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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立在村头。村子是樟树长出来的果子。
樟树救过我们的命。奶奶说。
那时兵荒马乱，土匪一到秋收就进村抢谷子。有一天夜里土匪摸进了院门，奶奶急忙背起半袋谷子就从屋后跑出去。跑到树下，奶奶把谷袋子往树桠上塞，再继续跑。土匪追不上只好作罢。
那半袋谷子让奶奶、爷爷和年幼的阿爸度过了大荒年。奶奶记住了这棵树的恩。解放后，奶奶、爷爷远远望着这棵树，起了两间泥砖房子，安了家。
我的童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和樟树厮混在一起的呢？
捉迷藏是村娃们最常玩的游戏。安排二三个，找另外的七八个或十几个。被找的人藏匿在隐秘处，藏得严严实实。找人是辛苦活，常常安排我干。每次我都老老实实找到所有人为止。我藏的次数少之又少。
有次轮到我藏，心里好高兴，但又要死命憋住装淡定。
我躲在阴暗处，听他们远远近近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能听出那是谁的声音。我一定不让他们发现。我把自己的心跳声捂住。又把呼出去的气息声拽回来，紧紧捏在手里。
“藏好了吗？”“藏好了。”喊一声就能诈出好几个傻蛋。
草垛。围墙。田埂。猪栏。牛棚。洗身屋。茅坑……我们熟知每一个藏人的地方，谁也藏不了多久。我们知道哪些人爱藏在哪些地方。猪栏的墙都被孩子们爬得滑溜溜了。玩了好多年，玩了好几代人，我们的藏法和藏人的地方都是父辈们曾经玩剩的。
我们也肯动脑，又创新出很多藏人的地方。树上能藏人，一棵树能藏几个孩子，把身子贴着树桠，在树底下望根本发现不了树上有人。不过也有坏处，一上树，鸟就“噗”一声全飞了——那棵树准藏有人。
草丛也能藏人，但也最能暴露。哪片草里的虫声哑了，那片草里肯定有人。
我的方法很特别，就是跟在他们身后，藏在他们找过的地方。
粪堆，柴垛，旧墙……我悄无声息地跟在他们身后，又怕他们发现又希望他们发现。他们渐渐远去。我故意弄出些响声，还跳出来蹦了几下脚。再到后来干脆跑到了空地上，大喊一声“我在这里”。村子空空的。声音也空空的。没人回应我。
没有人告诉我游戏结束了。我也没敢擅自离开。我在樟树上睡着了。睡到后半夜悻悻回家。
我才想起，不是我藏得好，是没人要找我。从来没有。
我想我是从那时离开他们——一群村里的大孩子，开始一个人玩。樟树收留了我。从此我没有再回去。
我爬上樟树，趴在树桠上，手脚垂下晃荡。脸垫着树皮看远处的天空。天空有天空的事好忙，跟地上的人没关系，跟我们村子也没关系。树顶的天空是一条透明又宽广的路，每天都忙着往远处运风运雨运云。有时前面的云冲得太快，后面的云没跟上，就缺了一个口，漏下一阵雨。雨点才啪啪落到树叶，就收住了，也下不了多大。有时运风会碰到树叶，树叶便哗啦啦乱动一气，想要跟风走。它们不知树叶下有我呢！这多好。我忍不住得意。
这棵樟树有很多主人，分别是老鼠、鸟、黑蚂蚁、神哥、伤兵。
老鼠在宽阔的树根下挖了七八个洞口。地下宫殿肯定很壮观。我曾想过把洞口挖大点下去参观。但最终没挖。洞口磨得很光滑，老鼠有往外搬杂渣和谷壳的，有往里搬谷子和禾秆的，它们很忙。偷稻谷是两只老鼠合作，一只老鼠爬上稻秆，将稻秆踩折下来，另一只在下面咬断稻穗，拖回洞里。它们也喜欢收藏草籽。我看见有只老鼠抱住了草秆，使劲摇，掉下六个草籽，它把它们码成一堆，绕着转圈圈，欣赏一番，再全部含在嘴里带回洞。
