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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3日，“范季融·胡盈莹捐赠文物交接仪式”在国子监彝伦堂隆重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代表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了美籍华人范季融先生向国家捐献的秦公墓、晋侯墓出土的9件青铜器。鉴于范季融先生化私为公、热心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文化部决定授予范季融先生“文化交流贡献奖”。全国政协林文漪副主席、文化部蔡武部长分别向范季融先生颁发了“文化交流贡献奖”的奖章和荣誉证书。
范季融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家。1991年以来，曾多次向国家捐赠青铜器、书画等珍贵文物，在中、美两国博物馆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单霁翔表示，甘肃秦公墓和山西晋侯墓出土文物均为国家珍贵文化遗产，其中一部分因多种原因散落于世界各地，令人痛心。范季融先生的捐赠行为，不仅会使这批具有历史、考古价值的流失文物重归故里，而且为推动更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树立了榜样。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物回归。自2009年1月中美两国就限制中国文物非法进口美国达成协议，签订《谅解备忘录》以来，2009年的6月和9月，中国政府分别与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协定；10月，中国政府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关于文物保护的谅解备忘录。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范季融先生的岳父胡惠春，就曾多次向国内有关部门和单位捐赠文物；自80年代，范季融先生与其岳父胡惠春又多次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因其处事低调，致使其两代人的豪兴义举大多不为国人所知。
暂得楼与首阳斋
提到胡惠春和范季融翁婿二人，国内很多人或许感到陌生，可若是说到暂得楼与首阳斋，怕是不少人都还是有所耳闻的。暂得楼的主人就是已故的香港瓷器收藏大家胡惠春，而首阳斋的主人就是胡惠春的女婿范季融。
胡惠春，名仁牧，字惠春，号渭村，生前是文物收藏界知名人士，系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著名作家董桥曾在《砚边絮语》一文中这样描述过胡惠舂：银行家胡惠春就是胡仁牧，著名瓷器收藏大家，1911年生于北京，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过书，1937年燕京大学毕业，1950年移居香港，1995年八十四岁辞世。王献之《中秋帖》早年辗转流来香港，胡先生出过力让名迹回归北京故宫。家藏恭王府紫檀家具的他整批送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说这样的珍品不适宜再归私人收藏了。他的“暂得楼”所藏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也捐给了北京文化部，目前存放北京故宫。他多年集藏的明清私家名款瓷器都送进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保管。……“暂得楼”堂号取的是王羲之《兰亭序》里那句“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借十二个字寄托此生鉴赏古器的喜悦之情；范先生说胡先生晚年隐逸终日，爱说兴致不在艺术与收藏了，有一天还给范先生留了一纸字条抄录《道德经》里一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1960年，胡惠春与陈光甫、利荣森、霍宝材、黄宝熙、叶义、徐郊等在香港组织发起“敏求精合”。陈光甫被推为永久名誉会长，胡惠春被推为创会会长。敏求精含非常活跃，经常举办专题展览，对丰富香港的文化底蕴、推广香港市民对文物的兴趣与认识，起了很大作用，对沟通沪粤两地收藏家文物鉴赏的传统，颇收切磋交流之效。胡惠春到了晚年因健康原因，对艺术及收藏已经失去了兴致，也就有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寄语。
1936年，祖籍宁波的范季融在上海出生。他的父亲范回春(1877—1970年)是位生意人，开电影公司，在闵行开跑马场，在上海颇有名气，解放前去了台湾。范回春虽在商海中沉浮，对子女的教育却甚为重视，把儿子送到圣约翰小学读书。1950年，范季融随父亲去香港，进华诚书院读中学，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奖学金，进斯坦斯大学攻读电机，取得硕士学位后就进IBM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在纽约大学念物理，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59年，范季融和胡盈莹在美国结婚后，作为胡氏的乘龙快婿才与收藏、与文物有了不解之缘。
范季融先生的首阳斋取名，据说是缘于对上海博物馆的情谊。因为不愿步岳丈收藏瓷器的后尘，范季融开始时是收藏书画，后来受马承源的影响，转向收藏青铜器。后来，他抱定一个宗旨，凡是重要的文物，首先让上海博物馆买。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于是就用季氏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榜其居为“首阳斋”，以示其重情重义。这就是“首阳斋”的由来。有名的冒鼎，就是范季融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件青铜器。
深知胡惠春的是范季融，继其衣钵传其精神的也是范季融。如果说“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是一种收藏精神，而“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体现的是收藏理念，那么“首阳”之意则是成就其收藏、凸显他们一片赤诚的写照!
