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由于自由和民主制度在世界上的广泛建立，“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尽管这种“历史终结论”受到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但福山坚信，只要奠定现代民主制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不被破坏，人类的社会制度的确没有再进化的必要了。然而，世界的发展永远超出哲学家的想象。20多年后，还是在其当初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福山发表了最新的对美国制度的观察：《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国家利益》双月刊2014年1-2月号）。
他开篇即说：“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前都日渐衰败”，其主要表现为美国政治文化中“三大主要的结构性特征”都有问题，即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扯皮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力量的增加损害了社会公平原则，联邦政府治理理念的僵化妨碍了政府对公共政策的有效调整。由此“直接引发代议制度危机”。虽然福山认为这种衰败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或文明衰落现象并不是一回事儿”，而将其定义为一项特定的政治进程或者机构出现的机能障碍。
尽管如此，作为自由民主制度典范的美国政治“三大主要结构性特征”都发生了问题，已经足以振聋发聩、令人震惊。
这次台湾发生大规模的“反服贸”学生运动期间，我正在台北从事一个研究工作。我曾经多次来台北，对这个地方人民的温和、社会的有序、环境的优美有着美好的印象。这次运动期间，我接触到计程车司机、保安、餐馆招待、咖啡馆老板、研究生、大学教授等各个阶层的人士对占领立法机构事件的观点与看法，得以近距离观察台湾社会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
“轰轰烈烈”的学运背后是市民平静而有序的生活，一般民众认为政府门前的种种抗议活动已为常态，并不惊诧。但是，围绕着这次学运中一些举动以及社会各阶层种种反应，如果说台湾病了这样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但是结合福山对美国政治的最新观察，就学运为表征而反映出的台湾民主制度的种种问题，有若干现象似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与所有街头政治频繁的政治实体一样，台湾这次“反服贸”学运背后的深层原因，与政治正当性发生危机有关。
“服贸协议”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一个后续协议。根据台湾有关专门研究此项协议的专家的看法，ECFA只是一个谈判架构，后续签署的投资保障协议、与2013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才是启动两岸自由贸易的关键一步。但从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看，这一步其实跨得很小，因为表面上台湾64项市场开放的承诺，但其中有27项已开放陆资来台投资专案， 反倒是大陆不计较台湾加诸的不对称待遇，仍给予台湾80项高于WTO的开放承诺，是立足于对台“让利”的思维。从市场相对开放来看，台湾若再限缩，就失去贸易自由化的意义了。从“协议”的本身来看，不管是在台上的还是在野的政治团体，都似乎不是反对声浪的重点所在。
大多数公众都认为，这次学运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随着马英九任期的临近结束而达到了一个极限。因此，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发生不可避免。“反服贸”只是一个借口。这种观点涵化了占领运动的具体行为，而将其引导向事件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世界再次上演了一场起因与结果毫无关系的大众事件。
对执政党的不满有各种原因。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就业困难、官员腐败等因素都包含在内。但是，如果换作民进党党政，情况又会如何？用这个问题问到的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很少有人明确表示乐观。此次学运，始终闪烁着政党斗争的影子，也有所谓的“府院之争”的影子。在许多人看来，学生团体的后面，有多种力量的暗流在涌动。就一般人来观察，这是一场混合着大众情绪、政党利益、权力斗争、媒介狂欢的社会运动。但是抛开这些表征，本质上的理路主要表现为两条：一为对大陆“资本入侵”的恐惧，二是所谓的“逢中必反”的思维定式。这也是某些政治领袖以此作为打击执政党政策的重要依据。而正是这两条，反映了台湾政治理念存在着严重的正当性危机。
台湾的经济成就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时期。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台湾一举摆脱了“二战”结束后亚洲地区普遍贫穷的状况，其人均收入以及各项发展指数与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国和地区齐平，成为世界经济发达地区。这凝聚了一代台湾人的血汗劳动与拼搏奋斗，可以说，这是台湾所有的资本。
但是，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沉重打击了新兴经济体发展。台湾的经济近年以来一直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这是客观事实。