鸟住在树上。黑蚂蚁也住在树上。但它们相互嫌弃，从不来往。我趴树上多了之后，鸟就不怎么怕我了，有一次它站在离我很近的树桠上说鸟话，我一伸手就能抓住它。它的声音很清脆很急促，一句接一句，还时不时侧一下鸟头，似乎在跟我讲一种高深的道理，或者一件重要的事情;又好像在规劝我，苦口婆心，跟我阿妈似的。我趴着听，一动也不敢动。听着听着睡着了。
神哥是我堂哥，比我大很多，是个成年的男子。“神”是神经的神。神哥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袋不好使了，“神经”了，嘴有点歪斜，合不上。不会讲话，嗬嗬喊。他吃饱了就来树下的土墩子坐着，看路上的行人、地上的蚂蚁。看饿了，就回家吃饭。也不一定是回家吃，他看到哪家开饭了就跟着进去舀。村里人都会给他饭。都说：“可怜哦。阴功哦。”
伤兵是真的受伤了。
那时正是对越自卫还击战，村子旁边是军医院。军车一车接着一车把前线受伤的解放军送进医院来了。学校组织我们去慰问，每人从家里拿两个鸡蛋。病房里，走廊里，凉亭里，全部是受伤的军人，病床一排排，这头望不到那头。他们的头上、颈上、手上、脚上……不同的部位绑着雪白的绑带。有的缺眼睛，有的缺手，有的缺腿，有的似乎啥都缺。我的眼睛看到哪都觉得痛。但没听到一声呻吟。医院住满人，静悄悄。
村里人叫他们伤兵。
稍好一点了，能够走动了，伤兵们会到附近村子散步。
这个伤兵就是在傍晚来到樟树下的。他只有一条腿，拄着一副拐杖来。手指也缺了三个。空着的裤管折起来，绑在半截大腿上。颈上也有伤疤。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病号服。
他的脸色很苍白，可能走得很累了，就在树下的木墩子坐下来，拐杖叠在一起，放在一边。
我从没见过一条腿的人，总是想他的另一条腿的事：是被打断的？砍断的？甚至想到他在战场上想走路，哎呀，怎么变成跳了呢？哦，另一条腿在那边地上呢！他没捡回来吗？
“阿妈，今天樟树下来了一个伤兵。”我说。
“哦。”阿妈根本没望我，手不停地忙活，舀潲水喂猪，刷刷地扫猪屎。
“伤兵会打人吗？”
“不会的，他们都是大好人。”阿妈说。
我这才放下心来。
在樟树下，我们三人互不干扰。神哥看地上，我趴树上看天空。伤兵不看地上，也不看天空，看着远处，但似乎又不是在看远处。
我们三个人从不讲一句话。话都是树上的鸟替我们讲了。
不对，说伤兵没讲过一句话也不完全正确。
村长赶圩回来，看到伤兵就停下单车，掏出烟丝双手递过去：“同志，烧一点？”
伤兵摆摆手。
村长找个泥疙瘩垫在屁股底下，就坐在伤兵旁边卷烟丝，抽起来。他用很蹩脚的普通话问伤兵是怎么受伤的。
伤兵说话了。伤兵的普通话也很蹩脚，他说在前线打仗时被炸伤了，腿也炸断了。
他说，中越边境前线山高、森密、水深、洞多，运输都是靠人力背的，山路难行，还时时受敌人袭击。运输战士负责往前线背弹药、食品、药品，返程时背伤员、烈士遗体。运输战士把炸得血肉模糊的他背下前线，打算送往后方救治。在攀爬一段被战火烧得只剩草根的光秃秃的山路时，运输员被敌方炮火打中，当场牺牲了。另一个运输员马上接替位置，继续背他。
伤兵还送给我一本小人书。小人书很薄，讲述的是一只信鸽的故事。它带着情报，从前线战土的手里起飞，飞啊飞啊，穿过了战火、高山、竹林，一直飞回后方的指挥部，把情报送到了首长的手上，也累死在首长的手上。
小人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梦想的世界，让我知道天空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写。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理想，我想走出小山村，想亲近文学。
我没跟伤兵说过一声谢谢，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再见过他。
