝廷对女子留学教育的支持。
如果说女学的兴起及教育观念的颤变为中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那么女师资的紧缺则成为女子官派留日形成的直接诱因。1905年湖南省派选拔20名女子赴日留学，成为我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之始。此后，奉天、江西等省也纷纷派遣女子赴日，大部分人员都就读于专门为中国女性设立的短期师范科和工艺速成科，成为留日女子教育的高潮。但随后受到朝廷限制速成教育的影响，留日女子人数开始递减。1907年，随着留美热潮的兴起，官派女子赴美也随之出现。
作为中国早期官派女留学生，她们的派遣是为了养成“未来之女教师”，多以短期速成教育为主，所学内容多为中学水平，在学科选择和课程设置上有严格的规定，均以家政、护理等“偏女性”课程为主，因此可以说她们亦是“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践行者。
三、“女国民”教育观念
“新贤妻良母”教育观自形成之初就显现出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发展的弊端。随着女学和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在各个领域开始展现话语权，特别是女子教育领域“女国民”观念的提出。
“女国民”概念的提出，与两个日本女子留学生组织有关即1903年胡彬夏在日本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和1904年秋瑾与陈撷芬重组的共爱会，定名“实行共爱会”。都欲成为“合群、求学、自立，成为合格女国民”。何香凝也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中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女子同男子一样担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
同样提倡“女国民”教育观的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仅靠“贤妻良母”是难以救国的，欲造就“女国民”。因此在其创办的女学中以“女国民”为教育宗旨，向学生宣传国民意识，使“女国民”教育思潮在“贤妻良母”盛行之时暗潮涌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金天翮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学以“铸造国民”为宗旨，“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1]。金天翮则道：“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过不受气病者也。”[12]
在以“新贤妻良母”盛行之时，“女国民”教育观由萌发到践行，以致在辛亥前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女志士”。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颤变，能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13]，凸显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转换。
四、“独立人格”的教育观念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妇女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格的解放。“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亦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仍把做母、做妻视为女子的本职，让她们终身在家里，相夫教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缺乏独立的人格。
胡适提出“超贤妻良母主义”。他认为女人不应该只把家庭作为生活的重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非以“贤妻良母”为唯一目标。超贤妻良母主义要求妇女具有“自立、自强”的观念，希望能够凭借自身才能，独立生活，不在束缚于家庭亦能替社会作事。一句话：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的实现使实现男女平的的教育。
留美归国的陈衡哲认为女子独立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女子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学习技能。陈衡哲认为女子只有拥有一技之长，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建立自己的事业，才能养成自尊独立的性格。近代后期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就是对“独立人格”养成的一次尝试。
五、结语
对于把女子留学教育排除在中国近代女子主流教育思潮之外的观点，我认为有不可取之处。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女子教育思潮的颤变与女子留学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相互影响与制约。从女子留学教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新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独立人格”三个阶段。通过女子教育观念的颤动，探究各阶段女子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天纲.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M].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王韬.漫游随录[M].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07.
〔3〕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237.
〔4〕郑观应.女教[M].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C].《饮冰室合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
〔7〕梁启超.倡女学堂启[A].饮冰室合集.文集二[C].上海：中华书局，1936.
〔8〕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9〕舒心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12〕金天翮.女界钟[M].陈雁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高叔平.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3〕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J].妇女研究论丛，2005，（6）.
（责任编辑 赛汉）
关键词：女留学生；新贤妻良母；女国民；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265-03
封建社会的女学一直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所支配，无法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女学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中国真正的女子学校教育开始于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立的“宁波女学”。自此，传教士们纷纷效仿在沿海开办女子教会学校，一时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
教会学校的开办使得西方先进的女子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以“三从四德”为主要教育内容，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的封建女学。在教会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走出深闺进入学校，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同样也是在教会及传教士的资助下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这些女子远渡重洋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及教育，对后期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女子留学教育开创了先河。
一、甲午战争前的四位女留学生
在两万万女子还处在深闺之中，被“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所束缚的时候，四位女子已经开启了她们远渡重洋探索新道路的征程。她们分别是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金雅妹，三岁时父母双亡，后被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收养。1870年，随从养父母去往日本，短暂停留后前往美国，于1881年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医科大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性。
柯金英，1866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教会家庭，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毓英女塾，后因不满课程呆板，毅然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习医学。18岁赴美留学，后进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柯金英的求学热情引起了当时美国人的关注。《纽约时报》曾对柯的生活经历和求学计划进行过报道。
康爱德，1847年出生于江西九江，自小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收养。1892年，年仅19岁的康爱德随同昊格矩前往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同行的还有她在九江女塾时的同学石美玉。
她们留学归国后，均投身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她们用自身的成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向世人展示了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是当时中国先进女性的典范，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梁启超曾写下《记江西康女士》一文，高度评价了康爱德留学一事，该文也成为其倡导女学的宣言。
以上四位女性留学时间集中在1881-1891年，虽比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晚了将近十年，数量上也屈指可数，但是对中国女子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兴女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板。
二、“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与官派女留学生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政府认识到要想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而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留学生。日本因“路近”“费省”“同文”“时短”等长处优于欧美，开启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甲午战争之后的女子留学是伴随着男子留日而发展起来的。她们大部分来自浙江等地，是作为父兄或夫婿的伴读来到日本的。
1899年，在官派男子日本留学后的第三年，9岁的夏循兰来到了日本，就读于下田歌子的华族女校。此时大部分来日女子都在此就读，均为自费。据统计约为50人左右。她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常因父兄或夫婿学成归国而中途退学，因此还算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
