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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二十国集团作为非正式的全球多边协作机制，向世界上最重要的20个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开展政策协调、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全球协调的议事平台，因而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架构，影响着各国宏观经济决策的议程设置和决策偏好，制约着世界经济体系的路径选择。中国和欧盟是美国之外的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双方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上开展的合作，对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全球战略格局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二十国集团中的独特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作用下，伴随着财富的不断涌现，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治理的各种体系架构也因而不断推陈出新，愈加多样化。而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制度架构，可以按照“地理范围”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这两个维度，归入一个有机的谱系。从“地理范围”的维度看，存在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分野，“布雷顿森林体制”这样的全球性治理架构，与欧盟、东盟这样的区域一体化架构并存。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维度看，存在后现代性、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分野，西方七国集团这样由发达国家垄断的架构，与金砖国家集团这样由新兴经济体联合而成的体系并存。而欧盟与中国，恰好处在这一谱系的两个独特端点。带有“超国家”特征的欧盟，是具有后现代性的区域一体化实体；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金砖国家集团，是具有突出的现代性特征的新兴经济体。
自从2008年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以来，中美欧三方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力量对比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不断有美国学者提出，世界经济中已出现“中美共治”的G2架构，甚至提出了“中美国”复合体（ChiAmerica）的新颖概念。但也有学者提出，考虑到跨大西洋关系的高度发达，应将欧盟和美国合称为全球经济治理中至关重要的G2架构。其实，后现代化的欧盟与正在崛起的现代化中国，构成了另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与中美和美欧关系共同勾勒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如果将欧盟的架构视作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在2008?2014年期间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GDP总量超过美国；即使不包括英国，欧盟在2008?2011年间仍是总量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11?2015年间是总量超过中国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欧盟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位置举足轻重，欧盟和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合起来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鉴于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庞大的体量，欧盟在二十国集团中拥有突出重要的位置。
二十国集团的协商与决策体系，与欧盟的区域多层治理机制非常相似，因而欧盟凭借自身的技巧和经验，全方位地参与了二十国集团所有正式和非正式议事渠道。每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前，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两位主席都会联合发表公开信，系统阐述欧盟的关注点与政策主张，其中大部分要点都会反映在领导人峰会的议程中。可见，欧盟能够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传递至二十国集团的核心圈子，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和有效的影响力。鉴于中国与欧盟彼此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各自在二十国集团中的突出位置，中国与欧盟借助二十国集团的平台，在全球治理的宏观制度架构中开展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合作的动力与前景
当前中国和欧盟都有强烈的需求，来支撑双方在二十国集团平台上的合作。欧盟方面，自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矛盾丛生，遭遇内外多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4月的数据显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28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2008年的30.2%一路下滑到2015年的22.2%，八年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其年均增长率只有0.33%，2015年为1.8%，而同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8.4%，2015年仍然达到6.8%。自2012年以来，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力图绕过世界贸易组织，重塑由自身主导的世界经济的规则体系和制度架构，欧盟在世界经济这一轮新的调整当中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危机、恐怖袭击、难民潮和英国脱欧危机，交替冲击欧盟，疑欧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进政治势力正在崛起，欧洲社会内部的分化与对立愈加激烈，可谓内外交困。面对困境，欧盟需要借助中国这样的正在崛起的外部力量，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资源和活力。中国方面，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出现产能过剩，需要开展结构调整，面临一系列问题，同样需要通过拓展外部市场和利用外部资源，来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
