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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6—0008—09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在强调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归属感、参与感以及主体感的落实落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相结合，以更加深邃的战略思维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引领方向;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要加强学术术语而非政治术语宣传，要正确处理中国模式、中国精神之“个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规律的“共性”两者之间的张力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因此，只有将使命型政党的内在鲜明特质同中国现代化使命生成的机理要素这两个视角相结合，才能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概括，也才能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
从字面上来理解，机理一词既包括形成机理要素，同时也包括形成机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其生成机理不仅具备可能性，而且也具备必然性。可能性是指形成使命型政党的机理要素皆具备，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形势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境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诞生提供了可能的要素条件。必然性则进一步说明，在各种因素的相互驱动与作用之下，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扮演使命型政党的历史角色。历史是彷徨者的最好向导，追溯中国共产党成为使命型政党的历史过程和生成机理，可以从本质和源泉的角度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新的发展阶段擎画中国现代化蓝图、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核心作用。
1.时代呼唤
19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脱离原有的轨道，面临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呼唤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第一，“五四”运动前中国救亡之路的步履维艰。鸦片战争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立场出发，思考中国的出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他们力图从器物、制度、思想等多层面发起救亡运动，但均宣告失败。近代以来，民族救亡运动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将民众割除在政治行动之外，只依靠社会少数精英群体发动政变、单打独斗，寻求民族救亡之路注定失败。正如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虽率先突破封建帝制的藩篱，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但其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内没有真正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对外仍然受制于西方列强。就此而言，如何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
第二，“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初步形成。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态度，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联合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启导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亟需一个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对民众有号召和发动的能力、对社会有凝聚和整合魄力的政党组织。此时代机遇，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政党，作为中国的一支救亡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着手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组织工农群众开展革命运动，中国的革命形势展现出崭新的局面。
纵观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史，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之前提必须是完成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而洋务运动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革派以及革命派均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韧顽强奋斗精神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呼唤，承担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一系列使命任务，才逐步性地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形态等的重构与再造。
2.理论渊源
（1）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
第一，无产阶级对历史使命的自觉认知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前置条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一切奴役，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一步论证了工人阶级必须要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才能明确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为后来无产阶级政党上升为统治阶级、赢得胜利提供了前置条件。
第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是推翻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以实现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只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反，工人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来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充分肯定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項民主措施，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当做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做斗争的最近目的。由此可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首要条件，也是无产阶级摆脱封建制度束缚、实现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是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公开旗帜。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之前，认为为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普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明白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含义，“国际上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它是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述了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并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民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就是要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奴役统治，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解放的历史使命的公开旗帜。
在百年历史大潮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带领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说，正是因为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建设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才从建立之初便开始为中国消灭剥削压迫、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付出艰辛探索与努力。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涵养
第一，以民为贵的民本观念。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民本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具特色的内容。早在《尚书·夏禹书》中便已有相关记载，后春秋时代经儒家系统化、理论化的阐述逐步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影响，孔子认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明确表达了为政者要爱民的主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指出二者之间民贵君轻的主次关系;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以水与舟的生动例子，进一步传达出民本官轻的价值观念。明末清初，以民为贵的民本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涉及了资產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基于特定的阶级立场，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质的飞跃和实践。至此，崇尚道德、以民为本的观念成为儒家文化的“常道”，也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第二，天下为公，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国古圣先贤始终将天下为公作为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原则。“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古代圣贤君王只有做到大公无私，周而不比，才能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同样记载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畅想。孟子同样认为君王要“与民同乐”，只有君王做到“乐民之乐者”，百姓才能“亦乐其乐”。近代，康有为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大同书》中继承了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描绘了“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十分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既然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就应该“经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第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担当精神。担当精神源自中华民族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旗帜鲜明地点出了君子之担当的内在品质。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再到近代孙中山先生的“勇往直前，以浩气赴事功，置生死于度外”，古代先贤无私无畏、无私奉献的嘉言懿行，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无私奉献的担当禀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杰出楷模，他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不得不暂时把许多困难都担当了起来。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风雨如晦的内外交困之中，“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克难关险隘，创造人间奇迹，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强劲的使命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成果的承继与续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能割断传统，也不可能割断传统。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并不统一，203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重视挖掘中国自身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鉴以往开未来，为近景目标和远景目标的实现提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机遇。
