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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拟通过对明末清初江南无锡顾氏家族成员的选择，探讨文人士子在易代之际由坚决放抗到最终侍奉新朝的心态和选择。
自伯夷、叔齐之后，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心中，一身不侍二朝的观念便根深蒂固了。孔子“求仁得仁”的赞许，更是为后来的舆论定下了基调。在这一忠贞思想体系下，文人士子在朝代更替之际或殉国，或隐居的做法也就理所当然。忠臣殉国固然值得后人赞许，然而这些英烈忠贞之士的家人后代又该当何去何从？
一、家族兴盛
无锡顾氏的繁荣，当从明万历间顾学一代始。顾学，字文博，号南野，有四子，顾性成（字伯时），顾自成（字仲时），顾宪成（字叔时）及顾允成（字季时）。由于家世较为贫寒，而顾学本人又“义声流动”，致使无法让四子同时求学，于是定下了“伯仲治生，叔季治经，治生者佐治经者”的家训，其中的叔季即顾宪成与顾允成。二人亦不负所望，先后于万历八年、十四年考取进士，宪成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给三代诰命”，使祖父获赠“太常寺卿，加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父赠“奉征大夫，太常寺卿，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顾氏一门从此成为无锡望族。顾宪成更与同乡高攀龙等修复东林书院，弟允成亦主讲其中，仿宋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习，月设一会，讲学氛围浓厚，吸引了各地学子争相造访，而后更由探讨学问而推及时政，颇有振聋发聩之言，东林书院开一时风气，“东林为盛……然人不知有各处书院也，而统谓之东林”，其声望可见一斑。顾氏一门至此而盛极。
顾学的“治生治经”之分，效果显著，而宪成、允成功成名就之后，又主动的捐助族中的贫困子弟，助其读书向上，使得家族的兴旺之势能够一直延续。顾自成之子顾与浃中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宪成子顾与沐，中四十六年戊午科，任夔州知府；顾与沐子顾枢，中天启元年辛酉科，与浃子顾棻，中天启四年甲子科，崇祯十年丁丑六同升榜，除河间推官。宪成孙顾柄，中天启十二年己卯科。顾氏子弟往往受教于东林书院中的名儒。尤其顾、高两家，常互为师徒，学问代代相传。照此发展，顾氏一门的兴旺发达，当不难想见。然而，清军入关，改朝换代的巨大冲击将家族原本设定好的路线生生打断。
二、求仁得仁
顾宪成曾作有有《作示儿帖》一篇：
凡为父兄，莫不爱其子弟。今府县考童生，吾始终不欲以汝名闻于主者，非弃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说。就义理上看，男儿七尺躯，顶天立地，如何向人开口道个求字。孟夫子《齐人》一章，便是这个字的行状，读之汗颜，不可作等闲认也。就命上看，穷通利钝，堕地已定，如何增损得些子？眼前那个不要做秀才，到底有个数在，若可以势求，可以力求，那不会求的便没分，造化亦炎凉矣。就吾分上看，本无尺寸之长，赖祖宗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犹然暖衣饱食，安享太平。昔在大圣大贤，往往厄穷以老，甚而流离顚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过分矣。更为汝干进，是无厌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读书，到底工夫透彻，科甲亦自不难，何有于一秀才。若再肯寻向上去，要做个人，即如吴康斋、胡敬斋两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连科甲亦无用处，又何有于一秀才。识得此意，省多少闲心肠，省多少闲气力，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记之记之，无令吾言为伯鲁之简。及应试，与渟补邑庠生，又二年与沐游郡庠。
