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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时，都强调对发达国家技术的模仿，认为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对此，杨小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单纯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的模仿是后发国家的劣势，这也引起了包括林毅夫教授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本文通过对杨小凯、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的观点进行评述与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阐述单一技术模仿从长期看存在的问题，强调制度模仿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关键词：技术模仿；制度外生；后发劣势；宪政体制
2000年12月，杨小凯教授在天则研究所做了名为《后发劣势》的演讲，阐述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的问题。针对演讲内容与《宪政》一文的观点，林毅夫教授在2002年6月12日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的商榷》的文章，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由于这场争论涉及了当代中国很多改革相关问题，因此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围绕这场争论的核心一后发国家应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展开讨论，指出技术模仿不是后发国家的长期优势，从长期的角度，制度落后是后发国家劣势产生的原因。
一、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的思想简单概述
杨小凯老师从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后发国家发展存在的劣势，他认为，后发国家倾向于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这是后发国家劣势存在的根本原因。对于后发国家，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向发达国家模仿，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单纯的模仿制度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模仿来获得短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只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给长期经济增长埋下隐患，一旦这种模仿空间耗尽，那么经济发展也会面临停止甚至是倒退。与此同时，旧制度往往表现为政府过分干预经济与政府的腐败问题，如在中央主导的体制，管理者可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的信息。从而产生非均衡。旧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为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因此后发国家也应注意对发达国家的制度模仿，如宪政体制。宪政体制强调的是权利制衡，即任何一极不能压迫另一极，使社会顶层得到了有效的制衡，这时市场就可以随这市场的需求进行优化配置，有效防止软预算线的出现。
林毅夫教授针对杨小凯教授的观点，以真理越辩越明的态度，予以了反驳，他认为技术模仿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从技术模仿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引进12、13年的专利技术的成本相较于技术创新投入较低，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同时，林毅夫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如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而在此建立的制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最优的制度产生应是内生的。而对于宪政改革的问题，林毅夫认为，宪政体制改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文中谈到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及日本都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并且主要是国家政权上的垄断，但是经济仍保持着快速发展。同时，传统的宪政国家，如美国、英国，也相继被非宪政后发国家超越，而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的国家，如印度，建立了议会选举、多党执政竞争、对国家权利限制等，但其经济发展仍然很困难。关于国家机会主义，林毅夫的观点是任何政权都需要人民的支持，所以国家机会主义不会是毫无限制的，同时，宪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一部宪法，统治者必须遵守，统治者不遵守，将其束之高阁，制度定的再好也是无效率。
林毅夫强调技术模仿，而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也不能忽视制度的模仿，特别是根本制度方面的模仿。这场论战观点较为鲜明，对两位经济学家思想的解读，有利于我们发现双方分歧所在，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所存在的优势与劣势。
二、思想评述
1.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
从短期来看，林毅夫老师强调的技术模仿在短期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长期这种单一模仿终将制约经济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后发国家没有解决制度问题，特别是有效的激励制度的模仿。因此，技术模仿虽可以解决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无法解决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演化机制。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好的制度首先解决的是激励，如产权，诺斯强调：“持续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激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产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而制度改革，就是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提高个人的收益。如英国1624年的《独占法》，直接保护和激励了和激励了人们的技术发明与制度创新。
对于制度创新，杨小凯告诉了我们，了传统的制度内生变迁以外，还可以对先发国家制度模仿。主要原因是制度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同时，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对发达国家的制度进行模仿，将引进的制度内生化。中国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点。钱颖一教授在北大光华管理演讲时谈到中国改革，将其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激励机制作用。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三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模仿息息相关，这都可以说是模仿西方制度的成功范例，证明了制度可以外生，并且它们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不仅如此，制度还可以解决许多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外部性、公平问题等其他社会问题，这都无法单纯依靠技术解决的。而人们可以通过制度来抵消其负面影响。
2.宪政体制改革
杨小凯主张后发体制改革，核心思想是通过宪法的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的权利。这种体制将政府所有权力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的理想状态。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時对民主政治的制衡。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
无疑宪政体可以有效规范政府行为，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但林毅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新加坡、韩国等都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经济却仍得到快速发展，也没出现杨小凯所说的国家机会主义的问题。同时还指出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毫无限制的，任何政权都需要人民的支持。即使在中央集权国家，当权者也并非杀鸡取卵。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是非宪政国家，发生国家机会主义的概率仍然很大，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权掌控者的品质息息相关，如果领导人的思想意识品德高尚，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机会主义倾向。但单纯依靠个人品质的政治体制，以及相对于宪政体制比较弱的社会监督机制，机会主义发生的概率仍然很大。而宪政体制是将法制作为国家治理核心，强调法律作为国家运行的准则，有效界定了国家及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将国家权利纳入法律的范畴 中。同时，宪政体制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制衡。如果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限制国家机会主义，维护个人利益，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他不加以利用。
三、对林毅夫《商榷》一文的几个疑问
