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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上了高速，便一头扎进了田野。尽管道路两旁绿树婆娑遮挡了视线，但远处田野的景象仍在脑海里清晰浮现：满眼的鹅黄嫩绿如同阔大无比的毛毡，覆盖着地表的沟沟坎坎，那是花生、玉米等庄稼在盛夏里生长。
母亲走了九年了。
按照家乡的成规，人去世十年的祭祀要放在实际去世的第九个年头。大约“九”这个数字更意味着生者对逝者祭祀的某种圆满吧。说不清，但这是要遵守的规矩。
九年里，不时梦到她。
最常梦到的场景是：她病得很重了，医治无方，我心焦得不行……
那是她最后一次住院，我和父亲陪着她在医院里的食堂吃饭，她手拿筷子，不停比划着夹菜的动作，最终却连一片菜叶也没碰着。然后我喂她，看着眼前的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明白，母亲的意识与身体已经不合拍了。
这是好多次做梦的底本，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每次醒来梦里的无助与悲伤都会绵延很久……
还是那次看病，她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家在五楼，上楼时，我要背她，她坚决不肯。她上下楼很吃力，要双手紧紧地抓着楼梯扶手，却又极力作出轻松的表情，不住地对我说她走得动，走得动！
我知道，她怕累着她的儿子，她心里疼他，不管他多大。
在我的记忆里，一颗糖的滋味是很难忘记的：村里有了婚配或添丁之类的喜事，都会在邻里发一些糖果来庆贺。母亲通常都会捎回家的，有时即使含在嘴里，也会匆忙赶到家，将尚未化完的糖果喂给我吃。这样的情形，让我常想到楼道里的那一窝燕子：成年燕子嘴巴衔着食物，辛苦地一次次返巢，喂养那些嗷嗷待食的小燕子……这是生命里属于母亲的味道！
母亲一生辛苦。
她生于国共战争时期，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
她的父亲在她尚未出生时就没了音讯……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
刚能支撑家门的大哥不幸早亡……
她的成长充满了艰难：小小年纪就要跟着大人外出逃饥荒;和二姐一同被送到远房亲戚家寄养，因每次回家探亲与家人分别时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才最终得以和家人一起熬苦日子;长大一些，看着同龄人都去了学校，她也想上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我舅到学校央求相识的老师为她争取到了做“旁听生”的机会。所谓旁听生是没有座位的，只能独自坐在教室的某个角落，手里的课本，是兄长给自己抄写的歪歪扭扭的手抄本……
20岁那年，她出嫁了。嫁到娘家东面6里地一个名为“漫雪”的村子。是的，我们村有个美好的名称：漫雪。
很长时间，我对这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村名感到困惑：这是豫东平原偏僻处最平常的村落。村子不大，田亩有限，都是孙姓。没有山，哪怕高一点点的土丘也没有;没有河，只有几个水坑。后来终于在县志上找到出处：“明初，孙氏由安徽涡阳乞讨至此，适大雪弥漫，落户成村，故名。”
在村子西北约一里路，有个村子叫刘庄寨，大多姓刘，两个村子离得很近，却从来不通婚姻，据说是遵循“孙刘不结亲”的古制吧。这样的古制，或许是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孙刘联姻的那段故事吧？无从知晓，也没人说得清。但即使说不清的规矩后人也都遵守着，这似乎不需要理由。
村子公认的先人据说是一位明朝万历年间中过举做到从三品“大官”的人。他的坟墓在村子的西南方，形制可观。传说里面有一只金马驹，每每月朗星稀之夜，都要从坟墓里出来，环绕坟墓奔跑，通身闪闪发光，火球一般。人们试图捉住它，但都没有成功，因为那是通灵的宝物。再后来听说被盗墓贼盯上了，金马驹被盗走，孙家的风水也被破坏了……
再后来似乎少有人会提及这位生平模糊却又略显神秘的先人了，更遑论修缮坟墓、勒石立传、永久祭奠的事了。后人似乎将他忘了。
母亲嫁的人家是一个有着九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我爸在五个弟兄中排行老二，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
1970年，大姐出生。
母亲接着开始受延续子嗣的困扰整整十二年。是的，应该从我大姐降生开始吧，整整十二年的生活都在围绕一个重要的主题：生儿子。
繁衍子嗣在村里是头等大事。用村里的话说，不管你在外边做多大的官挣再多的钱，如果没有儿子，那都是白搭！家里没有男丁就意味着漫雪庄以后就没你家的人了，你这一门就“绝”了！听听，真的可怕。
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孕育一定的观念，观念负责出题，答案很大程度上又不由人来把握。
于是，注定整个环境里的人们都要忐忑地面对这道命题，只是“命”好的，早早有了子嗣，庆幸、欢喜;“命”不好的迟迟不能如愿，焦虑、苦闷、自卑……
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即使有了儿子，又要忐忑生孙子的事情……