从《伯远帖》《中秋帖》到青铜器
1950年到了香港之后，胡惠春的收藏范围由官窑瓷扩展至其他器物，甚而扩展至书画。他不但自己收藏，还为流散在外的重要文物之回归作出贡献，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珣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由香港回归。1951年，王冶秋、马衡、徐森玉去香港收购王珣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因款项一时不能到位，由香港一银行家作担保才及时将“二希”购回，直到1995年胡惠春先生去世后，外界才渐渐知道这位银行家是谁。《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从胡惠春到范季融翁婿问收藏精神的传承》一文写到：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殉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原系乾隆所藏的清朝内府之物，藏此三帖之处名之为三希堂。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三希帖”中除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藏于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帖则流出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当时曾为文物界所震惊。
1940年秋，郭世五在北平去世，王殉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由其儿子郭昭俊继藏。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二希”去了台湾，后来想将其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去找过该院院长、徐森玉的学生庄严。庄严很想将此“二希”买下来，但因郭索价太高，而当时台湾经济凋敝，财源短缺，无力收购此价值连城之宝。郭昭俊又将此两帖带至香港，抵押在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贷款即将到期，如果不能及时赎回，将按惯例进行拍卖。当时也有不少外国机构及收藏家对之分外觊觎，“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很可能流出域外。
1951年10月初，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定居香港，得此消息后立即向郑振铎报告。当时，郑振铎参加了由丁酉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正好途经香港。郑振铎 闻知此事，即指示徐伯郊务必全力抢救两帖，不使之流散海外。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请求能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一定将“二希”购回。
徐伯郊接到任务，马上找到郭昭俊，希望他不要着急，国内会购此两帖。稳住了郭昭俊之后，徐伯郊又利用在香港银行界的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之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徐森玉三人去了澳门，对“二希”鉴定无误后，以三十五万元港币成交，将“二希”购回。
香港银行界系指何人?几十年来不为人所知。此人正是中南银行的总经理胡惠春。胡惠春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徐伯郊所面临的困难，由他出面和英国银行疏通，并出面担保，这样徐伯郊才将郭昭俊抵押在英国银行的“二希”帖取出，和郭昭俊一起带“二希”去了澳门。胡惠春虽然作了担保，但他提出要为他保守秘密，因为中南银行的业务主要在台湾和南洋，为此他和台湾的关系密切，如果泄漏了这一秘密，中南银行的财路就要受到严重影响。胡惠春此举是承担着极大风险的。即使到了晚年，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二希”帖的回归又被炒得沸沸扬扬，胡惠春仍然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泰然处之。
当国家文物局获悉部分秦公墓和晋侯墓出土青铜器现流失至美国，被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收藏，遂通过有关渠道与范季融先生商洽，希望促成文物回国，得到了范季融先生的积极响应，并最终使9件青铜重器重归故里。
对此，范季融先生动情地说：“胡惠睿先生既是我的岳父、也是我的开门老师。尽管我们的收藏取向有所不同，他的审美观念很重，收藏东西时非常注意精美程度和工艺；而我收藏青铜器，是从一种探寻的角度来做的，不太注重审美的问题。但他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始终认为，一件真正的好东西不能留在自己的家里，最好放到公家那里。所以他能将许多自己的珍藏捐给国家。他的这些想法对我很有影响。一件藏品如果十分重要，我就给博物馆送去。如果他们不考虑，那我才收下来。我认为以私济公才是真正的收藏之道!再者，人要饮水思源!我在收藏研究上能有所收获，与胡惠春先生、马承源先生、汪庆正先生等人的帮助有关，为文化遗产工作做点事，也是对他们的告慰吧!”