3.宗旨理念的践行
（1）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立党立国之根本，毛泽东的农民出身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崇喜爱，使其对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情感。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亦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便从中国文学传承的角度首次点出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对于过去时代所遗留的丰富的文学艺术形式，我们要积极加以改造和创新，使其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随后，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通过“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命题，阐述了我们党和军队必须遵守的三个重要思想。可以说，这一光辉命题和三个重要思想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组织作风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内涵，党的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写入党章。可以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精确概括。
（2）坚持人民评判的最高准绳。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实践与风险挑战，邓小平在针对全党思想和作风问题开展的第三次整风运动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终生都应该坚持的工作宗旨。随后，邓小平将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凝练，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鲜明点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属性。基于此，邓小平在设计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概括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其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大地清除了人民对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困扰，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各种封建桎梏。“人民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评判准绳，极大畅通了人民走上美好生活的思想道路。同时，坚持人民评判的标准也是新时期邓小平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3）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彻底实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归属感、主体感。由观察者到参与者的一小步转变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党内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正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倾听民意、了解民声。通过“网络问策”等新渠道，真正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实现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的相统一。可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實现了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一脉传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发展阶段擎画现代化蓝图、推进现代化建设，纠偏人类现代化非均衡后果，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鲜明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以共产党人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两个永不”优秀品格以及“四个不断自我”精神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世人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的惊叹疑问。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所禀赋的鲜明特质是深入理解十九届五中全会内涵以及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
1.历史使命的自觉认知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其必然使命;从国家角度来看，作为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同样肩负着民族独立、复兴、繁荣、强盛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和谋求民族复兴进程中，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使命自觉认知一致性的鲜明特质，也正是对这一历史使命自觉认知的鲜明特质使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有着独特的理解。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着手努力研究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以求得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初步实现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党的二大在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农运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要分两步走的革命步骤，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比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政党寻求国家现代化进程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致力于消灭阶级剥削压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经过28年的艰苦努力，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一棒又一棒的艰苦努力，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统一为独立、强大、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不具备“自然而然”发生现代化的条件，只有凭借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主导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是最终承担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在“十四五”的关键时期，在2021年这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开启之年，更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政党主导的不可替代角色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对新发展阶段所遇到的如何提高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如何提高国家有效治理能力以及如何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有着自觉使命的认知。
2.使命目标的坚定明确
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阶段，革命任务表现出差异性，但有两个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其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其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均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复兴与推进现代化进程、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问题、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
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复兴与推进现代化进程。客观上，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所出现的政党皆不同程度地对民族复兴和推进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艰苦探索，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使命目标坚定不移。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沐风栉雨、经过28年艰苦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毛泽东果断摆脱苏联模式的僵硬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尤其是“三大改造”的完成，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使新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建构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引领下，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探索，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使命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在“十四五”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建议》所规划的远景与近景目标。