人类的繁衍顺其自然最好，本身就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彰显生命的高贵。可是观念偏不允许人这样自在！于是所有人几乎一生都要面对这个自己无法把握的命题。村里人常说，啥都是命。而“命”又从来不预示答案。倘若答案始终不符合要求，那就只能遗憾一生，而且视之为见不得人的短处，一辈子在人前都别想抬起头来。
命，是个折磨人的东西。
十二年间，
大姐出生……
二姐出生……
三姐出生……
四姐出生……
在四姐之前還生过一个女孩，生下没几天夭折了。
1971年，国家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1980年提出一孩政策，计划生育实施力度陡增。
国家政策与固有观念角力，人们将站在哪一边呢？不能一概而论。
生我四姐时，一开始打算将她送人的，和领养的那一方也谈得差不多了，最后终究因父母不舍而作罢。
生我的那一年，父亲得了急性阑尾炎，是我三爷和其他几个人用木头床抬到十多里外的卫生院的。当时，母亲要拉扯四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我，还要照顾医院里的父亲。可能觉得生活太难了。于是有了放弃肚里孩子的打算，连医生也联系好了。母亲将这个想法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商量。听母亲说，父亲死活不同意，让母亲离开医院，别管他了，一气之下连药也不吃了。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也孕育着属于这一方的集体观念。观念是具有时空性的，少有人能自觉跳出某些固有观念的束缚并打碎它，从而活出人的尊严，因为这需要些许勇气更需要强大“心力”。
觀念常常决定命运之河的流向。
不管怎样，1982年农历年底，命运终于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男丁降生了。
据说，几个姐姐她们都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她们有小弟了！有小弟了！
历尽千辛万苦，家已破败不堪，但命运终于给了他们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我们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豫东平原一个偏僻农村的一家普通的农户终于了结了一桩心事，获得了安心长久居留于此的资格吗？ 我说不好，但确实符合一个村庄的生存逻辑。
1989年，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
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得以明确。
可惜前面三个姐姐没赶上这种好形势，都是早早就辍学了。
母亲经常跟我说：你得好好上学！一则因为干农活太累，她不愿我再受这样的苦。更重要的是，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儿，害怕没有兄弟的帮衬，以后会在村里受人欺负。这些理由无疑是符合乡村的生存逻辑的。
我上学前，似乎接受了比同龄孩子更好的启蒙教育。我爸会在闲暇的时候教我写字与算数，讲解手抄本的《增广贤文》。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鱼”字的刀字头，总是写不好，父亲就拿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地上比划，那宽厚的手掌握着我的小手，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父爱的温暖。有时即使躺在了被窝里，母亲也不忘给我出几道题让我算个加减法，抑或教我背一段文字，哪怕是一小段豫剧戏文……父亲曾经做过民办教师，教得相对轻松一些，而母亲可能真的将她幼时当旁听生时所学的知识都传授给了我。
跟接受的启蒙教育有关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差强人意。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农村，直接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在育种、化肥、农药等多种技术的进步的前提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多数家庭的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一些经济作物像棉花、花生、辣椒等开始广泛种植，还常常能卖上不错的价钱。父亲在外打工（主要在我们县水利局施工队当炊事员），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五个在家种地。几亩地的棉花收下来，能堆成小小的棉花山，几头猪一出栏，也会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印象中，家里慢慢有了存折，一张、两张……那时，三个姐姐都已经是出色的劳力，家里地里很多活都不再需要母亲亲力亲为了。
那应该是母亲一生中生活比较轻松的一段时光了吧。
再后来，大姐、二姐、三姐陆续出嫁了。而我和四姐也相继初中毕业，就读更高阶段的学校……