尽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原因，台湾人民对于财富的增长有着非常独特的观念，比如他们认可普通而适度富裕的生活，并不将暴富当作生活目标。人们更讲究生活质量，而非将全部时间投入到经营活动中去。但是，整体经济衰退的痕迹却处处可见。就我对台北市政的感受，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明显处于停滞状态，落后于香港、甚至大陆许多城市，有些地区甚至呈现赤贫景象。而台湾的薪酬水平的持续下降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日益艰难，也前所未见。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采取各种措施、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具有天然合理性。但是，一些党派和团体致力于渲染和夸张“大陆资本的入侵”等话题，甚至不惜发动街头运动来阻碍政府的运作，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僵化的老问题。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台湾岛内的意识形态却停留在冷战时代。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几年，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欧洲。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使得世界都从中受益。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已经远远超过40%，大陆经济对台湾的意义不言而喻。全世界都争相与中国做生意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带着某种偏见来看待的话，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一大炫目的景观。在中国长长的贸易伙伴队列中，不乏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存在严重分歧的老对手和老伙计。但是，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还会将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阻断双方贸易与交流的鸿沟呢？冷战结束二三十年后，冷战思维还在个别地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流行，这种现象本身是惊人的。
所谓的“逢中必反”的思维习惯反映出有人依然在用静态和僵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在近二三十年可谓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面，在社会治理和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的现在与过去都已有很大不同。“改革”已经成为几代领导人的共识，今后的中国，改革将是社会治理的主流，这是中外观察家都可以看到的趋势。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没有哪个政党会不思进取、还在紧紧拥抱着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来塑造自己的未来。如果政治团体不能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放眼世界的胸襟来重建其正当性，未来的台湾政治依然会在各种争执、内讧的泥塘中无法自拔。福山所观察到的美国制度中治理理念的僵化影响到政府政策的调整的问题，已经在台湾产生了明显的后果。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的，如果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需要这样的制度。
“反服贸”运动开始几天后，先后经历了占领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的举动，显示出种种异象。上街也罢，占领也罢，其中派别林立，各怀主张，与发起时的口径已经相去甚远，各种颜色的政治派别也在借此表达其他诉求。从两岸三地的文化来看，台湾社会被认为保存了较为醇厚的人文气息。人际关系中“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塑造了台湾人的温文尔雅的行为方式与独特气质。这些特质曾经为台湾人赢得广泛的赞誉。针对运动中的种种过激行为，民众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感情绪和反对声音。所以先后有公众和团体发起“反反服贸”运动，在多个场合集会呼吁结束占领运动，让立法机构恢复运作，打出“支持服贸，台湾更好”标语，组织方表示发起活动的目的是希望为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民众发出声音，要求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针对多所大学院所发起罢课支持学运，有许多家长集会表示反对意见，表示不愿看到街头抗议影响到正常教育。而被称为竹联帮精神领袖的“中华统一促进会”总裁“白狼”张安乐亦率众上街表达政治观点，他直指学运受民进党操控，部分学生“逢中必反”的思维是“数典忘祖”。
群众性政治运动，永远是非理性的。是由形形色色的诉求与大众媒介的渲染、尤其是互联网等自媒体互相传染而编织成的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在整个占领运动期间，我们看到了媒体形塑的强大力量。电视台根据其一贯的政治倾向，选择性报道、突出特定的画面和口号，同时将另外的声音利用特定的编辑和措辞进行消解。有些电视台长时间连续滚动播出某个镜头，有些电视台则反复播放对某个嘉宾的采访意见。新闻报道“颜色”分明，阵营森严。而在影响更为巨大的网络社交媒体“脸书”、部落格等话语场域，主流舆论的霸权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学运发起和高潮时期，无人敢发表反对意见，众多的围攻使得许多人在虚拟社会中生活得胆战心惊。这让我们看到大众媒介在社会动员中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同时，对新闻媒介的本质发生严重的怀疑。
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中，“权力”已经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强制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民意、组织、媒体、大人物、政府在共享这种权力。尤其被马克思称为“第三种权力”的现代媒体，因其客观、公正、中立的传播信息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力中心。但是，当媒体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客观、公正与中立，其影响力是否发生变异？在社会事件中的不客观的宣传，是否等同于权力的滥用？