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问题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由于近代以来严重的困境而对人类的贡献较小，感到惭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它“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取得飞速的进步与全世界进步人士以及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密不可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不断地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更将超出一国之具体范围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无产阶级“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手段已具备”，无产阶级必将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使命。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外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以及国内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便已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虽要经历曲折的进化过程，但却是革命发展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变迁过程，严格区分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高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也为我国现代化近景目标的完成、为共产主义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再虚幻缥缈，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同等重要。
3.人民至上的价值宗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其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其二没有深入下层工农群众，广泛发动、组织持久的群众运动，这是导致一系列革命运动失败或成效甚少的两个根本性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清彼时革命形势之下，将人民观充分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作用，以人民群众作为党和军队的“先生”与“眼睛”，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进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内涵进一步丰富，特征更加鲜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已经明显与物质生产能力相对匮乏的历史时期相异。中国共产党明确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从抽象、玄奥的概念向实践为人民群众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实际变化，在一系列惠民助民政策的落地实施中，诠释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中华历史以及中国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必须要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影响重大。在治理社会化中，遵循人民至上的原则，可以通过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参与效果构建起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平等合作关系，从而增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合力;在治理法制化中，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原则，可以为政府、市场、社会、民众等多元主体设定适当的行为规则，通过法治思维的宣传与引导，统一全民价值认识，促进全民守法，从而实现法治思维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在治理智能化中，人民至上的原则更为重要，作为一门科学，治理智能化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智能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社会治理對象实现精准定位与预算，因此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首先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隐私的有效保护进行明确的监督和管理，为实现社会治理协同化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在治理专业化中，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不仅可以体现治理对象的主体性价值，同时可以树立专业化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形势以及新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必须一方面继续彰显人民至上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强化人民至上理念的落地生根。
4.构建现代化政党的坚定有力
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高国家有效治理能力，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此番艰巨重大工程的承担和实现亟须构建坚定有力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时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实现民族复兴与推进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顶层设计、具体部署以及落实步骤都要在现代化政党的坚定有力领导下完成。没有坚定有力的现代化政党的领导，就无法制定出完成现代化的实践路线图与具体时间表，就无法在面临艰难险阻的情况下提高有效治理能力、打破来自各个方面的障碍藩篱。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百年来始终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革命政党。毛泽东曾明确强调，中国革命若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一个先进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所禀赋的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坚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制定，使命驱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党是现代化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与直接推动者，对中国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维护政党权威就是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这是维护国家权威之核心，也是维系国家前途命运之关键。“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权威的维护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政令顺畅，蓝图目标有条不紊推进实施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站在全局高度，全面把握与合理分析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深刻复杂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已由“迎来战略机遇期”向“塑造战略机遇期”进行转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态势将是决定这一崭新机遇期转变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具备高瞻的战略思维，在逆风逆水的处境中科学应变，于变局中开新机。除此之外，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是进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把握，要通过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构建坚定有力的现代化政党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这是“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的规定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5.各种社会资源力量的有效整合凝聚
对现代化的探索与积累是一个逐渐扩展与深化认识的过程，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使命驱动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激发、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发挥其各种优势，并进行有效整合，凝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具有高超的政治策略智慧，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视对各种社会资源力量的有效整合与凝聚。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正是通过调查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他们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分辨清楚哪些阶级可以争取为同盟者，反之就是需要打倒的敌人。由此可见，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为中国革命分清孰敌孰友这一革命首要问题提供了正确的判断方法。鉴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包含多个革命阶段，因此革命任务和革命对象不固定化，除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未发生变化之外，朋友和敌人的区分需要站在不同的阶段目标中具体分析。正如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毛泽东重新对敌我关系范围进行了区分，所有赞成抗日的爱国积极分子和阶级，包括国民党主战派以及官僚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是共产党的朋友。由此便最大可能地扩大了正义革命的力量、壮大了正义革命的阵营，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凝聚了重要的支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加注重对各种社会资源力量的整合凝聚。郑永年先生曾指出，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离不开背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支撑。从政治层面看来，这句话也颇有道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大力推进，使改革开放以来既有的社会矛盾愈加弥合。作为中国内生性制度文明代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创新了其实现形式，确立了协商民主的完善运行体系，所采取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群众路线同协商民主相辅助的推进形式为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的起草与讨论过程充分体现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态度和胸怀倾听基层民众的意见与建议，通过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凝聚了强大的合力。
