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一个月之前，广州公益圈、媒体圈对于“安平”的认知度还是相当的低。但经历10月30日的“马丁堂研讨会”，以及11月20日的广东公益传播联盟的启动仪式，如果将安平看作是一个“品牌”，那么这个品牌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地打入广州公益人、媒体人的内心。
　　安平基金是师曾志、何雪峰等人在2013年10月联合发起的一个挂靠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全称为“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正如安平基金执行长何雪峰在11月20日广东公益传播联盟启动仪式上讲述的，他与师曾志老师对于媒体、公益两界需要跨界形成了共识，于是才有了安平基金。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有三类人大概是最具备社会使命感的群体，即媒体人、律师和公益人，如何连接他们，几乎成了今天社会组织化工作的核心使命。近年来，媒体人的境遇可谓每况愈下，栖居在传统媒体架构上的媒体人不但要收缩自己的言论尺度，同时更为现实的职业发展考量也纷纷浮上心头。
　　一个鲜明的趋势是，大批媒体人开始以各方方式介入公益领域。他们中最知名的一个人名叫邓飞。另一方面，公益领域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领域，在操作规范、资源引进和人才储备方面，都陷入了困境。媒体人的加入，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支点”作用，可以帮助公益人更快地确立规范、吸纳资源。
　　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尽管传统媒体的衰弱不可避免，但传统媒体人的力量却依旧强大。事实上传统媒体人很多并不传统，他们思维敏捷、价值明确、行动迅速、号召力强。在舆论市场急剧扩张、传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的今天，公益圈能够搭上媒体圈，等于插上了一对翅膀。
　　只要能够觅得一个引爆点，传播本身可以让资金、人才、技术和关系全部依附于上，并提供给当事人。所谓“站在风口上的猪也能飞”的互联网定律，实际上就是传播的定律，公益人抓住了吹风的人，也就事半功倍了。
　　连接
　　从宏观的价值取向来看，媒体人与公益人颇为一致。另外有一个略显奇特的现象，即媒体人原本应该“坐而论道”，但却常常乐意去扮演行动者的角色；而公益人原本充当的是行动派的角色，但却常常急于跳出来申诉自己的观点、遭遇和困境。从行业规范的角度看，媒体人参与行动，可能会影响观察者的客观定位，而行动者热衷言说，则会停滞行动本身的进度。
　　真问题需要切入真实语境去分析。换而言之，媒体人行动大抵是被迫的，公益人言说大抵也是被迫的。前者需要用介入公益行动来支配自己的家国情怀、职业发展，后者需要向公众言说来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壮大机遇。于是，连接发生了，它不仅发生在媒体人和公益人之间，也发生在各自的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了何雪峰与我之间。今年9月，何雪峰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安平的执行团队。我没有犹豫，因为我和大部分南方大院的采编一样，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样的初衷，直白、不高尚，但却有力量。
　　融通
　　10月24日晚上，或许更早一点，一条发表在10月21日《信息时报》不起眼小角落的消息，引发了公益媒体圈的热议。原来，广州市民政局官网公布了《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其中的第三条第一款的内容规定“正在筹备期的社会组织也位列非法社会组织之列”，在法理上说不通，在操作上也非常荒诞。当然，造成轩然大波的还有其他一些条款，总之，愤怒、不解、斥责的声音蔓延开了。
　　彼时，我和我的搭档，供职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周如南讲师，正在筹备原本定于11月11日举行的安平中大联合公益沙龙第一期。我们的主题已经确定，打算邀请邓飞、刘敬文和张和清教授，来做一个关于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经验的案例分享。我们的标题已经拟好：连接乡村与城市：探索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
　　但此时，舆论的声浪已经拍岸，我和如南商量之后，决定询问何雪峰的意见，是否要临时加一期沙龙：就针对这个意见稿搞一次官民对话。思量过后，何雪峰正式拍板，马上开始行动。于是，主题、嘉宾、场地、议程、传播等大件马上开始准备。
　　从研讨会的筹备来看，最大的难点是嘉宾邀请。如果是随便找几个人私下聊聊，这就完全不成问题。但既然是想做对话平台，甚至想直接奔着解决问题去，除了邀请有研究的学者、有代表性的NGO代表、有分量的媒体记者，最重要的还是邀请主管部门的官员。官员难以邀请，其中的难度不言自明。广州市民政局的官员并不古板，但他们的到来也必然涉及许多因素的羁绊。级别越高的官员，也越怕现场失控，一旦失控，问题的性质也就非常严重。