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二十国集团成立和发展的核心任务。因而中欧双方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上开展合作的聚焦点，必然是推动双边经济合作的举措。自今年年初以来，二十国集团已经先后在上海、华盛顿和成都举行了三次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出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系列议程，其所列的议题，有三个方面是中欧双方共同关心的兴趣点，也必然成为中欧借助二十国集团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计划”的对接。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处，也是“一带一路”的路线体系的西端终点，蕴含着深刻的地缘战略价值。而欧盟为了重振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在2015年5月推出了总金额为215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计划”（又称“容克计划”）。中欧双方都希望两者能够对接。但中欧相距遥远，制度环境迥异，各自的战略考量存在明显差异，要将两者的对接落到实处，需要开展细致的协商，当前二十国集团的各项会议，恰能为双方的协商提供平台和渠道。
第二个领域是英国脱欧公投的冲击下的国际金融体系。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带来的金融动荡，不仅急剧扰乱了中欧各自的货币汇率，也对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的布局产生冲击。今年年初以来的三次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给予了强烈的关注，7月23?24日的第三次会议即成都会议，对英国脱欧带来的金融动荡尤其表示担忧。因而可以预见，中国与欧盟必将通过二十国集团的平台，开展密切商议，以联合应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冲击，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业务，寻找深化合作的新空间。
第三个领域是双边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合作。目前欧盟正在开展三项对外经济谈判，旨在推动对外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即与美国开展的TTIP谈判，与中国开展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EU-ChinaBIT）谈判，与日本开展的“欧日自由贸易谈判”。目前这三项谈判均处在胶着状态。而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规模将大幅度缩小，增长的潜力将被削弱，进而会使欧盟在这些谈判中的地位下降，筹码减少，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欧盟的要价将会增加。欧盟原本希望在2016年内结束TTIP谈判，但由于美国态度趋于强硬，现在看来2016年内已不可能结束TTIP谈判。面对不利的形势，欧盟不得不重新布局。今年7月，欧盟迅速达成了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贸易与投资协定”，并且很可能借助二十国集团提供的多边协商与议事平台，加快“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
双边合作将形成强大影响力
欧盟和法德意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是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占据了二十国集团中五分之一的席位。据评估，欧盟对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决定的落实与贯彻程度，要远高于二十国集团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二十国集团内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国际社会一直将中国视作新兴经济体的最典型代表，认为中国借助二十国集团的机制成功地影响了国际经济的规则制定，是二十国集团里的“赢家”。由于在二十国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和欧盟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上的双边合作，将会持续深入，并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的规则制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理事）
在二十国集团中的独特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作用下，伴随着财富的不断涌现，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治理的各种体系架构也因而不断推陈出新，愈加多样化。而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制度架构，可以按照“地理范围”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这两个维度，归入一个有机的谱系。从“地理范围”的维度看，存在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分野，“布雷顿森林体制”这样的全球性治理架构，与欧盟、东盟这样的区域一体化架构并存。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维度看，存在后现代性、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分野，西方七国集团这样由发达国家垄断的架构，与金砖国家集团这样由新兴经济体联合而成的体系并存。而欧盟与中国，恰好处在这一谱系的两个独特端点。带有“超国家”特征的欧盟，是具有后现代性的区域一体化实体；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金砖国家集团，是具有突出的现代性特征的新兴经济体。
自从2008年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以来，中美欧三方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力量对比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不断有美国学者提出，世界经济中已出现“中美共治”的G2架构，甚至提出了“中美国”复合体（ChiAmerica）的新颖概念。但也有学者提出，考虑到跨大西洋关系的高度发达，应将欧盟和美国合称为全球经济治理中至关重要的G2架构。其实，后现代化的欧盟与正在崛起的现代化中国，构成了另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与中美和美欧关系共同勾勒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如果将欧盟的架构视作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在2008?2014年期间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GDP总量超过美国；即使不包括英国，欧盟在2008?2011年间仍是总量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11?2015年间是总量超过中国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欧盟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位置举足轻重，欧盟和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合起来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鉴于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庞大的体量，欧盟在二十国集团中拥有突出重要的位置。