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在有效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正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在这一阶段性过程中更需时刻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辩证审视新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深刻内涵。正如前文所阐述与论证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与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推进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有力领导，中国自然而然走现代化的道路是断然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在政党政治的时代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深刻内涵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其一，正确理解“领导一切”的正确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国的现代化亟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应对风险、化解挑戰、破解难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并不意味着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随心所欲在任何领域、任何问题以及任何条件情况下做出统一化领导，不能仅局限在理论层面阐述“领导一切”的解释与界定，而应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考虑清楚“集中”与“统一”的关系，即在实践过程中集中到什么程度，以哪种方式实现统一，皆需要具体分析界定。其二，正确理解“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内涵。“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是由中国的党政体制强力推动的”，因此，在使命驱动的鲜明特质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如何将其内在动力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方式，可以从“领导方式”与“党政体制”在顶层设计、把舵定向以及督促落实等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进行考虑。
第二，在国家治理层面，思考党的领导逻辑与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的有效协调问题。既然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最高政治力量并不能笼统地领导一切，那么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的有效协调问题就至关重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势必导致各个地方与基层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的自主性逐步增强。而要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科学有效的发展就必须充分调动、激发地方与基层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必须协调矛盾张力，凝聚好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同心合力。其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行为联邦制”，但在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确实存在地方与基层自主权限不够的情况，导致地方或基层在实践中出现“不敢为”“不作为”“无所谓”的懒官现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层层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越容易导致在实践过程中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约束有限。其二，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势必会将民众大量组织起来，对人民群众的各种团体和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宣传和教育。中国共产党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行为同当下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自主性组织不断增多、个体启蒙趋势日益增长的大背景相矛盾。如何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如何协调党的领导逻辑同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之间的关系，实现兼容发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方面。
第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的自身特色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即“个性”同“共性”之间的张力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代表，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影响。因此，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若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个性”与“独特性”，忽略或拒绝承认对西方现代化的学习与模仿，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中;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道路的自身特色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所具有的一致性”，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具的制度机制以及价值观念，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对弈中获得“免疫”抗体，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要看到“个性”与“共性”之间所存在的张力问题，另一方面更要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实践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下，中国共产党除了要基于中国发展所处的实际来寻求解读模式之外，还要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在强调与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之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与价值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此才能有效避免沦为西方治理现代化的翻版悲剧。
责任编辑：王晓洁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在强调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归属感、参与感以及主体感的落实落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相结合，以更加深邃的战略思维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引领方向;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要加强学术术语而非政治术语宣传，要正确处理中国模式、中国精神之“个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规律的“共性”两者之间的张力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因此，只有将使命型政党的内在鲜明特质同中国现代化使命生成的机理要素这两个视角相结合，才能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概括，也才能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
一、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形成的生成机理
从字面上来理解，机理一词既包括形成机理要素，同时也包括形成机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其生成机理不仅具备可能性，而且也具备必然性。可能性是指形成使命型政党的机理要素皆具备，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形势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境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诞生提供了可能的要素条件。必然性则进一步说明，在各种因素的相互驱动与作用之下，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扮演使命型政党的历史角色。历史是彷徨者的最好向导，追溯中国共产党成为使命型政党的历史过程和生成机理，可以从本质和源泉的角度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新的发展阶段擎画中国现代化蓝图、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核心作用。
1.时代呼唤
19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脱离原有的轨道，面临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呼唤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第一，“五四”运动前中国救亡之路的步履维艰。鸦片战争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立场出发，思考中国的出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他们力图从器物、制度、思想等多层面发起救亡运动，但均宣告失败。近代以来，民族救亡运动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将民众割除在政治行动之外，只依靠社会少数精英群体发动政变、单打独斗，寻求民族救亡之路注定失败。正如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虽率先突破封建帝制的藩篱，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但其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内没有真正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对外仍然受制于西方列强。就此而言，如何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
第二，“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初步形成。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态度，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联合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启导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亟需一个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对民众有号召和发动的能力、对社会有凝聚和整合魄力的政党组织。此时代机遇，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政党，作为中国的一支救亡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着手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组织工农群众开展革命运动，中国的革命形势展现出崭新的局面。
纵观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史，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之前提必须是完成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而洋务运动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革派以及革命派均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韧顽强奋斗精神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呼唤，承担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一系列使命任务，才逐步性地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形态等的重构与再造。
2.理论渊源
（1）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
第一，无产阶级对历史使命的自觉认知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前置条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一切奴役，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一步论证了工人阶级必须要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才能明确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为后来无产阶级政党上升为统治阶级、赢得胜利提供了前置条件。