通看全文，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资本增长，实际上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对后发国家来说，发达国家12、13年的专利技术转让费用相对较低，这种大约只要支付新技术成本三分之一的费用即可。基于这一点，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促进自身发展。笔者认为，技术引进在促进经济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四小龙与日本的崛起很好的论证了这个观点。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与科学技术。然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增长方式在长期上是滞后于发达国家的。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购买的技术多为发达国发展十年以上的技术，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这就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中国使用的技术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提高，导致后发国家模仿的难度不断加大，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封锁，使后发国家技术模仿空间越来越小。除非发达国家存在一段时问技术发展停滞，不然这种看似后发国家的优势从长期来看只能是劣势，因为后发国家模仿的上限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超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恰恰体现了后发优势，笔者认为这忽略了时间的度量。正如杨小凯所说，中国经济现在快速发展，并不能证明长期也能如此。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权利阶层、官员腐败等。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高速经济增长掩盖了这些矛盾，但随着时间的积累，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有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考量中国经济，我们或许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商榷》一文也回避了自主创新的问题。当今的中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劣势。长期的技术模仿滋养了中国自主创新的惰性。为了避免创新的高风险低回报率，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而忽视技术創新，再加之发达国家对技术出口的限制，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许多企业不惜采取侵犯他人专利权或是降低产品质量来获得利润，使产品质量下降，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同时，传统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收益主体已产生严重的偏离，全国近半的技术创新集中在国家主导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而大中型企业的技术研发占很小的一部分。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机制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瓶颈。
杨小凯谈到后发劣势问题时，其主旨是强调后发国家强调技术模仿而忽视先进制度的模仿，造成非宪政制度的后发国家存在很大机率的国家机会主义，而随着技术模仿空间不断缩小，进而形成后发劣势。所以后发国家应重视制度模仿。杨小凯老师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并行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有效地保护了技术专利权与限制国家机会主义，将外生制度内生化，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政》一文核心观点是制度与技术模仿不可偏废，而林毅夫解读为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的先后关系，笔者认为在理解上可能存在偏差。
四、小 结
笔者在撰写此文之前查阅了许多文献，发现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对林毅夫老师持赞同的观点，或是态度比较中庸。但时隔数年我们再看这场论战，可以发现当今中国正处于后发劣势开始阶段，体制问题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掩盖了太多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收入差距12.66：1)，重回强制行政干预，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这也是中国选择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已开始注意到中国所改革存在的问题。当今中国需要的是有效政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推动政治改革，防止特权，这在当代的中国已达成共识。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演说中，成思危委员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口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加强法制建设与实行宪政民主的建议。
中国改革已走入关键期，这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周其仁在总结中国改革时说到“中国体制改革选取的是所谓的渐进策略，容易改的都改了，留下的都是难改的……”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关键词：技术模仿；制度外生；后发劣势；宪政体制
2000年12月，杨小凯教授在天则研究所做了名为《后发劣势》的演讲，阐述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的问题。针对演讲内容与《宪政》一文的观点，林毅夫教授在2002年6月12日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的商榷》的文章，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由于这场争论涉及了当代中国很多改革相关问题，因此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围绕这场争论的核心一后发国家应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展开讨论，指出技术模仿不是后发国家的长期优势，从长期的角度，制度落后是后发国家劣势产生的原因。
一、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的思想简单概述
杨小凯老师从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后发国家发展存在的劣势，他认为，后发国家倾向于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这是后发国家劣势存在的根本原因。对于后发国家，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向发达国家模仿，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单纯的模仿制度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模仿来获得短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只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给长期经济增长埋下隐患，一旦这种模仿空间耗尽，那么经济发展也会面临停止甚至是倒退。与此同时，旧制度往往表现为政府过分干预经济与政府的腐败问题，如在中央主导的体制，管理者可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的信息。从而产生非均衡。旧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为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因此后发国家也应注意对发达国家的制度模仿，如宪政体制。宪政体制强调的是权利制衡，即任何一极不能压迫另一极，使社会顶层得到了有效的制衡，这时市场就可以随这市场的需求进行优化配置，有效防止软预算线的出现。
林毅夫教授针对杨小凯教授的观点，以真理越辩越明的态度，予以了反驳，他认为技术模仿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从技术模仿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引进12、13年的专利技术的成本相较于技术创新投入较低，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同时，林毅夫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如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而在此建立的制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最优的制度产生应是内生的。而对于宪政改革的问题，林毅夫认为，宪政体制改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文中谈到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及日本都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并且主要是国家政权上的垄断，但是经济仍保持着快速发展。同时，传统的宪政国家，如美国、英国，也相继被非宪政后发国家超越，而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的国家，如印度，建立了议会选举、多党执政竞争、对国家权利限制等，但其经济发展仍然很困难。关于国家机会主义，林毅夫的观点是任何政权都需要人民的支持，所以国家机会主义不会是毫无限制的，同时，宪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一部宪法，统治者必须遵守，统治者不遵守，将其束之高阁，制度定的再好也是无效率。
林毅夫强调技术模仿，而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也不能忽视制度的模仿，特别是根本制度方面的模仿。这场论战观点较为鲜明，对两位经济学家思想的解读，有利于我们发现双方分歧所在，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所存在的优势与劣势。
二、思想评述
1.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
