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的风姿情调多表现于其饮酒的品味和格调上。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古国。儒家“酒以成礼”与道家的“饮酒则欢乐”或以酒抒情形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峙态度。汉代礼法森严,文士多感钳制,即借酒摆脱礼制的束缚。汉魏之际,许多名士即基于不同的角色而对酒的社会规范持不同立场。七贤善饮,亦表现出不同的酒量、酒德与酒品。阮籍的饮酒是全身避祸,是酒遁,有时借酒公然向名教权威挑战,亦借酒发抒率真性情。嵇康喜饮,而从道家清心寡欲立场上更反对酒色,但也认识到了饮酒怡养身心、营造生活情趣的正面价值。相较而言,刘伶的饮酒是痛饮豪饮,他是在借酒所催发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灵超脱。如果说阮籍放达的饮酒是有所为而作“达”故得“至慎”美名,阮咸的耽酒虚浮、与猪共饮则是无所为而作“达”,则是一种沉沦。七贤中向秀饮酒态度最为平淡。他对饮酒兼容了儒道的名教与自然,但求中和之理以两全。山涛借酒交友,借酒怡情遣性,他酒量大而有节制,颇像他的为人处世。王戎饮酒有时狂如阮籍,有时又掌握节度似山涛。综之,面对政局的多变和人生的无常,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这是七贤及多数士人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