第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是推翻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以实现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只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反，工人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来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充分肯定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項民主措施，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当做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做斗争的最近目的。由此可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首要条件，也是无产阶级摆脱封建制度束缚、实现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是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公开旗帜。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之前，认为为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普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明白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含义，“国际上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它是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述了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并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民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就是要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奴役统治，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解放的历史使命的公开旗帜。
在百年历史大潮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带领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说，正是因为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建设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才从建立之初便开始为中国消灭剥削压迫、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付出艰辛探索与努力。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涵养
第一，以民为贵的民本观念。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民本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具特色的内容。早在《尚书·夏禹书》中便已有相关记载，后春秋时代经儒家系统化、理论化的阐述逐步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影响，孔子认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明确表达了为政者要爱民的主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指出二者之间民贵君轻的主次关系;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以水与舟的生动例子，进一步传达出民本官轻的价值观念。明末清初，以民为贵的民本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涉及了资產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基于特定的阶级立场，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质的飞跃和实践。至此，崇尚道德、以民为本的观念成为儒家文化的“常道”，也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第二，天下为公，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国古圣先贤始终将天下为公作为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原则。“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古代圣贤君王只有做到大公无私，周而不比，才能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同样记载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畅想。孟子同样认为君王要“与民同乐”，只有君王做到“乐民之乐者”，百姓才能“亦乐其乐”。近代，康有为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大同书》中继承了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描绘了“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十分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既然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就应该“经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第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担当精神。担当精神源自中华民族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旗帜鲜明地点出了君子之担当的内在品质。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再到近代孙中山先生的“勇往直前，以浩气赴事功，置生死于度外”，古代先贤无私无畏、无私奉献的嘉言懿行，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无私奉献的担当禀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杰出楷模，他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不得不暂时把许多困难都担当了起来。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风雨如晦的内外交困之中，“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克难关险隘，创造人间奇迹，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强劲的使命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成果的承继与续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能割断传统，也不可能割断传统。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并不统一，203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重视挖掘中国自身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鉴以往开未来，为近景目标和远景目标的实现提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机遇。
3.宗旨理念的践行
（1）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立党立国之根本，毛泽东的农民出身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崇喜爱，使其对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情感。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亦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便从中国文学传承的角度首次点出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对于过去时代所遗留的丰富的文学艺术形式，我们要积极加以改造和创新，使其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随后，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通过“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命题，阐述了我们党和军队必须遵守的三个重要思想。可以说，这一光辉命题和三个重要思想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组织作风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内涵，党的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写入党章。可以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精确概括。
（2）坚持人民评判的最高准绳。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实践与风险挑战，邓小平在针对全党思想和作风问题开展的第三次整风运动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终生都应该坚持的工作宗旨。随后，邓小平将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凝练，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鲜明点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属性。基于此，邓小平在设计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概括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其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大地清除了人民对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困扰，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各种封建桎梏。“人民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评判准绳，极大畅通了人民走上美好生活的思想道路。同时，坚持人民评判的标准也是新时期邓小平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3）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彻底实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归属感、主体感。由观察者到参与者的一小步转变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党内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正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倾听民意、了解民声。通过“网络问策”等新渠道，真正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实现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的相统一。可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實现了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一脉传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发展阶段擎画现代化蓝图、推进现代化建设，纠偏人类现代化非均衡后果，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鲜明表达。
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建设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以共产党人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两个永不”优秀品格以及“四个不断自我”精神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世人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的惊叹疑问。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所禀赋的鲜明特质是深入理解十九届五中全会内涵以及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
