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职业外交人员，马丁在书中运用大量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论述了英美两国对新中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涉及华德事件、外交理念、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及英美的反应、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史实，还原了英美外交机构复杂的决策与协调过程，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英美磋商
　　达成备忘录
　　华盛顿和伦敦都意识到两国有必要就对华政策问题进一步磋商。1949年7月20日，艾奇逊国务卿指示美国驻伦敦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面见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远东问题—其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中共的态度—展开了一次坦率的意见交流。艾奇逊特别提到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及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后果问题：“特别是中共的统治区域在不断扩大，很可能会在苏联的支持下宣称是中国的政府。”
　　作为答复，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邓宁敦促不大情愿的贝文，以欢迎的姿态就艾奇逊所提的问题和美国人磋商。在致贝文的一份备忘录中，邓宁宣称，“在过去的三年里”，英国一直努力使美国人在中国和日本问题上对英国人坦率一些，但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要使美国政策走上正轨，“最好的办法就是英美之间举行磋商”。于是1949年8月至9月英美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正式会谈，8月16日，邓宁向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华德提交了一份备忘 录。
　　这个备忘录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英联邦和北大西洋诸大国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遵循他们与苏联的东欧诸卫星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但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即这种模式最终会向着他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模式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诸大国应注意，不要一开始就对共产党政权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以免破坏这一未来的可能”。这份备忘录虽然明确地反对在政治上仓促承认中共政权，但又指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在法律上讲不通”，而且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该备忘录还指出，“迫使中共接受任何特殊的条件以换取承认，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因得不到承认而受到严重的阻碍”。
　　该备忘录发出几天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告诉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英国“对所有中国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的历史影响的”。例如，他认为，那样长时间地承认清政府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还说，英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
　　在最后概括其“基本态度”时，他“倾向于留在我们原先就驻在其间的中国，并努力避免不得已的撤退或是被驱逐，同时努力突破封锁，提供最低限度的物资供给”。道格拉斯一再回答说，对于封锁问题，美国倾向于相反的观点。
　　对封锁问题的不同态度
　　经济压力作为政治工具的效果
　　英美对封锁问题的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缘于双方在与中共的贸易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从3月到夏季，英美两国一直在就实施所谓的对华有限贸易措施问题展开讨论。原则上，英国不反对贸易管制，但要求禁运的物品种类要比美国人设想的少得多。而且，他们比美国人更热心于得到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合作，并且不愿在香港、新加坡等贸易中心强行实施贸易管制。美国人则不然，在他们看来，要防止管制措施出现漏洞，就必须在这些贸易中心也实施贸易管制。
　　英美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不同立场，集中体现在一份备忘录上，这份备忘录是9月12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英国的备忘录断言，对于美国提出的贸易管制的总体目标—影响中共政权的方针政策、保证西方的贸易而不增强中共的军事力量，“英美两国政府并无不同”。对于其中的一个目标，英国当然有把握：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武器装备进入中国，或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内地。对于其他目标的实现方式，英美两国有分歧。对于“旨在改变中共政权的政治路线”的贸易管制的效果，英国甚是怀疑，“不愿意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实行管制”。
　　9月9日，在会见英国商业界代表时，沃尔顿·巴特沃斯建议美英等西方政府应一道“有选择地控制那些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必需品，不一定非要强行阻止这种商品的流通，但可以作为一种象征，表明我们有能力对中共采取惩罚性措施，如果将来有必要的话”。但是，英国人似乎不想以这种惩罚性的行动威胁中共。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认为这种威胁会使中共改弦更张。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威胁政策会动摇英国在华的商业地位。英国人认为，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一个理智的时期是会到来的，在这个时期内，中共需要贸易、航运、银行、制造业等行业的外国专家。英国在华商界及其驻伦敦的代表、英商中华协会等都坚信这一点。英国的政策还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即英国希望保持香港岛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地位，因为香港和新界之存亡，有赖于其与中国内地的持续不断的贸易。
　　英美不仅对各自在华商业利益评估不同，而且对贸易管制或经济威胁的政治效力的评估也不同，这显然影响到两国政府对国民党的封锁的态度。和英国相比，美国不大愿意对封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封锁对美国造成的贸易损失小于英国，而且美国比英国更相信把经济压力作为政治工具的效果。
　　对台湾和国民党军事实力的不同态度
　　避免台湾岛落入共产党手中
　　对台湾和国民党的军事实力的不同态度，也影响着两国对封锁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虽然美国军队犯不着为台湾的防御承担义务，但对美国来说，台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所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是：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努力使台湾及澎湖列岛不落入共产党手中。
　　8月4日，美国国务院“鉴于目前仅靠政治和经济手段已无法阻止那些岛屿为共产党所控制”，故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重审其2月10日提交的关于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备忘录。参谋长联席会议依言照办，再次提交了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备忘录，重申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但“只要我们的军事力量与我们的全球义务不相匹配”，就不应该由于其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 　　在9月9日的英美官方会谈中，美国国务院的马礼文解释说：“美国目前无力承担保卫这个岛屿的军事义务……在外交上将全力支持在台湾岛的政府，并对该岛提供经济援助。”巴特沃斯指出，即使给予这样的支持，“也不能排除该岛最终被共产党占领的可能”。
　　英国也认为台湾岛“极有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但它的态度更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在英国人看来，既然这种占领不能被有效地阻止，剩下的就只能是祈祷共产党对该岛的占领“不会是灾难性的”。邓宁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让台湾人向联合国呼吁“举行公民投票，或由联合国托管”，但他和巴特沃斯都感到，只要蒋介石仍控制着台湾政府，出现这种呼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和英国外交部对维持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态度，简直如出一辙：美国国务院相信台湾岛最终会落入共产党手中，但仍极力阻止其成为事实；英国外交部认为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把英国商人赶出中国，但又极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由于两国都专注于短期目标，英美两国在封锁问题上的分歧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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