在当时的豫东农村，普通农家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学，还是一件非常吃力甚至难以承受的事情。但父母在我们姐弟俩上学的事情上从不含糊。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哪怕累死，也得将这两个孩子供出来！
父母尽全力增加家里的收入。父亲会腌制酱菜的手艺，于是就尽力扩大作坊的规模：屋子里、院子里到处都摆满了腌制酱菜的水缸，地上也挖有腌制酱菜的水泥池，院子里长年弥漫着酱菜坯的味道，到了夏天连南屋的墙上都会渗出白花花的盐粒来。
春冬两季是酱菜比较好卖的时节，父母会比平日辛苦很多。父亲主要负责加工，而母亲则担起销售的重任。
卖酱菜主要靠早上赶集和走村串巷（我们称为“下乡”）。当时农村的道路都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天旱时道路的浮土能没过脚面。一下雨，又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路”。特别是雨后或雪罢，机动车轧过的路面，道道车辙就像老人脸上布满的皱纹，又密又深，纵横交错，盛满了雨水或雪水，泥泞不堪。母亲卖菜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脚蹬三轮车，三轮车上摆满了盛着各种酱菜的塑料桶、塑料盆，足有有三四百斤重。
母亲蹬三轮车的样子我记忆深刻：身体狠狠前倾，下巴几乎要碰到车把，两只脚使劲蹬着脚蹬。有时实在蹬不动了，就从车上下来，一手扶着车把，一手使劲拽着车厢，费力地往前拖。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路，母亲没法蹬她的三轮车了，干脆找来闲置好多年的扁担挑着去卖菜。记得母亲说，因为下雪，村里人都没法外出买菜，所以酱菜就卖得比往常多些，即使扁担压得肩膀生疼，也感觉浑身是劲儿。北方的冬天很冷，而母亲有时只穿一件秋衣，因为蹬三轮车太吃力了，要不停地流汗，整个身体在寒冷的冬天冒着烟。只是到了晚上，她的腿经常会抽筋，睡不着觉。
母亲因为卖菜，没少哭。有时下乡要跑到十几里甚至更远的村庄，车胎跑气了，路上翻车了，实在疲乏蹬不动车子了……如果再加上没卖出多少酱菜，想想生活的艰难，她就会在路上抹起眼泪来。有一次，三轮车的车轴断了，找不到修车的，母亲是抬着车把将车子从几里外拖回来的，那一次回到家她哭得不行，但是母亲说，哭的时候她会安慰自己，她会在心里劝自己：这有啥哭哩？我是供两个孩子读书呢，这有啥哭哩？
我和四姐上学的那几年，还真没有为上学缺钱犯过愁。在学校一没有申请过特困补助，二没有申请过助学贷款。家里往往这学期还没结束，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下学期的费用。只是父母太节俭了，冬夜里，摸黑赶集卖菜，即使再累再冷也舍不得喝碗豆沫暖暖身子或买个包子充饥。因为母亲常说，一毛钱能省也得省，孩子要是在外面缺几毛钱，谁会给他们一个包子吃呢？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母亲患了糖尿病，又硬扛了一段，之后再也蹬不动她的三轮车了。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过了大概三年，得了偏瘫，又三年，最终离开了我们。
母亲生前曾有美好的憧憬，那就是等我结婚生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帮我们照看孩子，父亲负责做饭，我跟爱人按时上下班……这似乎是许多家庭很平常的生活吧，但对于她，对于我们，却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对应自己的人生节奏，那几年我在豫北一座不大的城市工作、结婚、做了父亲，又失去母亲……当时很多事情是无法兼顾的，我似乎比同龄人更早地品尝着中年人的不易，有时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其中最遗憾的，是母亲的病与最后的离世。我总认为，父母是用尽生命的力量为子女搭起了向上的梯子，子女踩着父母的臂膀向上攀爬，刚刚脱离父母的托举，再回首，人梯已轰然倒塌……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住了好几次医院，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饱受病痛的折磨。她曾对别人说，活着真是受罪，还不如死了干脆。可是我们都希望她能好起来，母亲是家里的功臣，我们都想让她享几天清福。但实现这样的心愿太难了。记得一位医生看了母亲的血管造影，不由感叹说：她年轻时究竟出了多大的力气，竟至于颈部两边的动脉血管全都硬化了。
先前，每次回家，即使天再晚再黑，母亲都会在村口的池塘边等我，往往我还没看到什么，在一片漆黑的远处就能听到她喊我的名字。每次离开家，母亲都会送出老远，慢慢站定，望着我远去，含着眼泪。
后来母亲病重了，再回家或外出，都不能接送我了。每每在离家的那一刻，心是疼的。
母亲是在女儿出生的那个夏天去世的。 她长眠在村子南面不远的田野里，松柏环绕。
转眼间，快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们常常感叹母亲在我们的生命中过早地离席了，内心满是遗憾。后来想想，其实，母亲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姐弟五个的身上哪一个没有母亲的影子呢？只好这样安慰自己罢。