1.历史使命的自觉认知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其必然使命;从国家角度来看，作为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同样肩负着民族独立、复兴、繁荣、强盛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和谋求民族复兴进程中，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使命自觉认知一致性的鲜明特质，也正是对这一历史使命自觉认知的鲜明特质使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有着独特的理解。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着手努力研究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以求得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初步实现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党的二大在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农运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要分两步走的革命步骤，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比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政党寻求国家现代化进程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致力于消灭阶级剥削压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经过28年的艰苦努力，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一棒又一棒的艰苦努力，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统一为独立、强大、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不具备“自然而然”发生现代化的条件，只有凭借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主导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是最终承担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在“十四五”的关键时期，在2021年这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开启之年，更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政党主导的不可替代角色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对新发展阶段所遇到的如何提高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如何提高国家有效治理能力以及如何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有着自觉使命的认知。
2.使命目标的坚定明确
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阶段，革命任务表现出差异性，但有两个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其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其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均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复兴与推进现代化进程、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问题、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
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复兴与推进现代化进程。客观上，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所出现的政党皆不同程度地对民族复兴和推进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艰苦探索，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使命目标坚定不移。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沐风栉雨、经过28年艰苦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毛泽东果断摆脱苏联模式的僵硬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尤其是“三大改造”的完成，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使新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建构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引领下，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探索，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使命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在“十四五”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建议》所规划的远景与近景目标。
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问题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由于近代以来严重的困境而对人类的贡献较小，感到惭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它“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取得飞速的进步与全世界进步人士以及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密不可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不断地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更将超出一国之具体范围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无产阶级“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手段已具备”，无产阶级必将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使命。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外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以及国内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便已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虽要经历曲折的进化过程，但却是革命发展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变迁过程，严格区分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高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也为我国现代化近景目标的完成、为共产主义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再虚幻缥缈，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同等重要。
3.人民至上的价值宗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其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其二没有深入下层工农群众，广泛发动、组织持久的群众运动，这是导致一系列革命运动失败或成效甚少的两个根本性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清彼时革命形势之下，将人民观充分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作用，以人民群众作为党和军队的“先生”与“眼睛”，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进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内涵进一步丰富，特征更加鲜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已经明显与物质生产能力相对匮乏的历史时期相异。中国共产党明确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从抽象、玄奥的概念向实践为人民群众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实际变化，在一系列惠民助民政策的落地实施中，诠释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中华历史以及中国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必须要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影响重大。在治理社会化中，遵循人民至上的原则，可以通过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参与效果构建起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平等合作关系，从而增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合力;在治理法制化中，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原则，可以为政府、市场、社会、民众等多元主体设定适当的行为规则，通过法治思维的宣传与引导，统一全民价值认识，促进全民守法，从而实现法治思维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在治理智能化中，人民至上的原则更为重要，作为一门科学，治理智能化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智能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社会治理對象实现精准定位与预算，因此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首先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隐私的有效保护进行明确的监督和管理，为实现社会治理协同化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在治理专业化中，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不仅可以体现治理对象的主体性价值，同时可以树立专业化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形势以及新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必须一方面继续彰显人民至上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强化人民至上理念的落地生根。
4.构建现代化政党的坚定有力