珍瓷与吉金 两代爱国心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胡惠春的收藏已为人所注目，他于1945年被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门委员，1950年由陈毅市长发聘书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移居香港后，于1960年创建敏求精舍，并担任了八任主席。敏求精舍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收藏层次，集中了香港地区品位高雅的收藏家、鉴赏家。
中国现代收藏家的崛起，当在清末民初。宣统时代，帝国败落，各种宫廷收藏御用之品，或以赏赐为名或因盗窃，大量流出宫外。随着溥仪的流亡，更加剧了文物的散失。当时西方及日本的收藏家和古玩商热衷于收购这些从宫中散出的文物。有些人士出于爱国之情，阻止祖国的文化遗物外流，不惜以重金收购。胡惠春就是这个收藏群体中的一位。范季融先生曾对胡惠春先生的义举有个概括：一，当“三希堂”中的《伯远帖》及《中秋帖》到了香港时，胡先生曾协助将它归还给中国大陆，按他当时的条件完全有能力收藏，但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两件法帖应该保存在清官原来的珍藏之地。二，胡先生家藏恭王府紫檀家具，他安排送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付运费。他曾提及时代已经改变，此类型的家具珍品不应再存放在私人家中。三，当他购买了四明拓本《西岳华山庙碑》后，他说以私人身份去收藏这件硕果仅存的整纸拓本，责任未免太重大了，将来丢失或损毁都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因此他把它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四，胡先生说瓷器可以玩玩，但他认为自己收藏的明清私家堂名款的瓷器，应由一所大学博物馆保管，以供研究。现在它们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藏品。
其实，1949年后，胡先生积极参与复兴金融、文化事业；1950年，他就将所藏大部分精品瓷器268件捐献给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对于正在筹建中而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作用；1989年，他又将存留在沪的76件精品瓷器，委托范季融再次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为此，1989年9月10日，上博特举办了“胡惠春、王华云捐赠瓷器珍品展”。展览开幕前，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胡惠春先生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永久名誉委员的聘书，并将其在上博的展馆命名为“暂得楼陶瓷馆”。
范季融对此次为胡惠春捐献所举办的活动甚为满意，赞助了全部活动经费2万美元，并提出拟在美国为上海博物馆募捐经费进行活动，同时承诺不管捐款活动有无成效，他本人每年捐给上海博物馆1.5万美元。
此后，范季融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挚友。1992年后，范季融在美国组织了“上海博物馆之友基金会”，每年都有资金进来。上海博物馆门前绿化地维修换草的费用就是基金会资助的。基金会还派两名会员前来考察，他们认为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又捐25万美元，上海博物馆用此款装修新馆的一个展厅，并命名为“范季融、胡盈莹展览厅”。
2008年10月18日，“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在上海博物馆揭幕，展出近70件(组)青铜器，分为三个部分：“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这是范季融18年青铜器收藏成果的第一次公开展示。他说：“18年来，学习中国古文化、收藏青铜器已经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次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也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在首阳斋所藏的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就有30件。在这30件青铜器的铭文中，出现的许多人、地、事、物，往往不见载于历史文献。如展品有一批秦国器，其铭文展示了秦国发展的基本脉络，春秋早期的秦公鼎、秦公簋，反映了秦国早期历史，而记录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很少，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正是这次展览，成了2009年11月23日范季融先生向国家捐献9件珍贵青铜器的契机。
在谈到青铜器的收藏、捐献时，范季融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从70年代我就开始收藏了，铜器收藏是1990年开始的。当时我在香港的大学做事，当教授很轻松，晚上没什么事做了，我想，就搞搞书画研究吧。于是买了很多有关书画的书，自己研究，但发现很困难，真伪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等等，很不容易搞清楚。后来跟马承源先生做了朋友，就搞青铜器收藏、研究了。”
“我觉得中国文化很博大。我上中学就去外国念书了，许多书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看，所以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很少。后来拿了博士以后，我想多了解一些。看青铜器的铭文，就能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在研究青铜器的时候，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青铜文化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化了，到秦汉时中国文化大致已经定型了。这跟外国不一样，几千年下来文化没有断，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长处。这个传统中一脉相承的特点很厉害，也可以说这里面有一套‘软件’，而这套‘软件’在青铜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并且一直还在不断地‘更新、升级’。比如，孔子和商鞅是对立的，他们两个人各自的思想就被写进了‘软件’里，还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觉得青铜器非常重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成熟的模型。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喜欢收藏，由收藏又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现在范季融不仅是知名的青铜器收藏大家，也已成为美国著名青铜器鉴定家。
对范季融先生捐献的9件珍贵青铜器，笔者特采访了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他说：范季融先生捐献的青铜器都非常珍贵，尤其是其中商周时期的器物，补了史缺、正了史误。比如其中的一件青铜鍑，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华相融合的典型器物，其纹饰是西周晚期的典型纹饰，而器型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具体说就是戎狄的典型器物造型。这件器物所传达出来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有特殊意义，极具研究价值。如果能知道具体的出土地点，那就太好了!现在看来这只能是一大遗憾了!