　　在沟通过程中，我和如南意识到，存在于草根NGO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不信任依旧很深，这种信任沟壑的存在，逼迫我们将最终的研讨会形式确立为定向邀请而非公开的形式。当然，从结果来看，由于前来参加的广州市民政局宣传法规处副处长李锐在会上当场宣布，颇具争议第三条第一款倾向于废除，使得与会的40余位学者、律师、NGO代表和媒体人没有感到失望。不过，非议的声音没有完全消除。对此，我亦有些无奈。
　　从我 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清楚如果没有安平主办那一次研讨会，那条充满争议的条款是否最终会被废除。但我想，即使该条款最终也会被废除，也不能抹煞研讨会本身的意义。
　　由安平主办的这样一个平台，给官方一个台阶下，给民间一点进步的希望，也给公益人与媒体人的连接合作提供一个样本。
　　可以这样说，媒体人和公益人、学者、律师乃至官员通力合作，在会议举办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楼马丁堂达成了关于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上的一次共识。兴许，共识本身的影响力并不算大，但达成共识的方式颇为可取。由此，在研讨会后的聚餐上，我也提议将研讨会达成的共识命名为“马丁堂共识”。第二天，“马丁堂共识”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广州公益圈的热门词汇。
　　行动
　　如果说10月30日的研讨会是安平顺势而为的话，那么11月20日安平和中大共同主办的广东公益传播联盟启动仪式，则属于安平的主动出击。事实上，成立广东公益传播联盟的具体提议出现得非常急促，并且在一开始，联盟的名字叫做“广东公益媒体联盟”，后来基于“安全”考虑才改为现在的名字。 　　不过名字叫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平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的都是连接公益与媒体的工作，并使得二者彼此融通、协同。从最早的安平北大公益媒体人高级研修班，再到影响力非凡的“安平北大公益传播奖”，无一不是促成公益人媒体人联合的行动。广东公益传播联盟暨安平中大联合公益沙龙第1期的落地举办，同样遵照上述理念来筹备。
　　行文至此，回想数日前联盟启动仪式的盛况，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个字：疲惫。对会务并不熟谙的我，要操办数百人参加的启动仪式已经令我心虚。更糟糕的是，就在11月20日活动举办前的一天，同时到来的两个突发危机让我至今想起依旧觉得后怕。
　　19日4时10分，一个急促的电话打来，原来是此刻正在宁波参加活动的邓飞摔伤了，情况不轻。好在他表示会坚持来，但是，机票起飞时间需要改签，舱位需要升级为头等舱以方便他休息。于是，我开始联系机票改签，很快我就发现，由于邓飞还有一个行程助理，所以改签就需要同时进行，然而，已经没有经济舱可供改签了。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是，由于邓飞之前已经改签过一次（19日晚改到20日早上），我还为此修改了接机车辆的出发时间并取消了酒店安排。但是，在改签时却发现，之前定于19日晚起飞的机票根本没有改签过。这意味着，如果邓飞没有摔伤，那么他在20日赶往上海浦东机场进行check in时，根本就不会有自己的机票，来广州参会的计划也就会流产。从这个角度来看，邓飞的摔伤挽救了我的工作失误，如今想来，近乎噤若寒蝉。
　　俗语祸不单行，我算领教了。19日下午5点，另一个更加爆炸的消息传来，如南电话告知我20日活动的场地批准流程受阻，活动可能无法如期举办。如南的建议是，要我尽快找备选场地，于是，此前联系过的学而优场地立马成为候选。一通电话，急促告知学而优工作人员小宋我的困境，希望可以得到帮助。就在此刻，我又接到了中大东苑酒店的订餐电话，要求我马上交纳20日活动结束后晚宴的订金。那一刻，嘉宾机票的问题尚未落定，活动举办场地更无着落，面对晚宴交纳订金的要求，我只能以稍后联系为由推了。内心惶惶，谁人可知！
　　当然，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最终，机票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场地问题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院长的干涉下也成功通过申请流程，至于活动后的聚餐也在愉快的氛围中实现了。联盟的启动仪式成功举办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对于一个平素躲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写评论的媒体人而言，走出书斋，亲力亲为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这本身就是跨界，就是行动。
　　两次活动，都有惊无险地成功举办了，对于我和如南，对于安平来说，都是一种历练。走出自己的领域，了解全新的东西，我和安平一起连接了其他界别的人群。通过研讨会、沙龙和各种活动，我们又彼此融通，在价值上形成默契，在理念上互相协同。最终，安平提供的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理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搭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而平台设立，最终希望迎来的也是一群踏实、闪亮的行动者。在这里，我也重申一遍安平落地广州的使命：为公益组织走出具体困境，公益理念实现广泛传播，公益方法得到有效提炼，公益模式获得展示推广，提供一份精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