母亲走时64岁，一头乌黑的头发。那是一个万物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田野里满眼葱郁……
（责任编辑：董海燕）
母亲走了九年了。
按照家乡的成规，人去世十年的祭祀要放在实际去世的第九个年头。大约“九”这个数字更意味着生者对逝者祭祀的某种圆满吧。说不清，但这是要遵守的规矩。
九年里，不时梦到她。
最常梦到的场景是：她病得很重了，医治无方，我心焦得不行……
那是她最后一次住院，我和父亲陪着她在医院里的食堂吃饭，她手拿筷子，不停比划着夹菜的动作，最终却连一片菜叶也没碰着。然后我喂她，看着眼前的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明白，母亲的意识与身体已经不合拍了。
这是好多次做梦的底本，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每次醒来梦里的无助与悲伤都会绵延很久……
还是那次看病，她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家在五楼，上楼时，我要背她，她坚决不肯。她上下楼很吃力，要双手紧紧地抓着楼梯扶手，却又极力作出轻松的表情，不住地对我说她走得动，走得动！
我知道，她怕累着她的儿子，她心里疼他，不管他多大。
在我的记忆里，一颗糖的滋味是很难忘记的：村里有了婚配或添丁之类的喜事，都会在邻里发一些糖果来庆贺。母亲通常都会捎回家的，有时即使含在嘴里，也会匆忙赶到家，将尚未化完的糖果喂给我吃。这样的情形，让我常想到楼道里的那一窝燕子：成年燕子嘴巴衔着食物，辛苦地一次次返巢，喂养那些嗷嗷待食的小燕子……这是生命里属于母亲的味道！
母亲一生辛苦。
她生于国共战争时期，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
她的父亲在她尚未出生时就没了音讯……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
刚能支撑家门的大哥不幸早亡……
她的成长充满了艰难：小小年纪就要跟着大人外出逃饥荒;和二姐一同被送到远房亲戚家寄养，因每次回家探亲与家人分别时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才最终得以和家人一起熬苦日子;长大一些，看着同龄人都去了学校，她也想上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我舅到学校央求相识的老师为她争取到了做“旁听生”的机会。所谓旁听生是没有座位的，只能独自坐在教室的某个角落，手里的课本，是兄长给自己抄写的歪歪扭扭的手抄本……
20岁那年，她出嫁了。嫁到娘家东面6里地一个名为“漫雪”的村子。是的，我们村有个美好的名称：漫雪。
很长时间，我对这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村名感到困惑：这是豫东平原偏僻处最平常的村落。村子不大，田亩有限，都是孙姓。没有山，哪怕高一点点的土丘也没有;没有河，只有几个水坑。后来终于在县志上找到出处：“明初，孙氏由安徽涡阳乞讨至此，适大雪弥漫，落户成村，故名。”
在村子西北约一里路，有个村子叫刘庄寨，大多姓刘，两个村子离得很近，却从来不通婚姻，据说是遵循“孙刘不结亲”的古制吧。这样的古制，或许是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孙刘联姻的那段故事吧？无从知晓，也没人说得清。但即使说不清的规矩后人也都遵守着，这似乎不需要理由。
村子公认的先人据说是一位明朝万历年间中过举做到从三品“大官”的人。他的坟墓在村子的西南方，形制可观。传说里面有一只金马驹，每每月朗星稀之夜，都要从坟墓里出来，环绕坟墓奔跑，通身闪闪发光，火球一般。人们试图捉住它，但都没有成功，因为那是通灵的宝物。再后来听说被盗墓贼盯上了，金马驹被盗走，孙家的风水也被破坏了……
再后来似乎少有人会提及这位生平模糊却又略显神秘的先人了，更遑论修缮坟墓、勒石立传、永久祭奠的事了。后人似乎将他忘了。
母亲嫁的人家是一个有着九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我爸在五个弟兄中排行老二，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
1970年，大姐出生。
母亲接着开始受延续子嗣的困扰整整十二年。是的，应该从我大姐降生开始吧，整整十二年的生活都在围绕一个重要的主题：生儿子。
繁衍子嗣在村里是头等大事。用村里的话说，不管你在外边做多大的官挣再多的钱，如果没有儿子，那都是白搭！家里没有男丁就意味着漫雪庄以后就没你家的人了，你这一门就“绝”了！听听，真的可怕。
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孕育一定的观念，观念负责出题，答案很大程度上又不由人来把握。
于是，注定整个环境里的人们都要忐忑地面对这道命题，只是“命”好的，早早有了子嗣，庆幸、欢喜;“命”不好的迟迟不能如愿，焦虑、苦闷、自卑……
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即使有了儿子，又要忐忑生孙子的事情……
人类的繁衍顺其自然最好，本身就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彰显生命的高贵。可是观念偏不允许人这样自在！于是所有人几乎一生都要面对这个自己无法把握的命题。村里人常说，啥都是命。而“命”又从来不预示答案。倘若答案始终不符合要求，那就只能遗憾一生，而且视之为见不得人的短处，一辈子在人前都别想抬起头来。