包括报刊、电视、网络在内的媒体，是一个社会“社会共识”形成的重要基础。无论民主社会还是极权社会，一个社会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共识的建立。社会共识在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体意志与社会共同体形成协调的价值观或者价值共识。如果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部人类自由意志解放的历史的话，那人类的进步就表现为人类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个人权利交给公权力，来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进一步讲，台湾的民主政治得以运作，需要建立在一个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共识超越党派和利益团体，认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与价值理念。而这种社会共识的维持，甚至超越政府组织，主要靠大众舆论与文化媒介来表达。
从此次“反服贸”运动引起的台湾各阶层种种不同意见的表达以及大众媒体的站队宣传，我们看到的其背后是台湾社会的一个更为严重的现象，即社会共识面临解体。原来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制也罢，台湾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也罢，都已经不能成为共同价值观的基础。社会共识的解体，表示基本制度面临改变。台湾向哪里去？台湾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政治。
在现代民主国家，原则上所有的公民都被认为可以平等地行使权力。公民权的内容和范围反映了权力的具体指标。但是，所有公民直接行使公民权的政府是不存在的。有效政府得以建立依赖于两个基础：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给公权力（政府）作为保障共同秩序的基础，其二是公民将政治权利的行使权转让给代表人来代为行使。公众推选的议员或者民意代表，或者因为道德上的感召力，或者因为专业上的高超性，互相建立信任关系，委托行使公民权力和公共事务。民主制下，理论上都是社会精英才能进入公共权力系统，代表人民处理国际、国内各种复杂事务。政府以及代议制，成为民主社会必须的载体，而人民的权力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个人权利”。个人权利的观念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与他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哪个人会孤立地将个人权利看作不依赖他人而产生的天赋人权。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社会共识。 社会精英或者在政治运作中，或者在学术文化中，为探索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基础做着最为基本的工作。因此，他们理应比大众更具有广阔的视野与专业的认识，以便更好代行人民委托的权力。但是，现代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冲击：一为互联网社会带来的去中心化，一为精英阶层犬儒化。互联网提供了人人表达意见而为他人所认知的可能。但是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自媒体的迅速推广所带来的去中心化只是表象，本质上是新的价值中心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传统精英失去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意料中事。
在此次学运过程中，学生领袖的主张和言行反映出种种前后矛盾、缺乏理据、甚至完全违背公民常识的现象，引起许多人的讶异和质疑。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在公共媒体上看到有哪个政治人物、教授公开提出批评和质疑。公众人物和社会精英都在忙于迎合声势浩大的学生舆论，甚至都在忙于利用这样的学生运动积累拥趸和政治资源。在这样的场合下，有谁会得罪这批为数巨大的社会的未来力量呢？尤其是当学运领袖林飞帆公然宣称“人民才是国家的总指挥，请马总统接受指挥”这样极端民粹主义口号之时，竟然没有一位社会精英公开出来进行反驳纠正，这不啻为民主社会之耻辱。在私利的考量中，社会精英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变成放弃社会责任的犬儒主义。
吊诡的是，张安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代议政治要成功，跟选民素质有关。骂‘立委’时要检讨，当时为什么要投给他。”这就难怪被问及为何要发动“反反服贸”运动时，张安乐说是因为“社会责任”。当精英阶层都放弃责任时，“江湖道义”就要开始充当社会正义，这是对台湾政治的极大讽刺。
福山在谈到现代政治的运作时也提到：“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的利益完全合理，也属于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公共政策受到利益群体的影响是福山观察美国政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样，如果极端民粹的利益观念也将社会精英拉下水，精英阶层首要在私利的基础上来考量其行动与观念，代议制就将终结，直接民主式的民粹运动就将来临。
以上三个问题， 是这次学运中暴露出来的台湾政治的一些深层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台湾社会中所独有。从福山年初对美国政治中几个问题的观察来看，似乎也是民主政体的主要问题的变异形式。我们似乎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看待民主制会产生的败坏自身肌体的病理形式。这也反映在我们对“历史终结论”的思考上。
“历史终结论”也并非由福山首先提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之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只不过，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在福山看来，由于20世纪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核武器和环境破坏为形式的科学反人类趋势愈来愈烈，所以导致了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历史终结论”的破灭。但是，“福音还是来了”。随着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迁，主要是冷战结束后苏东地区“极权政府的大面积塌方”，民主制度在这些地区普遍建立，使得这些政治哲学家欣喜地看到了一种臻于至善的社会制度终将覆盖人类的各个角落。于是，“真正的大问题”再次得到了解决，历史将再次终结。