从短期来看，林毅夫老师强调的技术模仿在短期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长期这种单一模仿终将制约经济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后发国家没有解决制度问题，特别是有效的激励制度的模仿。因此，技术模仿虽可以解决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无法解决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演化机制。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好的制度首先解决的是激励，如产权，诺斯强调：“持续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激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产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而制度改革，就是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提高个人的收益。如英国1624年的《独占法》，直接保护和激励了和激励了人们的技术发明与制度创新。
对于制度创新，杨小凯告诉了我们，了传统的制度内生变迁以外，还可以对先发国家制度模仿。主要原因是制度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同时，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对发达国家的制度进行模仿，将引进的制度内生化。中国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点。钱颖一教授在北大光华管理演讲时谈到中国改革，将其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激励机制作用。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三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模仿息息相关，这都可以说是模仿西方制度的成功范例，证明了制度可以外生，并且它们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不仅如此，制度还可以解决许多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外部性、公平问题等其他社会问题，这都无法单纯依靠技术解决的。而人们可以通过制度来抵消其负面影响。
2.宪政体制改革
杨小凯主张后发体制改革，核心思想是通过宪法的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的权利。这种体制将政府所有权力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的理想状态。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時对民主政治的制衡。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
无疑宪政体可以有效规范政府行为，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但林毅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新加坡、韩国等都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经济却仍得到快速发展，也没出现杨小凯所说的国家机会主义的问题。同时还指出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毫无限制的，任何政权都需要人民的支持。即使在中央集权国家，当权者也并非杀鸡取卵。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是非宪政国家，发生国家机会主义的概率仍然很大，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权掌控者的品质息息相关，如果领导人的思想意识品德高尚，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机会主义倾向。但单纯依靠个人品质的政治体制，以及相对于宪政体制比较弱的社会监督机制，机会主义发生的概率仍然很大。而宪政体制是将法制作为国家治理核心，强调法律作为国家运行的准则，有效界定了国家及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将国家权利纳入法律的范畴 中。同时，宪政体制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制衡。如果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限制国家机会主义，维护个人利益，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他不加以利用。
三、对林毅夫《商榷》一文的几个疑问
通看全文，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资本增长，实际上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对后发国家来说，发达国家12、13年的专利技术转让费用相对较低，这种大约只要支付新技术成本三分之一的费用即可。基于这一点，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促进自身发展。笔者认为，技术引进在促进经济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四小龙与日本的崛起很好的论证了这个观点。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与科学技术。然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增长方式在长期上是滞后于发达国家的。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购买的技术多为发达国发展十年以上的技术，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这就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中国使用的技术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提高，导致后发国家模仿的难度不断加大，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封锁，使后发国家技术模仿空间越来越小。除非发达国家存在一段时问技术发展停滞，不然这种看似后发国家的优势从长期来看只能是劣势，因为后发国家模仿的上限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超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恰恰体现了后发优势，笔者认为这忽略了时间的度量。正如杨小凯所说，中国经济现在快速发展，并不能证明长期也能如此。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权利阶层、官员腐败等。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高速经济增长掩盖了这些矛盾，但随着时间的积累，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有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考量中国经济，我们或许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商榷》一文也回避了自主创新的问题。当今的中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劣势。长期的技术模仿滋养了中国自主创新的惰性。为了避免创新的高风险低回报率，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而忽视技术創新，再加之发达国家对技术出口的限制，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许多企业不惜采取侵犯他人专利权或是降低产品质量来获得利润，使产品质量下降，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同时，传统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收益主体已产生严重的偏离，全国近半的技术创新集中在国家主导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而大中型企业的技术研发占很小的一部分。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机制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瓶颈。
杨小凯谈到后发劣势问题时，其主旨是强调后发国家强调技术模仿而忽视先进制度的模仿，造成非宪政制度的后发国家存在很大机率的国家机会主义，而随着技术模仿空间不断缩小，进而形成后发劣势。所以后发国家应重视制度模仿。杨小凯老师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并行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有效地保护了技术专利权与限制国家机会主义，将外生制度内生化，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政》一文核心观点是制度与技术模仿不可偏废，而林毅夫解读为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的先后关系，笔者认为在理解上可能存在偏差。
四、小 结
笔者在撰写此文之前查阅了许多文献，发现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对林毅夫老师持赞同的观点，或是态度比较中庸。但时隔数年我们再看这场论战，可以发现当今中国正处于后发劣势开始阶段，体制问题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掩盖了太多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收入差距12.66：1)，重回强制行政干预，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这也是中国选择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已开始注意到中国所改革存在的问题。当今中国需要的是有效政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推动政治改革，防止特权，这在当代的中国已达成共识。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演说中，成思危委员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口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加强法制建设与实行宪政民主的建议。
中国改革已走入关键期，这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周其仁在总结中国改革时说到“中国体制改革选取的是所谓的渐进策略，容易改的都改了，留下的都是难改的……”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