命，是个折磨人的东西。
十二年间，
大姐出生……
二姐出生……
三姐出生……
四姐出生……
在四姐之前還生过一个女孩，生下没几天夭折了。
1971年，国家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1980年提出一孩政策，计划生育实施力度陡增。
国家政策与固有观念角力，人们将站在哪一边呢？不能一概而论。
生我四姐时，一开始打算将她送人的，和领养的那一方也谈得差不多了，最后终究因父母不舍而作罢。
生我的那一年，父亲得了急性阑尾炎，是我三爷和其他几个人用木头床抬到十多里外的卫生院的。当时，母亲要拉扯四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我，还要照顾医院里的父亲。可能觉得生活太难了。于是有了放弃肚里孩子的打算，连医生也联系好了。母亲将这个想法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商量。听母亲说，父亲死活不同意，让母亲离开医院，别管他了，一气之下连药也不吃了。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也孕育着属于这一方的集体观念。观念是具有时空性的，少有人能自觉跳出某些固有观念的束缚并打碎它，从而活出人的尊严，因为这需要些许勇气更需要强大“心力”。
觀念常常决定命运之河的流向。
不管怎样，1982年农历年底，命运终于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男丁降生了。
据说，几个姐姐她们都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她们有小弟了！有小弟了！
历尽千辛万苦，家已破败不堪，但命运终于给了他们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我们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豫东平原一个偏僻农村的一家普通的农户终于了结了一桩心事，获得了安心长久居留于此的资格吗？ 我说不好，但确实符合一个村庄的生存逻辑。
1989年，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
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得以明确。
可惜前面三个姐姐没赶上这种好形势，都是早早就辍学了。
母亲经常跟我说：你得好好上学！一则因为干农活太累，她不愿我再受这样的苦。更重要的是，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儿，害怕没有兄弟的帮衬，以后会在村里受人欺负。这些理由无疑是符合乡村的生存逻辑的。
我上学前，似乎接受了比同龄孩子更好的启蒙教育。我爸会在闲暇的时候教我写字与算数，讲解手抄本的《增广贤文》。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鱼”字的刀字头，总是写不好，父亲就拿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地上比划，那宽厚的手掌握着我的小手，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父爱的温暖。有时即使躺在了被窝里，母亲也不忘给我出几道题让我算个加减法，抑或教我背一段文字，哪怕是一小段豫剧戏文……父亲曾经做过民办教师，教得相对轻松一些，而母亲可能真的将她幼时当旁听生时所学的知识都传授给了我。
跟接受的启蒙教育有关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差强人意。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农村，直接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在育种、化肥、农药等多种技术的进步的前提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多数家庭的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一些经济作物像棉花、花生、辣椒等开始广泛种植，还常常能卖上不错的价钱。父亲在外打工（主要在我们县水利局施工队当炊事员），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五个在家种地。几亩地的棉花收下来，能堆成小小的棉花山，几头猪一出栏，也会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印象中，家里慢慢有了存折，一张、两张……那时，三个姐姐都已经是出色的劳力，家里地里很多活都不再需要母亲亲力亲为了。
那应该是母亲一生中生活比较轻松的一段时光了吧。
再后来，大姐、二姐、三姐陆续出嫁了。而我和四姐也相继初中毕业，就读更高阶段的学校……
在当时的豫东农村，普通农家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学，还是一件非常吃力甚至难以承受的事情。但父母在我们姐弟俩上学的事情上从不含糊。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哪怕累死，也得将这两个孩子供出来！