福山从未正式修正过其“历史终结论”。但这不影响他是一位诚实的思想家。在2003年后他写作《国家构建——21世纪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时，他已经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对国家构建很熟悉，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不知晓的东西还很多。资源跨国界转移我们知之甚多，但公共制度的有效运作却需要一些思维定式和很复杂的方法，而这些都无法移植。”
自由、民主制度才诞生了200多年，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韩国等国才结束了专制制度。通过如此短暂的历史就发展出一个终结性的完美制度，我们对民主制的厚望是不是太苛刻了？
从他者的角度来看，美国式的理论建构都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历史”的特征。美国的社会制度是通过“设计”而形成的，尽管建国之初的设计模型与来源于欧洲的各国移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其錾断与旧制度的联系而进行的全新设计。由此将200多年的政治实践当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并不令人吃惊。但是，历史地来看，只要这个社会还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社会组织还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组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历史发展规律就只有一个：变化。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是一部专门讨论变化的经典。直到现在，人们依然从中汲取智慧和教益。《易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结只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随时变化。人类只有随时调整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所以，文明衰落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僵化。僵化的制度，僵化的意识形态，僵化的观念，都是人类发展臻于至善的大敌。
这是我们讨论“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无论是对中国大陆而言，还是对台湾社会而言。改革以及开放性思维，将成为未来社会政治探索的主要推动力量。动态地看待未来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基于人民的福祉而非僵化的观念来调整公共政策，也是两岸三地政治精英们需要重视的政治思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这种“历史终结论”受到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但福山坚信，只要奠定现代民主制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不被破坏，人类的社会制度的确没有再进化的必要了。然而，世界的发展永远超出哲学家的想象。20多年后，还是在其当初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福山发表了最新的对美国制度的观察：《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国家利益》双月刊2014年1-2月号）。
他开篇即说：“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前都日渐衰败”，其主要表现为美国政治文化中“三大主要的结构性特征”都有问题，即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扯皮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力量的增加损害了社会公平原则，联邦政府治理理念的僵化妨碍了政府对公共政策的有效调整。由此“直接引发代议制度危机”。虽然福山认为这种衰败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或文明衰落现象并不是一回事儿”，而将其定义为一项特定的政治进程或者机构出现的机能障碍。
尽管如此，作为自由民主制度典范的美国政治“三大主要结构性特征”都发生了问题，已经足以振聋发聩、令人震惊。
这次台湾发生大规模的“反服贸”学生运动期间，我正在台北从事一个研究工作。我曾经多次来台北，对这个地方人民的温和、社会的有序、环境的优美有着美好的印象。这次运动期间，我接触到计程车司机、保安、餐馆招待、咖啡馆老板、研究生、大学教授等各个阶层的人士对占领立法机构事件的观点与看法，得以近距离观察台湾社会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
“轰轰烈烈”的学运背后是市民平静而有序的生活，一般民众认为政府门前的种种抗议活动已为常态，并不惊诧。但是，围绕着这次学运中一些举动以及社会各阶层种种反应，如果说台湾病了这样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但是结合福山对美国政治的最新观察，就学运为表征而反映出的台湾民主制度的种种问题，有若干现象似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正当性危机
与所有街头政治频繁的政治实体一样，台湾这次“反服贸”学运背后的深层原因，与政治正当性发生危机有关。
“服贸协议”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一个后续协议。根据台湾有关专门研究此项协议的专家的看法，ECFA只是一个谈判架构，后续签署的投资保障协议、与2013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才是启动两岸自由贸易的关键一步。但从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看，这一步其实跨得很小，因为表面上台湾64项市场开放的承诺，但其中有27项已开放陆资来台投资专案， 反倒是大陆不计较台湾加诸的不对称待遇，仍给予台湾80项高于WTO的开放承诺，是立足于对台“让利”的思维。从市场相对开放来看，台湾若再限缩，就失去贸易自由化的意义了。从“协议”的本身来看，不管是在台上的还是在野的政治团体，都似乎不是反对声浪的重点所在。
