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本文将从对人格独立的追求，自由思想的向往，对情感的执着这些方面来简要分析魏晋时期士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魏晋名士 个体意识 独立人格 自由思想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时代特别显现出这样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家权力整体式微；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发达，在精神文明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三个时代分别是：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明初）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基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中华文明转折的时代，五四时代是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
一
魏晋时期，中央政权分散，地方势力发达，因而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经济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原来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微而走向式微，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自由解放的新局面。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重大发展。从精神发展史上看，魏晋时期意义非凡。相较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魏晋时期则是复兴先秦百家之学，同样闪耀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光辉。
现代一些学者称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今人的美》一文，对魏晋的文学与艺术有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郁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
魏晋时期，经学教条解除，名教规范废弛，社会风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士人群体在个体意识觉醒的同时，追求人格独立，向往思想自由，坚持自我与个性，情感表达更加丰富细腻，为艺术主题的自我陶冶和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营造了较为自由的精神空间。
二
作为维护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学名教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讲求对情感的节制和引导，主张用礼乐教化来规范人的情感，使其合乎伦理道德和统治秩序。儒家要求无论是个人情感的表现，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应当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即使表现哀伤之情，也应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但经过汉之后的社会动乱和思想洗涤之后，儒家的情感观遭到了当时批判和唾弃。大家纷纷追求独立的人格、个性和自由的情感表达，士林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虽自小以孝悌闻名，长大之后却不再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例如，儒家最讲究丧礼，一个人如果死了父母，按丧礼的规定要守孝三年，守孝期间要穿破烂衣服，以草绳当衣袋，不能吃肉喝酒，不能听歌作乐，不能与妻妾同房，在宾客吊唁时，孝子必须先哭。然而，阮籍一番这些规矩，宾客来吊唁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吃肉喝酒，以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等客人一走他才嚎啕大哭，把持进去的酒肉都吐出来。可以看出，阮籍反抗的并不是原初儒家的孝悌精神，而是后世早做出来的各种规矩。
由此可见，此时的士人们已不再循规蹈矩的恪守儒家的礼法，他们不再谨言慎行，克制自己情感的表达，而是在庄子超迈旷达的精神指引下任性不羁、率性而为。尤其是“竹林七贤”，他们高呼“礼岂为我辈设焉”[2]。他们抑或不拘礼节、卓立而行，抑或口出狂言、惊世骇俗，抑或醉酒服药、放浪形骸……表现出种种那个时代特有的超凡脱俗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
魏晋人士的任性率真、不拘礼法和狂放傲世，是介于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一种生命状态。在这其中，酒作为特殊的情感和情绪激发物，既起到了强力的催化作用，又起到了掩饰与规避的保护作用。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准备篡夺曹家政权，用极其卑劣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尤其是士族精英知识分子中不愿倒戈司马氏的人物。名士们人人自危，于是就靠喝酒来麻痹自己，尽量远离政治漩涡。正如《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3]名士们通过酒后这些特异的行为，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权贵的蔑视，对礼法束缚的反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的特殊意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魏晋风度的典范。从“竹林七贤”到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谢灵运饮酒纵酒已经成为士人个性和情感解放的凭借和寄托。
三
与放达张扬的个性相伴的还有对情感的表达。“重情”是魏晋士人群体的一个突出特征。他们一往情深，在狂放的外表之下保持着一颗热烈的赤子之心。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4]魏晋之所以可以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突破了儒家对情的压抑，表现出对个体情感表达的充分肯定与自觉追求。
正始时期的王弼首先提出“圣人有情”论，突破了汉儒“圣人无情”论的藩篱。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此后便成为魏晋人士的情感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主导下，魏晋名士大多为“畅万物之情”的性情中人，魏晋名士的浪漫洒脱也正表现在这一个“情”上：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5]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6]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恸绝。[7]
亲子、手足、朋友之情如此深沉、如此强烈，临丧而哀，竟然因之“坳绝”（因悲伤过度而一时气噎），完全背离儒家的“哀而不伤”之旨，却是对长期被压抑的人性的一种回归。
魏晋士人不仅注重亲情、珍惜友情，也执着于男女之情：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爱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8]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的必然追求。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
而曹植则开启了魏晋“尚情”“唯美”的诗风，成为中国抒情诗的典范。他的诗感情充沛、辞藻华美，读起来“流转入弹丸”。连同自视甚高的谢灵运都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公用一斗。”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感叹道：“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道：“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何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的诗词唱出了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反映了他们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贪图享乐，其实，恰恰相反，他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如何有意义的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多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凸显出来了。这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记载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不同于后世的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
注 释
[1]《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5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699-710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5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748-762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748-762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748-762
[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851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李泽厚：《华夏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介绍：王夏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戏剧影视学研究生）