樟树的年轮一圈圈，装着不少记忆。有一圈年轮，密密绕着伤兵与小人书……
樟树救过我们的命。奶奶说。
那时兵荒马乱，土匪一到秋收就进村抢谷子。有一天夜里土匪摸进了院门，奶奶急忙背起半袋谷子就从屋后跑出去。跑到树下，奶奶把谷袋子往树桠上塞，再继续跑。土匪追不上只好作罢。
那半袋谷子让奶奶、爷爷和年幼的阿爸度过了大荒年。奶奶记住了这棵树的恩。解放后，奶奶、爷爷远远望着这棵树，起了两间泥砖房子，安了家。
我的童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和樟树厮混在一起的呢？
捉迷藏是村娃们最常玩的游戏。安排二三个，找另外的七八个或十几个。被找的人藏匿在隐秘处，藏得严严实实。找人是辛苦活，常常安排我干。每次我都老老实实找到所有人为止。我藏的次数少之又少。
有次轮到我藏，心里好高兴，但又要死命憋住装淡定。
我躲在阴暗处，听他们远远近近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能听出那是谁的声音。我一定不让他们发现。我把自己的心跳声捂住。又把呼出去的气息声拽回来，紧紧捏在手里。
“藏好了吗？”“藏好了。”喊一声就能诈出好几个傻蛋。
草垛。围墙。田埂。猪栏。牛棚。洗身屋。茅坑……我们熟知每一个藏人的地方，谁也藏不了多久。我们知道哪些人爱藏在哪些地方。猪栏的墙都被孩子们爬得滑溜溜了。玩了好多年，玩了好几代人，我们的藏法和藏人的地方都是父辈们曾经玩剩的。
我们也肯动脑，又创新出很多藏人的地方。树上能藏人，一棵树能藏几个孩子，把身子贴着树桠，在树底下望根本发现不了树上有人。不过也有坏处，一上树，鸟就“噗”一声全飞了——那棵树准藏有人。
草丛也能藏人，但也最能暴露。哪片草里的虫声哑了，那片草里肯定有人。
我的方法很特别，就是跟在他们身后，藏在他们找过的地方。
粪堆，柴垛，旧墙……我悄无声息地跟在他们身后，又怕他们发现又希望他们发现。他们渐渐远去。我故意弄出些响声，还跳出来蹦了几下脚。再到后来干脆跑到了空地上，大喊一声“我在这里”。村子空空的。声音也空空的。没人回应我。
没有人告诉我游戏结束了。我也没敢擅自离开。我在樟树上睡着了。睡到后半夜悻悻回家。
我才想起，不是我藏得好，是没人要找我。从来没有。
我想我是从那时离开他们——一群村里的大孩子，开始一个人玩。樟树收留了我。从此我没有再回去。
我爬上樟树，趴在树桠上，手脚垂下晃荡。脸垫着树皮看远处的天空。天空有天空的事好忙，跟地上的人没关系，跟我们村子也没关系。树顶的天空是一条透明又宽广的路，每天都忙着往远处运风运雨运云。有时前面的云冲得太快，后面的云没跟上，就缺了一个口，漏下一阵雨。雨点才啪啪落到树叶，就收住了，也下不了多大。有时运风会碰到树叶，树叶便哗啦啦乱动一气，想要跟风走。它们不知树叶下有我呢！这多好。我忍不住得意。
这棵樟树有很多主人，分别是老鼠、鸟、黑蚂蚁、神哥、伤兵。
老鼠在宽阔的树根下挖了七八个洞口。地下宫殿肯定很壮观。我曾想过把洞口挖大点下去参观。但最终没挖。洞口磨得很光滑，老鼠有往外搬杂渣和谷壳的，有往里搬谷子和禾秆的，它们很忙。偷稻谷是两只老鼠合作，一只老鼠爬上稻秆，将稻秆踩折下来，另一只在下面咬断稻穗，拖回洞里。它们也喜欢收藏草籽。我看见有只老鼠抱住了草秆，使劲摇，掉下六个草籽，它把它们码成一堆，绕着转圈圈，欣赏一番，再全部含在嘴里带回洞。
鸟住在树上。黑蚂蚁也住在树上。但它们相互嫌弃，从不来往。我趴树上多了之后，鸟就不怎么怕我了，有一次它站在离我很近的树桠上说鸟话，我一伸手就能抓住它。它的声音很清脆很急促，一句接一句，还时不时侧一下鸟头，似乎在跟我讲一种高深的道理，或者一件重要的事情;又好像在规劝我，苦口婆心，跟我阿妈似的。我趴着听，一动也不敢动。听着听着睡着了。