此篇乃顾宪成教导其子与渟、与沐之作，似写于二人应试之前，在宪成眼中，“要做个人，即如吴康斋、胡敬斋两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连科甲亦无用处”，不以位高为尊，而将做个“人”作为对儿孙的最高要求，道德学问有所成就，自然可以跳脱出科举之外。家学如此，顾枢在编修祖父年谱的过程中，自然对这些教导有所体悟，因而易代之际，如侯方域以明末四公子称，盛名在外，亦不免俗，参加科举，晚年悔恨不已，而顾氏一门，在鼎革之际，无一人侍清，颇为难得。
顾杲，字子方，为太学生。是顾与浃之子，顾自成之孙，其人不仅工诗，且善草书，《江南通志》称其书法“得李邕神髓”。史称其“豪侠尚气，以名节自任”。
……阮大铖之侨居金陵也，思结纳后进以延时誉，蓄声伎，日置酒高会，附风雅者多归焉。礼部主事周镳恶之，倡议草檄以讨名曰《留都防乱公揭》，复社列名者百四十余人，而难于为首者。杲曰：“舍我其谁！”大铖衔之次骨，及得志，将捕诸人，兴大狱，杲犹无所顾忌，为万言书，上于当事巡抚。祁彪佳嘉其义，保护甚至。……王师抵常州，知县林饰遁，邑人王如玉、顾君起持册献降。会杲起兵应江上，遇之砂山，命所部执之。两人大呼曰：“此贼也。”砂山人方团练御盗，仓卒不加辨，羣起执杲，杲无以自明，乃曰：“愿诛如玉、君起而后死。砂山人听之，于是被害。旣而审其为杲，众大悔，就地立祠以祀焉。
撰写《留都防乱公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厌恶阮大铖在金陵“延誉”而望再起的种种行径，此文签名者，有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黄宗羲、侯方域、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的重要人物，而顾杲得以名列榜首，一方面由于其豪迈的个性，甘为人先，另一方面也与他作为顾宪成从子，这一特殊身份有关，或者应当承认，就当时而言，顾杲在复社中的地位并不像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无闻。
史家对《留都防乱公揭》的态度似褒贬不一，如顾诚先生便在《南明史》读书笔记中指称吴应箕等人为“公子哥”行径，但这一“揭”作为复社成员一篇旗帜鲜明的反对阉党的檄文是没有问题的，而顾杲在明朝末期，面对东林党的老对手，展现出的更是一种豪迈而激昂的战斗情怀。此揭一贴，让阮大铖畏惧不敢出门，也算得大快人心之举。而顾杲携乡民起兵一事，则只能算是一出悲剧了。面对清军的攻击，复社成员多有义举，在防乱揭中签名第二位的黄宗羲也曾在家乡组织了百余人的队伍想要抵抗清军，此举或不够理性，颇有螳臂当车的不自量力，但顾杲以书生之力，在知县逃遁，邑人献降之时，有此举本身，便足以流传后世。
顾杲辞世后，其友人多有怀忆之作。
追和顾子方西陵痛哭诗原韵
忆昔从亲南岳回，梁溪高宴绮罗堆。当歌忽下穷途涙，溅血难逢化鹤杯。异代短笺怀袖灭，十年惊梦羽书催。如今夜向西风哭，应向泉台共溯洄。
此时，清军已经攻下江南，冒襄怀念当年顾杲的豪迈狂放，也同样是怀念自己曾经挥斥方遒，大发义声的痛快，不似此时国破家亡，要么只能隐居避世，要么则要投降新朝，为人诟病。仅此而言，顾杲尽可说是死得其所，求仁得仁。
而同辈的顾枢，则选择了隐居避世一途。顾枢字所止，别号庸庵，幼从高忠宪公（即高攀龙）求朱子性命之学，天启辛酉中举。易代之后，选择了隐居一途：“……屏居泾皋，深自敛迹。不问生产，不事干谒，亦不入城市。不赴讲会，闭戸读书……”顾枢的选择并不是个别现象，明清之际的遗民数量，仅亦孙静庵《明遗民录》中所载就有八百余人，“而所遗漏者，尚汗沁而不可纪极也。”其中多为闻朝代更替则放弃举业者。相较之下，顾枢已经中乡试，自然更不必侍奉新朝。顾枢不及同辈顾杲壮怀激烈，但这份坚守，在当时的读书人的选择当中，却更为普遍，也为顾氏后辈做出了榜样。