关键词：魏晋名士 个体意识 独立人格 自由思想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时代特别显现出这样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家权力整体式微；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发达，在精神文明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三个时代分别是：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明初）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基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中华文明转折的时代，五四时代是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
一
魏晋时期，中央政权分散，地方势力发达，因而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经济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原来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微而走向式微，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自由解放的新局面。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重大发展。从精神发展史上看，魏晋时期意义非凡。相较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魏晋时期则是复兴先秦百家之学，同样闪耀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光辉。
现代一些学者称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今人的美》一文，对魏晋的文学与艺术有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郁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
魏晋时期，经学教条解除，名教规范废弛，社会风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士人群体在个体意识觉醒的同时，追求人格独立，向往思想自由，坚持自我与个性，情感表达更加丰富细腻，为艺术主题的自我陶冶和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营造了较为自由的精神空间。
二
作为维护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学名教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讲求对情感的节制和引导，主张用礼乐教化来规范人的情感，使其合乎伦理道德和统治秩序。儒家要求无论是个人情感的表现，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应当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即使表现哀伤之情，也应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但经过汉之后的社会动乱和思想洗涤之后，儒家的情感观遭到了当时批判和唾弃。大家纷纷追求独立的人格、个性和自由的情感表达，士林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虽自小以孝悌闻名，长大之后却不再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例如，儒家最讲究丧礼，一个人如果死了父母，按丧礼的规定要守孝三年，守孝期间要穿破烂衣服，以草绳当衣袋，不能吃肉喝酒，不能听歌作乐，不能与妻妾同房，在宾客吊唁时，孝子必须先哭。然而，阮籍一番这些规矩，宾客来吊唁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吃肉喝酒，以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等客人一走他才嚎啕大哭，把持进去的酒肉都吐出来。可以看出，阮籍反抗的并不是原初儒家的孝悌精神，而是后世早做出来的各种规矩。
由此可见，此时的士人们已不再循规蹈矩的恪守儒家的礼法，他们不再谨言慎行，克制自己情感的表达，而是在庄子超迈旷达的精神指引下任性不羁、率性而为。尤其是“竹林七贤”，他们高呼“礼岂为我辈设焉”[2]。他们抑或不拘礼节、卓立而行，抑或口出狂言、惊世骇俗，抑或醉酒服药、放浪形骸……表现出种种那个时代特有的超凡脱俗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
魏晋人士的任性率真、不拘礼法和狂放傲世，是介于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一种生命状态。在这其中，酒作为特殊的情感和情绪激发物，既起到了强力的催化作用，又起到了掩饰与规避的保护作用。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准备篡夺曹家政权，用极其卑劣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尤其是士族精英知识分子中不愿倒戈司马氏的人物。名士们人人自危，于是就靠喝酒来麻痹自己，尽量远离政治漩涡。正如《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3]名士们通过酒后这些特异的行为，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权贵的蔑视，对礼法束缚的反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的特殊意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魏晋风度的典范。从“竹林七贤”到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谢灵运饮酒纵酒已经成为士人个性和情感解放的凭借和寄托。
三
与放达张扬的个性相伴的还有对情感的表达。“重情”是魏晋士人群体的一个突出特征。他们一往情深，在狂放的外表之下保持着一颗热烈的赤子之心。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4]魏晋之所以可以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突破了儒家对情的压抑，表现出对个体情感表达的充分肯定与自觉追求。
正始时期的王弼首先提出“圣人有情”论，突破了汉儒“圣人无情”论的藩篱。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此后便成为魏晋人士的情感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主导下，魏晋名士大多为“畅万物之情”的性情中人，魏晋名士的浪漫洒脱也正表现在这一个“情”上：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5]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6]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恸绝。[7]
亲子、手足、朋友之情如此深沉、如此强烈，临丧而哀，竟然因之“坳绝”（因悲伤过度而一时气噎），完全背离儒家的“哀而不伤”之旨，却是对长期被压抑的人性的一种回归。
魏晋士人不仅注重亲情、珍惜友情，也执着于男女之情：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爱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8]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的必然追求。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
而曹植则开启了魏晋“尚情”“唯美”的诗风，成为中国抒情诗的典范。他的诗感情充沛、辞藻华美，读起来“流转入弹丸”。连同自视甚高的谢灵运都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公用一斗。”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感叹道：“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道：“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何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的诗词唱出了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反映了他们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贪图享乐，其实，恰恰相反，他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如何有意义的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多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凸显出来了。这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记载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不同于后世的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
注 释
[1]《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5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699-710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5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748-762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748-762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748-762
[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851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李泽厚：《华夏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介绍：王夏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戏剧影视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