神哥是我堂哥，比我大很多，是个成年的男子。“神”是神经的神。神哥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袋不好使了，“神经”了，嘴有点歪斜，合不上。不会讲话，嗬嗬喊。他吃饱了就来树下的土墩子坐着，看路上的行人、地上的蚂蚁。看饿了，就回家吃饭。也不一定是回家吃，他看到哪家开饭了就跟着进去舀。村里人都会给他饭。都说：“可怜哦。阴功哦。”
伤兵是真的受伤了。
那时正是对越自卫还击战，村子旁边是军医院。军车一车接着一车把前线受伤的解放军送进医院来了。学校组织我们去慰问，每人从家里拿两个鸡蛋。病房里，走廊里，凉亭里，全部是受伤的军人，病床一排排，这头望不到那头。他们的头上、颈上、手上、脚上……不同的部位绑着雪白的绑带。有的缺眼睛，有的缺手，有的缺腿，有的似乎啥都缺。我的眼睛看到哪都觉得痛。但没听到一声呻吟。医院住满人，静悄悄。
村里人叫他们伤兵。
稍好一点了，能够走动了，伤兵们会到附近村子散步。
这个伤兵就是在傍晚来到樟树下的。他只有一条腿，拄着一副拐杖来。手指也缺了三个。空着的裤管折起来，绑在半截大腿上。颈上也有伤疤。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病号服。
他的脸色很苍白，可能走得很累了，就在树下的木墩子坐下来，拐杖叠在一起，放在一边。
我从没见过一条腿的人，总是想他的另一条腿的事：是被打断的？砍断的？甚至想到他在战场上想走路，哎呀，怎么变成跳了呢？哦，另一条腿在那边地上呢！他没捡回来吗？
“阿妈，今天樟树下来了一个伤兵。”我说。
“哦。”阿妈根本没望我，手不停地忙活，舀潲水喂猪，刷刷地扫猪屎。
“伤兵会打人吗？”
“不会的，他们都是大好人。”阿妈说。
我这才放下心来。
在樟树下，我们三人互不干扰。神哥看地上，我趴树上看天空。伤兵不看地上，也不看天空，看着远处，但似乎又不是在看远处。
我们三个人从不讲一句话。话都是树上的鸟替我们讲了。
不对，说伤兵没讲过一句话也不完全正确。
村长赶圩回来，看到伤兵就停下单车，掏出烟丝双手递过去：“同志，烧一点？”
伤兵摆摆手。
村长找个泥疙瘩垫在屁股底下，就坐在伤兵旁边卷烟丝，抽起来。他用很蹩脚的普通话问伤兵是怎么受伤的。
伤兵说话了。伤兵的普通话也很蹩脚，他说在前线打仗时被炸伤了，腿也炸断了。
他说，中越边境前线山高、森密、水深、洞多，运输都是靠人力背的，山路难行，还时时受敌人袭击。运输战士负责往前线背弹药、食品、药品，返程时背伤员、烈士遗体。运输战士把炸得血肉模糊的他背下前线，打算送往后方救治。在攀爬一段被战火烧得只剩草根的光秃秃的山路时，运输员被敌方炮火打中，当场牺牲了。另一个运输员马上接替位置，继续背他。
伤兵还送给我一本小人书。小人书很薄，讲述的是一只信鸽的故事。它带着情报，从前线战土的手里起飞，飞啊飞啊，穿过了战火、高山、竹林，一直飞回后方的指挥部，把情报送到了首长的手上，也累死在首长的手上。
小人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梦想的世界，让我知道天空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写。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理想，我想走出小山村，想亲近文学。
我没跟伤兵说过一声谢谢，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再见过他。
樟树的年轮一圈圈，装着不少记忆。有一圈年轮，密密绕着伤兵与小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