三、何去何从
父辈的坚定固然值得后辈骄傲和敬佩，但是，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固，子辈又该当何去何从？是追随父辈，继续隐居乡里，抑或“一举成名天下知”，在顾枢的儿子之中，有了不同的选择。
顾枢共有三子，顾景文、顾廷文及顾贞观。《清诗纪事初编》中言“明亡后，渟沐及枢，一门高尚，柄乙酉起义死难。与此足征宪成之教。独贞观沾微禄，为愧于祖父。”廷文早逝，而景文则顺治之初，“二十心已朽”，穷困一生，却不肯入仕，可谓“一门高尚……足征宪成之教”，《清诗纪事初编》中收景文《京口阻兵》一首，有“渐辞残蜡入春城，到处兵戈有送迎”之语，记录了兵荒马乱，兵戈送迎的景象。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阐述魏晋名士则服药饮酒，以饮酒“敷衍了事”，逃避现世的现象。而在顾氏一门中，似乎也能看到这样的倾向。顾学自称：“吾有二癖，恶酒而喜事。……‘吾闻禹无间然之圣也，洪水之兴，宇宙为壑，禹不畏，而独畏酒；赫赫夏商，没入于酒池之中，莫之援也；矧于匹夫，其敢犯之？吾宁见于竹林豪矣。’故家大人徙泾三十余年，门无酗客，有觞之者谢不赴。”顾学对于饮酒一事，自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就在他的子孙中，却出了不少嗜酒之人。顾与沐告归之后仍“宾朋满堂，弈棋命酒”；顾杲曾与吴应箕酒后“掀髯抵掌谈天下事，辄痛哭，哭罢辄狂歌”；孙永祚《怀顾子方》一首亦有“春日山中狂对酒”之说；而到了顾景文、顾廷文一辈，嗜酒之病，则更为严重，“廷文善饮，时时病酒。而景文尤嗜酒，每巨饮必醉”，今观《顾景行诗集》收录330余首诗中，仅用“酒”字之诗就有54首之多。顾氏一门尽管重视家学家风，然而，后辈在饮酒一事上却与顾学的恶酒论相去甚远。鼎革的动荡，不能出仕的苦闷，最终只得“斗酒凄凉不成醉”而已。
然而，摒弃家训出仕，也并不一定就能摆脱苦闷和复杂的心绪，“独贞观沾微禄，为愧于祖父”。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其《弹指词》号称“声传海外，与竹垞、迦陵有‘词家三绝’之称”，知名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父兄。而他为后世津津乐道不厌其烦的，是他营救吴兆骞一事。严迪昌先生曾认为顾贞观沾微禄，不顾家训，就是为了营救这位好友。而吴汉槎得以生还中原，其中出力最多的也的确是顾贞观。但，考察顾贞观生平，与纳兰性德结交是在他辞官之后，而营救过程中也并未用到他的“南元”身份，或者，这趟出仕只是朝廷对于士子颇有拉拢的大环境下，在越来越多的士子顺从当下政权的大趋势下，顾贞观的同流之举罢了。
贞观于康熙二十年营救吴兆骞成功，康熙二十三年即归乡，建积书岩，专心于治经和讲学。有认为顾贞观晚年回归了类似其父的避世生活，此论似可商榷。贞观并没有如其父般不理世俗之事，而仍积极讲学、培养人才，晚年虽手书“改过安贫”四字，似有悔过，却为其子仕途而奔波，“开陆中进士，授河南永宁知县，贞观手书致诫云：‘吾家五世联科，三贤理学，端文公曾举天下公第一。尔清勤报国，克绍家声，勉之。’旋亲至永宁，咨询利弊，开陆奉教，官声四起”，其中“清勤报国”四字已可见其内心已经完全接受新朝，侍奉新朝的态度了。
四、小结
顾氏一门自顾宪成、允成二人中举而兴旺，又因朝代兴替而有所衰落，直至顾贞观重入仕途，似为顾氏一门增添了短暂的光辉，但由于其家训的根深蒂固，使得出仕一事始终缺乏合理性而需要外力作借口。随着新朝统治的稳固，老一辈的遗民逐渐离世以及越来越多士子的顺从，顾氏一门亦未能免俗，最终融入新朝。
参考文献：
[1]孔定芳.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J].历史档案,2004（4）.
[2]赵永纪.清初遗民诗概观[J].复旦学报,1987（1）.