二十国集团的协商与决策体系，与欧盟的区域多层治理机制非常相似，因而欧盟凭借自身的技巧和经验，全方位地参与了二十国集团所有正式和非正式议事渠道。每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前，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两位主席都会联合发表公开信，系统阐述欧盟的关注点与政策主张，其中大部分要点都会反映在领导人峰会的议程中。可见，欧盟能够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传递至二十国集团的核心圈子，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和有效的影响力。鉴于中国与欧盟彼此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各自在二十国集团中的突出位置，中国与欧盟借助二十国集团的平台，在全球治理的宏观制度架构中开展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合作的动力与前景
当前中国和欧盟都有强烈的需求，来支撑双方在二十国集团平台上的合作。欧盟方面，自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矛盾丛生，遭遇内外多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4月的数据显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28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2008年的30.2%一路下滑到2015年的22.2%，八年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其年均增长率只有0.33%，2015年为1.8%，而同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8.4%，2015年仍然达到6.8%。自2012年以来，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力图绕过世界贸易组织，重塑由自身主导的世界经济的规则体系和制度架构，欧盟在世界经济这一轮新的调整当中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危机、恐怖袭击、难民潮和英国脱欧危机，交替冲击欧盟，疑欧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进政治势力正在崛起，欧洲社会内部的分化与对立愈加激烈，可谓内外交困。面对困境，欧盟需要借助中国这样的正在崛起的外部力量，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资源和活力。中国方面，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出现产能过剩，需要开展结构调整，面临一系列问题，同样需要通过拓展外部市场和利用外部资源，来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
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二十国集团成立和发展的核心任务。因而中欧双方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上开展合作的聚焦点，必然是推动双边经济合作的举措。自今年年初以来，二十国集团已经先后在上海、华盛顿和成都举行了三次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出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系列议程，其所列的议题，有三个方面是中欧双方共同关心的兴趣点，也必然成为中欧借助二十国集团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计划”的对接。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处，也是“一带一路”的路线体系的西端终点，蕴含着深刻的地缘战略价值。而欧盟为了重振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在2015年5月推出了总金额为215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计划”（又称“容克计划”）。中欧双方都希望两者能够对接。但中欧相距遥远，制度环境迥异，各自的战略考量存在明显差异，要将两者的对接落到实处，需要开展细致的协商，当前二十国集团的各项会议，恰能为双方的协商提供平台和渠道。
第二个领域是英国脱欧公投的冲击下的国际金融体系。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带来的金融动荡，不仅急剧扰乱了中欧各自的货币汇率，也对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的布局产生冲击。今年年初以来的三次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给予了强烈的关注，7月23?24日的第三次会议即成都会议，对英国脱欧带来的金融动荡尤其表示担忧。因而可以预见，中国与欧盟必将通过二十国集团的平台，开展密切商议，以联合应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冲击，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业务，寻找深化合作的新空间。
第三个领域是双边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合作。目前欧盟正在开展三项对外经济谈判，旨在推动对外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即与美国开展的TTIP谈判，与中国开展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EU-ChinaBIT）谈判，与日本开展的“欧日自由贸易谈判”。目前这三项谈判均处在胶着状态。而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规模将大幅度缩小，增长的潜力将被削弱，进而会使欧盟在这些谈判中的地位下降，筹码减少，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欧盟的要价将会增加。欧盟原本希望在2016年内结束TTIP谈判，但由于美国态度趋于强硬，现在看来2016年内已不可能结束TTIP谈判。面对不利的形势，欧盟不得不重新布局。今年7月，欧盟迅速达成了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贸易与投资协定”，并且很可能借助二十国集团提供的多边协商与议事平台，加快“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
双边合作将形成强大影响力
欧盟和法德意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是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占据了二十国集团中五分之一的席位。据评估，欧盟对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决定的落实与贯彻程度，要远高于二十国集团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二十国集团内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国际社会一直将中国视作新兴经济体的最典型代表，认为中国借助二十国集团的机制成功地影响了国际经济的规则制定，是二十国集团里的“赢家”。由于在二十国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和欧盟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上的双边合作，将会持续深入，并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的规则制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