范季融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家。1991年以来，曾多次向国家捐赠青铜器、书画等珍贵文物，在中、美两国博物馆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单霁翔表示，甘肃秦公墓和山西晋侯墓出土文物均为国家珍贵文化遗产，其中一部分因多种原因散落于世界各地，令人痛心。范季融先生的捐赠行为，不仅会使这批具有历史、考古价值的流失文物重归故里，而且为推动更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树立了榜样。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物回归。自2009年1月中美两国就限制中国文物非法进口美国达成协议，签订《谅解备忘录》以来，2009年的6月和9月，中国政府分别与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协定；10月，中国政府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关于文物保护的谅解备忘录。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范季融先生的岳父胡惠春，就曾多次向国内有关部门和单位捐赠文物；自80年代，范季融先生与其岳父胡惠春又多次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因其处事低调，致使其两代人的豪兴义举大多不为国人所知。
暂得楼与首阳斋
提到胡惠春和范季融翁婿二人，国内很多人或许感到陌生，可若是说到暂得楼与首阳斋，怕是不少人都还是有所耳闻的。暂得楼的主人就是已故的香港瓷器收藏大家胡惠春，而首阳斋的主人就是胡惠春的女婿范季融。
胡惠春，名仁牧，字惠春，号渭村，生前是文物收藏界知名人士，系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著名作家董桥曾在《砚边絮语》一文中这样描述过胡惠舂：银行家胡惠春就是胡仁牧，著名瓷器收藏大家，1911年生于北京，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过书，1937年燕京大学毕业，1950年移居香港，1995年八十四岁辞世。王献之《中秋帖》早年辗转流来香港，胡先生出过力让名迹回归北京故宫。家藏恭王府紫檀家具的他整批送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说这样的珍品不适宜再归私人收藏了。他的“暂得楼”所藏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也捐给了北京文化部，目前存放北京故宫。他多年集藏的明清私家名款瓷器都送进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保管。……“暂得楼”堂号取的是王羲之《兰亭序》里那句“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借十二个字寄托此生鉴赏古器的喜悦之情；范先生说胡先生晚年隐逸终日，爱说兴致不在艺术与收藏了，有一天还给范先生留了一纸字条抄录《道德经》里一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1960年，胡惠春与陈光甫、利荣森、霍宝材、黄宝熙、叶义、徐郊等在香港组织发起“敏求精合”。陈光甫被推为永久名誉会长，胡惠春被推为创会会长。敏求精含非常活跃，经常举办专题展览，对丰富香港的文化底蕴、推广香港市民对文物的兴趣与认识，起了很大作用，对沟通沪粤两地收藏家文物鉴赏的传统，颇收切磋交流之效。胡惠春到了晚年因健康原因，对艺术及收藏已经失去了兴致，也就有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寄语。
1936年，祖籍宁波的范季融在上海出生。他的父亲范回春(1877—1970年)是位生意人，开电影公司，在闵行开跑马场，在上海颇有名气，解放前去了台湾。范回春虽在商海中沉浮，对子女的教育却甚为重视，把儿子送到圣约翰小学读书。1950年，范季融随父亲去香港，进华诚书院读中学，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奖学金，进斯坦斯大学攻读电机，取得硕士学位后就进IBM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在纽约大学念物理，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59年，范季融和胡盈莹在美国结婚后，作为胡氏的乘龙快婿才与收藏、与文物有了不解之缘。
范季融先生的首阳斋取名，据说是缘于对上海博物馆的情谊。因为不愿步岳丈收藏瓷器的后尘，范季融开始时是收藏书画，后来受马承源的影响，转向收藏青铜器。后来，他抱定一个宗旨，凡是重要的文物，首先让上海博物馆买。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于是就用季氏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榜其居为“首阳斋”，以示其重情重义。这就是“首阳斋”的由来。有名的冒鼎，就是范季融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件青铜器。
深知胡惠春的是范季融，继其衣钵传其精神的也是范季融。如果说“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是一种收藏精神，而“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体现的是收藏理念，那么“首阳”之意则是成就其收藏、凸显他们一片赤诚的写照!