[3]童岳敏.明清时期无锡顾氏家族文化——兼论梁溪顾氏词人群[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2）.
[4]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自伯夷、叔齐之后，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心中，一身不侍二朝的观念便根深蒂固了。孔子“求仁得仁”的赞许，更是为后来的舆论定下了基调。在这一忠贞思想体系下，文人士子在朝代更替之际或殉国，或隐居的做法也就理所当然。忠臣殉国固然值得后人赞许，然而这些英烈忠贞之士的家人后代又该当何去何从？
一、家族兴盛
无锡顾氏的繁荣，当从明万历间顾学一代始。顾学，字文博，号南野，有四子，顾性成（字伯时），顾自成（字仲时），顾宪成（字叔时）及顾允成（字季时）。由于家世较为贫寒，而顾学本人又“义声流动”，致使无法让四子同时求学，于是定下了“伯仲治生，叔季治经，治生者佐治经者”的家训，其中的叔季即顾宪成与顾允成。二人亦不负所望，先后于万历八年、十四年考取进士，宪成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给三代诰命”，使祖父获赠“太常寺卿，加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父赠“奉征大夫，太常寺卿，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顾氏一门从此成为无锡望族。顾宪成更与同乡高攀龙等修复东林书院，弟允成亦主讲其中，仿宋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习，月设一会，讲学氛围浓厚，吸引了各地学子争相造访，而后更由探讨学问而推及时政，颇有振聋发聩之言，东林书院开一时风气，“东林为盛……然人不知有各处书院也，而统谓之东林”，其声望可见一斑。顾氏一门至此而盛极。
顾学的“治生治经”之分，效果显著，而宪成、允成功成名就之后，又主动的捐助族中的贫困子弟，助其读书向上，使得家族的兴旺之势能够一直延续。顾自成之子顾与浃中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宪成子顾与沐，中四十六年戊午科，任夔州知府；顾与沐子顾枢，中天启元年辛酉科，与浃子顾棻，中天启四年甲子科，崇祯十年丁丑六同升榜，除河间推官。宪成孙顾柄，中天启十二年己卯科。顾氏子弟往往受教于东林书院中的名儒。尤其顾、高两家，常互为师徒，学问代代相传。照此发展，顾氏一门的兴旺发达，当不难想见。然而，清军入关，改朝换代的巨大冲击将家族原本设定好的路线生生打断。
二、求仁得仁
顾宪成曾作有有《作示儿帖》一篇：
凡为父兄，莫不爱其子弟。今府县考童生，吾始终不欲以汝名闻于主者，非弃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说。就义理上看，男儿七尺躯，顶天立地，如何向人开口道个求字。孟夫子《齐人》一章，便是这个字的行状，读之汗颜，不可作等闲认也。就命上看，穷通利钝，堕地已定，如何增损得些子？眼前那个不要做秀才，到底有个数在，若可以势求，可以力求，那不会求的便没分，造化亦炎凉矣。就吾分上看，本无尺寸之长，赖祖宗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犹然暖衣饱食，安享太平。昔在大圣大贤，往往厄穷以老，甚而流离顚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过分矣。更为汝干进，是无厌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读书，到底工夫透彻，科甲亦自不难，何有于一秀才。若再肯寻向上去，要做个人，即如吴康斋、胡敬斋两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连科甲亦无用处，又何有于一秀才。识得此意，省多少闲心肠，省多少闲气力，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记之记之，无令吾言为伯鲁之简。及应试，与渟补邑庠生，又二年与沐游郡庠。