大多数公众都认为，这次学运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随着马英九任期的临近结束而达到了一个极限。因此，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发生不可避免。“反服贸”只是一个借口。这种观点涵化了占领运动的具体行为，而将其引导向事件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世界再次上演了一场起因与结果毫无关系的大众事件。
对执政党的不满有各种原因。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就业困难、官员腐败等因素都包含在内。但是，如果换作民进党党政，情况又会如何？用这个问题问到的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很少有人明确表示乐观。此次学运，始终闪烁着政党斗争的影子，也有所谓的“府院之争”的影子。在许多人看来，学生团体的后面，有多种力量的暗流在涌动。就一般人来观察，这是一场混合着大众情绪、政党利益、权力斗争、媒介狂欢的社会运动。但是抛开这些表征，本质上的理路主要表现为两条：一为对大陆“资本入侵”的恐惧，二是所谓的“逢中必反”的思维定式。这也是某些政治领袖以此作为打击执政党政策的重要依据。而正是这两条，反映了台湾政治理念存在着严重的正当性危机。
台湾的经济成就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时期。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台湾一举摆脱了“二战”结束后亚洲地区普遍贫穷的状况，其人均收入以及各项发展指数与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国和地区齐平，成为世界经济发达地区。这凝聚了一代台湾人的血汗劳动与拼搏奋斗，可以说，这是台湾所有的资本。
但是，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沉重打击了新兴经济体发展。台湾的经济近年以来一直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这是客观事实。
尽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原因，台湾人民对于财富的增长有着非常独特的观念，比如他们认可普通而适度富裕的生活，并不将暴富当作生活目标。人们更讲究生活质量，而非将全部时间投入到经营活动中去。但是，整体经济衰退的痕迹却处处可见。就我对台北市政的感受，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明显处于停滞状态，落后于香港、甚至大陆许多城市，有些地区甚至呈现赤贫景象。而台湾的薪酬水平的持续下降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日益艰难，也前所未见。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采取各种措施、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具有天然合理性。但是，一些党派和团体致力于渲染和夸张“大陆资本的入侵”等话题，甚至不惜发动街头运动来阻碍政府的运作，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僵化的老问题。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台湾岛内的意识形态却停留在冷战时代。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几年，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欧洲。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使得世界都从中受益。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已经远远超过40%，大陆经济对台湾的意义不言而喻。全世界都争相与中国做生意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带着某种偏见来看待的话，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一大炫目的景观。在中国长长的贸易伙伴队列中，不乏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存在严重分歧的老对手和老伙计。但是，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还会将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阻断双方贸易与交流的鸿沟呢？冷战结束二三十年后，冷战思维还在个别地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流行，这种现象本身是惊人的。
所谓的“逢中必反”的思维习惯反映出有人依然在用静态和僵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在近二三十年可谓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面，在社会治理和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的现在与过去都已有很大不同。“改革”已经成为几代领导人的共识，今后的中国，改革将是社会治理的主流，这是中外观察家都可以看到的趋势。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没有哪个政党会不思进取、还在紧紧拥抱着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来塑造自己的未来。如果政治团体不能以积极进取的心态、放眼世界的胸襟来重建其正当性，未来的台湾政治依然会在各种争执、内讧的泥塘中无法自拔。福山所观察到的美国制度中治理理念的僵化影响到政府政策的调整的问题，已经在台湾产生了明显的后果。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的，如果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需要这样的制度。
社会共识解体