父母尽全力增加家里的收入。父亲会腌制酱菜的手艺，于是就尽力扩大作坊的规模：屋子里、院子里到处都摆满了腌制酱菜的水缸，地上也挖有腌制酱菜的水泥池，院子里长年弥漫着酱菜坯的味道，到了夏天连南屋的墙上都会渗出白花花的盐粒来。
春冬两季是酱菜比较好卖的时节，父母会比平日辛苦很多。父亲主要负责加工，而母亲则担起销售的重任。
卖酱菜主要靠早上赶集和走村串巷（我们称为“下乡”）。当时农村的道路都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天旱时道路的浮土能没过脚面。一下雨，又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路”。特别是雨后或雪罢，机动车轧过的路面，道道车辙就像老人脸上布满的皱纹，又密又深，纵横交错，盛满了雨水或雪水，泥泞不堪。母亲卖菜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脚蹬三轮车，三轮车上摆满了盛着各种酱菜的塑料桶、塑料盆，足有有三四百斤重。
母亲蹬三轮车的样子我记忆深刻：身体狠狠前倾，下巴几乎要碰到车把，两只脚使劲蹬着脚蹬。有时实在蹬不动了，就从车上下来，一手扶着车把，一手使劲拽着车厢，费力地往前拖。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路，母亲没法蹬她的三轮车了，干脆找来闲置好多年的扁担挑着去卖菜。记得母亲说，因为下雪，村里人都没法外出买菜，所以酱菜就卖得比往常多些，即使扁担压得肩膀生疼，也感觉浑身是劲儿。北方的冬天很冷，而母亲有时只穿一件秋衣，因为蹬三轮车太吃力了，要不停地流汗，整个身体在寒冷的冬天冒着烟。只是到了晚上，她的腿经常会抽筋，睡不着觉。
母亲因为卖菜，没少哭。有时下乡要跑到十几里甚至更远的村庄，车胎跑气了，路上翻车了，实在疲乏蹬不动车子了……如果再加上没卖出多少酱菜，想想生活的艰难，她就会在路上抹起眼泪来。有一次，三轮车的车轴断了，找不到修车的，母亲是抬着车把将车子从几里外拖回来的，那一次回到家她哭得不行，但是母亲说，哭的时候她会安慰自己，她会在心里劝自己：这有啥哭哩？我是供两个孩子读书呢，这有啥哭哩？
我和四姐上学的那几年，还真没有为上学缺钱犯过愁。在学校一没有申请过特困补助，二没有申请过助学贷款。家里往往这学期还没结束，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下学期的费用。只是父母太节俭了，冬夜里，摸黑赶集卖菜，即使再累再冷也舍不得喝碗豆沫暖暖身子或买个包子充饥。因为母亲常说，一毛钱能省也得省，孩子要是在外面缺几毛钱，谁会给他们一个包子吃呢？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母亲患了糖尿病，又硬扛了一段，之后再也蹬不动她的三轮车了。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过了大概三年，得了偏瘫，又三年，最终离开了我们。
母亲生前曾有美好的憧憬，那就是等我结婚生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帮我们照看孩子，父亲负责做饭，我跟爱人按时上下班……这似乎是许多家庭很平常的生活吧，但对于她，对于我们，却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对应自己的人生节奏，那几年我在豫北一座不大的城市工作、结婚、做了父亲，又失去母亲……当时很多事情是无法兼顾的，我似乎比同龄人更早地品尝着中年人的不易，有时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其中最遗憾的，是母亲的病与最后的离世。我总认为，父母是用尽生命的力量为子女搭起了向上的梯子，子女踩着父母的臂膀向上攀爬，刚刚脱离父母的托举，再回首，人梯已轰然倒塌……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住了好几次医院，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饱受病痛的折磨。她曾对别人说，活着真是受罪，还不如死了干脆。可是我们都希望她能好起来，母亲是家里的功臣，我们都想让她享几天清福。但实现这样的心愿太难了。记得一位医生看了母亲的血管造影，不由感叹说：她年轻时究竟出了多大的力气，竟至于颈部两边的动脉血管全都硬化了。
先前，每次回家，即使天再晚再黑，母亲都会在村口的池塘边等我，往往我还没看到什么，在一片漆黑的远处就能听到她喊我的名字。每次离开家，母亲都会送出老远，慢慢站定，望着我远去，含着眼泪。
后来母亲病重了，再回家或外出，都不能接送我了。每每在离家的那一刻，心是疼的。
母亲是在女儿出生的那个夏天去世的。 她长眠在村子南面不远的田野里，松柏环绕。
转眼间，快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们常常感叹母亲在我们的生命中过早地离席了，内心满是遗憾。后来想想，其实，母亲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姐弟五个的身上哪一个没有母亲的影子呢？只好这样安慰自己罢。
母亲走时64岁，一头乌黑的头发。那是一个万物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田野里满眼葱郁……
（责任编辑：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