此篇乃顾宪成教导其子与渟、与沐之作，似写于二人应试之前，在宪成眼中，“要做个人，即如吴康斋、胡敬斋两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连科甲亦无用处”，不以位高为尊，而将做个“人”作为对儿孙的最高要求，道德学问有所成就，自然可以跳脱出科举之外。家学如此，顾枢在编修祖父年谱的过程中，自然对这些教导有所体悟，因而易代之际，如侯方域以明末四公子称，盛名在外，亦不免俗，参加科举，晚年悔恨不已，而顾氏一门，在鼎革之际，无一人侍清，颇为难得。
顾杲，字子方，为太学生。是顾与浃之子，顾自成之孙，其人不仅工诗，且善草书，《江南通志》称其书法“得李邕神髓”。史称其“豪侠尚气，以名节自任”。
……阮大铖之侨居金陵也，思结纳后进以延时誉，蓄声伎，日置酒高会，附风雅者多归焉。礼部主事周镳恶之，倡议草檄以讨名曰《留都防乱公揭》，复社列名者百四十余人，而难于为首者。杲曰：“舍我其谁！”大铖衔之次骨，及得志，将捕诸人，兴大狱，杲犹无所顾忌，为万言书，上于当事巡抚。祁彪佳嘉其义，保护甚至。……王师抵常州，知县林饰遁，邑人王如玉、顾君起持册献降。会杲起兵应江上，遇之砂山，命所部执之。两人大呼曰：“此贼也。”砂山人方团练御盗，仓卒不加辨，羣起执杲，杲无以自明，乃曰：“愿诛如玉、君起而后死。砂山人听之，于是被害。旣而审其为杲，众大悔，就地立祠以祀焉。
撰写《留都防乱公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厌恶阮大铖在金陵“延誉”而望再起的种种行径，此文签名者，有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黄宗羲、侯方域、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的重要人物，而顾杲得以名列榜首，一方面由于其豪迈的个性，甘为人先，另一方面也与他作为顾宪成从子，这一特殊身份有关，或者应当承认，就当时而言，顾杲在复社中的地位并不像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无闻。
史家对《留都防乱公揭》的态度似褒贬不一，如顾诚先生便在《南明史》读书笔记中指称吴应箕等人为“公子哥”行径，但这一“揭”作为复社成员一篇旗帜鲜明的反对阉党的檄文是没有问题的，而顾杲在明朝末期，面对东林党的老对手，展现出的更是一种豪迈而激昂的战斗情怀。此揭一贴，让阮大铖畏惧不敢出门，也算得大快人心之举。而顾杲携乡民起兵一事，则只能算是一出悲剧了。面对清军的攻击，复社成员多有义举，在防乱揭中签名第二位的黄宗羲也曾在家乡组织了百余人的队伍想要抵抗清军，此举或不够理性，颇有螳臂当车的不自量力，但顾杲以书生之力，在知县逃遁，邑人献降之时，有此举本身，便足以流传后世。
顾杲辞世后，其友人多有怀忆之作。
追和顾子方西陵痛哭诗原韵
忆昔从亲南岳回，梁溪高宴绮罗堆。当歌忽下穷途涙，溅血难逢化鹤杯。异代短笺怀袖灭，十年惊梦羽书催。如今夜向西风哭，应向泉台共溯洄。
此时，清军已经攻下江南，冒襄怀念当年顾杲的豪迈狂放，也同样是怀念自己曾经挥斥方遒，大发义声的痛快，不似此时国破家亡，要么只能隐居避世，要么则要投降新朝，为人诟病。仅此而言，顾杲尽可说是死得其所，求仁得仁。
而同辈的顾枢，则选择了隐居避世一途。顾枢字所止，别号庸庵，幼从高忠宪公（即高攀龙）求朱子性命之学，天启辛酉中举。易代之后，选择了隐居一途：“……屏居泾皋，深自敛迹。不问生产，不事干谒，亦不入城市。不赴讲会，闭戸读书……”顾枢的选择并不是个别现象，明清之际的遗民数量，仅亦孙静庵《明遗民录》中所载就有八百余人，“而所遗漏者，尚汗沁而不可纪极也。”其中多为闻朝代更替则放弃举业者。相较之下，顾枢已经中乡试，自然更不必侍奉新朝。顾枢不及同辈顾杲壮怀激烈，但这份坚守，在当时的读书人的选择当中，却更为普遍，也为顾氏后辈做出了榜样。
三、何去何从