从《伯远帖》《中秋帖》到青铜器
1950年到了香港之后，胡惠春的收藏范围由官窑瓷扩展至其他器物，甚而扩展至书画。他不但自己收藏，还为流散在外的重要文物之回归作出贡献，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珣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由香港回归。1951年，王冶秋、马衡、徐森玉去香港收购王珣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因款项一时不能到位，由香港一银行家作担保才及时将“二希”购回，直到1995年胡惠春先生去世后，外界才渐渐知道这位银行家是谁。《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从胡惠春到范季融翁婿问收藏精神的传承》一文写到：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殉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原系乾隆所藏的清朝内府之物，藏此三帖之处名之为三希堂。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三希帖”中除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藏于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帖则流出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当时曾为文物界所震惊。
1940年秋，郭世五在北平去世，王殉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由其儿子郭昭俊继藏。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二希”去了台湾，后来想将其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去找过该院院长、徐森玉的学生庄严。庄严很想将此“二希”买下来，但因郭索价太高，而当时台湾经济凋敝，财源短缺，无力收购此价值连城之宝。郭昭俊又将此两帖带至香港，抵押在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贷款即将到期，如果不能及时赎回，将按惯例进行拍卖。当时也有不少外国机构及收藏家对之分外觊觎，“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很可能流出域外。
1951年10月初，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定居香港，得此消息后立即向郑振铎报告。当时，郑振铎参加了由丁酉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正好途经香港。郑振铎 闻知此事，即指示徐伯郊务必全力抢救两帖，不使之流散海外。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请求能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一定将“二希”购回。
徐伯郊接到任务，马上找到郭昭俊，希望他不要着急，国内会购此两帖。稳住了郭昭俊之后，徐伯郊又利用在香港银行界的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之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徐森玉三人去了澳门，对“二希”鉴定无误后，以三十五万元港币成交，将“二希”购回。
香港银行界系指何人?几十年来不为人所知。此人正是中南银行的总经理胡惠春。胡惠春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徐伯郊所面临的困难，由他出面和英国银行疏通，并出面担保，这样徐伯郊才将郭昭俊抵押在英国银行的“二希”帖取出，和郭昭俊一起带“二希”去了澳门。胡惠春虽然作了担保，但他提出要为他保守秘密，因为中南银行的业务主要在台湾和南洋，为此他和台湾的关系密切，如果泄漏了这一秘密，中南银行的财路就要受到严重影响。胡惠春此举是承担着极大风险的。即使到了晚年，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二希”帖的回归又被炒得沸沸扬扬，胡惠春仍然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泰然处之。
当国家文物局获悉部分秦公墓和晋侯墓出土青铜器现流失至美国，被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收藏，遂通过有关渠道与范季融先生商洽，希望促成文物回国，得到了范季融先生的积极响应，并最终使9件青铜重器重归故里。
对此，范季融先生动情地说：“胡惠睿先生既是我的岳父、也是我的开门老师。尽管我们的收藏取向有所不同，他的审美观念很重，收藏东西时非常注意精美程度和工艺；而我收藏青铜器，是从一种探寻的角度来做的，不太注重审美的问题。但他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始终认为，一件真正的好东西不能留在自己的家里，最好放到公家那里。所以他能将许多自己的珍藏捐给国家。他的这些想法对我很有影响。一件藏品如果十分重要，我就给博物馆送去。如果他们不考虑，那我才收下来。我认为以私济公才是真正的收藏之道!再者，人要饮水思源!我在收藏研究上能有所收获，与胡惠春先生、马承源先生、汪庆正先生等人的帮助有关，为文化遗产工作做点事，也是对他们的告慰吧!”