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高国家有效治理能力，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此番艰巨重大工程的承担和实现亟须构建坚定有力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时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实现民族复兴与推进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顶层设计、具体部署以及落实步骤都要在现代化政党的坚定有力领导下完成。没有坚定有力的现代化政党的领导，就无法制定出完成现代化的实践路线图与具体时间表，就无法在面临艰难险阻的情况下提高有效治理能力、打破来自各个方面的障碍藩篱。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百年来始终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革命政党。毛泽东曾明确强调，中国革命若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一个先进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所禀赋的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坚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制定，使命驱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党是现代化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与直接推动者，对中国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维护政党权威就是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这是维护国家权威之核心，也是维系国家前途命运之关键。“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权威的维护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政令顺畅，蓝图目标有条不紊推进实施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站在全局高度，全面把握与合理分析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深刻复杂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已由“迎来战略机遇期”向“塑造战略机遇期”进行转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态势将是决定这一崭新机遇期转变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具备高瞻的战略思维，在逆风逆水的处境中科学应变，于变局中开新机。除此之外，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是进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把握，要通过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构建坚定有力的现代化政党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这是“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的规定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5.各种社会资源力量的有效整合凝聚
对现代化的探索与积累是一个逐渐扩展与深化认识的过程，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使命驱动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激发、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发挥其各种优势，并进行有效整合，凝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具有高超的政治策略智慧，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视对各种社会资源力量的有效整合与凝聚。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正是通过调查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他们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分辨清楚哪些阶级可以争取为同盟者，反之就是需要打倒的敌人。由此可见，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为中国革命分清孰敌孰友这一革命首要问题提供了正确的判断方法。鉴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包含多个革命阶段，因此革命任务和革命对象不固定化，除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未发生变化之外，朋友和敌人的区分需要站在不同的阶段目标中具体分析。正如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毛泽东重新对敌我关系范围进行了区分，所有赞成抗日的爱国积极分子和阶级，包括国民党主战派以及官僚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是共产党的朋友。由此便最大可能地扩大了正义革命的力量、壮大了正义革命的阵营，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凝聚了重要的支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加注重对各种社会资源力量的整合凝聚。郑永年先生曾指出，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离不开背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支撑。从政治层面看来，这句话也颇有道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大力推进，使改革开放以来既有的社会矛盾愈加弥合。作为中国内生性制度文明代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创新了其实现形式，确立了协商民主的完善运行体系，所采取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群众路线同协商民主相辅助的推进形式为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的起草与讨论过程充分体现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态度和胸怀倾听基层民众的意见与建议，通过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凝聚了强大的合力。
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需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
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在有效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正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在这一阶段性过程中更需时刻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辩证审视新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深刻内涵。正如前文所阐述与论证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与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推进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有力领导，中国自然而然走现代化的道路是断然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在政党政治的时代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深刻内涵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其一，正确理解“领导一切”的正确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国的现代化亟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应对风险、化解挑戰、破解难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并不意味着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随心所欲在任何领域、任何问题以及任何条件情况下做出统一化领导，不能仅局限在理论层面阐述“领导一切”的解释与界定，而应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考虑清楚“集中”与“统一”的关系，即在实践过程中集中到什么程度，以哪种方式实现统一，皆需要具体分析界定。其二，正确理解“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内涵。“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是由中国的党政体制强力推动的”，因此，在使命驱动的鲜明特质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如何将其内在动力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方式，可以从“领导方式”与“党政体制”在顶层设计、把舵定向以及督促落实等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进行考虑。
第二，在国家治理层面，思考党的领导逻辑与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的有效协调问题。既然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最高政治力量并不能笼统地领导一切，那么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的有效协调问题就至关重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势必导致各个地方与基层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的自主性逐步增强。而要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科学有效的发展就必须充分调动、激发地方与基层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必须协调矛盾张力，凝聚好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同心合力。其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行为联邦制”，但在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确实存在地方与基层自主权限不够的情况，导致地方或基层在实践中出现“不敢为”“不作为”“无所谓”的懒官现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层层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越容易导致在实践过程中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约束有限。其二，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势必会将民众大量组织起来，对人民群众的各种团体和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宣传和教育。中国共产党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行为同当下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自主性组织不断增多、个体启蒙趋势日益增长的大背景相矛盾。如何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如何协调党的领导逻辑同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之间的关系，实现兼容发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方面。
第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的自身特色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即“个性”同“共性”之间的张力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代表，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影响。因此，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若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个性”与“独特性”，忽略或拒绝承认对西方现代化的学习与模仿，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中;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道路的自身特色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所具有的一致性”，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具的制度机制以及价值观念，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对弈中获得“免疫”抗体，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要看到“个性”与“共性”之间所存在的张力问题，另一方面更要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实践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下，中国共产党除了要基于中国发展所处的实际来寻求解读模式之外，还要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在强调与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之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与价值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此才能有效避免沦为西方治理现代化的翻版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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