父辈的坚定固然值得后辈骄傲和敬佩，但是，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固，子辈又该当何去何从？是追随父辈，继续隐居乡里，抑或“一举成名天下知”，在顾枢的儿子之中，有了不同的选择。
顾枢共有三子，顾景文、顾廷文及顾贞观。《清诗纪事初编》中言“明亡后，渟沐及枢，一门高尚，柄乙酉起义死难。与此足征宪成之教。独贞观沾微禄，为愧于祖父。”廷文早逝，而景文则顺治之初，“二十心已朽”，穷困一生，却不肯入仕，可谓“一门高尚……足征宪成之教”，《清诗纪事初编》中收景文《京口阻兵》一首，有“渐辞残蜡入春城，到处兵戈有送迎”之语，记录了兵荒马乱，兵戈送迎的景象。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阐述魏晋名士则服药饮酒，以饮酒“敷衍了事”，逃避现世的现象。而在顾氏一门中，似乎也能看到这样的倾向。顾学自称：“吾有二癖，恶酒而喜事。……‘吾闻禹无间然之圣也，洪水之兴，宇宙为壑，禹不畏，而独畏酒；赫赫夏商，没入于酒池之中，莫之援也；矧于匹夫，其敢犯之？吾宁见于竹林豪矣。’故家大人徙泾三十余年，门无酗客，有觞之者谢不赴。”顾学对于饮酒一事，自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就在他的子孙中，却出了不少嗜酒之人。顾与沐告归之后仍“宾朋满堂，弈棋命酒”；顾杲曾与吴应箕酒后“掀髯抵掌谈天下事，辄痛哭，哭罢辄狂歌”；孙永祚《怀顾子方》一首亦有“春日山中狂对酒”之说；而到了顾景文、顾廷文一辈，嗜酒之病，则更为严重，“廷文善饮，时时病酒。而景文尤嗜酒，每巨饮必醉”，今观《顾景行诗集》收录330余首诗中，仅用“酒”字之诗就有54首之多。顾氏一门尽管重视家学家风，然而，后辈在饮酒一事上却与顾学的恶酒论相去甚远。鼎革的动荡，不能出仕的苦闷，最终只得“斗酒凄凉不成醉”而已。
然而，摒弃家训出仕，也并不一定就能摆脱苦闷和复杂的心绪，“独贞观沾微禄，为愧于祖父”。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其《弹指词》号称“声传海外，与竹垞、迦陵有‘词家三绝’之称”，知名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父兄。而他为后世津津乐道不厌其烦的，是他营救吴兆骞一事。严迪昌先生曾认为顾贞观沾微禄，不顾家训，就是为了营救这位好友。而吴汉槎得以生还中原，其中出力最多的也的确是顾贞观。但，考察顾贞观生平，与纳兰性德结交是在他辞官之后，而营救过程中也并未用到他的“南元”身份，或者，这趟出仕只是朝廷对于士子颇有拉拢的大环境下，在越来越多的士子顺从当下政权的大趋势下，顾贞观的同流之举罢了。
贞观于康熙二十年营救吴兆骞成功，康熙二十三年即归乡，建积书岩，专心于治经和讲学。有认为顾贞观晚年回归了类似其父的避世生活，此论似可商榷。贞观并没有如其父般不理世俗之事，而仍积极讲学、培养人才，晚年虽手书“改过安贫”四字，似有悔过，却为其子仕途而奔波，“开陆中进士，授河南永宁知县，贞观手书致诫云：‘吾家五世联科，三贤理学，端文公曾举天下公第一。尔清勤报国，克绍家声，勉之。’旋亲至永宁，咨询利弊，开陆奉教，官声四起”，其中“清勤报国”四字已可见其内心已经完全接受新朝，侍奉新朝的态度了。
四、小结
顾氏一门自顾宪成、允成二人中举而兴旺，又因朝代兴替而有所衰落，直至顾贞观重入仕途，似为顾氏一门增添了短暂的光辉，但由于其家训的根深蒂固，使得出仕一事始终缺乏合理性而需要外力作借口。随着新朝统治的稳固，老一辈的遗民逐渐离世以及越来越多士子的顺从，顾氏一门亦未能免俗，最终融入新朝。
参考文献：
[1]孔定芳.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J].历史档案,2004（4）.
[2]赵永纪.清初遗民诗概观[J].复旦学报,1987（1）.
[3]童岳敏.明清时期无锡顾氏家族文化——兼论梁溪顾氏词人群[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2）.
[4]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