珍瓷与吉金 两代爱国心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胡惠春的收藏已为人所注目，他于1945年被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门委员，1950年由陈毅市长发聘书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移居香港后，于1960年创建敏求精舍，并担任了八任主席。敏求精舍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收藏层次，集中了香港地区品位高雅的收藏家、鉴赏家。
中国现代收藏家的崛起，当在清末民初。宣统时代，帝国败落，各种宫廷收藏御用之品，或以赏赐为名或因盗窃，大量流出宫外。随着溥仪的流亡，更加剧了文物的散失。当时西方及日本的收藏家和古玩商热衷于收购这些从宫中散出的文物。有些人士出于爱国之情，阻止祖国的文化遗物外流，不惜以重金收购。胡惠春就是这个收藏群体中的一位。范季融先生曾对胡惠春先生的义举有个概括：一，当“三希堂”中的《伯远帖》及《中秋帖》到了香港时，胡先生曾协助将它归还给中国大陆，按他当时的条件完全有能力收藏，但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两件法帖应该保存在清官原来的珍藏之地。二，胡先生家藏恭王府紫檀家具，他安排送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付运费。他曾提及时代已经改变，此类型的家具珍品不应再存放在私人家中。三，当他购买了四明拓本《西岳华山庙碑》后，他说以私人身份去收藏这件硕果仅存的整纸拓本，责任未免太重大了，将来丢失或损毁都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因此他把它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四，胡先生说瓷器可以玩玩，但他认为自己收藏的明清私家堂名款的瓷器，应由一所大学博物馆保管，以供研究。现在它们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藏品。
其实，1949年后，胡先生积极参与复兴金融、文化事业；1950年，他就将所藏大部分精品瓷器268件捐献给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对于正在筹建中而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作用；1989年，他又将存留在沪的76件精品瓷器，委托范季融再次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为此，1989年9月10日，上博特举办了“胡惠春、王华云捐赠瓷器珍品展”。展览开幕前，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胡惠春先生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永久名誉委员的聘书，并将其在上博的展馆命名为“暂得楼陶瓷馆”。
范季融对此次为胡惠春捐献所举办的活动甚为满意，赞助了全部活动经费2万美元，并提出拟在美国为上海博物馆募捐经费进行活动，同时承诺不管捐款活动有无成效，他本人每年捐给上海博物馆1.5万美元。
此后，范季融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挚友。1992年后，范季融在美国组织了“上海博物馆之友基金会”，每年都有资金进来。上海博物馆门前绿化地维修换草的费用就是基金会资助的。基金会还派两名会员前来考察，他们认为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又捐25万美元，上海博物馆用此款装修新馆的一个展厅，并命名为“范季融、胡盈莹展览厅”。
2008年10月18日，“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在上海博物馆揭幕，展出近70件(组)青铜器，分为三个部分：“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这是范季融18年青铜器收藏成果的第一次公开展示。他说：“18年来，学习中国古文化、收藏青铜器已经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次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也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在首阳斋所藏的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就有30件。在这30件青铜器的铭文中，出现的许多人、地、事、物，往往不见载于历史文献。如展品有一批秦国器，其铭文展示了秦国发展的基本脉络，春秋早期的秦公鼎、秦公簋，反映了秦国早期历史，而记录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很少，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正是这次展览，成了2009年11月23日范季融先生向国家捐献9件珍贵青铜器的契机。
在谈到青铜器的收藏、捐献时，范季融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从70年代我就开始收藏了，铜器收藏是1990年开始的。当时我在香港的大学做事，当教授很轻松，晚上没什么事做了，我想，就搞搞书画研究吧。于是买了很多有关书画的书，自己研究，但发现很困难，真伪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等等，很不容易搞清楚。后来跟马承源先生做了朋友，就搞青铜器收藏、研究了。”
“我觉得中国文化很博大。我上中学就去外国念书了，许多书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看，所以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很少。后来拿了博士以后，我想多了解一些。看青铜器的铭文，就能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在研究青铜器的时候，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青铜文化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化了，到秦汉时中国文化大致已经定型了。这跟外国不一样，几千年下来文化没有断，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长处。这个传统中一脉相承的特点很厉害，也可以说这里面有一套‘软件’，而这套‘软件’在青铜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并且一直还在不断地‘更新、升级’。比如，孔子和商鞅是对立的，他们两个人各自的思想就被写进了‘软件’里，还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觉得青铜器非常重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成熟的模型。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喜欢收藏，由收藏又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现在范季融不仅是知名的青铜器收藏大家，也已成为美国著名青铜器鉴定家。
对范季融先生捐献的9件珍贵青铜器，笔者特采访了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他说：范季融先生捐献的青铜器都非常珍贵，尤其是其中商周时期的器物，补了史缺、正了史误。比如其中的一件青铜鍑，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华相融合的典型器物，其纹饰是西周晚期的典型纹饰，而器型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具体说就是戎狄的典型器物造型。这件器物所传达出来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有特殊意义，极具研究价值。如果能知道具体的出土地点，那就太好了!现在看来这只能是一大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