“反服贸”运动开始几天后，先后经历了占领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的举动，显示出种种异象。上街也罢，占领也罢，其中派别林立，各怀主张，与发起时的口径已经相去甚远，各种颜色的政治派别也在借此表达其他诉求。从两岸三地的文化来看，台湾社会被认为保存了较为醇厚的人文气息。人际关系中“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塑造了台湾人的温文尔雅的行为方式与独特气质。这些特质曾经为台湾人赢得广泛的赞誉。针对运动中的种种过激行为，民众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感情绪和反对声音。所以先后有公众和团体发起“反反服贸”运动，在多个场合集会呼吁结束占领运动，让立法机构恢复运作，打出“支持服贸，台湾更好”标语，组织方表示发起活动的目的是希望为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民众发出声音，要求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针对多所大学院所发起罢课支持学运，有许多家长集会表示反对意见，表示不愿看到街头抗议影响到正常教育。而被称为竹联帮精神领袖的“中华统一促进会”总裁“白狼”张安乐亦率众上街表达政治观点，他直指学运受民进党操控，部分学生“逢中必反”的思维是“数典忘祖”。
群众性政治运动，永远是非理性的。是由形形色色的诉求与大众媒介的渲染、尤其是互联网等自媒体互相传染而编织成的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在整个占领运动期间，我们看到了媒体形塑的强大力量。电视台根据其一贯的政治倾向，选择性报道、突出特定的画面和口号，同时将另外的声音利用特定的编辑和措辞进行消解。有些电视台长时间连续滚动播出某个镜头，有些电视台则反复播放对某个嘉宾的采访意见。新闻报道“颜色”分明，阵营森严。而在影响更为巨大的网络社交媒体“脸书”、部落格等话语场域，主流舆论的霸权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学运发起和高潮时期，无人敢发表反对意见，众多的围攻使得许多人在虚拟社会中生活得胆战心惊。这让我们看到大众媒介在社会动员中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同时，对新闻媒介的本质发生严重的怀疑。
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中，“权力”已经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强制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民意、组织、媒体、大人物、政府在共享这种权力。尤其被马克思称为“第三种权力”的现代媒体，因其客观、公正、中立的传播信息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力中心。但是，当媒体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客观、公正与中立，其影响力是否发生变异？在社会事件中的不客观的宣传，是否等同于权力的滥用？
包括报刊、电视、网络在内的媒体，是一个社会“社会共识”形成的重要基础。无论民主社会还是极权社会，一个社会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共识的建立。社会共识在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体意志与社会共同体形成协调的价值观或者价值共识。如果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部人类自由意志解放的历史的话，那人类的进步就表现为人类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个人权利交给公权力，来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进一步讲，台湾的民主政治得以运作，需要建立在一个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共识超越党派和利益团体，认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与价值理念。而这种社会共识的维持，甚至超越政府组织，主要靠大众舆论与文化媒介来表达。
从此次“反服贸”运动引起的台湾各阶层种种不同意见的表达以及大众媒体的站队宣传，我们看到的其背后是台湾社会的一个更为严重的现象，即社会共识面临解体。原来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制也罢，台湾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也罢，都已经不能成为共同价值观的基础。社会共识的解体，表示基本制度面临改变。台湾向哪里去？台湾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社会精英“犬儒化”
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政治。
在现代民主国家，原则上所有的公民都被认为可以平等地行使权力。公民权的内容和范围反映了权力的具体指标。但是，所有公民直接行使公民权的政府是不存在的。有效政府得以建立依赖于两个基础：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给公权力（政府）作为保障共同秩序的基础，其二是公民将政治权利的行使权转让给代表人来代为行使。公众推选的议员或者民意代表，或者因为道德上的感召力，或者因为专业上的高超性，互相建立信任关系，委托行使公民权力和公共事务。民主制下，理论上都是社会精英才能进入公共权力系统，代表人民处理国际、国内各种复杂事务。政府以及代议制，成为民主社会必须的载体，而人民的权力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个人权利”。个人权利的观念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与他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哪个人会孤立地将个人权利看作不依赖他人而产生的天赋人权。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社会共识。 社会精英或者在政治运作中，或者在学术文化中，为探索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基础做着最为基本的工作。因此，他们理应比大众更具有广阔的视野与专业的认识，以便更好代行人民委托的权力。但是，现代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冲击：一为互联网社会带来的去中心化，一为精英阶层犬儒化。互联网提供了人人表达意见而为他人所认知的可能。但是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自媒体的迅速推广所带来的去中心化只是表象，本质上是新的价值中心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传统精英失去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意料中事。