中国官派女子留学始于1905年7月，湖南省派出20名女子赴日留学。促成官派女子留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关键之一是女学的兴起及“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一）“兴女学”与“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任何一种新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历经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亦是如此。它是在中国古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先进女子教育思想和国内女学倡导者的观点，历经了郑观应的“相子佐夫”、梁启超的“贤妻良母”及《奏定女子学堂章程》中女子教育宗旨，最终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长远影响的“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他曾多次撰文和刊载相关文章，论述西方各国女子教育发展状况，宣扬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并就中国社会存在的女子缠足、溺婴、纳妾等诸多陋习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将女子教育同国家的强弱紧密联系起来，进而提出“女学愈兴，国势愈强”[1]的观念。如果说林乐知倡导女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教会人员和宣传女权思想。那么早期维新派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出发兴女学，提出培养“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
早期维新派代表中多位有过留学经历，西洋的见闻使他们深知中西女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女学观念。于是他们以兴女学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
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各国的女子教育，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就西方女子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进行过介绍：“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2]李圭也曾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中写到：“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3]
郑观应则对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认为中国女子也应接受教育并明确提出“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相子佐夫”[5]的教育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最初论述。 作为“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的角度论述了女学的重要性：“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欲强国，必由女学”[6]。欲培养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7]的女性。自此，“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开始在教育理论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实践领域得到应用，如1989年，由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
清政府早期颁布的《学制》中均未涉及女子教育，直到1903年，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就女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进行了初步的设想：要使女性懂得如何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道理，能够识别、应用简单的文字，了解家庭工具书籍的基本内容，达到相夫教子的目的。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中更明确的指出“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为教育宗旨，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范畴，使女校成为贤妻良母的养成所，标志着“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在国家层面进行传播。
新旧教育观念的颤变使得中国封建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是近代女子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只是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应该享有的权利，为后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官派女留学生
随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女学教育之中。以1889年上海经正女学为开端，在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现女子学校如，上海爱国女学校、务本女学、天津北洋女子公学等。
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及女学发展势头强盛的形势下，清政府于1906年作出振兴女学的决议，并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至此，中国女子教育才正式纳入中国学制体系，女子教育的地位才有所提升。此后，女学教育发展迅速，“据清政府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8]。
女校数量的急剧攀升使得“女教师”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受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在制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之中就明确规定：“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章教习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者、素有学识、在学堂有经验者充之。”[9]而对于刚步入女学教育的近代中国来说，能够识文断字的女性都为之少数，更何况通晓“中西”的女性。所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既通国文又晓西学的女教师成为发展女学的关键性问题。受到当时男子留学教育的影响，有识之士把目光再次转向了邻国日本。当时国内女子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其“贤妻良母”女子观念与中国的女子观念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女子留日是解决女教师缺乏最有效和可行的办法，纷纷倡导女子赴日留学，如驻日公使杨枢在国内发表公启号召，“凡我国名门秀媛，有志于世界学术之途者，若能翩然渡海相率来游，实为我中国之幸”[10]。反映出朝廷对女子留学教育的支持。
如果说女学的兴起及教育观念的颤变为中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那么女师资的紧缺则成为女子官派留日形成的直接诱因。1905年湖南省派选拔20名女子赴日留学，成为我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之始。此后，奉天、江西等省也纷纷派遣女子赴日，大部分人员都就读于专门为中国女性设立的短期师范科和工艺速成科，成为留日女子教育的高潮。但随后受到朝廷限制速成教育的影响，留日女子人数开始递减。1907年，随着留美热潮的兴起，官派女子赴美也随之出现。
作为中国早期官派女留学生，她们的派遣是为了养成“未来之女教师”，多以短期速成教育为主，所学内容多为中学水平，在学科选择和课程设置上有严格的规定，均以家政、护理等“偏女性”课程为主，因此可以说她们亦是“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践行者。
三、“女国民”教育观念
“新贤妻良母”教育观自形成之初就显现出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发展的弊端。随着女学和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在各个领域开始展现话语权，特别是女子教育领域“女国民”观念的提出。
“女国民”概念的提出，与两个日本女子留学生组织有关即1903年胡彬夏在日本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和1904年秋瑾与陈撷芬重组的共爱会，定名“实行共爱会”。都欲成为“合群、求学、自立，成为合格女国民”。何香凝也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中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女子同男子一样担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
同样提倡“女国民”教育观的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仅靠“贤妻良母”是难以救国的，欲造就“女国民”。因此在其创办的女学中以“女国民”为教育宗旨，向学生宣传国民意识，使“女国民”教育思潮在“贤妻良母”盛行之时暗潮涌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金天翮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学以“铸造国民”为宗旨，“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1]。金天翮则道：“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过不受气病者也。”[12]
在以“新贤妻良母”盛行之时，“女国民”教育观由萌发到践行，以致在辛亥前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女志士”。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颤变，能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13]，凸显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转换。
四、“独立人格”的教育观念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妇女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格的解放。“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亦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仍把做母、做妻视为女子的本职，让她们终身在家里，相夫教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缺乏独立的人格。
胡适提出“超贤妻良母主义”。他认为女人不应该只把家庭作为生活的重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非以“贤妻良母”为唯一目标。超贤妻良母主义要求妇女具有“自立、自强”的观念，希望能够凭借自身才能，独立生活，不在束缚于家庭亦能替社会作事。一句话：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的实现使实现男女平的的教育。
留美归国的陈衡哲认为女子独立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女子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学习技能。陈衡哲认为女子只有拥有一技之长，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建立自己的事业，才能养成自尊独立的性格。近代后期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就是对“独立人格”养成的一次尝试。
五、结语
对于把女子留学教育排除在中国近代女子主流教育思潮之外的观点，我认为有不可取之处。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女子教育思潮的颤变与女子留学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相互影响与制约。从女子留学教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新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独立人格”三个阶段。通过女子教育观念的颤动，探究各阶段女子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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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