在此次学运过程中，学生领袖的主张和言行反映出种种前后矛盾、缺乏理据、甚至完全违背公民常识的现象，引起许多人的讶异和质疑。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在公共媒体上看到有哪个政治人物、教授公开提出批评和质疑。公众人物和社会精英都在忙于迎合声势浩大的学生舆论，甚至都在忙于利用这样的学生运动积累拥趸和政治资源。在这样的场合下，有谁会得罪这批为数巨大的社会的未来力量呢？尤其是当学运领袖林飞帆公然宣称“人民才是国家的总指挥，请马总统接受指挥”这样极端民粹主义口号之时，竟然没有一位社会精英公开出来进行反驳纠正，这不啻为民主社会之耻辱。在私利的考量中，社会精英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变成放弃社会责任的犬儒主义。
吊诡的是，张安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代议政治要成功，跟选民素质有关。骂‘立委’时要检讨，当时为什么要投给他。”这就难怪被问及为何要发动“反反服贸”运动时，张安乐说是因为“社会责任”。当精英阶层都放弃责任时，“江湖道义”就要开始充当社会正义，这是对台湾政治的极大讽刺。
福山在谈到现代政治的运作时也提到：“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的利益完全合理，也属于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公共政策受到利益群体的影响是福山观察美国政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样，如果极端民粹的利益观念也将社会精英拉下水，精英阶层首要在私利的基础上来考量其行动与观念，代议制就将终结，直接民主式的民粹运动就将来临。
以上三个问题， 是这次学运中暴露出来的台湾政治的一些深层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台湾社会中所独有。从福山年初对美国政治中几个问题的观察来看，似乎也是民主政体的主要问题的变异形式。我们似乎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看待民主制会产生的败坏自身肌体的病理形式。这也反映在我们对“历史终结论”的思考上。
“历史终结论”也并非由福山首先提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之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只不过，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在福山看来，由于20世纪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核武器和环境破坏为形式的科学反人类趋势愈来愈烈，所以导致了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历史终结论”的破灭。但是，“福音还是来了”。随着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迁，主要是冷战结束后苏东地区“极权政府的大面积塌方”，民主制度在这些地区普遍建立，使得这些政治哲学家欣喜地看到了一种臻于至善的社会制度终将覆盖人类的各个角落。于是，“真正的大问题”再次得到了解决，历史将再次终结。
福山从未正式修正过其“历史终结论”。但这不影响他是一位诚实的思想家。在2003年后他写作《国家构建——21世纪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时，他已经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对国家构建很熟悉，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不知晓的东西还很多。资源跨国界转移我们知之甚多，但公共制度的有效运作却需要一些思维定式和很复杂的方法，而这些都无法移植。”
自由、民主制度才诞生了200多年，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韩国等国才结束了专制制度。通过如此短暂的历史就发展出一个终结性的完美制度，我们对民主制的厚望是不是太苛刻了？
从他者的角度来看，美国式的理论建构都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历史”的特征。美国的社会制度是通过“设计”而形成的，尽管建国之初的设计模型与来源于欧洲的各国移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其錾断与旧制度的联系而进行的全新设计。由此将200多年的政治实践当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并不令人吃惊。但是，历史地来看，只要这个社会还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社会组织还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组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历史发展规律就只有一个：变化。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是一部专门讨论变化的经典。直到现在，人们依然从中汲取智慧和教益。《易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结只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随时变化。人类只有随时调整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所以，文明衰落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僵化。僵化的制度，僵化的意识形态，僵化的观念，都是人类发展臻于至善的大敌。
这是我们讨论“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无论是对中国大陆而言，还是对台湾社会而言。改革以及开放性思维，将成为未来社会政治探索的主要推动力量。动态地看待未来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基于人民的福祉而非僵化的观念来调整公共政策，也是两岸三地政治精英们需要重视的政治思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